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趨勢焦慮；戰略心理學；權力轉移；大國戰略；中美關係
一. 引言在區域安全複合體內部的主導權競爭中，哪一方更具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意願與衝動？學界對此主要存在兩種觀點，即「實力較弱，但相對增長率較高」的樂觀新興大國更具衝突意願 或「實力較強，但相對增長率放緩」的悲觀守成大國更具戰爭衝動。前者主要是基於擴大增長性收益的努力，而後者主要基於降低威脅性損失的邏輯。但令人困惑的是，上述兩種觀點就像「光的波粒二象性」，均可以舉出許多證實自身判斷的歷史案例——例如前者經常舉西裡西亞戰爭、普奧戰爭、普法戰爭等，後者則直接可以舉出斯巴達對雅典的戰爭——也可以提出許多能夠證偽對方觀點的歷史案例。
上述兩種理論均認為，從理性角度講，傾向於發動主導權戰爭的國家要麼應具有「趨勢優勢」，要麼應具有「實力優勢」。但卻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國家既沒有「趨勢優勢」，也沒有「實力優勢」，卻依然傾向於對「實力較強，且趨勢佔優」的國家發動主導權戰爭的問題。例如，在日俄戰爭前期，日俄兩國權勢在遠東區域安全複合體內均處於高速增長階段，為何作為「實力較弱，且趨勢佔劣」的日本更傾向於主動對「實力較強，且趨勢佔優」的俄國發起戰爭？這就使得競爭區域主導權的國家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更傾向於發動戰爭的問題更加有趣。
就像冰、水和水蒸氣的三態轉化均取決於溫度因素一樣，同一類複雜現象背後可能存在著相同的政治邏輯。若想真正發現哪種國家在主導權競爭中更具進攻性意願，就需要避開從權力結構入手的傳統路徑——這種路徑假設「實力較弱，且趨勢佔劣」方發動戰爭是非理性的自殺行為——而需要沿著「趨勢焦慮」誘發衝突意願的邏輯對理論加以拓展。本項研究發現，引入戰略心理學的「動機偏見」與「趨勢焦慮」概念並構建防禦性進攻主義理論，對於解釋區域主導權競爭中何者更具進攻性意願有著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趨勢焦慮」變量就像傳說中的灰姑娘，它總是最後一個試穿水晶鞋。但是，一旦它被學界發現並登堂入室，就會深刻影響與防禦性進攻問題相關的傳統思維。
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不論是「霸權戰爭理論」，還是「權力轉移理論」，發動戰爭方要麼假定優勢已經逆轉到己方，要麼假定優勢仍然掌握在己方。它們均認為，掌握優勢的一方發動戰爭才是理性行為。而「防禦性進攻」主義則以「趨勢焦慮」為核心變量，提出如果在政治實踐中，既存在權力優勢國家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案例，也存在權力弱勢國家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案例，就需要進一步分析兩種處於權力結構不同位置的國家間存在著何種更深層且並未被注意到的共有變量。本文構建的「防禦性進攻主義」理論以「趨勢焦慮」作為上述兩種不同國家間出現相同行為選擇的原因，提出了傾向發動戰爭的國家既非權力優勢方，也非權力劣勢方——優劣都是對某一個瞬間時點權力結構的靜態感知——而是「趨勢焦慮」方的基本假設。
第二，在關於體系霸權國在區域安全複合體主導權競爭中支持哪一方的問題上，本文也有新的發現。傳統霸權支持理論認為，對於區域主導權競爭雙方來講，體系霸權國是凌駕於該系統之上的超然國家。霸權國會根據權力的結構性，通過扶持區域次強國，進而達到抑制權力佔優方的目標。但問題在於，從動態的進程性角度講，假如區域主導權競爭的權力佔優方雖然也保持增長態勢，但其相對優勢卻不斷流失；而現有的區域次強國展現出更為強勁的增長態勢。那麼霸權國對於區域次強國挑起衝突的支持行為是否可能意味著更嚴重的「養虎為患」？關於這一問題，英國在普法戰爭時對處於歐陸支配地位但增長率緩慢的拿破崙三世法國和處於歐陸次強國地位但增長率強勁的普魯士雙方支持行為的遠期結果，就給出明確的答案。此外，假設區域主導權競爭的權力佔優方完全認同霸權國主導的機制框架與分配原則，而區域次強國雖然權力尚弱，但對霸權國主導下的國際機制與權力分配表現出明顯的顛覆性態度，霸權國是否依然會嚴格奉行權力的結構性原則，而在區域主導權競爭中對次強國給予支持？傳統霸權支持理論中權力結構的靜態性與關係中立性存在的解釋力縫隙，為本項研究根據趨勢的動態性與戰略的匹配性提供了理論修正空間。
