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的中文名稱叫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症。它的英文名稱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英文縮寫是AIDS。
1981年，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中心從一同性戀者身上首次發現這一奇特的病症。差不多同時，美國疾控中心也報導了這種疾病。
這種疾病很快傳播開來。1983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蒙塔尼亞教授等首次報告，從一位淋巴腺綜合病患者體內的組織上，經過細胞培養，獲得了一種新病毒。兩位美國學者稍後也獲得了相關的病毒。1986年6月，國際微生物學會及病毒分類學會將這幾種形態、核酸排列、蛋白結構、細胞嗜性均相同的病毒，統一命名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而此前的科學上的混沌期，正是法國發生因汙血造成千餘人愛滋病感染的時期。
後來，我深人到雲南、廣東等愛滋病流行地區，調查國家關於愛滋病「四免一關懷」政策落實情況，學習了相關知識，並與醫務人員和患者交談，進一步了解了發病的經過—愛滋病感染者發病之後，並非死於愛滋病本身，而是死於全身免疫力的完全喪失。任何一個疾病，感冒、肺炎、碰傷和出血，都可能並發其他疾病，致人死命。
據研究，這種疾病最早可能在非洲流行，其病毒有HIV-1和HIV-2兩種類型。其中一種與從非洲白眉猴、獼猴、綠猴等分離出來的猴免疫缺陷病毒較為相近；另一種與從一隻黑猩猩上分離出的病毒相似。在非洲一些地方，人們常將綠猴作為食物或寵物詞養，人與猴的關係密切，愛滋病毒極有可能從動物傳至人類，再從非洲傳至世界各地。非洲一些國家愛滋病高發也證實了這—點。
這種從動物到人類的病毒傳染擴散路徑，在2003年我國非典的大流行中，再一次被複製。
「狼」在門外徘徊的時候，國內的輿論界很重視，報導也不少。
在這一時期，全社會包括衛生行政部門都把愛滋病當作「舶來品」，當作資本主義的病，是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的產物，對愛滋病是否會在中國大規模流行、爆發存有懷疑。一種主流的意見認為，只要紮緊籬笆，關好門，資本主義的病就進不來了。
1985年，一名美籍阿根廷旅遊者來我國後突然發病，住進協和醫院,不久後死亡。其家屬告之，他在美國已被確診為愛滋病患者。這是我國發現的第一例愛滋病人，當時也認為是偶然，媒體作了詳細的報導。
大抵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我國在雲南一些靜脈注射毒品的人群中，發現了愛滋病感染者，在東南沿海發現一些通過性傳播的感染者。這時，我國對各地發現愛滋病感染的報導，忽然沉寂了，報紙電視上再也看不到愛滋病的相關新聞了。
一些研究者認為，當時我國衛生部門「對愛滋病感染信息進行了封鎖，仿佛是國家『秘密』。政府主要是採取了『鴕鳥政策』，不承認HIV/AIDS有可能成為問題，也不願公開予以討論，更不願幫助行為者予以避免。」（《多學科視野下的 愛滋病應對》，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這有一定的依據。
販毒、吸毒在中國都是非法的。儘管事實上存在，特別是賣淫嫖娼在娛樂場所並不鮮見，一些官員也常混跡其間，並有過不良行為，但沒有一個人會承認有事實上的紅燈區和暗娼、嫖客的存在。如果公開報導這類色情場所存在愛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不是承認中國仍有「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垃圾嗎？
記得，十多年前，看到太原有大賣場一樣的歌城「金昌盛」「銀昌盛」等娛樂場所，燈紅酒綠，周末還停著不少北京等牌照的外地汽車，感到奇怪。當地的官員告訴我，他們都是到這裡來消費的。我們一不靠海，二不靠邊,也就這點環境吸引客商，吸引投資。類似的話，我還在東北、貴州等中部地區採訪時聽說過。
於是這類「視而不見」的地方，極易成為愛滋病、性病防治的盲區。而且，如果在娛樂場所查出婦女帶有避孕用具，竟被公安部門當成「賣淫」等不良行為的證據。為此，計劃生育部門多方呼籲，但不被採納。
