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藝術就是返回世界
14歲就立志踵武休謨，做「哲學英雄」的夏可君，近年來在藝術策展界聲譽日隆。通過藝術策展，他正在向哲學更深處突入。
「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性藝術，還主要是一種視覺藝術。」身為藝術策展人，夏可君現在的行程很滿，他的藝術批評也很滿——沒有商討和含混，直擊問題核心。和他面談，密集的詞語，冷靜的語氣，撲面而來。「直到杜尚出現，才把藝術還原到個體上，出現了嚴格的個體藝術，但杜尚的問題也在於：過於服從於個體的身體性了，哪怕是加入福柯以來東方化的所謂身體修煉，也還僅僅是對西方個體性藝術過於暴力與過於表演性的某種衝淡與平衡，但並沒有從根本上面對藝術本身的問題。」
德國西南部有一個地方叫弗萊堡，弗萊堡有一個童話般的所在——黑森林。在黑森林杉樹安詳，苔蘚恣肆的半山腰上，有一條窄窄的逶迤小路，歌德曾在此推敲「平仄」，黑格爾偶遇過來自密涅瓦河的「貓頭鷹」，海德格爾在工作之餘，走出託特瑙山的小木屋，或極目無邊的藍天白雲，或漫步其中，思考存在。2002年，來自古老東方的夏可君，雄心勃勃地款步於「哲學家之路」，摩挲著路旁古舊的牆體。遠處，蒂蒂湖畔布穀鳥的歌聲婉轉而來。
2001年，夏可君辭別了導師鄧曉芒，離開武漢大學。在中山大學短暫的執教後，隻身去國，負笈西行。2003年入德國弗萊堡大學，2005年入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拜在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讓·呂克·南希門下，援疑質理。2006年回國以來，夏可君先後出版了多部哲學和藝術著述，但他仍不太滿意。他說，在混雜現代性的中國，怎樣把前現代的傳統、現代的城市生活傳統和後現代虛擬的網絡空間整合成一個新的形態，並提煉出一個精神形態，以超越這個時代，這是當前哲學家的任務。
「現在的藝術圈，誰人不識『君』！」夏可君信心十足地說道。從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系博士後一畢業，他就回國把藝術策展從廣東做到了北京，去開拓更廣闊的天空。藝術策展對他來說，一方面是在實踐自己「虛薄」的藝術理念，另一方面也是夏可君返回世界的一種方式。他說：「我就像佛教徒一樣，悲觀地出世，離開這個世界去思考，做藝術就是返回世界。在做策展之前，我是一個比較拘謹的學者，找不到進入社會的道路。」
近年來，在藝術策展領域，夏可君敏銳的嗅覺和藝術直覺，贏得越來越多藝術家的尊重。要做的展覽越來越多，要應付的事務亦應接不暇，屬於個人的寫作時間捉襟見肘。他失落地說：「至今我還沒有推出我個人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但他立刻又舉重若輕地、淡淡地補充道：「不過一定會有，並將被載入哲學史冊。」
「餘讓」哲學的誕生
記者：你是如何與哲學結緣的？
夏可君：我對哲學的興趣就產生於上世紀80年代，正值存在主義思潮和理想主義交雜期。14歲那年的暑假，我在一位叔叔家裡讀了第一部哲學著作——休謨的《人性論》，當時就想和休謨一樣做一個哲學英雄。接觸薩特和海德格爾是之後不久的事，當時讀不懂，但讀不懂也要讀。十六七歲的時候就覺得自己要做個哲學家。90年代我也曾是個詩人，但感性的詩歌和理性的哲學實在難以平衡，讀碩博的時候，基本就不寫詩了。
記者：讀博士之前對鄧曉芒了解嗎？
夏可君：我在高中時代就給鄧老師寫過信。當初我也想著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就給自己寫了一個哲學提綱，寄給一個當時做哲學史最有名的老先生蕭萐父。然後他就把我推薦給鄧曉芒，鄧老師還給我回了一封信，我至今保留。
記者：鄧曉芒老師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夏可君：首先是他對啟蒙理性的嚴謹介紹，他翻譯了三大批判。他認為中國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的思維方式，即中國沒有多少現代人。我們的思維方式要麼是傳統的，要麼是混雜的，要麼就是隨便的。西方有很多嚴謹的對思維本身有所思維的人，對思維本身進行批判以求超越。我跟鄧老師學了三年的康德，鄧老師強調讀書要句讀，當時有十個人跟著鄧老師學習，你讀一段我讀一段，自己讀自己講，三個小時讀一頁紙，很難很痛苦。後來我們終於會用康德的話說康德了。