本項研究認為，霸權的支持行為主要根據趨勢的進程性與戰略的匹配度兩項指標進行選擇。其一，即便在競爭雙方戰略匹配性均與霸權國一致的情勢下，哪怕其在區域安全複合體中仍然處於優勢地位，霸權國也並不必然會依據現有瞬間時點權力大小支持區域次強國，而是會依據權力的預期增長率選擇支持「趨勢佔劣」方；其二，在一方戰略匹配度與霸權國區域戰略呈現一致性，而另一方呈現競爭性的情勢下，哪怕上位者是權力增長率更高的趨勢佔優方，霸權國仍然會依據關係性原則與威脅制衡邏輯，而優先支持戰略匹配程度高的國家謀求區域主導權；其三，當競爭區域主導權的雙方戰略與霸權國區域戰略均無法匹配時，霸權國依然會根據趨勢動態性——而非靜態的權力結構性——對趨勢佔劣方予以支持。
第三，防禦性進攻主義在解釋力範疇上並非「權力轉移理論」或「霸權戰爭理論」的有益補充，而是在戰略心理學的「趨勢佔劣」與「地位焦慮」這一預期基礎上進行更加廣義的理論拓展。其目的是將傳統狹義的體系主導權競爭邏輯納入防禦性進攻主義理論範疇之內。防禦性進攻主義理論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是每秒24幀的連續動態。因此，以動態的「趨勢焦慮」作為變量，不僅可以將靜態的權力佔優變量涵蓋其中，還可以從更深的理性層次去理解區域主導權競爭中的戰爭邏輯。
二. 防禦性進攻主義的理論闡釋作為地緣戰略心理學的一個微觀理論，防禦性進攻主義的核心假定根植於支配大國地位的一元性、「衝突升級心理學」與 「戰爭前景理論」。其基本邏輯建立在零和競爭下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經過敵意螺旋的互主性建構，進而塑造自我實現的衝突預言和戰爭疑懼。當雙方均認為利益衝突最終只能通過戰爭解決時，趨勢焦慮方往往會選擇趁權力結構徹底失衡前，搶先發動防禦性進攻。
（一）防禦性進攻主義的基本假定
核心假定1：支配性權力具有一元性特徵，其競爭遵循零和博弈的基本原則。同時，區域安全複合體內部主導權競爭的核心標的物是高級政治領域的安全優勢，而非低級政治領域的經濟優勢。區域主導權是一個不可分割也無法分享的整體，理想主義認為可以「分享主導權」 的主張就相當於尋找半個正方形一樣難以實現。區域主導大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就是護持一元性的支配地位。攫取主導權、護持主導權與彰顯主導權成為區域支配性大國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區域大國行為的目標不是維繫均勢，而是獲得並長期佔據有利的一元優勢。為此，謀求區域主導權的國家均試圖通過拉大與競爭者的權力位差來構造有利於自身的均衡狀態。
核心假定2：當兩個大國同時接近區域權力階梯頂端位置時，對權力的渴望與對失去利益的恐懼，使它們就像受制於「微小決定的專制」的個體消費者。任何一個想保住大國地位和相關利益的行為體都將被迫捲入區域主導權競爭。這並非內政決策的結果，而是出於結構性壓力導致的既無法避免，也無法叫停的安全困境。如果雙方均認為衝突的可能性極大，這種想法就會在主體間建構起互為因果的安全疑懼。安全疑懼會引發難以逆轉的敵意滾雪球效應，進而在國家間建構起自我實現的戰略競爭關係。主導權的一元性特徵意味著雙方將長期處於零和博弈狀態。只要國家實現利益的增長與權力的提升，就會引發戰略競爭者的焦慮與制衡。而長期的權力競爭引發的戰略互疑會外溢至雙方的一切交往領域， 以至於任何一個問題——尤其是寄託了民族主義歷史與現實情感的領土矛盾——都可能在它們之間引發疑懼與反疑懼、行動與反行動的敵意螺旋。長期競爭關係引發的惡性循環、最壞假定與軍備競賽會在行為體之間建構起自我強化的衝突預期。
