同治六年（1867），晚清學者劉熙載（1813-1881）接受蘇松太兵備道應寶時（敏齋）聘請，來到中國開埠最早，也是中國近代化起步最早的城市——上海，出任上海龍門書院山長。
上海龍門書院創辦於同治中興時期。據同治《上海縣誌》卷九「學校」記載：1865年，蘇松太道臺丁日昌倡辦龍門書院，捐資白銀千兩，初借蕊珠書院的湛華堂（今上海凝和路原也是園內）為學舍，儒家學者顧廣譽和萬斛泉分別於1865年和1866年擔任龍門書院山長，書院按月分課策論、經解，考取者月給膏火。
1867年，道臺應寶時用捐銀9670兩，購得南園西李氏吾園廢基（今上海尚文路龍門村）正式興辦，建有講堂、樓廊及學舍41間。又從道庫撥銀1萬，作為辦學經費。禮聘名儒劉熙載擔任山長，購置經史詩書供生員閱讀。書院創辦時由應寶時出題,蘇州、松江、太倉三府願就讀之舉人、貢生、童生等應答,實得答卷290份，從中選出超等20名、特等22名進行複試，最後錄取20名作為書院第一期學生。
此後，「院中肄業諸生，定額三十人。每歲仲冬，例由觀察(上海道)甄別」；「課以經史性理為主，輔以文辭，尤以躬行，人置行事日記、讀書日記各一冊，每日填記，逢五、十日呈請院長評論，每月十三日院課」。1871年，道臺塗宗瀛續撥銀12000兩並存生息，供作書院經費。1876年，道臺馮焌光撥款增建校舍10間。至1880年，「巡道劉瑞芬評定住院肄業生額三十六名，分給膏火銀自四兩起遞增至八兩，按月由道署支發，永為定章」。
劉熙載去世後，先後繼任上海龍門書院山長的鮑源深（1881）、孫鏘鳴（1884）、朱琛（1894）、吳大徵（1898）、翁斌孫（1902）、湯壽潛（1904）等亦多為學界名流。執教於上海龍門書院的教員也有不少著名學者，如：宋恕曾於1887年夏隨其嶽父孫鏘鳴就任龍門書院助教，襄閱龍門書院課卷；《分類時務通纂》的編者陳昌紳亦曾在龍門書院任教。1905年廢除科舉後，上海龍門書院改建為蘇松太道立龍門師範學堂，民國後更名為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今上海市上海中學的前身）。
上海龍門書院圖現上海龍門邨即龍門書院舊址龍門書院的主辦者希望通過恢復「經義」與「治事」傳統，造就「明體達用」的人才。「凡肄業者，必先從事於《小學》、《近思錄》，以正其志趨，後及群籍，以備考索。故凡經史諸書悉購置焉。又書《朱子白鹿洞規》於堂，俾日見之，以資警省。月課性理、策論，期有合於胡安定經義、治事立齋之意。故不以舉業、詩賦列入課程。有志之士自亦不欲以遇合之心，奪其學問之實也。……從來學者，必先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序。此在諸生，當早懍之。況地屬瀕海，中外雜處，聞見易紛，砥柱中流，尤須正學。諸生誠能邃其學力，養其德器，以上答國家興賢育才之意，將於斯世必有濟焉。」可見，龍門書院從初創之時就與舊式書院迥然有別：舊時書院強調的是舉業、詩賦、遇合之心、金榜題名、光宗耀祖；而龍門書院強調的卻是正其志趣、遍及群籍、學問之實、國家安危、黎民福祉。
劉熙載晚年主講龍門書院的十四年（1867－1880），是龍門書院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傳》品評劉熙載：「平居嘗以『志士不忘在溝壑』、『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二語自勵。自少至老，未嘗作一妄語。表裡渾然，夷險一節。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十四年，以正學教弟子，有胡安定風。」
龍門書院「人置行事日記、讀書日記各一冊，每日填寫，逢五、十日呈院長評論」。「每午，師生會堂上，請益考課，寒暑無間。誦讀之外，終日不聞人聲。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時，莫敢逾期不歸。劉先生主講最久，士論尤協。途遇學徒，望而知為院中人也。」 在劉熙載身上體現了儒家學者所特有的與佛道消極遁世觀相異趣的入世觀、致用務實精神和修己安人的社會理想。毫無疑問，劉熙載的書生本色、儒者氣象、言傳身教對於龍門弟子來說具有道德示範的意義。
劉熙載墨跡對聯劉熙載行書中堂劉熙載行書七言聯劉熙載龍門書院弟子沈祥龍《樂志簃筆記》四冊（光緒辛丑春鋟雲間沈氏刻本），內有《吾園日記》上、下二卷。其序雲:「祥龍師事興化劉先生十四年，讀書吾園（龍門書院園名）。先生諄諄垂教，命按日札記，而承指示，久之積成數巨冊。今春先生歸道山矣，提攜誘掖，從此無人，追憶往訓，曾未遵聞，行知能無愧悔？爰取曩日所記，擇其什之一二，錄分兩卷。自今以往，苟力勉焉，而自踐其言以期稍寡尤悔，庶不負先生之教乎？不然，能言不能行，恐終為小人之歸耳！光緒七年仲冬之月。」其同鄉李詳稱劉熙載「已中風矣，猶閱諸生日記」。
龍門書院要求諸生日記的做法在當時就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上海廣方言館即借鑑了龍門書院這一做法。據《廣方言館全案》載：同治九年（1870）三月初三《總辦機器製造局鄭馮上督撫憲稟》所附《計呈酌擬廣方言館課程十條》，「考核日記」即為其中之一。該課程要求「茲擬照龍門書院課程，設立課書行事日記二本，諸生按日登記，於課文之後三日，送交先生考核」。
