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祥院士生前在實驗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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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回暖，又是萬物復甦的時節，蟄伏了一冬的蟲子們也紛紛跑出來舒展筋骨。
作為動物界種類最多、數量最大、分布最廣的一個類群，節肢動物在地球上所有的動物種類中佔了四分之三。
說起蝴蝶、蒼蠅、蝗蟲、蜘蛛……想必大家耳熟能詳的是一本科普著作《昆蟲記》，事實上，在河北大學博物館，就有一部觸手可及的「昆蟲記」。
朱明生教授（左一）生前帶學生到野外採集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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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高校收藏昆蟲標本最多、範圍最廣的博物館之一
提到蛛形動物，你會想到哪些種類？
或許我們首先會想到蜘蛛、蠍子等常見的捕食者。但參觀了河北大學博物館，相信你會給出更全面和多樣的答案。
在這裡我們不僅能了解到蛛形動物分為蜘蛛目、避日目、裂盾目、盲蛛目、偽蠍目、鞭蠍目、蠍目等這樣的基礎知識，還能看到很多難得一見的蛛形動物。比如寬肋盤腹蛛，它們腹部的底部是較為平坦的橫截面，而且在橫截面上留有奇特的花紋，花紋的形狀好像一枚錢幣或者印章，所以也叫「印章」蜘蛛；弓長棘蛛的身體呈三角形，還長著一對霸氣的長棘，腹部背面呈梯形，橘紅色的底上還點綴著黑色的「芝麻粒」……
形態各異的蜘蛛、五彩斑斕的蝴蝶……來到河北大學博物館的六足動物展廳、昆蟲文化展廳、蛛形動物展廳，仿佛走進了昆蟲和蜘蛛的世界。對很多普通人來說，可能只有參觀了這樣的博物館，才會明白，昆蟲和蜘蛛是多麼龐大的家族，大自然是多麼奇妙！
「在我們館內，幹制和液浸的昆蟲和蛛形動物標本總共有150多萬號。」河北大學博物館館長張鋒介紹，節肢動物是動物界中種類最多、數量最大、分布最廣的一類動物，分為甲殼綱、三葉蟲綱、肢口綱、蛛形綱、昆蟲綱、多足綱、原氣管綱等。
張鋒介紹，河北大學博物館館藏的節肢動物標本主要為昆蟲和蛛形動物。作為國內高校收藏昆蟲標本最多、範圍最廣的博物館之一，河北大學博物館收藏昆蟲標本110餘萬號，幾乎涉及昆蟲的所有類群；此外，館內收藏蛛形動物標本30餘萬號，幾乎涵蓋我國分布的所有類群。
在位於博物館三樓的蛛形動物標本室和五樓的昆蟲標本室，我們見到了這150多萬號標本的真容。
在瀰漫著濃鬱樟腦味的昆蟲標本室，屋內全是整齊排列的密集櫃，轉動密集櫃一側的轉輪，一個個棕色的木盒像小抽屜一樣填充了整個柜子。博物館工作人員楊秀娟抽出其中的一盒，只見一個個幹制的昆蟲標本被針固定在盒內，每個標本下邊有一個白色的小標籤，清楚註明了標本信息。
「在不斷豐富館藏標本的同時，我們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在進行，2000多份模式標本就是我們博物館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在標本室一側的鐵皮櫃裡，張鋒向記者展示了一盒模式標本。和密集櫃中的標本不同，模式標本盒中的標本被插著不同顏色的標籤。
「插紅色標籤的是正模標本，意思是第一次發現新種所用的標本，下邊的十多個插著黃色標籤的是副模標本，與正模標本同屬於一個物種。」張鋒解釋，模式標本就像人民幣的票樣，是這個物種在地球上保存的憑證標本，具有唯一性。人類如果再發現一種新的昆蟲，都要和這些模式標本進行對照。「截至目前，我們已經發現和發表了2000多個新種，而這也奠定了河北大學昆蟲和蛛形動物分類研究在我國動物分類研究領域的地位。」
張鋒介紹，在昆蟲和蛛形動物研究方面，河北大學動物學科擁有幾位重量級的人物：河北省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著名昆蟲學家印象初教授；河北省自己培養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被譽為「中國蜘蛛研究首席」的著名甲殼動物、蛛形動物學家宋大祥教授；中國蛛形學會原理事長朱明生教授；國內研究擬步甲蟲首屈一指的任國棟教授；最近，著名昆蟲學家、中科院院士康樂擔任了河北大學校長……
也正因為豐富的館藏資源和科研實力，2011年，河北大學動物學科在「中國大學研究生院理學學科專業排行榜」中，位居全國347個動物學科的第2名；河北大學博物館也成為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工作重點項目「動物標本標準化整理、整合及共享試點」的首批成員單位之一，累計向平臺提交1894種、20萬號昆蟲標本數據。
寬肋盤腹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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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腳走出來的珍貴館藏