於是，出現了政府公共衛生的缺失。而這種認識上的誤區，應該與公共衛生決策層上的認識和判斷失誤有關。
2003年流行病調查顯示，全國14個省（自治區）30個地區，有償採供血人群愛滋病毒總體檢出率為2.7%。但各地檢出率差異很大。湖北隨州的檢出率為33.7% ，山東菏澤為8.9%，吉林為5. 8%。（《警惕愛滋出版社,2005年）
其中，河南一些地區感染率最高，為40%以上。即兩個賣過血的農民中，有近一個感染了愛滋病毒。這已無異於一場歷史罕見的毀滅性大災難！任何災難對「三農」的打擊，莫過於此。感染者有的在幾個月內，有的在幾年十幾年後，肯定會發病！
這些人大多數是在1992年至1996年間感染的。據報導，在此後幾年裡，河南一些地區血站仍然管理混亂，血霸猖獗。而現在一些資料與媒體報導，極其冷漠而無恥地把血液汙染傳播的原因，歸之為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的強烈願望，靠賣血來維持生計等。
貧困不是愛滋病感染與傳播的原因，無論是獻血或賣血本身，也與愛滋病沒有必然干係。而造成河南等農村地區愛滋病感染流行的，恰恰是中國公共衛生機制上的斑斑誘蝕。
貧困農村，大部分離縣城較遠，交通不便，農民生活雖然艱辛，平常也很少進城，連血站的門都摸不著，更談不上「自願賣血」了。無可否認，當時不少血站 (漿站）「生意清淡」。有證據表明，一些政府部門官員不幹正事，卻有天生的搞商業的才能與稟賦，在他們的同意或授意下，血站（漿站）委託一些人，主動出擊，下鄉組織農民進城賣血，或者委託他們到農村去採血。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後來成了「血把頭」。他們與當地一些不法分子相勾結，與無良村幹部相勾結，甚至以暴力為依託，強迫威逼農民,整拖拉機拉人到城裡賣血。
「血把頭」、「血霸」，不少是地痞流氓、曠悍之徒，少數是村幹部，按人頭或賣血的數量抽取「血錢」。而血站、漿站，則通過向血製品企業提供原料，賺取「合法利潤」。這樣，在政府衛生部門的血站與賣血或獻血者之間，出現了不受監管的「中介組織」，實際上結成了利益共同體。衛生行政權力卷人到了逐利之中，官商與社會上的「血把頭」勾結，壟斷了血液製品的原料市場，盤剝賣血農民的手段令人髮指。
這些人無法無天，甚至沒有受過基本的採血衛生的培訓，為了降低採血費用成本，剋扣農民的「血錢」，採血器械重複使用，血袋等極不衛生，造成中原一些貧困地區愛滋病大面積感染傳播。在短短幾年中，一些貧困的「賣血村」成了「愛滋病村」，村民健康迅速惡化，「萬戶蕭疏鬼唱歌」，農村經濟和社會活力，立即喪失。
後來，這些情況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的重視。衛生部門著手對血站和血漿市場整頓，把血站和漿站分開。血站仍由衛生部門管理，主要是義務獻血或賣血，為醫療上的臨床搶救使用。漿站抽取的是血漿，供藥企生產血液製品使用，這部分與衛生行政部門脫鉤，劃為獨立核算的企業，不合格的關閉，衛生部門負責審批和監管。
衛生部門的血站「市場化」、「市場失效」的判斷在這裡用不上。如果當時人們還不認識愛滋病毒的話，但從靜脈抽取血液的基本衛生常識，不至於不懂吧？人們不禁要問，血站的一些人與血把頭究竟有什麼利益關係？
血汙染引起愛滋病的傳播，這絕對算得上性質惡劣的衛生事件。在河南省，當地一些貧困農民靠賣血蓋房子，娶媳婦，感染愛滋病後留下孤兒寡老。目前，愛滋病還不能徹底治癒，預防和控制難度很大，需要救治的病人越來越多，醫療救治的壓力越來越大，消耗了巨大的衛生資源，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可能擔心國際上的影響，各地整頓血站基本上也不作報導。由於缺少社會的監督，整頓又在衛生部門內部進行，不合格的血站被關閉了事，造成血液汙染、愛滋病傳染的真相，至今仍被遮掩。這種「內部處理」式的查處，一些汙血事件相關責任人，沒有受到調查和法律追究與處分,有的還在仕途上不斷高升。 一些舉報血站問題的人，此後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報復。
在現有衛生體制下，在危害極大的汙血事件中，最難治理的，其實不是民，而是官。我後來在一些地方調查時，經常聽到有人反映某某衛生局長如何，某某人老婆與「血把頭」有勾結等。這些小道流言真真假假，欲說還休。過去了十多年，也許很多真相永遠搞不清了。