劉熙載龍門書院弟子胡傳之子、現代著名學者胡適對此評論道：「父親對這位了不起的劉山長的教學方式也有所記載。他說所有在書院中受課的學生，每人每日都得寫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記』。前者記載為學的進度；後者是記學者的心得和疑慮。為這種『日程』和『日記』的記述，該院都有特別印好的格式，按規格來加以記錄。這些『日記』和『日程』父親均保留下來。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紅字的宋儒朱熹和張載等人的語錄。其中一份張載的語錄便是：『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是個完全中國文明傳統之內的書院精神。」
《龍門書院行事日記》《龍門書院讀書日記》《新政應試必要初編》卷五目錄值得注意的是，劉熙載主講龍門書院期間，與洋務派官員如郭嵩燾、應寶時、馮竹儒等人有著密切的聯繫。《郭嵩燾日記》即有1876年出國前在上海「見竹儒及劉融齋前輩」、1879年回國後「詣劉融齋暢談」等記載。劉熙載甚至還親自撰寫了一些鼓吹實學、推行洋務的時文。薛福成編《新政應試必要初編》即收有劉熙載的《機器開礦不用人力策》一文。
同時收入該書的還有張文虎的《格致釋器總論》、羅澤南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曾國藩的《中國宜設船塢論》、彭玉麟的《論中國易於富強》、張之洞的《中國宜仿新學說》、傅雲龍的《西洋諸國導民生財說》、鄭觀應的《開平煤礦事略》、黃鈞宰的《中國建造船塢以何地最善論》、李提摩太的《中國鐵道議》等。
更為重要的是劉熙載以其在龍門書院的教育實踐應和了經世致用的時代思潮。他主張的「人外無道，道要在人上盡，事外無理，理要在事上盡」（《持志塾言·力行》），既包括了踐履篤行以求德性，也含有不應空談學理，而須以事盡理，溝通修身與治事為一體的意思。由此出發，構成了劉熙載對於經世致用的新思潮的理解和積極倡導，加上劉熙載本人的躬行實踐，對於當時渴望求學以經世的士子們形成強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曾國藩評論龍門書院時說：「不獨滬上浮靡之風為之一變，即遐邇志士，亦當聞而興起。」 因士子欲入龍門書院而名額有限，以至1872年道臺沈秉成仿龍門書院設立詁經精舍。
當時的《申報》評論說：「滬城書院固不一，而自龍門以外，率以制藝為宗，間及詩賦，無有以經史切磋者。又地為通商巨埠，五方輻輳，士多寄籍，於是即欲肄業龍門，而額隘殊難容眾。是以今觀察沈公，有詁經精舍之建……其課士不尚詩文，專講經史。……惟此六經三史之精，實經濟文章所自出，故以此嘉惠士林耳。」
稍後王韜在《格致書院課藝·戊子卷》序言中也稱讚：「龍門、求志各書院課士無不以實學」。據《民國上海縣續志·風俗志序》記載：「同治中葉，大亂初平，當道注意教育，主講席者，皆當代碩儒，士風丕變，鹹知求有用之學，不沾沾於帖括。當時以廣方言館、龍門書院為盛。」
以胡傳、袁昶、張煥綸、葛士濬、祁兆熙、姚文棟、李平書、範當世、劉彝程等人為代表的融齋龍門弟子，與廣方言館學子一樣，或成為中央、地方的能吏，或成為推廣新學、興辦實業的先驅，代表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自覺變革圖強的求索精神，在實際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起到了突破堅冰、開闢航路的作用。
江蘇興化劉熙載故居作為一代名師，劉熙載的為人品格與他通變務實的思想、懷疑批判的精神、不存門戶之見的氣度等等，影響的不僅是他的弟子，甚至是弟子的子孫後代。他的弟子胡傳及其子胡適即是一例。胡傳的為人為學深受劉熙載的影響。
胡傳稱：「先生（劉熙載）教人學程朱之學，以窮理致知、躬行實踐為主，兼及諸子百家，各取其所長，毋輕訾其所短，不許存門戶畛域之見。」 胡適也稱：「由於業師劉熙載先生的教誨，我父親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對大清帝國內當時所流行的宗教，予以嚴肅的懷疑與批判。」
唐德剛甚至認為：「劉熙載嘗戒學者曰：『真博必約，真約必博。』這也就是胡適所謂『為學當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
劉熙載要求弟子學宋儒，「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正是胡適之治學終身奉為圭臬的格言。
（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文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