在河北大學博物館動物學成果展廳，有這樣一件特殊的展品——一幅標註了密密麻麻的紅點的中國地圖。這些紅點標明了截至2014年的館藏昆蟲（蜘蛛）標本的採集點。
從這張圖中所示的紅點分布，不難看出，不論是氣候惡劣、路途艱險的喜馬拉雅山脈，還是新疆的山脈與盆地……河北大學採集昆蟲（蜘蛛）標本的腳步已經踏遍祖國各地，甚至越是人跡罕至的地方，紅點反而越集中。
「同樣是看一個標本，外行或許只看到一個展品，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一段從採集到展覽的動態過程，大家可能想像不到一個蟲子來到展廳是多麼不容易。」河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張超感慨道。
在蛛形動物展廳的眾多展品中，令朱明生教授的學生張俊霞博士印象最深的是一隻名為「黑寡婦」的蜘蛛。
2005年，她跟隨朱明生老師到野外採集標本時，聽朱老師講起在雲南採集「黑寡婦」的「遇險」經歷：當時朱明生猛然發現一隻雌蛛，正當用手捂住時，一轉頭又看到一隻雄蛛。眼看倒不過手了，朱明生一張嘴便把雌蛛含在了嘴裡，雙手去抓雄蛛。
「『黑寡婦』是劇毒蜘蛛，採到雄蛛再拿出雌蛛後，朱老師嘴唇就腫了，腫了十多天。」回想起朱老師講的那一幕，張俊霞直咧嘴，但她深知朱老師情急之下出此下策的原因。「『黑寡婦』有個特點，在某個季節，雄蛛是很難採的，但因為很多鑑定種類的特徵都在雄蛛上面，雄蛛在分類學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馬上進入4月，河北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每年的標本採集又要開始了。事實上，每年的標本採集要從4月進行到11月。不同於我們平時出遊有明確的目的地，標本採集一般只有一個大致目標位置，具體到哪要邊走邊向老鄉打聽，打聽的問題聽起來很有意思，「哪兒有草地呀？」「哪兒有林子？」「哪兒人比較少啊？」用博物館副研究員巴義彬的話來總結，他們找的都是「人少蟲子多」的地方。
一次次深入這樣的地方，途中還不乏各種驚魂時刻。
任國棟教授組隊自駕去西藏12次，其中有9次都是自己當司機。
「作為非專業司機一天駕車近一千公裡，開一天車還要上山採集，晚上還得分析第二天的採集路線、整理各種記錄，真不是一般體力能達到的。」2014年7月，張超曾跟隨任國棟前往西藏。
一次，當尋找一個小鎮——陳塘鎮時，團隊卻進退兩難。
「那邊都是『搓板路』，坐在車上『咯噔咯噔』全身按摩，車一小時只能走二三十公裡。」張超說，眼看天已經黑了而且下起了雨，不知道陳塘鎮具體位置的團隊卻還在一邊峭壁、一邊懸崖的山路上龜速前進。「好不容易看到路邊一個水電站，大家趕忙打聽，老鄉說陳塘鎮不遠，還有二十裡。」
任國棟決定繼續走，雨越下越大，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開始打滑，一個急轉彎，車差點躥下懸崖。無奈只能掉頭往回走，當晚，大家只能借宿在水電站簡易搭建的床板上，任國棟在車上湊合了一宿。「多虧前一晚及時掉頭，所謂的二十裡，第二天我們開車走了三個小時，這還只是到了山下，到山上的陳塘鎮還要爬一個多小時的石梯。」至今想起來，張超仍唏噓不已。
標本是研究的基礎，但鑑定標本和進行相關研究則是一項更大的挑戰。
「我們現在的館藏標本150多萬號，可鑑定出來的也就只有20多萬號，甚至有很多認定不了的問題種。」張鋒介紹，鑑定是個漫長的過程，要鑑定一個標本是不是新種，需要和世界上同類的相比較，沒有了才是新的，僅文獻就需要查到1758年，而且「文章不見得都是英語的，早期的有俄語、日語、拉丁語、法語、德語，等等」。
如此，便不難理解宋大祥院士科研成就的來之不易。
「在《中國蜘蛛》專著中，宋大祥院士對1798年以來中外學者記述的2361種蜘蛛進行了艱巨的整理，確定了多個新分類單元和新異名、新組合、新名、新紀錄種，為國內的蜘蛛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張鋒介紹，宋大祥精通英、法、俄、日、拉丁五門外語，不得不說，這與艱巨的研究需要不無關係。作為我國蛛形動物研究領域的唯一一位院士，宋大祥來到河北大學後，工作重點不是帶學生野外採集，更主要的工作是從事這些枯燥的系統研究和整理工作，對我省乃至我國動物學研究和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斑絡新婦。（圖片均由河北大學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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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豐富的館藏標本和不斷發展的學科
在河北大學博物館，有一份紅色柱狀圖表示的館藏標本年度變化圖。在這張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年份的增加，表示每年新進館藏的紅色柱體依次上升，增加量約為十萬，昆蟲和蛛形動物標本佔比達到97%。
這意味著，每年新進入河北大學博物館的昆蟲和蛛形動物標本接近十萬號，這樣的新進館藏數量，可謂驚人。
研究這些昆蟲和蛛形動物究竟有何意義？作為館長，張鋒不止一次面對這樣的提問。
