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次生災害：「非冠」患者的求生
本刊記者/霍思伊 胥大偉
2月15日，武漢迎來了庚子年的首場降雪。很多人對這場雪印象深刻。
張義斐在打電話的間隙，抬頭看窗外，整個城市仍荒蕪似一座孤島，雪落在地上，白茫茫的一片。
本該去醫院透析的王德昌正在一家酒店隔離。他想著今晚給老婆打電話送一箱泡麵過來。
下雪路滑，輪椅不好走，姜琲的母親從醫院門口，非常緩慢地把自己拖到了透析室，一步一顫。很快，她開始低燒。
他們三人，一個28歲，一個56歲，另一個64歲。人生本該沒有任何交集，因為這場突發的疫情，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稱謂——「非冠」患者。
在2月之前，非冠患者的求助少有人關注。隨著「清零」和「應收盡收」的逐步落實，新冠患者收治難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緩解，武漢整體的疫情防控局面也開始步入軌道。但另一面，越來越多的醫院被徵用，資源向新冠肺炎患者傾斜，原有的病人被中斷治療，正常的醫療秩序被徹底打亂。
一個由志願者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每日微博上的求助。2月15日，共有29條求助信息，其中19條來自非冠患者。此後，非冠求助的比例不斷增加。同一天，武漢新增確診病例1548例，累積確診達到35314例。但在官方統計數字之外，因疫情而中斷放化療的癌症患者、無法按時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以及無法進行移植的白血病患者等特殊群體有多少人？卻沒有統計。
民間人士用「肺炎次生災害」來形容這次疫情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除了中小企業破產危機、民眾心理創傷難愈，更迫切而現實的，是這些非冠患者的生死等待。
「我們仿佛是一群被遺棄的人」
武漢鼠年首場大雪前三天。2月12日上午，包括張義斐在內，一共約110名原本正在放療的癌症患者全部搬到了另一棟樓。就在兩天前，他們剛剛入院。
和一周前已經陸續停止治療，被要求強制出院的化療患者比，張義斐覺得自己還算幸運。但就在入院後第二天，病友群裡就有人說，別的病區的醫生已經得到通知，所有放療患者全部要出院。他去問他的醫生，對方也說不準，只說院領導還在商議。
張義斐今年28歲，2019年10月，在湖南老家被確診為鼻咽癌中晚期。11月初，開始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腫瘤中心住院治療，這裡是湖北省治鼻咽癌最好的醫院之一。治療方案是3次誘導化療，再加33次放療。12月底，三次化療結束後，增強CT顯示，腫瘤病變區域縮小。醫生說，「效果很好，再放療一下（腫瘤）就沒了。」
年後沒多久，醫院突然通知放療患者全部住院。放療原本不要求住院，因為每次只有十分鐘，患者每周有三天在固定時間去醫院的放療科即可。但特殊時期，張義斐推測，醫院擔憂，病人每天往返，路上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2月11日晚上，剛入院的張義斐得到通知，協和腫瘤中心馬上也要被徵收為肺炎定點醫院。醫院一共有三棟樓，住院部所在的1、2棟全部要收治肺炎病人。放療病人原本住在2棟，統一要搬去3棟。有患者問，放療室在2棟的負一層，整棟樓共用一套通風系統，通風口就在負一的樓梯口，被徵用後，病毒很可能從上面下來。而且整棟樓都是新冠肺炎病人，他們怎麼過去，醫生沒有答覆。當天，出院的說法開始在患者間流傳開來。
12日，搬到新病房後，張義斐開始打求助電話。先打到江漢區指揮部，工作人員說，你們不是還沒搬走嘛！等要搬走的時候再打電話。他說「那我怎麼辦啊？」對方說，此事不歸他們管，要他去問區衛健委。區衛健委說，協和是省級醫院，他們管不了，讓他打給市衛健委。市衛健委說，沒得到通知，但會向上面反映。市長熱線也是同樣的說法。