其次，他曾經對我說：「夏可君，你要認真地過好每一天。」要是他沒有過好每一天，是不會跟我講這些話的，後來我就把他這句話當宗教信仰一樣奉行。還有就是對身體的自我管理，即福柯說的對身體的關心。
他今年六十多了，還是每天做一百個伏地挺身，身體非常之好。他說自己以前也很懶惰，不願意起床，但他覺得懶惰是人類最大的罪過。於是他就做伏地挺身，一天增加一個，最後做到一百，40年來，從不間斷。鄧老師的妹妹殘雪，每天能堅持跑步二十裡。做學問，寫長篇小說需要體力，中國很多文人堅持不下來，就是身體不好。
記者：多年來，你的學術興趣變化的內在邏輯是什麼？
夏可君：我是做新儒學出身，最初我研究的是牟宗三，後來發現他沒有解決好自然與自由的關係，李澤厚也沒有，所以我要解決的就是這個自然與自由的問題。要解決自然與自由，必須要清楚西方的問題出現在什麼地方，因為現代性就是西方帶來的，所以我就去研究康德、研究海德格爾。於是在我完成中國哲學博士的論文提綱之後，轉投鄧老師門下，試圖解決康德和海德格爾的關係。
我就把海德格爾「泰然讓之」的「讓」借過來，然後把我最喜歡的莊子的「遊刃有餘」的「餘」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來解決自然與自由的關係問題。
「在德國，我找到了天空「
記者：在德法留學有何感受？
夏可君：我一直沒找到大地，但在德國，我找到了天空。無論是在萊茵河峽谷，還是在山上天主教的修道院，都有地方可以禱告，靈修。夏季的德國，夜幕降臨得晚，我會有幾個小時的時間饕餮滿天變幻的晚霞。我住在黑森林的腳下，位於德國西南部，靠近著名的哲學省巴登-巴登。在黑森林散步，我可以在小路上走兩個小時的長徑，遇不見一個人，可以把一個問題想穿了再回去：這在中國幾乎不可能。
弗萊堡的哲學氛圍濃鬱，是亞洲學生朝聖的地方，王家新等詩人也都拜訪過海德格爾的小木屋，海德格爾就是弗萊堡的「神」，也許還是「黑色的神」（關涉德意志陰鬱的心靈）。在海德堡的博士研究班上，除了四分之一的歐洲人，其他大多是亞洲人，所以說海德格爾是德國的，是歐洲的，也是世界的，尤其是亞洲的。
已退休的哲學教授讓·呂克·南希，他是德希達的學生，是解構的第二代，被認為是德希達解構精神的真正繼承者。他的家在萊茵河左岸的斯特拉斯堡，我在他家裡上課。他對我的影響更大，他和鄧曉芒一樣是我僅承認的兩個老師之一。
記者：這麼多年的哲學研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夏可君：整個二十世紀真正的中國現代哲學，是從熊十力開始的，然後到牟宗三到李澤厚、鄧曉芒到第五代的我。我們都在面對康德哲學的困境，也是整個現代哲學的困境，即自然與自由的結合方式問題，因為自然不自由，自由也不自然。這是當代哲學的根本任務，啟蒙之後怎麼結合自然與自由，從熊十力到鄧曉芒都在試圖解決康德的自然與自由結合的可能性問題，至今未果。這是一個現代性的困境，啟蒙之後，人類過於理性，過於重視技術，自然無處安放。
我們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自然。儒家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它把自然的生育轉化為一個生生不息的對於孝道的追求。這是儒家倫理的前提。道家主張人回到「天」，回到自然，減少人為，讓自然來為。
佛教是一個超越性的宗教，最終也回到了與自然關係的探討，她通過禪宗，通過王維，最終回到山水畫之中。出世和入世的中介是自然而非人，自然是一個凝聚點和真正的歸宿。但在現代性裡面，這個自然的維度被丟掉了，要麼因為西方的技術，要麼因為西方的理性，要麼因為西方的宗教，要麼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都對自然的維度有所忽視。
「現代性的轉換，離不開康德」
記者：哲學家和思想者在實質上有什麼差異？
夏可君：思想是一個很泛的提法，哲學也有思想，思想裡也有哲學。思想家可以很隨便，但是有啟發性，有自己的思想脈絡。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基本都是思想者，他們對自己的處境生存狀態是有反思的。哲學家有兩個條件，其一要有獨一無二的概念提出，比如康德的「可能性」，萊布尼茨的「單子」，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海德格爾的「存在」和「禮物」，德希達的「書寫」，若我是哲學家，我的概念是：「餘」，「有餘地」的「餘」。其二，要有嚴謹的思維體系，哪怕是一個很隨便的哲學家，他都有一個嚴謹的思維體系，像維根斯坦。
記者：對李澤厚有何評價？