「動植物分類是『基礎學科的基礎』，簡而言之，就是根據動植物的特徵來研究它們的種屬，辨識、總結並從中尋找規律，掌握每個種的分布地域、生活習性，為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提供指導。」張鋒介紹。研究這些更重要的意義是，了解現有的動植物，特別是人，是如何進化的。
「正是看到這門基礎學科的重要意義，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還會專門拿出資金來支持做經典分類方面的研究。」張鋒解釋道，河北大學的無脊椎動物學之所以比較出名，是因為好幾個類群的研究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
每次出國，看到國外博物館上百年的標本，張鋒和同事們總會頗有感觸，「那都已經是文物性質的生物標本了，很多物種只存在於一個時間段，它們展示的很多物種現在已經沒了。」
而宋大祥生前也不止一次和學生們提起過1979年在法國留學時的經歷，當時一個博物館館長頗為得意地拿出一個蜘蛛標本給他看，告訴他說這是一位法國科學家在北京採集的，直到今天你們中國人也未必拿得出這樣的標本。這件事對宋大祥觸動很大，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積極推動了中國蛛形學會的成立及《蛛形學報》的創辦。
雖然現在已經是學術研究的中堅力量，自己也已經是博導、碩導，但每每談起宋大祥、朱明生和現在仍然奔跑在一線的任國棟這些老一輩研究者的堅守和執著，張鋒、張超和當年同門的師弟師妹們總心生敬佩，並深感責任重大，而這份責任感更多的，是如何推動整個學科的發展。
雖然離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還有將近兩個月，但張鋒和博物館的同事們卻早已經為今年的博物館開放日忙活了。2016年他們的主題是愛鳥周，去年是博物館與生物多樣性，今年的主題被確定為博物館與昆蟲文化。
「科研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做科普，這是提升全民科學素質的必然要求，也是任國棟老師提議建立博物館的初衷——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這門基礎學科，而這也是我們這門基礎學科走向長遠最強大的動力支持。」張鋒表示。（記者周聰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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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學博物館與北疆博物院
每當提到河北大學博物館，很多了解情況的人，總會把它和位於天津的北疆博物院（隸屬於天津自然博物館）聯繫在一起。
據河北大學博物館館長張鋒介紹，1914年由法國脊椎動物考古學家桑志華創立的北疆博物院與河北大學前身——天津工商大學有著莫大的淵源。
「當時北疆博物院和天津工商大學位於同一個大院，但實際上，北疆博物院是個獨立的科學研究機構，不過相鄰的位置，讓彼此互通互補，猶如一體。」張鋒介紹，1927年5月出版的《工商大學校刊》第一期載文說：博物院「裨益於該大學學生，良非淺鮮」「事實上，該院固無異為本校之科學圖書館，本校所授的哲學及高中之生物學各項課程，須要任何標本參考，均可立致，而於有研究興趣之各教授與師生均著先鞭，耳聞目睹，無形中本校師生研究學術之風氣，自然比較濃厚也。」
建立北疆博物院前後，桑志華曾帶領團隊長期對黃河以北地區至華北白河流域開展動物、植物和生物化石綜合考察，取得了很多成果：收集以現生昆蟲為主的動物標本2000餘種11萬餘號、植物標本近10萬號和大量動物化石標本、礦石標本等，並於1920年在甘肅華池幸家溝發現了中國第一件舊石器，在寧夏靈武發現了水洞溝古生物遺址，在冀晉交界地區發現了泥河灣古人類遺址……
張鋒介紹，在採掘標本的同時，桑志華不僅聘請法國和俄羅斯專家來館對藏品進行整理、研究，桑志華和副館長德日進二人也在博物院從事科學研究，發表和出版了很多著述。據《河北大學史》記載：「工商大學在30年的發展歷程中，計有德日進、桑志華、暴安良、侯仁之、林鏡瀛等44位教師發表和出版的112種著述（含譯文），其中，以法國人為主的外籍教師著述佔59%，而德日進1人有著述41種，桑志華有16種……桑志華、德日進等傾注大量心血，從事探索中國北部兼及亞洲的人文、地理、地質、氣象及動植物為對象的科學考察和研究，其成果為世人矚目。」
「北疆博物院致力於動物標本的收集和研究，該院於1925年全權交付給河北大學前身——天津工商大學管理，而北疆博物院的這段科考歷史為河北大學動物科考奠定了基礎。」張鋒介紹，河北大學動物科考的發展歷史經歷了北疆博物院、水生動物資源考察和昆蟲（含蛛形動物）資源考察三個重要時期，河北大學的動物學科取得現在的成績，與北疆博物院的啟蒙和奠基密不可分。
後來，北疆博物院與河北大學分離，開始了各自的旅程：1952年，北疆博物院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後來隸屬於天津自然博物館；1970年，河北大學由天津遷至保定，河北大學博物館於1996年建立，由原歷史系文物室和生物系動植物標本室合併而成。（文/記者周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