第二天上午，張義斐從放療室出來，醫生就讓他去辦出院手續，說下午新冠肺炎病人就要過來了，這兒不安全，趕緊回家。他想，如果現在回老家，重新入院治療，至少還要隔離14天，時間太長，對放療到一半的患者而言，這個影響很難預估。於是他沒有第一時間回去。後來的事實證明，隨著武漢管控措施的不斷升級，出城成為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程序，醫院給外地患者辦理出院後，同時開具出城證明，患者憑這個證明向區、市指揮部層層申請，同時報給老家的社區。張義斐說，除了2月13日當天有兩個病友託關係出城以外，13日之後，再也沒有外地患者出過城。
2月13日，是張義斐出院的日子。這天下午4點20分，協和腫瘤中心第一批新冠肺炎轉院病人的收治正式啟動。中心共開設14個發熱病區，共計850張病床。醫療團隊由外省市醫療隊和協和自己的醫療隊共同組成，抽調醫生涵蓋重症醫學、呼吸、感染和腫瘤等科室。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很多腫瘤病人的主治醫生上了前線，此後很難聯繫上。
辦出院手續時，張義斐正好看到主治醫生。對方說，12日晚上他一直在跟院領導溝通，看能否給患者繼續治療，比如讓病人籤一個風險同意書，如果感染自己負責，不怪醫院。但領導有顧慮，沒有同意。他又和院方爭取，多給出院患者打一次化療藥，仍沒有被批准。
他很擔心張義斐，怕放療到一半，腫瘤會再次長大。
第二天，張義斐在病友群裡看到武漢協和醫院黨委書記張玉接受《新京報》採訪的截圖。對癌症患者被強制出院的事，張玉回應說，病情暫時可控、化療結束的患者被建議出院。留院的是病情較重的患者。
「群裡所有人都很憤怒。我去病區看過，留院的患者目測有30人左右，都是外地回不了家的，暫時住在醫院，沒給任何治療。」張義斐氣憤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張玉還指出，若出院後病情惡化可重新入院，渠道是暢通的。據《中國新聞周刊》調查了解，協和腫瘤中心被徵用後，所有放化療治療全部停止，也不再允許患者重新住院，放療室外貼了封條。
武漢協和醫院宣傳部副部長塗曉晨2月19日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協和腫瘤中心沒有中斷患者的治療，已經出院的都是治療完成的。目前，未完成治療的腫瘤患者被專門安排到一個「清潔區」繼續治療。他還說，化療現在還可以做，但放療已經停了。
對於截至2月19日仍在協和腫瘤中心的癌症病人數量，他說:「一周前是100多人，這兩天數字我不太清楚。」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一周前，在100多人被安排到「清潔區」後的第二天，就全部被中斷治療，要求出院。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被中斷放療的患者共計110餘名，留在醫院的約30名，都是外地患者。
其中數位患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他們雖留在醫院，但已經停止治療，一些人口服化療藥替代，副作用強烈時，護士會給他們輸護肝護胃的藥。其他時間，每天只有護士來測體溫。
對這些留院患者而言，每天的生活由失眠、焦慮、吃飯和呼吸構成。一天的盒飯共33元，飯是硬的，要拿水泡開。接受了放化療的患者大多食欲不振。由於疫情，出不了房間，整日不能動彈。整棟樓從早到晚都安安靜靜，病房裡沒有人說話。
2月15日，大雪。
這天，官方發出通告，進一步擴大新冠重症定點醫院的範圍，把武漢的委屬委管醫院和省屬大醫院的優質醫療資源都拿出來，協和腫瘤中心、協和西院、同濟醫院的中法院區、光谷院區，以及省人民醫院的東院，都作為集中收治重症病例的定點醫院，床位擴大到了5000張。當日，協和腫瘤中心的微信公號頭條是《風雪無阻！協和醫院腫瘤中心昨日完成539名病人轉運收治》。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除了協和腫瘤中心被中斷治療的110餘位癌症患者，其他來自同濟中法、光谷院區有同樣經歷的患者也有很多，而這只是在最新一批徵用之後。這個群體遠比想像中龐大。
從1月22日迄今，武漢先後有5批共計46家醫院被徵用。在官方名單之外，還有一些小型的私立或專科醫院被臨時徵用。2月5日晚上7點50分，武漢廣發腫瘤專科醫院正在接受臨終照料的15餘位癌症晚期患者也突然接到通知，醫院臨時被徵用。僅10分鐘後，這些患者停掉了打到一半的營養液，從醫院門口被抬了出去。