核心假定3：作為一種對未來的判斷，趨勢佔劣既可能是一種國力對比的客觀事實，也可能是一種知覺錯覺的主觀焦慮。更確切地說，焦慮是因為預期高於現實而發生的偏離導致的。偏離程度越高，焦慮越大。在區域主導權競爭中，國家訴諸戰爭的意願取決於區域體系權力結構、權力演變趨勢與衝突前景預判。當區域體系呈現出兩強競爭——這既意味著無法找到有效的責任承擔者，也意味著沒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後顧之憂——且優勢持續向一方傾斜，而另一方對扭轉這種趨勢的前景悲觀時，趨勢焦慮方在動機偏見影響下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意願最強。一旦趨勢焦慮方滑入防禦性進攻主義的思維軌道，它們往往高估自己的軍事實力而低估對手的軍事實力。從動態博弈角度講，奉行防禦性進攻主義的國家既可能來自優勢不斷流失的「上位者的焦慮」，也可能來自劣勢不斷加大的「下位者的焦慮」。其根本的判定標準取決於哪一方存在著趨勢焦慮。
從權力結構角度看，單極體系的穩定性源於新興國家挑戰主導國的成本與風險高昂。巨大的權力位差和「槍打出頭鳥」的前景導致國家傾向避免先行者劣勢的困境。多極體系下，新興國家競逐支配性地位的潛在對手眾多，即便戰勝了最強大的一方，也會像使用了毒刺的蜜蜂命運一樣，其主導地位更可能因自身在戰爭中的慘重代價而被沒有捲入到衝突的第三方攫取勝利果實。這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博弈前景遏制了戰爭衝動，同時鼓勵國家追求推卸責任的後發優勢策略。從這一角度講，在1904年《英法協約》達成之前，德意志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的「風險理論」——英國海軍即便可以戰勝德國海軍，也將面臨鷸蚌相爭後法俄趕超的重大風險。因此，只要德國在北海地區的海軍實力能夠達到英國的2/3，英國就不敢輕言與德國的海上決戰 ——在英、德、法俄三足鼎立局面下同樣具有邏輯的合理性。但當1904年《英法協約》、尤其是1907年《英俄協約》籤訂後，大西洋海權便由三強轉變為兩極，這意味著提爾皮茨「風險理論」的前提假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英法俄與德國兩強競爭下的防禦性進攻主義衝動。
輔助假定1：本文假定處於爭奪區域主導權的兩個大國均屬於權力淨增長型國家，從客觀物質實力角度講，其維持現狀的財政能力均大於維持競爭態勢的成本。但由於國家間存在增長率差異，本文按照物質實力增長率將競爭者分為「趨勢佔優方」和「趨勢佔劣方」。本文對「趨勢佔優方」的定義是，在區域安全複合體主導權競爭中，A國權力淨增長數量/ B國權力淨增長數量＞1，且這一比值呈逐步升高態勢的國家；對「趨勢佔劣方」的定義是，在區域安全複合體主導權競爭中，0＜A國權力淨增長數量/ B國權力淨增長數量＜1，且這一比值呈逐步降低態勢的國家。
在不同時代，國家攫取主導權取決於差異化的要素。這源於農業化時代、工業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國家存在著資源機動性的根本差異。雖然從總體看，國家權力取決於人口、領土、資源、工業實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由上述因素影響下的常備軍力和戰時動員能力。在農業化時代決定國家軍事力量的是人口、領土、資源；在工業化時代決定國家軍事力量的是工業與經濟實力；在信息化時代則是科技實力主導下的降維打擊。前者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消耗戰邏輯，而後者往往是以一方零傷亡和另一方全軍覆沒的代差邏輯。因此，本文在探討趨勢焦慮過程中，依據不同時代的特徵進行具體分析。
