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皮都」蛻皮記

2021-01-08 南方周末

■節能減排路徑系列報導之一

■編者按
    節能減排一票否決制從今年開始正式實施,這也意味著以GDP為綱的官員考核體系在呼籲了多年之後終於得到修正。
    修正的背後,是中國汙染減排任務空前繁重。2010年單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這不僅是中國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的目標,也是中國政府應對氣候變化對全球做出的承諾。
    為了實現目標,中央政府推出了包括財政資金支持、一票否決等一系列政策和行動,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然而,所有的治汙和減排都註定是嚴酷的,因為其實質是重新分配社會成本和價值。
    在這場重新分配利益的戰爭中,公共政策、市場機制該有怎樣的創新?治理汙染和產業升級的途徑在哪?資金從哪裡來?怎樣推動環保技術的研發和使用?這些都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這場自上而下的戰爭中,民間智慧不可或缺。如何因地制宜地形成新的制度安排,也是題中之義。
    2008年是節能減排的關鍵一年。號角已經吹響,現在是集體尋找解決路徑的時候了。
    從本期開始,本報推出「節能減排路徑系列報導」,希望記錄下全國各地尋找答案的努力。如果哪個地方或哪些行業在節能減排上有什麼經驗或困惑,請與我們聯繫:deng007@vip.sina.com,讓我們一起分享和分擔。


從排多少汙水建多少汙水治理廠,到根據河流環境容量倒推生產能力,這是「皮都」水頭鎮一個治汙理念的大轉變:環境優先取代了GDP優先。然而,無論對排汙企業還是地方政府而言,減少生產能力就意味著減少收入,這種轉變除了從上到下的共識,更需要一系列制度創新

 

這就是轉鼓,它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汙染。 CFP/圖


    僅僅幾年前,在溫州西南的水頭鎮這個「中國皮都」,每天要處理的生豬皮高達1.2億張。在處理過程中,每張皮都要用大量水加上化學物質褪毛、脫脂、軟化、染色。然後這些含有致癌物質的汙水汙泥幾乎未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入了當地的溪頭河。
    不過幾年,一河清水很快變成了粘稠的黑色,只能緩緩蠕動,其水質降為劣五類,散發著刺鼻的臭味。河,早已非「河」了。
    汙染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破壞絕不僅限於當地,沒有享受到製革帶來的經濟繁榮卻無端遭受汙染之痛的下遊居民甚至想以暴力抗爭。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一場嚴酷的治汙戰爭在縣領導的帶領下打響。

 

「我把烏紗押在這裡了」
    這一片地方不管晴雨都浸在汙水裡。鎮黨委書記姚宗純頭一次去那裡,穿上了最好的一雙兩千多元的皮鞋,「出來就直接報了廢」。
    「我把烏紗押在這裡了。」回首這3年,陳景寶一口飲盡滿杯啤酒,杯子啪地墩在一家排檔的桌上。
    陳是浙江省平陽縣委常委、副縣長,2004年自鄰近縣城調來,主管水頭鎮治汙。「一年前如果記者來,我們如臨大敵。現在,你隨便逛隨便採。」他猛一揮手。
    記者於是一頭扎進了有「中國皮都」之稱的水頭鎮。
    這是一個位於溫州市西南的鄉鎮,卻有10萬人口,相當於一個中等縣城。一條叫作溪頭河的小河流經此地,匯入名列浙江省八大水系的鰲江。
    此地的人與河之間有一種複雜的關係,夾雜著厭惡與依賴、愧疚與放縱。河水給人們創造了財富,也留下了惡臭。
    自從清朝時當地有人發明出一種可以將一張豬皮剖成3層的刀,製革技術便在這裡世代相傳。到1990年代初,一種名為轉鼓的工具漸漸代替傳統的手工生產,水頭幾乎家家戶戶都豎起轉鼓。到本世紀初,小小一個鄉鎮每天要處理1.2億張生豬皮,成為全國最大的生豬皮革加工基地,生皮產量佔全國的1/4。水頭製革的年產值高達38億,也由此貢獻了其所在平陽縣全縣財政稅收的1/3強,成為支柱中的支柱。
    清澈的溪頭河卻隨著水頭的繁榮而失卻當初的容顏。
    製革業是水汙染大戶,每張皮都要用大量水加上化學物質褪毛、脫脂、軟化、染色。大量的汙水汙泥幾乎未經過任何處理,就直接排入溪頭河,不過幾年,一河清水很快變成黑色,粘稠得只能緩緩蠕動,刺鼻的臭味常常燻得人眼淚直流。每年的徵兵,水頭青年能通過體檢的寥寥無幾。
    浙江環保聯合檢查組的檢測報告顯示,1992年,鰲江水系還屬於二類水質,1995年惡化到劣五類。這是迄今為止的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極限,標誌著河流基本失去功能。
    2003年,水頭名列全國十大典型環境違法案件和浙江省九大案件,限期在2007年11月前完成整改。
    那時候,這裡只有一片籬笆、女人與狗:製革人都是在河灘上用木頭和油毛氈搭一個簡易工棚,豎一圈籬笆,養幾條大狗,女工們穿梭忙碌在一個個轉鼓之間。
    由於幾乎沒有排水管網,這一片地方不管晴雨都浸在汙水裡,村民們也習慣了一年到頭穿雨鞋。鎮上黨委書記姚宗純頭一次去那裡,穿上了最好的一雙兩千多元的皮鞋,「出來就直接報了廢」。
    水頭人對此卻絕口不提視若無睹,他們家裡幾乎都有轉鼓。但是下遊的村子卻一個比一個憤怒。
    陳景寶剛上任,下遊麻步鎮的二三十個村幹部就齊齊找上門來,待到他第二天專門去鎮上為此開會時,身為副縣長的他在一堆村長、支書中間連頭都抬不起來,「像是文革時開批鬥會」。
    村幹部尚且如此激動,普通老百姓的情緒可想而知,據說曾有人打算炸掉自來水管,也有人提議攔住水頭車輛必經的道路。那一年,浙江省發生了四起環境汙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官員們個個提心弔膽。
    回來後,陳景寶想了一夜。是對付群眾,還是對付工廠?他的答案是後者,理由很簡單,面對憤怒的群眾,他抬不起頭,可是換作工廠,他理直氣壯,老闆們卻都理虧地陪著笑臉。