一位親人已經去世的患者家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被強制出院時，對於後續如何治療，在家裡怎麼護理，如何讓病人哪怕能減輕一點痛苦，哪怕是口頭上的一個交代都沒有。當時，整個醫院處於無序的狀態，連護士長都是臨時接到通知。
2月13日晚上，張義斐從醫院側門離開，看著三輛公交車拉著滿滿的新冠肺炎病人住進他們的病房，他不知何去何從。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仿佛是一群被遺棄的人。」
「政策還沒有細化到這個群體」
在張義斐出院當晚，王德昌也被連夜送去了酒店隔離。
2月13日，王德昌照例去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做透析，接到透析室通知，所有透析患者要做CT排查。他的CT結果顯示：雙肺感染，病毒性可能。
醫院馬上通知社區，當晚，社區打電話給他的兒子王朗，通知他帶父親去指定酒店隔離。從家步行20分鐘後，王德昌住進了一家酒店，開始隔離。
但更緊迫的難題是，光谷院區不再允許王德昌去透析。醫院說，如果是確診為新冠肺炎透析患者，可以繼續留在醫院透析，因為該院區已經於1月27日被徵收為發熱定點醫院。如果徹底排除嫌疑，可以去第三醫院首義院區透析。但對於疑似患者，醫院沒有給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在武漢相繼公布了幾家定點透析醫院後，因為醫院被臨時徵收造成的透析難現象，已經得到有效緩解。但這些定點醫院分為兩類，只針對確診或非新冠病人。對疑似病人是否收治，官方沒有明確指示，具體做法，各區都不相同，但在疫情防控成為首要任務的當下，每個醫院都要在收治與風險之間進行一番謹慎的權衡。
首義院區說，肺部有炎症他們不敢收。武漢市普仁醫院放射科醫生更明確，對王朗說，看到他的（CT）片子,在當下的疫情大環境下，沒有哪一個醫生敢給你一個肯定的診斷。
但王朗覺得，父親染上新冠的可能很小，肺部炎症更可能是此前肺炎的遺留影響。王德昌於2017年4月被診斷出慢性腎衰竭末期，此後每周去光谷院區透析三次。在2019年1月、5月和11月都曾因為肺炎住院。
事實上，透析患者群體比較特殊，由於體內水分和毒素經年排不出去，會在身體滯留，肺部和心臟一般都有些問題，比如肺氣腫、肺部積液或心臟積液。但單從影像學的表現上，目前仍很難區分新冠肺炎和普通肺炎。而核酸檢測的不準確性又使醫院不敢僅根據核酸檢測結果做出判斷。
王德昌先後做過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但仍被列為「疑似」。據王朗了解，像他父親這樣的「疑似」透析患者，在武漢透析人群中佔很大的比例。
王朗指出，由於病人群體本身很複雜，政策上還沒有細化到疑似透析病人這個群體。但他了解到，一些疑似患者和他父親情況類似，但有些人已經通過向社區、街道各層面反映，利用各種渠道住進了醫院。
他也給所在區各政府部門打過電話，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取決於每個區各自的統籌效率和醫療資源。
一方面，他所在的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醫院資源較少，區內所有的醫院他都打過電話，要不就是沒床位，要不就是不收疑似。另一方面，跨區調配需要由社區、街道、區指揮部一級級上報到市指揮部，再由市裡根據每日報備信息統一進行調配。但他發現，即使和市指揮部通過電話，他們也只是打回給東湖高新區讓其自行解決。
一切又回到原點。
王朗不知道的是，2月中旬以前，由於密集地徵收新的公立醫院，透析患者透析難的問題曾經集中爆發出來，當時，哪個醫院有位子就把病人分流過去。那段時間，成功進行過十幾例跨區調配。但隨著大多數透析病人逐漸穩定，各區原本的透析資源也趨近飽和，政策收緊。從中下旬開始，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要求各區自行解決自己的透析病人。
一位在協和腫瘤中心住過的透析病人家屬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比如，如果有五位透析病人因為病情危急住進了協和腫瘤中心，指揮部收到上報後，第二天，就會要求各區把各自的病人接回本區醫院。