輔助假定2：戰略心理學認為，決策者在不利條件下可能在風險評估上容易出現選擇性失明傾向，即強化對自身有利的正面信息，同時否認和拒絕對自身不利的反面信息。尤其是在面對衝突預期與不利前景時，尚可一戰的趨勢焦慮方將傾向於強化和誇大一切暗示其發動防禦性進攻可能成功的要素，同時否認、歪曲或忽視任何可能暗示其失敗的信息。
輔助假定3：防禦性進攻主義最大的幹涉變量是體系霸權國的支持行為——結盟。由於區域主導權是邁向全球霸權的必經之路，如果放任一個帶有敵意的大國攫取區域主導權，將會對霸權體系穩定產生巨大衝擊。由於國家層次的意圖變量無法預知且變動不居，即便是一個沒有敵意的同盟內部國家獲得區域安全複合體主導權，也可能因「新的權力界定新的利益」而成為霸權潛在的挑戰者。因此，在區域主導權競爭中一定會伴隨著霸權國的積極介入。由於霸權國既存在於區域體系之內，又凌駕於區域體系之上，因此，它既有能力也有意願充當區域主導權競爭中的最終仲裁者。為維繫霸權國凌駕於體系之上的超然地位，體系霸主支持行為的最大利益便是促成雙方均產生防禦性進攻衝動——趨勢焦慮方認為獲得了霸權支持而信心倍增，趨勢佔優方因為擔心霸權進一步支持對手而對自身競爭力前景悲觀——進而確保區域內大國長期處於動態平衡與相互內耗的主導權之爭。
（二）防禦性進攻主義的基本邏輯
基本邏輯1：傾向防禦性進攻主義的國家既可能是基於不利的權力變動客觀態勢，也可能是基於自身將處於趨勢劣勢的主觀預期。其戰略行為的主導邏輯不是最大限度地攫取新的利益，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的損失。從「前景理論」角度看，國家在風險決策中的行為偏好常表現出如下特徵：面對戰略機遇期逐漸流失，傾向於放手一搏；而面對優勢不斷積累，則傾向於耐心等待與規避風險。
基本邏輯2：主導權的一元性特徵決定了競爭雙方奉行零和博弈的贏者通吃邏輯。在國際關係的各個領域中，安全競爭（高級政治）同經濟競爭（低級政治）在行為邏輯上的根本不同在於：國際經濟競爭領域參與者眾多、互動頻繁且周期非常短，因此理性國家在這一領域的競爭遵循「一報還一報」的多次重複博弈邏輯。但國際安全競爭領域參與者很少、互動有限且周期很長。一旦國家通過武力成功地攫取了主導權，那麼這種戰略選擇的潛在收益將遠大於一次失信造成的損失。尤其是當敵意螺旋開啟後，競爭雙方均傾向奉行單次博弈的敵意假定。退一步講，防禦性進攻不僅可以緩解趨勢焦慮方在軍備競賽中已經瀕臨極限的財政困境，甚至還能給其帶來犧牲眼前的經濟聯繫以贏得長遠經濟發展的希望。
基本邏輯3：趨勢焦慮方不會坐等強大的對手發起攻擊，因而更傾向於選擇先發制人。如果雙方均預期遲早會爆發衝突，那麼由對手選擇開戰時間本身就是最大的錯誤。由趨勢焦慮引發的悲觀前景，將誘使差距被持續拉大的趨勢焦慮方傾向於奉行「今天打可能贏，明天打一定輸」的冒險主義戰爭邏輯。尤其是當一方明確感到自身的安全與經濟利益受到潛在威脅的情勢下，它將面臨一種「發動戰爭可能遭受損失，不發動戰爭一定遭受損失」的霍布森兩難選擇效應（Hobson choice Effect） 局面，進而會驅使尚可一戰的趨勢焦慮方發動一場「機不可失與時不再來」以及「今天打則贏，明天打則輸」的防禦性進攻。防禦性進攻主義理論認為，當一個國家應當投入戰爭的時候，卻依然像史達林一樣沉迷於討好德國以換取隨時可能被剝奪的消極和平，這將導致其未來在更糟糕的條件下被動應戰。對於趨勢焦慮方來講，放棄防禦性進攻戰略，無異於毫無希望地在站臺上等待午夜遠去的末班公共汽車。
基本邏輯4：「地理磨損原理」決定了全球霸主需要在區域主導權的競爭者之間選擇威脅最小的「代理人」，藉以解決權力隔空投送的難題。在區域安全複合體主導權競爭中，霸權國將根據動態性的權力制衡邏輯（離岸制衡或坐山觀虎鬥）與關係性的威脅制衡邏輯（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支持對象。在勢均力敵的區域主導權競爭者之間，體系霸主並非不加選擇地支持區域次強國，而是傾向於支持二者中的「趨勢佔劣」方，哪怕其實力暫居優勢。對於凌駕於區域體系之上的霸權國來講，雖然區域大國間的「權力轉移」現象不可避免，但「權力轉移」對象可以選擇。
（三）防禦性進攻主義的基本假說