斷腕:從事後治理到源頭減排
    平陽官員們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清查風暴,總共出動了6萬多人次進行掃蕩式檢查,而汙水依然源源不斷。「那排出來的可就是美元啊。」
    此前幾年,水頭其實已經開始了一波三折的治汙之旅。最初的思路與全國大部分地方目前依然盛行的治汙思路相同——拼命蓋汙水處理廠,有多少生產能力,便配套建立多少處理廠。
    早在1998年,平陽縣政府牽頭,建起了第一個汙水處理廠。為了籌款,政府規定工廠都必須要為每個轉鼓交納數千元。
    「頭一次要為汙水花錢,成本一下增加上十萬,我們當然不幹。」回憶起當年的情況,一位製革老闆說。加上汙水廠建立中政府官員有腐敗行為,水頭老闆們反應激烈,舉著標語大遊行。
    有趣的是,很快他們就發現了汙水廠的「好處」——成為汙水處理廠的股東後,一些並未經過環保部門批准登記的轉鼓便曲線獲得了生存許可。於是,形勢急轉直下,踴躍「入股」者眾。
    老闆們自己蓋起了3個汙水廠,加上政府後來新建的,水頭每日可以處理汙水7.15萬噸。
    與此同時,拆除油毛氈與籬笆的浩大工程也開始了。水頭的3000多個轉鼓分屬1200多家企業,被要求組建成165家。
    到2006年,57萬平米油毛氈被拆掉,一片片新廠房蓋起來。可是儘管企業少了,他們卻只是將轉鼓搬到一起在一個企業名下進行生產而已。轉鼓還是一樣多,汙水也絲毫未能減少,溪頭河黑臭如昔。這時三年整改期限已過去3/4,平陽主要官員們急得常常睡不著覺。
    正在此時,為了治理好全省八大水系中最糟糕的鰲江,浙江省邀請專家統一編制了鰲江流域的環境容量規劃,並且決定按照規劃來給沿岸市縣分配汙水指標。
    出口被卡死,水頭治汙的思路被迫發生了一個大轉折——按照環境容量來倒推生產能力。
    經過專家們的測算與論證,結果令平陽官員們一籌莫展:按照省裡分配的指標,依據目前的處理能力來計算,水頭每天只能排放汙水1.7萬噸。這意味著,每天只能有幾百個轉鼓進行生產。
    是將整個製革基地全部推倒重來,還是在現有基礎上改造?思路剛剛確定,路線之爭卻又浮現。後來一算帳,「沒錢革命,只能改良。」
    艱難的「輪片限產」開始了,水頭的轉鼓們開始排班輪產。那更像是一場貓與老鼠的遊戲。平陽官員們發起了一次又一次清查風暴,總共出動了6萬多人次進行掃蕩式檢查。至於在凌晨突然從熱被窩裡爬起來去離縣城一小時車程的水頭突擊檢查,已成為陳景寶與環保官員們的日常作業。
    所有的監管人員都疲於奔命,管委會的汽車兩年就跑壞了,而汙水依然源源不斷。「反正河水是黑的,很難發現到底是誰在偷偷排放,」平陽縣縣長黃安波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排出來的可就是美元啊。」
    那年秋天,陳景寶去省裡開會,他跟溫州市、平陽縣環保局長3個人在西湖邊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削減轉鼓。
    平陽四大班子在常委會上為此爭了起來。要知道,水頭鎮的皮革業每年貢獻的利稅達1.69億,佔全縣財政的1/3強。削減轉鼓,實際上削減的是隨轉鼓而來的GDP。
    帽子的恐懼終究還是蓋過了GDP流失的痛苦,平陽最終決定「壯士斷腕」,停止再建汙水處理廠,而是將轉鼓削減到500隻以下——當時,僅合法擁有排汙許可證的轉鼓就有3300個,這意味著,每7個轉鼓必須關掉6個,削減比例高達86%。
    這,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打架、「殺雞」、攝像頭、排汙權交易
    就在政府官員們努力制訂一個平衡方案之時,民間智慧也在迅速閃耀火花,一個類似國際流行的排汙權交易式的機制很快便自發形成。
「剛開始我們天天打架。」陳黎潔說。他是公安局督察大隊長出身,五短身材,勇猛精幹,自水頭製革基地管委會籌建後,一直任副主任。
    這幾乎是所有人對那段日子的集體記憶,充滿著中國式治汙的辛酸與無奈。
    在水頭這塊佔地僅3平方公裡的小地方,每天至少有50名環保局人員來回逡巡,發現偷排者則由公安部門進行拘留,因為製革汙水中的鉻是致癌物質。
    平陽縣環保局副局長陳賢星記得,有一年除夕頭一天,環保局督察隊還一直追到水頭上遊南雁鎮一戶人家家裡,「就是要告訴那些人,政府這回動真的了」。
    政府的確是動真的了,2006年11月5日起,水頭製革全部停產,為了完成轉鼓大削減。