依據官方要求，醫院從2月中旬開始徹底不對私開放，所有病人除了緊急透析的情況，必須通過指揮部統一協調安排。王朗曾諮詢過位於青山區的武漢市普仁醫院，如果住院，是否要社區與之報備，對方說不用，個人直接過來就行。這說明，一些醫院還是有一定的自主權，整個武漢市對醫療資源的統籌調度仍然比較無序，政策頻繁變更且缺乏公開，都增加了患者通過政府渠道求助的難度。
多位患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政策一天一變，也不知道從哪裡獲取最新的信息，只能每天不斷地給各部門打電話，社區、街道、區衛健委、市衛健委、區指揮部、市指揮部，以及市長熱線。等到的反饋大多是「我們已經上報，請您耐心等待」。
2月13日出院後，張義斐每天都在打電話。市長熱線一打過去，他們就說「張先生您好」，接線員已經認識他了。「我覺得常人無法做到感同身受。得這個病，對我來講本來就是很大的一個打擊，我才二十幾歲，沒結婚，我媽就我一個兒子，現在又中斷治療。一個病友就講，一個人在絕望中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他說。
2月19日，武漢市衛健委主動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對話如下：
衛健委：「住院沒有？」
張義斐：「還沒有。」
衛：「同濟和協和本部現在可以收。」
張：「我親自去協和同濟問過，都不開放。」
衛：「那其他醫院呢?」
張：「聽說普仁可以。」
衛：「那你去啊。」
張：「我還在考慮，而且還有那麼多病友，一個醫院也不夠。」
衛：「你別管他們，你自己先住進去。」
張：「現在社區的車出不去，我過去也不方便，你們能幫忙嗎？」
衛：「這個沒辦法，只有靠你們自己。你有聯繫其他醫院嗎？」
張：「你們自己都沒搞清楚哪些醫院可以住，你就給我打電話，你給我打這個電話有什麼意義？」
另一邊，王朗持續不斷的電話，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2月16日晚，東湖高新區的武漢光谷科技會展中心方艙醫院正式開始收治病人，隔離酒店接到通知，立刻把酒店裡所有輕症病人分流到新建好的方艙。王德昌是疑似，仍被酒店連夜送入方艙。
王朗母親聽說後非常著急，擔心他在方艙交叉感染，馬上給社區打了一通緊急電話，社區報給街道，街道臨時召開了一小時會議，經討論後，連夜派車又將王德昌從方艙內接出，送到了另一家隔離酒店。但此前，他已經在方艙待了三個小時。回來時，王德昌被塞進車輛後備箱內一個等人大小的箱子內，用於隔離。
2月19日凌晨，社區突然把王德昌從隔離酒店接出，連夜送到了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同行的共有三個透析病人，兩個疑似，一個確診，司機穿著防護服，三人只戴了口罩。到達住院部後，醫生說，只收確診，另兩個疑似病人仍無法入院。但司機已經走了，他們被留在了醫院門口。
天蒙蒙亮，王德昌的妻子從家裡騎著三輪車，去醫院門口把他接回酒店，往返用了快兩個小時。此時，他已經中斷透析快6天，情況危急。19日白天，再次回到光谷院區掛急診透了一次。
一位三甲醫院的透析科主任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沒尿的病人透析最多停三四天，如果一周沒透，體內的高鉀極容易造成心臟驟停，非常危險。
「此前我們一直不敢讓他去光谷透，因為那裡都是確診的新冠肺炎病人，不敢去承擔這個風險，但到了危急的時候，就顧不上那麼多了。」王朗說。
「武漢現在就像一根弦」
武漢大雪過後，姜琲的母親開始低燒。
家人懷疑是大雪那天，輪椅走不了，她不得不從醫院門口步行到透析室，受了寒。去年，她突發腦梗，喪失了部分語言能力。在更早之前，她得了慢性腎衰竭，目前已經透析五年。
2月20日早上，CT結果顯示雙肺感染，多發斑塊狀、片絮狀磨玻璃樣模糊影，大概率是新冠肺炎。原本透析的普仁醫院不收確診或疑似肺炎病人。社區把她送到武漢市第九醫院，該醫院是收治確診透析病人的定點醫院之一。但從20日早上九點一直等到21日晚上，第九醫院仍沒有安排住院，只說雖有床位，但要等區防疫指揮部的指示。