夏可君：他是那一代人裡面唯一的哲學家，他從事的是真正的哲學思考，獨立、自由、有真性情，想什麼就說什麼。早在1980年代，我就讀過他的書，他是那一代人的唯一導師。他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把康德作為一個範型，要面對康德，不面對康德就證明你沒有經過一個哲學思想的轉換。中國人有智慧，但是缺少思想到嚴格的哲學的一個轉換，康德是一個轉換的樞紐，我們習慣把把哲學史思想史甚至文學史混為一談。要形成哲學範型，要啟蒙，要有現代性的轉換，離不開康德。
記者：李澤厚、鄧曉芒之後很難再出現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夏可君：其一，我們用三十年的時間，強行消化西方三百年的營養，人的思維自然劇烈動蕩。思想需要定力，但人們要學的東西太多，學得越多越不能思想，淪陷於模仿而爬不出來。這是混雜現代性導致的。其二是1990年代以來的經濟浪潮，導致了就像李澤厚所說的「學術強盛，思想單純」局面，進行嚴謹思想的人越來越少。其三，從1998年到2008年，重點爭論是左中右的公共知識分子圍繞公共領域和社會領域的爭論，而不是思想哲學，也導致哲學的式微。其四，德希達去世之後，西方回到內部了，跟東方對話少了。其五，中國的社會處境不太好，不夠自由。不自由的土壤產生不了真正有思想的哲學之花，自由乃哲學之前提。
「我們傳統的『道』，被現代性切斷了」
記者：為什麼要做藝術批評和策展人？
夏可君：在藝術領域，要為中國藝術找一條出路，它必須與自然結合，所以我去做山水畫，去做書法，宋明理學沒有把「山水畫」作為一個哲學主題，整個二十世紀也沒有把山水畫作為一個哲學對象。一個哲學家必須開拓一個新的領域，把這個新的領域演變成一個哲學概念，用來解決當代哲學當代藝術的危機。
我把中國化的書法從它與「書寫」有關的自然維度代入到現代哲學現代藝術的困境中，這就是我的一個思考方向，所以這十年我主要在做當代藝術，我試圖去推進中國當代藝術，通過自然，通過像中國文化的庭園，日本的枯山水，中國的屏風畫以及墓地等，探討更具有未來性的「虛託邦」（與託馬斯·莫爾德的烏託邦、福柯的異託邦相對應），實現自然與自由的結合。
記者：你說過中國當代藝術根本就未發生，不怕得罪藝術圈的朋友？
夏可君：不會。藝術有三個層面，我的藝術觀觀照的是整個大藝術。第一個是技術層面，從徐悲鴻一直到1985年以前，都在學習西方的寫實「技術」；此後是「藝術」階段，對西方的各種藝術觀念的吸收；現在理應是「道」的道術階段，但中國目前沒有「道」，「道」是一個更高的世界觀原理的貢獻。
從1840年以來，在中國大陸的文化，沒有貢獻出根本性的任何東西，從文化技術到思想哲學，都沒有。我們當然要經過一個抄襲西方、模仿西方的過程，但我們沒有創造性的轉換。我們傳統的「道」被現代性切斷了，我們只得到技術和藝術而無「道術」。
但我不拒絕對很多當代藝術家的推崇，尤其是跟自然和自由相關的藝術家，「有餘地」的自然與自由結合的藝術就是未來的「道術」。比如說老一輩的邱世華、尚揚、梁銓，中年一代的有姜吉安、劉國夫、陳光武，桑火堯，年青一代的田衛、王愛君與關晶晶，等等，跟「虛薄」有關的，跟「虛託邦」有關的，這是我策展推的一個方向。
目前中國藝術的整體狀態就是一個混雜現代性的產物，因為有前現代傳統、有現代主義、有後現代觀念藝術、裝置藝術等，用三十年的時間把西方三百年的東西壓縮在一起，一定是混雜的。我們希望能貢獻出一個新的普遍性的原理，它是中國的但又不限於中國，與傳統有關，但又不僅僅是傳統的一個原理範式，這是一個未竟的挑戰。
記者：你怎麼評價拍出天價的藝術作品？
夏可君：我們的當代藝術不能反商業。藝術有三個邏輯，一個是創作邏輯，這個與天賦才氣有關；一個是批評家的邏輯，是不是真的按照學術標準去評價；其三是商業邏輯。這三個邏輯從來都不會契合，價格和價值不對等。資本家喜歡什麼樣的作品，我推什麼樣的藝術家，我就要跟資本家協調溝通。如果一個展覽能夠保證80%的學術質量即有80%的作品是我自己定的，就已經很好。中國至今沒有出現偉大的整體性藝術，只有當它出來了，我們才知道標準。
記者：你對自己藝術策展人身份有什麼感受？
夏可君：他就像導演一樣，要四處進行調動，既要做學術，又要做公關。在做策展之前，我是一個比較拘謹的學者，找不到進入社會的道路。我正式進入這個行當已有七年，我決心要建立一個藝術理論，準確且迥異其他理論。我還要繼續尋找跟我的藝術理論對應的好的藝術家，不對應即無效。我的「虛薄」，我的「虛託邦」要想是有效的，必須要有藝術家跟它對上。我的理論和他們的創作是和諧的互動，在互相啟發中前進的，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
《精英》雜誌，作者李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