基本假說1：在兩個大國競爭區域主導權的進程中，「權力差距」既不構成發動防禦性進攻的原因，也不構成霸權國篩選支持對象的重要條件。本文認為，「趨勢焦慮」構成了國家選擇防禦性進攻戰略的根本考量。
基本假說2：對於「實力較強，但趨勢佔劣方」來講，其發動防禦性進攻的能力和意願最為強烈。在其仍然處於權力上位時，選擇「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的防禦性進攻主義，將有助於在實力發生逆轉之前贏得區域主導權戰爭。從可能出現的結果角度講，如果此類國家可以通過自我約束、增強同體系霸權國區域戰略匹配度、持續向體系霸主釋放善意信號，那麼至少會獲得來自霸權國基於威脅制衡邏輯的善意中立。在此類衝突衍生的四種情勢中，霸權國對「趨勢佔劣方」的支持佔三種（參見表2）。如果當其對手國——「實力較弱，但趨勢佔優方」 ——奉行與霸權國利益匹配性極低的變位性戰略時，那麼「實力較強，但趨勢佔劣方」甚至可能實現同霸權國結盟的最優結果。
基本假說3：對於「實力較弱，且趨勢佔劣方」來講，其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意願也較強。在雙方權力位差沒有擴大到無法彌合之前，往往容易生成發動防禦性進攻的衝動。在此過程中，霸權國會根據其戰略匹配度與權力對比態勢決定支持行為（參見表3）。在戰略匹配度存在明顯差異條件下，霸權國會優先依據威脅制衡邏輯進行選擇。在戰略匹配度的同等條件下，霸權國會依據權力制衡邏輯在區域主權競爭雙方選擇支持對象。
基本假說4：「趨勢佔優方」雖然沒有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意願和動機，但其和平崛起的風險來自於趨勢焦慮方可能發動的防禦性進攻。從戰略應策角度講，趨勢佔優方化解對手防禦性進攻的方法主要有兩個：第一，區域安全複合體內部二元競爭，如果在區域內積極構造「提爾皮茨風險理論」邏輯下的多極幹擾格局，將有助於抑制「趨勢焦慮方」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意願。同時，構造一種「群體性崛起」態勢也有助於幹擾體系霸權國針對「趨勢佔優方」的針對性遏制。第二，降低霸權國威脅制衡，體現和平善意、戰略匹配度高與自我約束的外交政策，可能被霸權國視為較低威脅性的國家。
鑑於權力的天平不斷地朝向「趨勢佔優方」一側傾斜，其攫取區域主導權的最佳戰略不是向對手展現進攻能力與威懾——這將加重對手的趨勢焦慮與進攻意願——而是展現和解與示弱的能力。費邊戰勝漢尼拔、庫圖佐夫戰勝拿破崙、毛澤東預言中國戰勝日本，均體現出「趨勢佔優方」避免在趨勢有利的形勢下與敵人提前決戰，而是以靜待塵埃落定的「持久戰」耐心等待對手犯錯、等待有利局勢的演變。同時，通過對霸權國示弱而誘發諒解互惠，並在此基礎上分化體系霸權國與區域競爭者對威脅的判斷與感知。最終，當區域安全複合體內部競爭雙方的權力位差從同一維度內量的差別發展到不同維度間質的差別後，無法望其項背的「趨勢焦慮方」會主動退出區域主導權競爭。此後，權力競爭將超越區域層次而躍升至另一個更高維度的全球層次。例如，在南亞安全複合體中的印巴主導權之爭中，當有一天印度發展的體量與巴基斯坦完全不在一個維度後，印度就將從區域主導權競爭躍升到全球主導權競爭維度。限於篇幅本文暫不討論極性理論。
基本假說5：防禦性進攻主義並不等同於非理性戰爭衝動，也不意味著一定會面臨失敗的厄運。「趨勢焦慮方」發動防禦性進攻的意願與成敗取決於兩大條件：第一，在客觀實力上，區域體系結構呈現出兩強競爭的態勢。如果「趨勢佔優方」在區域內扶持並構造出第三極，那麼形勢將不利於趨勢焦慮方發動防禦性進攻。第二，在主觀感知上，「趨勢佔劣方」是否感到來自對手明顯的戰略威脅。而「趨勢焦慮方」發動防禦性進攻能否成功，則取決於多大程度上獲得體系霸權國的支持。在勢均力敵的區域大國之間，體系霸權國的支持是決定國家能否獲得並長期享有區域主導權的核心要素。
未完待續責任編輯/張玲 徐坤陽
作者：姜鵬，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