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走出抗日戰爭的「次生災害」

圖為2012年杭州反日遊行（來源於網絡）

據新聞報導，7月7日，中國國家領導人率首都各界代表紀念「七七事變」77周年紀念活動，引起周邊國家高度關注。之所以影響大，蓋因有兩個不尋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並講話，規格之高不同尋常，77周年並非整數，時間選擇有違慣例。兩個不尋常，當意有所指。

中方紀念「七七事變」的背景，直接原因也有兩個：一為今年中國確定12月31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高調紀念順理成章；二為7月1日，日本內閣決議案宣布解禁集體自衛權，通俗一點說就是日本可以海外打仗了，日本二戰後奉行的和平憲法實質上失效，此舉對中國是一個巨大威脅，也嚴重挑戰了二戰以來的東亞政治格局。

日本國家戰略的大幅轉向，以及中國的反制措施，使東亞局勢進一步緊張，未來長期的對抗性競爭不可避免。二戰已經結束77年，中日兩國卻恩怨未解，且近年來越發惡化，日本對戰爭缺乏反思和中國迅速崛起是根本原因。當年田中角榮訪華開始的中日友好局面，如今已蹤影難覓，令人遺憾且惋惜。

國家間的對抗，必然對國內社會產生影響，筆者所關心的，中日角逐會怎樣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回望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筆者痛心地感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那場侵華戰爭，其產生的嚴重後果，絕非曾使中國山河破碎、兩千萬國民犧牲那麼簡單，它所產生的「次生災害」，綿延幾十年直至今天，一直在影響著中國。

歷史學家餘英時曾說，他之所以恨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因為「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強有力的政黨凝聚力量，一致對外，所以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口號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於是培養出一個黨國體制，這是中國的悲劇，所以我始終不肯原諒日本軍國主義者。」餘英時認為的「次生災害」，是日本侵華戰爭切斷了中國民主憲政之路，並直接導致內戰，改變了中國的百年走向，使中國失去轉型良機。筆者認為，從更具體的層面，日本侵華戰爭帶來的「次生災害」有以下幾個方面。

受害者情結難除。百年以來，社會形態滯後的中國遭到歐美列強欺侮，但對中國傷害最深的，是我們的鄰居日本，一個島國開啟戰爭，給中國帶來深重的災難，同時給國人造成了難以治癒的內心創傷。戰後很多年，中國看待周邊，仍有虎狼環伺的危機感，左右著中國的諸多政治路線選擇，並導致國人心理徘徊於自卑與自大，難以真正平復。這種情結也反映在影視作品中，中國反映抗日戰爭的影視作品，要麼血淚控訴日軍的滔天罪惡，要麼沉迷於「兒童戲耍皇軍」、「民兵手撕鬼子」的精神勝利。對於日本國內的一舉一動，我們的反應比較敏感、猜疑，這也是中日之間諸多摩擦的起因。

民族主義情緒難平。近年以來，隨著民間社會的發展，民眾權利意識覺醒，開始重新審視被遮蔽的歷史遺留問題，並以曝光日本罪行、推動民間索賠、保衛釣魚島、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方式表達訴求，而日方反思戰爭不徹底，對歷史責任的含糊其辭，也促使中國的民族主義發酵，並以上街遊行、打砸日系車等極端形式表現出來。雙方民間社會的對抗，客觀上推升了國家對抗的烈度，並被政治人物以為「民心可用」，官方民間互動，使國家向民族主義傾斜，以達到政治人物增強族群凝聚力、提升個人威望等政治目的。但民族主義是一柄雙刃劍，它讓民眾對外界始終帶有恨意，也成為內部諸多社會問題的「酵母」，比如以是否反日、愛國為標準，造成了內部族群的撕裂。

另外，抗日戰爭還帶來一個後果，即歷史本來面目的缺失。那場戰爭帶來的內戰，以及之後的國家命運轉折，使抗日歷史研究困難重重。究竟多少人參與了抗戰？打了多少場重要戰役？哪些人是中華民族的抗日英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有哪些人？利益相關方各有一本帳，最後成了一本糊塗帳，也拿不出一部公認權威的抗日戰爭史。

真實歷史的缺席，也讓中國失去了塑造國家英雄的機會。走在英國倫敦的大街和公園，隨處可見二戰將領和士兵的雕像，下面擺著花環，隨時有人祭奠瞻仰。不分族群與黨派，為反法西斯戰爭犧牲的將軍士兵都能得到民眾的敬仰，這極大地增加了民眾的國家認同。而這些超越黨派與政爭的國家紀念，我們做的遠遠不夠，愧對先人。

一場77年前的戰爭，到今天仍然陰魂不散，糾纏束縛著我們，磨損著民族的歷史，左右著民間的情緒，甚至影響著國家的政治，使中國「身體」在崛起，靈魂仍然無法擺脫痛苦，難以用平和、自在的目光與外界交流，展現博大、坦蕩的大國氣度，這是那場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最持久的「次生災害」。

在中國經濟超過日本，成為世界影響力大國的復興之路上，我們須消弭仇恨、梳理歷史，邁過「次生災害」這道坎，以開放的心胸擁抱外部世界，方能實現真正的和平崛起，實現令人敬重的中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