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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頎
當曙光降臨的時刻，羅輯用槍指著自己的頭，面向著天外那個遙遠的世界，掀開人類最後的底牌，開始了地球文明與三體文明的最後對決。三體文明對地球文明長達兩個世紀的無言和蔑視終於付出了代價。兩個世紀以來無時無刻監視著人類的言行舉止的智子，還是敗給了羅輯的堅韌、勇氣和智慧。最後一位面壁者羅輯終於完成了面壁計劃。面對兩個文明同歸於盡的囚徒困境，三體明白，只有和平，才是最優選擇。只能選擇妥協的三體文明放棄對人類的技術封鎖，入侵艦隊立即轉向。
羅輯用一種極端危險的同歸於盡的威懾行為讓人類的文明得以延續。為什麼同樣是同歸於盡的威懾做法，羅輯成功而雷迪亞茲失敗了。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羅輯的威懾在技術上是可行的，而雷迪亞茲的計劃還未完成，就被揭發並被自己的民眾處死了。從博弈論的角度分析，兩個計劃的差異並不在於技術上的可行性，而在於根本的思路差異。[13]
首先，在「三體—雷迪亞茲」的策略矩陣中，兩個策略方各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三體：進攻與否；地球：引爆與否）因而形成兩個2X2的策略矩陣，總共4組博弈結果。同理，「三體—羅輯」的策略矩陣，兩個策略方也各有兩種不同的策略（三體：進攻與否；地球：廣播與否），格式與前者類似。其次，在開始策略選擇分析前，必須注意三個前提：（1）在水滴來到太陽系之前，地球文明擁有優先選擇權；（2）水滴來到太陽系之後，三體世界擁有對策略的優先選擇權；（3）由於地球文明的道德和法律限制，一旦地球博弈者選擇任何毀滅地球的戰略被識破且公布後，就會喪失選擇的機會。
按照上述前提，建立雷迪亞茲博弈策略矩陣如下：
從上述矩陣中可以看出：在雷迪亞茲計劃的四種結果中，對於三體來講，最優策略就是「進攻」，如果地球「不引爆」，則三體「獲得地球」，其餘三種情況沒有優劣之分，都不如「獲得地球」的結果有利。這對於沒有優先選擇權的地球來講，如果選擇「引爆」，則「地球毀滅」；如果選擇「不引爆」，則「被三體佔領」，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實現「抵抗三體進攻/保存人類文明」的最初目的。綜上，雷迪亞茲計劃是一個必敗的策略。從時間維度出發，雷迪亞茲計劃在水滴來臨之前就被智子和破壁人識破了，三體的最優策略必然是準備進攻的同時公布雷迪亞茲的計劃，使得地球無法選擇引爆。等到水滴來臨之際（進攻策略發動），三體必然獲勝。因此，雷迪亞茲的計劃不僅勞而無功，毫無勝利的可能，而且還使得其本人由此擁有挾持全人類實現個人私慾（如報復美國）的可能性，所以最後雷迪亞茲落得被本國人民亂石打死的可悲下場。
同理，建立羅輯博弈策略矩陣如下：
從上述矩陣可以看出：在羅輯計劃，三體總共有三種策略結果，最優的是「三體進攻」而「地球不廣播」導致「三體獲得地球」，其次是「三體不進攻」而「地球不廣播」導致「三體另尋出路」，最糟的是（無論三體進攻與否）「地球廣播」導致「兩個文明先後毀滅」。因此，擁有技術優勢帶來的策略優先選擇權的三體世界，在這組博弈中不存在最優策略。從情節設定出發，在兩個世界接觸伊始，三體文明就傲慢地宣布，地球文明是有待消滅的蟲子。於是，從意願上而言，三體有限考慮的是進攻策略。水滴已經發動了真實的進攻。三體人唯一害怕的是宇宙中的黑暗森林法則：暴露坐標的文明必將被其他獵手消滅。相反，地球卻因為羅輯領悟黑暗森林法則和掌握髮射信號的能力而獲得明確的策略選擇：如果三體不進攻，那地球就不應該廣播；如果三體進攻，那地球就應該廣播，這樣的結果對地球是相對有利的，同時對三體是相對有害的。由於在羅輯計劃中三體不存在優勢策略，而地球獲得不同策略下有利於己而有害於對方的明確的策略選擇，因此羅輯的威懾策略獲得了一定的主動選擇權，其威懾意圖得以成立。[14]
基於黑暗森林狀態建立的威懾非常簡單明確：如果三體文明一意孤行要入侵地球，地球文明就對整個宇宙廣播三體星系的空間坐標，然後更強大的外星文明就會將暴露的三體世界消滅。當然，類似於雷迪亞茲，羅輯本人也因此獲得挾持人類和三體兩個文明來實現個人私慾的可能性（比如在三體選擇和平的前提下，以廣播為威脅要求成為兩個文明的獨裁者）。然而，地球又實在沒有優於羅輯計劃的其它防禦策略，三體人也不敢輕舉妄動。從此以後的五十年中，羅輯成為維持地球對三體的有限威懾的「持劍人」。
