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0日，上海陸家嘴金融中心寫字樓裡，都市白領在加班辦公。/ 視覺中國
在職場浪潮中被拍打的每個人，都試圖尋找一種安放情緒的方式。每個人都期待與傷痕和解的那一刻。
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中，奧賽羅的敵人伊阿古是這樣一位陰謀家：他神不知鬼不覺地控制所有人，卻從不對外透露其控制欲強烈、自私冷酷的本質。觀眾清楚伊阿古的陰謀，但他周圍的人並不知情，還在充當他的幫兇，為他的宏偉計劃賣命。
在美國臨床心理學家斯科特·韋茨勒看來，職場中的PUA行為就像伊阿古一樣，「讓你為他承擔責任、控制你的行為，直到最後你才發現自己是他操縱的一個木偶」。
實際上，這種職場人「木偶化」的現象日趨普遍。某招聘機構發布的《2020年白領生活狀況調研報告》數據顯示，有六成職場白領經歷過職場PUA，其中，以90後、95後為主的年輕白領群體由於缺少社會經驗、人際判斷力，經常成為職場「畫餅利用」的墊腳石，被迫喝下「這是為你好」的雞湯。
那些曾為「木偶」的經歷，在職場人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有的人意識不到自己正在喪失職場權利；有的人徘徊在他人提線與自我降格間難覓出路；有的人則只能選擇逃避、辭職，掙脫那根「線」的操控，但傷口結的痂仍然癢痛，他們會在回憶起曾經被辱罵、冷暴力，被逼至抑鬱、意圖自殺時面露苦澀。
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職場浪潮中被拍打的每個人，都試圖尋找一種安放情緒的方式。每個人都期待與傷痕和解的那一刻。
「職場PUA曾讓我覺得，
自己是一無是處的垃圾」
姓名：捲心菜（化名）入職時間：2014年所在行業：快消
我來自河南農村，畢業於河北的一個二本院校，從事快消品電商的文案工作。正是因為這些「出身」標籤，我在第一份工作中遇到了直屬上司的打擊。
她瞧不上我的出身、學歷和長相，總是變著法兒諷刺我。比如，她曾當著所有同事的面，陰陽怪氣地說：「對你們河南人，我可不敢惹。萬一門口井蓋被你偷走了，我出門掉進去怎麼辦？」
我剛入職時，公司規模很小，還不到30人。當時我在品牌市場部做文案，加班是常態，但更多時候，加班源於領導的控制。
正常下班時間是下午6點，領導會一整天不給我安排工作，臨近下班時突然給我派個活兒：「這邊有個方案特別急，明天早上9點就要向老闆匯報，明早你一定要交給我。」
我只能挑燈夜戰，在辦公室加班到凌晨。第二天早上7點，她給我的回覆說：「寫得也不怎麼樣，不過這事也不急，有一個更急的稿子你還要改一下。」
朝令夕改的上司，永遠佔領生活的高地。/《我，到點下班》
那段時間，我每天的狀態是早上8點上班、凌晨兩三點回家，精神壓力很大，最後累到胃出血。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工作環境。這時，一位在奧美工作過的吳姓總監向我伸出了橄欖枝。他邀請我去他的初創公司做市場營銷，並許諾創業成功後給我股權。
我並非營銷專業畢業，更多靠自己在網上學課、報班，看成功的案例自己摸索，知識學得鬆散且不成體系，總覺得自己是「野路子」。而這位吳總監會經常給我分享一些學習資料，指點一二。那會兒，我真把他當作自己尊敬的前輩，沒多猶豫就去了他的公司。
沒想到，剛出了火坑，卻跳進了一個更大的火坑。如果說女經理是明顯的職場打壓，這位吳總監此後的所作所為，則是老到且資深的職場PUA。
他總是以「為了你好」的名義和我交流，全盤否定我的同時，還擺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樣子。
當時，連同吳總監在內，公司有6名總監，但執行層員工僅有4名。6名總監不僅經常意見不一致，還互相內鬥不說話，員工總是不知道該聽哪位的，做著重複性工作，甚至在總監之間傳話。
總監們的辦公室在一樓，員工的工位在地下室樓梯的拐角，是和別人共享空間的小隔段。後來，一位劉姓總監為了防止員工在背後議論他們，甚至找藉口來地下室為手機充電，實則開著手機錄音，一錄就是一整天。
幾乎每天早上的例會，吳總監都會「開炮」：「如果不是因為我，你們都沒有工作。是我心地善良，才給了你們這份工作，讓你們在北京吃得起飯、有地方住。如果你們脫離這個公司，去任何一個地方都沒人願意聘用你們。」
我經常在寫方案時被叫到辦公室，被他們劈頭蓋臉一陣罵。幾位領導坐一圈，我站在中間，被逐一指責：「你要不要臉，寫出這樣的方案來？如果我在你這個年紀寫出這樣的方案，下一秒就能從樓上跳下去，沒有臉活在這個世上！」
領導給你瘋狂穿小鞋。/《上司實習生》
他們一邊罵，還一邊跟我說：「雖然我們說話難聽，但都是為了你好。我們現在這麼成功，就是因為當初剛進職場的時候，遇見了像我們現在對你一樣嚴格的領導。」
其實員工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如果不加班到很晚，他會說我們對不起他出的那份錢；如果加班到12點，他又會覺得你在浪費公司的電。甚至，進公司門先邁哪只腳都會被挑錯。
起初被吳姓總監罵時，我心想：他算什麼玩意兒啊？憑什麼這麼說我？時間久了，我竟然相信了他那一套話術，每天早上、中午都吃不下飯，只有晚上回到家才吃得下去，還整夜整夜地失眠。
也許天氣一冷，人的心情就會低落。在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在公交車上想，他們說的確實有道理——我怎麼活這麼大，還好意思浪費社會資源？我確實應該去死。