像河南衛生部門這樣採取兩種極端的做法，真是全國少見。河南是血液汙染導致愛滋病傳染的重災區。漿站和血站分開，從衛生部門劃出去後，過去200 多個血站搞經營賣血漿，現在全省竟然沒有一個漿站。在藥企調查時，河南一家生產血液製品的大型企業老總感到非常鬱悶，不可理解。他認為，八因子等生物製品均以血漿為原料，是治療白血病必需的藥品。我們現在不得不從貴州等地進血漿，企業因原料不足經常停產。河南是個有1億人口的大省，也是醫療大省，每年需要大量的血液製品。
他認為，河南衛生部門關閉所有的漿站，是不人道的。當初有200多個漿站血站，衛生部門假借義務獻血之名，到處組織和發動群眾獻血賣血。現在對預防血液汙染，技術裝備上已經沒有任何問題,只要嚴格按規程操作，不會再發生愛滋病感染。可衛生行政為什麼不批漿站呢？大概是部門從自己利益考慮。因為從血漿中可以提取七八種生物製品，不同的病可以用不同的藥。現在血液製品嚴重短缺，醫院就動員病人接受輸血，對本來可以不用輸血搶救的病人來說，其實不但價格高，還造成了大量的浪費。
與獻血相比，利用血漿把血球輸回人體，對健康的影響要少許多。美國健康人半個月就可以獻一回血漿。目前，我國的血液製品短缺，價格上漲。大多數血液製品需要從國外進口，這主要因為血漿原料短缺之故。一家生物製藥企業的經理說，我們運藥品的車，進入北京一家大醫院的門，就被人圍上來「搶完」了。
根據中國區滋病病例報告顯示，從1998年至2002年，我國愛滋病例報告人數年增長30%以上，說明中國愛滋病防治的形勢十分嚴峻。聯合國提供的報告認為，中國目前愛滋病狀況相當於10多年前南非的情形。如果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愛滋病的感染人數可能達到數百萬。（楊國才《多學科視野下的愛滋病應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目前，我國愛滋病傳播途徑大約有三種：血液（獻血或賣血、一些醫院不潔的輸血），目前此類方式正得到控制；一些地方的性傳播；以及吸毒傳播，主要為注射毒品的工具。
國家為愛滋病防治付出巨大努力，對患者實行「四免一關懷」，即免費自願諮詢和檢測，對愛滋病感染者實行免費抗病毒治療，對孕產婦實行免費母嬰阻斷。同時建立社會救助體系，救助愛滋病致孤兒童、貧困的愛滋病患者及其家庭。如雲南德宏州把近900名愛滋病致孤兒童全部納入城市低保和農村五保戶，在校的享受「兩免一補」，免費上學。在廣東，治療一位愛滋病人，每年僅政府的花費就需要3萬元左右，在雲南需要2萬元左右。
據不完全統計，幾年來，全國對愛滋病感染者免費抗病毒治療，累計已超過6萬例。每治療一例，年財政補助至少需要1萬多元。在雲南邊境地區調查時，有人反映說，這項政策非常不公平。新農合政府補助一人一年只有100多元，而那些注射吸毒、賣淫嫖娼感染上愛滋病的，一年補助1萬來元，這合理嗎？現在還有多少老實貧困的農民看不起病！
一些專家說，抗愛滋病的藥用了幾年後，抗藥性增強，還得上二線的進口藥，那每年人均費用得1.5萬元。如大量感染者陸續進人抗病毒治療階段，國家財政費用的支出將大大增加。
某地一位官員，據說得了愛滋病，一年多時間,光醫療費用就花去了上百萬元。按相關規定，醫院要替患者保密。愛滋病的治療，多數用在免疫力喪失後出現的併發症，僅看報銷的治療項目，是很難看出來的。雲南某地區，兩官員得了愛滋病，一年也各花去數十萬，當地公費醫療有苦難言。我問他們的愛滋病是怎麼得的？雖然無從知曉，但既不吸毒，又不像窮人那樣賣血，人們能猜測出個大概。
據了解，第一批檢測出的愛滋病患者，至今已經15年了，還活著，能下地勞動。如按每人每年1萬元計，我國每年提供給愛滋病患者的醫療費用，財政支出就得數十億元。
確實不能說完全公平，但這不能構成不提供免費治療免費藥品的理由。吸毒、性感染愛滋病的，大多有個人原因，和一些不良的行為有關。但是，應當看到，在2004年以前，採供血是愛滋病主要傳播方式；2004年到2007年之間，靜脈吸毒是主要傳播方式；2007年以後，性接觸傳播比例快速上升，成為愛滋病傳播的主要方式。目前，經性傳播感染的人數已佔總數的56.9%。
毫無疑問，在血站或醫院通過血液感染的，政府應該承擔責任—事實上是,不得不為一些人的過錯犯罪以及由此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全部買單。
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遵循內外有別的原則，百般遮掩，報喜不報憂，以免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因而屢屢應對失據。直到2003年非典在中國爆發，這種局面才得到改變。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