從博弈論角度分析，我們可以理解黑暗森林威懾的有效邏輯，以及這種看似瘋狂的「同歸於盡」策略為什麼是高度理性的。現實世界中從來沒有出現過嚴格符合「黑暗森林狀況」的組織、國家或文明間衝突，然而黑暗森林威懾與二戰後讓世界大國之間保持基本和平狀況的核威懾戰略存在威懾原理、猜疑鏈和持劍人等多方面的相似性。[15]
儘管如此，本文並不準備深入研究黑暗森林威懾的現實意義和案例。這不僅是因為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已經基於博弈論等社會科學工具深入研究和構建核威懾戰略的數理模型，而且劉慈欣本人已在《死神永生》已經給出威懾的基本模型，[16]更重要的是因為黑暗森林威懾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反映、歌頌或者批判現實中的核威懾策略，而在於通過文學想像和思想實驗思考人類文明在更宏大且更嚴峻的生存壓力之下如何真正可能實現有效的威懾。
從社會科學模型回到文本細節，博弈論或「理性人」假設能夠解釋威懾策略的有效性，卻不能解釋為什麼（三體文明相信）羅輯甘願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發出威懾廣播，也不能解釋為什麼羅輯擁有決定兩個文明生死的權力的漫長歲月中能夠孤獨地自我囚禁於地下室中，而不願做兩個世界的獨裁者。《克雷洛夫寓言》曾經講過一個叫做「老鼠會議」的故事。[17]一群老鼠在鼠洞裡舉行會議，討論如何對付兇狠的貓。群鼠一致同意給貓掛鈴鐺的建議。但是，誰去給貓掛鈴鐺呢？沒有老鼠願意去給貓掛鈴鐺，就像沒有「理性人」願意犧牲自己拯救人類，或者在可以任意支配權力的時候仍然固守自己的責任。羅輯超越了理性人的桎梏，他成為了真正英雄。
有人說，羅輯是美國動漫裡的超級英雄，在邪惡即將徵服人類之際，單槍匹馬拯救了人類。但羅輯不是超級英雄，他沒有任何超能力，他拯救世界目的是首先為了拯救「自己」。有人說，羅輯之所以是英雄，是因為他把人類的「大我」置於自己的「小我」之上，熱愛人類高於熱愛自己的生命。許多「現實主義」小說的主人公是這種英雄，然而羅輯不是。從32歲被選擇/任命為面壁者開始，到40歲對決三體文明的8年歲月中，最讓羅輯困擾的問題是人類到底是否值得拯救。
為了尋找人類值得他拯救的東西，羅輯用面壁者特權製造了專屬自己的完美愛情。是莊顏和女兒的離去讓他明白，對於他自己而言，人類其實不值得拯救。是的，人類或許不值得拯救，羅輯不是也不想做救世主，然而在水滴沉默地毀滅人類世界的時刻，羅輯勇敢地承擔屬於自己的責任。羅輯和章北海都不會為他們的選擇而懺悔，儘管他們的選擇突破了特定時代的道德底線。用黑格爾討論歷史發展的悲劇性的話來形容羅輯和章北海再準確不過了：「一個偉大的人會是有罪的———他承擔得起偉大的衝突，因此基督放棄了他的生命個性。
犧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業，由他首創的事業，卻永存下來了。」[18]用黑格爾式的話語進一步闡述，羅輯和章北海的英雄功業在於他們都屬於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內心召喚與延續人類文明的歷史使命。用劉慈欣自己的話來說，這些英雄「可能象徵著這樣一群人，他們既不敬畏頭頂的星空，也不在乎心中的道德，但卻因此而排除了思想的羈絆抓住了宇宙的真相，並把這種認識毅然決然地用做生存的武器」。[19]
唯有神才能決斷人類是否值得拯救。在一個無神的時代，無論是精英還是普通人都應該明白自己不是救世主，應該意識到自己沒有資格決斷人類是否值得拯救。然而就算人類不值得拯救，就算羅輯與人類互相厭棄，他至少還應該和可以拯救自己製造的美麗錯誤：莊顏和女兒。哪怕退一萬步，就算莊顏是PDC的間諜或同謀，他們的女兒是無辜的。為了無辜者不成為有罪者的犧牲品，為了無辜的孩子能看到明天的太陽，羅輯做出了真正負責的決斷：犧牲自己，拯救家人，於是拯救了世界與自己。羅輯和章北海用他們的行動告訴人們，沒有永恆的敵人或同志，也沒有永恆的善或正義，有的只是永恆的責任。