不僅是我，當時所有員工都覺得自己離不開公司。離開公司的下一秒，大家就會流落街頭，就會沒有飯吃，沒有公司願意聘用我們。我們是一群垃圾，而且是垃圾堆裡散發腐爛味兒的垃圾，一無是處。
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一年多，我終於下定決心離開。現在回想起這兩段經歷，我並不想說施暴者有罪，只是後悔自己當時沒有更早反抗。當他們對我的出身、家境、外貌、身材、審美，包括對我的人品做出負面評價時，我自己沒勇氣反抗。
拒絕職場PUA，勇敢向上司提出正當需求。/《三十而已》
在一個重男輕女的環境下長大的我，從小就是討好型人格。我特別害怕別人因為我生氣，在生活中，我也儘量避免爭吵和爭執。這樣低自尊的狀態，讓我常因為別人的一句話而難過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每天都想「我哪兒讓他不高興了，我一定要向他賠禮道歉」。
「在她的打壓下，
多位同事患上抑鬱症並離職」
姓名：張理明（化名）入職時間：2016年所在行業：媒體
我認為，慣用職場PUA伎倆的人，像職場惡性腫瘤一樣，很難被徹底治癒。他們附著在單位系統的肌理上，憑藉資歷和年齡打壓下屬，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往往避之不及。
在我迄今為止的職業生涯中，有那麼一個人的存在，每每提起，都是灰色的。
她是一個40多歲的領導，與她共事將近4年的時間裡，我見證過她各種霸道行徑。有兩位同事在她手下幹活不到1年，就患上抑鬱症，選擇離職。如今說起，我仍然是不理解且氣憤的。
面對職場PUA，逃避不可恥並且有用。/《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打壓年輕同事，以此滿足和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她的慣用手段。
前幾年，單位有個到西部山區鍛鍊的機會，想挑一些年輕人駐村一段時間。當時她是我的編輯，得知我是被挑中的一員後，便起了代替我去的念頭，甚至去為難單位的大領導。
她後來問我：「消息是在哪裡公布的？我怎麼沒有看到？」我說是從單位的年輕人的群看到的，她隨即說：「我也是年輕人，我也要去。」
說實在的，我們都知道她的私心，比如她會利用公差旅遊、住五星級酒店。有年輕同事向她報出差選題時，她會斷然拒絕：「我知道你根本不是想去採訪，是想去玩的吧？」
我很想把握住去山區的機會，為了向她證明我能勝任，我報了好幾個選題，接著便遭遇了一系列話語打擊：「你這麼年輕，當地環境不好，第一次去，腦子能反應過來嗎？」「你找選題的能力遠不如我，一個發布會我都能寫到四五千字，你能嗎？」
當時，我一方面很氣憤，覺得你一個領導，為何還要來跟我一個職場新人搶機會；一方面又很洩氣，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就讓給她算了。最後，還是領導打電話說服她，稱應該多給年輕人機會，她才勉強妥協。
這種情況不只發生過一兩次，到後來甚至成為日常。前幾年正值網際網路綜藝、平臺崛起，年輕記者提交的選題計劃也多與此有關，但她大多會予以否定，原因是：「不給公司打廣告。」可我發現，她卻沒有這樣要求自己。
平時評刊，她慣用的話術是：「記者改了四五遍仍效果不佳，稿件經過編輯連夜修改，達到見報標準。」對其他年輕同事，她經常會說：「你覺得你配當記者嗎？」「你稿子寫成這樣，好意思說自己是名牌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嗎？」
有段時間，單位一個項目組做了一個報導，獲得了上級的嘉獎。參與該項目的人員多達十幾人，但獎項顯示的名字有限，只有核心人員可以寫上名字。她也算項目組的，但其實只是幫年輕同事編輯了一下文案，她要求將自己的名字加上去，把本是核心人員的年輕同事換下來，並要求單位向組委會申訴，讓多方都很難堪。
被上司罵到懷疑人生。/圖蟲創意
那時我們剛入職場，很多年輕同事不敢直接和她對抗，因為彼此之間的利益牽扯很多，怕她以更極端的方式來對付我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得罪她之後，選題就無法通過，而沒有稿費會直接影響收入。
一些幹了幾年的同事，也向大領導委婉表達過在她手下工作的不適，但領導們幾乎都維護她，因為無論是資歷還是年齡，她都比管轄她的領導高。
有同事勸我，我們也要多包容、理解她，她也不容易。但誰來理解我們呢？
大概有兩年，她的下屬接二連三地患上抑鬱症，有位同事還因為精神恍惚出了車禍。這些人辭職很長一段時間後，還因她的否定和質疑陷入痛苦，有的人就此放棄了媒體這一行。而很多未辭職的同事，寧願放棄好的工作機會，也不想跟她共事。
我自己現在也負責一個團隊，年齡的增長讓我開始思考，當初我們為什麼不敢把不滿和委屈說出來，讓這樣的人越來越逍遙。或許是因為剛入職場，心智還沒那麼成熟，也就默默忍受了。
我想，其實很多事情不需要去和解、忍受。假如我再遇到這樣的人，哪怕無法撼動他的位置，也會讓身邊儘可能多的人知道他的人品，防止再有人受到傷害。
作者 | 曾斯威 孔曉柚
封面圖 |《我，到點下班》
原標題 | 職場PUA：被推進「死角」的木偶人
首發於《新周刊》5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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