    誰的轉鼓該被削減?大企業說要保大扶強,小作坊說要給公平的發展機會,每次開會,都是爭論,常常一開就吵到半夜12點。「大家天天圍著管委會吵來吵去。」當地一個製革老闆董希國告訴記者。
    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博弈結果,是人人平等,轉鼓由此可以折算成指標。
    平陽政府規定,每7個「紅鼓」(指有證的3300個轉鼓)可換整合後的1個轉鼓指標,每家企業必須擁有12個轉鼓指標以上。也就是說,若想獲得整合後的生存許可證,必須擁有12個以上的整合後轉鼓,即12×7=84個整合前的「紅鼓」。而進入全縣20強企業排行榜的,則7個「紅鼓」可換2個轉鼓指標,以示獎勵與支持。
    由於這些「紅鼓」全都是合法轉鼓,而且此前為了配合拆油毛氈蓋廠房、建立汙水處理廠等治理政策,企業已經投入不少尚未回本,政府要想再推進轉鼓大削減改革,便不得不對被削者進行賠償。一輪輪摸底與座談之後,賠償額度被確定為每個轉鼓3萬元。
    要削減2800多個轉鼓,加上其他支出,按環境容量完成治理約需1.435億。而平陽一縣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3.5億。
    誰來支付治理的成本?官員們絞盡腦汁。幸好省裡領導來視察數次後,深感水頭治汙之不易,願意先由平陽貸款7000萬,省裡每年撥款1000萬用於還款,至於利息則由浙江省與溫州市共同支付。
    剩下的缺口,落在了整合後的近500個轉鼓頭上。由於它們的繼續生產繼續著汙染,每個轉鼓必須一次性交納10.5萬元。
    就在政府官員們努力制訂一個平衡方案之時,民間智慧也在迅速閃耀火花,一個類似國際流行的排汙權交易式的機制很快便自發形成。
    排汙權交易(tradablepermit)是上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創造的一種治理全社會總的環境汙染的最新機制,是指在控制汙染物排放總量的前提下,允許各汙染源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汙量。
    在水頭,這個機制是精明的製革老闆們用來買賣轉鼓指標的土辦法。一些不願再從事製革或者無力購買到84個轉鼓的企業,紛紛將自己原來所有的「紅鼓」出售,除了獲得政府的3萬元補助之外,有人賣了幾千元,也有人賣了2萬。有人當起掮客,也有人專門買進轉鼓囤積居奇。
    溫州人圈子內部的高效又一次得到顯現,一個月後,水頭基地重新組建了39家企業,跟上一次整合完全不同的是,整個水頭轉鼓總數只剩下469個,每一個每天允許排放經過處理的汙水30噸。到2007年7月1日,生產全面恢復。
    是不是像過去的無數次治理一樣,這次也只是風頭上說一說,或者一場運動?水頭人其實一直在觀望,即使在停產期間,也有人依然在往黑黑的河水裡偷偷排放汙水,甚至埋藏暗管。
    這時候,陳黎潔正銜命在順流而下一段段清洗溪頭河,不料清洗好的上遊有一段總是時不時冒出汙水。這一河段惟一的一個汙水處理廠由在當地有名的大企業寶利所主導,但排汙口卻繞了很遠設在尚未經疏浚的下遊。一番權衡,陳決定明確將其排汙口上移到上遊清水中,一旦排出汙水則清晰可見。自此,上遊清水潺潺。不過時隔不久,寶利卻在一次亂倒汙泥時,被突擊檢查的陳景寶抓了個現行,遭到停產3月的黃牌處罰。「殺雞總是能儆猴。」陳得意地說。如果說寶利一役顯示了政府的強大決心,那麼後來對另一家大企業僑信的處理則讓眾人服服帖帖。
    僑信汙水廠的主導者是一位極受當地人尊敬的製革老闆陳欽雄,人稱「老大」,是水頭製革協會會長,在一次同行工廠的火災中曾鼎力相助受到當地人交口相贊。但就在前不久,汙水廠工人操作失誤,導致一些汙泥排放入河,儘管陳馬上採取措施挽救,卻依然同樣被處以停產3月的處罰。汙水處理廠一旦停產,與之相連的5家製革廠則別無選擇只能停工。
    「兩次死亡法則早已經定下規矩,第一次違規停產3月,第二次就是關閉,」陳景寶說,「無論是誰,都要服眾。」
    這一年,水頭所有製革企業工廠裡全部安裝了攝像頭,管道上加裝流量計,環保分局的大屏幕上可以隨時進行監測。年底統計顯示,水頭製革每年靜態損失利稅1.5億,影響工業增加值增速15個百分點以上。同年底,水頭基地通過省級驗收,成功摘帽。聽到這個消息,陳景寶的眼眶都紅了。
    1月8日,記者看到,有些青黃但透亮的河水,在溪頭河枯水時期有些乾涸的河床中奔向鰲江,空氣中聞不出異常。