姜琲的父親陪著母親在醫院大廳裡坐了兩天一夜，不吃不喝，沒有藥物。她擔心他們熬不住，在21日晚上開始於微博上求助。
她沒想到，在一小時內，求助的微博閱讀量還沒到100，就先後收到了三通電話。第一通來自志願者，和她了解了基本情況後，說會和政府的人溝通。第二通來自武漢市衛健委，說已經核實過她的身份，會找院長給她母親安排好床位。最後一通是市公安局，說看到了網上她的微博求助，也看到有一些留言，希望既然問題已經解決了就刪掉。掛了電話後，姜琲刪了這條微博。當晚，她的母親住進了醫院的留觀病房。
疫情暴發以來，各類民間志願組織的表現突出。無論在幫助新冠肺炎病人找床位、給醫院捐物資、志願者車隊義務配送，還是在解決非冠患者的求助上，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一位不願具名的公共政策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一方面反應出中國的民間力量有足夠的潛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指揮調度存在問題的一個側面體現。
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嚴忠看來，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個最大問題，表面上看是政府的統籌調度有缺陷，本質上，還是中國醫改滯後的困境。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武漢徵收的定點醫院中，三甲醫院是最主要的力量，資源一旦被徵用，腎透析、癌症、白血病等特殊病人群體的治療就會出現問題，而大量的區縣基層醫療機構則無法及時補位。在中國，分級診療的體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以前一直說要把醫療資源下沉，比如三甲醫院和基層的醫院搞聯合體（醫聯體），但效果一直不好，老百姓有病還是往三甲醫院跑。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出在硬體。中國現在小一點的醫院，包括農村的鄉鎮衛生院，基本設施都有，最關鍵的是沒有醫生，也就是解決人的問題。這種局面，醫改十多年基本上沒有解決。
「我希望能夠通過這一次新冠病毒事件，讓這個問題進一步凸顯出來，推動醫改繼續前行。」他說。
黃嚴忠還指出，醫療資源在肺炎患者和非冠病人之間分配的不均衡，實際上反映出體制性的問題。在動員式體制的作用下，自上而下壓下來，對地方來說，最重要的是完成上面提出的硬指標，沒有指標要求的沒人管。
專門幫助腎透析患者的平臺「腎一樣的人」發起人智安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從1月26日透析病友開始集中爆發起，他聯合數家媒體，開始在網上為透析病人發聲，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視。在各類非冠患者中，孕婦、透析病人屬於被關注較早、較多的群體。
2月4日，在國家衛健委新聞發布會上，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就強調，一些血液透析的病人，因為原來就診的醫院被徵用作為定點醫院了，這部分病人的就醫出現了困難。針對這個問題，要求全國各地在徵用定點醫院的過程中，一定要把原來就診的病人登記造冊，每一個病人都要給他辦理好後續的治療。
2月5日，武漢公布了感染病人的定點透析醫院，一共有6家，分散在各個區。
2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再次公布了一份專門的非新冠肺炎患者接診醫院名單。這是武漢官方第一次專門針對「非冠患者」發布通告，主要針對慢性重症患者、孕婦、兒童和透析患者。公布的6家醫院中，有三家專門針對非冠透析病人。
兩天後，武漢市衛健委又公布了一份更全的名單，分類也更細，涉及急性心腦血管、外傷等急危重症、血液透析、孕產婦、兒童（含新生兒）、惡性腫瘤（含惡性血液病）及慢性疾病等患者。腫瘤患者定點醫院第一次進入官方的行政指令中。