在一個「諸神紛爭」和宗教除魅的世界，羅輯和章北海的英雄行為是一種馬克斯·韋伯意義上的「政治成熟」。作為一位曾經的社會學教授，羅輯一定讀過韋伯的《以政治為業》（1919）。在這篇面向大學生的著名演講中，韋伯區分「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認為人類的政治行為，必須從政治義務和行動的後果出發，而不是從善良意願、良好的動機、偉大的信念出發。用「同歸於盡」的廣播威懾拯救人類，並自願成為孤獨的持劍人，羅輯一定會認同韋伯的這段名言：
「能夠深深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他意識到了對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然後他遵照責任倫理採取行動，在做到一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我們每個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須明白，我們都有可能在某時某刻走到這樣一個位置上。」[20]
劉慈欣曾說，科幻文學是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最後一個棲身之地。他的幾乎每部作品都有英雄的存在。在《三體》系列中，羅輯、章北海、史強和維德都是「超人」式的英雄。能夠「在關鍵時刻，能夠有精神力量和魄力跳出道德的限制，奔向最後生存的目標」。[21]另一方面，劉慈欣也反對「英雄史觀」，他認為：「歷史一定有自己的原則和必然性存在。」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劉慈欣給《三體》英雄的安排命運常常是悲劇。
英雄主義與歷史必然性之間的糾結，反映了劉慈欣對人類未來的悲觀主義態度。儘管他反覆強調，宇宙終結並不是一種悲觀主義。在我看來，劉慈欣的真正的覺悟和糾結之處，在於他在《三體》中創造和揭示了現代社會中精英與大眾的深刻分裂。一方面是分裂的大眾，每個人類個體都把「自我保存」和「個人權利」視為文明的首要價值，卻無法組織和整合起來。另一方面，是孤獨的精英，儘管可以在危難中拯救人類，甚至可以為人類社會立法，然而這樣英雄總是不被大眾所理解，甚至遭遇大眾的報復和懲罰。劉慈欣曾經設想，技術可以做到把人類用一種超越道德底線的方法組織起來，用犧牲部分的代價來保留整體。然而《三體》系列的悲愴結局中，精英和大眾都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
在談及《蝙蝠俠：黑暗騎士》電影時，劉慈欣評論導演諾蘭「雖然很出色地營造出這個道德死局，卻沒有膽量對自己提出的詰問做出任何有價值的回答。」在我看來，類似的詰問也可以向劉慈欣提出：科技發展似乎也無法解決英雄與歷史的糾結和精英與大眾的分裂，我們可以怎麼辦？劉慈欣看到了問題，但他無法回答。從對民眾創造力和自我組織力模式悲觀（大史這樣的傳統中國人真的極少嘛？），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遍推崇（《三體》系列只有私有企業！），對政黨和社團對民眾的組織性的漠視（《三體》最強有力的組織是ETO這樣的邪教），以尼採式的超人的推崇（羅輯、章北海和雲天明在骨子裡蔑視大眾），我們可以發現劉慈欣的糾結背後的精英主義。然而這種精英主義卻在末人時代無所適從。因此，我願意用「文化自覺」而非「政治自覺」來描述和總結劉慈欣對於科幻與現實的自覺意識。
不過，正如時代的不同讓汪淼最終沒有成為葉文潔，我們或許不必苛責劉慈欣沒有給出答案，而在於這個時代本身尚在變化和波動之中，關於許多根本問題的回答的爭論尚未終結。歷史沒有終結，中國文明和人類文明的未來存在多種可能。[22]如果未來歷史中存在著一種調和英雄主義與歷史必然性的解決方案，那麼劉慈欣筆下的英雄與大眾最終會達成和解。在這個意義上，我想劉慈欣會同意這樣一個說法：我們需要未來，所以理解當下；我們敢於想像未來，所以認同傳統。
其實，中國現代文明本來就有這樣既敢於徵服宇宙，又甘願獻身於民眾的偉大英雄。早在1935年，一位24歲的中國青年就立下了這樣一個足以激勵百年乃至千年之後又的科幻迷們繼續為之暢想和奮鬥的夢想：
「你在一個清朗的夏夜，望著繁密的閃閃群星，是否有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失望？不，決不！我們必須徵服宇宙。」[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