產業升級
    看到製革業的發展已經到了頭,賣掉了轉鼓的水頭人,紛紛做起了水汙染更小、但附加值更高的皮帶。現在,全世界每7條皮帶中,就有1條出自這裡。
    更讓平陽官員們意外驚喜的是,原本以為要過兩三年才能挽回的稅收損失,居然在同一年就達到了。
    新的繁榮是由皮帶造就的。2003年,水頭皮帶業總產值不過5000萬元,到2007年,這一數字已飆升到21億,新增就業崗位2萬多個,基本彌補製革整頓帶來的失業。
    僑信皮革公司的董事長陳欽雄就是這一奇蹟創造者之一。他從1990年代初起踏足製革業,幾年後已經站在皮具業的起跑線上,做起了皮帶。到現在,皮帶在他的公司所佔比例越來越高,很快將成為支柱。
    「要在方向與生存間踩鋼絲真難。」陳搖著頭感慨。他給記者算了一筆帳:幾年前,政府要求建汙水處理廠時他投入了數十萬。本輪整治中,政府又要求每個企業在將汙水排向處理廠之前先進行鉻處理,整套裝置投入十多萬。至此,每噸汙水的處理成本已經從最初的0上升到5.5元。待到按政府要求建立的汙泥焚燒廠建成後,這一處理成本將進一步上升到7元左右。與此同時,皮革的價格卻未有多少增長,利潤已降到5%左右,加上人民幣升值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能賺到的錢日益稀薄。
    其實陳欽雄早就知道這一天將會到來。他定居海外的大哥是加拿大皇家科學院的海洋學博士,水頭製革業起步之初時恰好回故裡省親,憂心忡忡對弟弟預言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但陳對大哥的預言沉默,是因為除了製革他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也許改變的時候到了。」他說。
    像這樣的轉變,在水頭比比皆是。看到製革業的發展已經到了頭,賣掉了轉鼓的水頭人,紛紛做起了皮帶。到現在,全世界每7條皮帶中,就有1條出自這個小鎮。
    為了引導產業轉型,鼓勵升級,平陽政府則在宏觀調控地根緊縮的背景下,專門給水頭鎮劃出500畝土地發展皮具工業園。
    但是似乎沒有人注意,一片陰影正在悄悄飄向新的繁榮:皮具業不是水汙染大戶,卻會帶來新的二氧化硫汙染的煩惱,但眼下安裝脫硫裝置的皮具企業卻沒有幾家。
    溪頭河的經歷是否會在水頭重新上演,水頭的人們並不知道答案,但他們已經開始注意空氣的味道與河水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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