從兩周前開始，張義斐開始失去味覺，吃什麼都感覺在嚼沙子。基本沒有口水，喉嚨晚上會痛。他放療中斷前剛做完第13次，一共33次，算是中前期。對放療患者而言，越到後期，痛苦越強。他認識的一些病友脖子開始一塊塊脫皮，滿嘴都是口腔潰瘍，舌頭上都是泡，張嘴都困難，只能吃流食，有的還要先噴麻藥再吃，一些大老爺們都哭。這些都是放療的後遺症，一般結束後半年到一年左右會慢慢消失。病友都想快點熬過去，但現在中斷了，只能回家拖著。
大多數化療患者都會在體內置一根外周中心靜脈導管。張義斐的有36釐米長，從右手的手臂直接插到心臟大動脈，方便長期輸入化療藥。每周要維護一次，比如換針頭，換導管，消毒。到2月18日，已經是第七天，他仍找不到醫院維護。後來他聽說普仁醫院可以做，但離他住的地方有十幾公裡，只能靠社區派車送他。18日，社區突然說車出不了區。就在這天，武漢所有私家車之前發的通行證都作廢。19日，他花500元找了個私家車送他到普仁，換了管。
黃葵的母親患有惡性淋巴瘤，她沒有讓母親置管，就是聽說很多病友出院後找不到更換的地方。和張義斐一樣，她母親原本也在協和腫瘤住院，第一期化療結束後出院，因為疫情原因，無法再入院。看到武漢市公布的名單後，她看到湖北省腫瘤醫院可以收治。於是趕緊去掛號，19日，醫生說這幾天不行，腫瘤科有感染，正在消毒，醫護不夠，藥也不夠。她每天給腫瘤科打電話，說自己的情況，21日一早，收到醫院的通知，說有一張床位，讓她馬上來。21日，黃葵的母親順利入院。她猜測，除了自己聯繫頻繁以外，她母親此前只化療了一期，比較好重新調配方案，也是醫院可能的考量之一。
三天後，她的母親化療第一期結束後要再次出院，下一次，她是否還有這麼好的運氣，她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先度過今天再說。我們就像戰爭裡的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1日晚上，姜琲把母親送進病房後，已經是夜裡10點，她跑出來找吃的，只買到了一箱泡麵。第二天中午，她捧著泡麵，找到一個偏僻的綠化帶，蹲在路邊吃。她不會預計到，第二天，母親的核酸結果出來，是陽性，她和父親馬上被送去隔離。但母親無法自理，說話只有她和父親聽得懂。
23日，張義斐收到主治醫生的電話，說協和腫瘤中心開放化療，但放療仍不行，建議他回來住院，多加一期化療。24日下午，他順利住上了院。
從22日起，同濟、協和以及省腫瘤開始收病人的消息就在各病友群流傳，但收治情況仍不穩定。張義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必須要收到主治的通知，才有資格重新入院。和他同期的一些病友，很多人並沒有收到通知。同濟和省腫瘤的情況也是類似，很多患者反映住不進去。
一位家住湖北省隨州市下轄某村的腦瘤患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放療中斷後，她回到家裡，醫生開的化療藥已經中斷近一個月。從臘月二十九開始，她所在的村就徹底封鎖，村口被設了路障，有人全天把守，不許進出。村民已經和外界完全隔絕，更別提買藥。因為手術，她被剃了平頭，現在一層薄薄的發茬已經長出，緊貼著頭皮，下面，一個碗口大的褐色傷疤仍昭然可見。此刻，她更關心生活用品用完了怎麼辦。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諮詢專家繆曉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像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慢性病和惡性腫瘤患者，複查和有效治療，是很迫切的，政府要思考，如何讓病人看得上病。
黃嚴忠也建議，目前重點要解決兩個問題，病人看病難和藥物的可及性問題。地方政府首先應該通過發文、領導督促、糾正此前的一些做法，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來。
他說，武漢現在就像一根弦，如果繃得太緊的話，可能會斷。「我覺得，差不多到極限。」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張義斐、王德昌、王朗、姜琲、黃葵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