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高校的江湖裡，有一項指標關係到他們的「聲譽」。
——教育經費的多寡。
曾有熱心的網友為今年的高考學子「擇校」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大學的『好壞』直接關係考生的前途，而教育經費是其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今年4月，國內75所高校公布了2019年的年度預算。其中，預算超過百億的高校共有8所，相較去年新增兩所；位於榜首的仍然是清華大學，297.21億的預算一騎絕塵，比排名第二的浙江大學多了將近105.4億。
其次預算過百億的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華中科技大學以及武漢大學。
從這份榜單中不難看出，高校經費預算的排行榜幾乎是重點綜合類大學屠榜，而榜單末尾幾位，其預算還不到10億。
同樣是高校，為什麼彼此之間的差距這麼大？
一
中國高校的經費來源頗具「本土化」特色。
財政撥款、教育收入、社會資助、經營收入以及上一年的轉結餘額，五種渠道構成了一張高校的年度預算表。
據羅志敏教授研究，2015年清華大學財政撥款和教育收入分別為33%和51%，同期美國密西根大學該兩項收入僅佔13%和16%。
2015~2016財年，美國高校獲得校友捐贈108.5億美元，佔整個資助收入的26.9%，而中國高校過去36年中累積收到的社會各類捐贈總額不過676億元，2017年資助收入佔比不到2%。
國內外高校走的是兩條路子。
對於國外高校來說，中國高校最大的收入來源——政府撥款幾乎是它們的末端收入來源，捐贈才能代表一所高校在社會上的聲望。
國內近十年的狀況稍有轉變，十年前中國高校經費還是財政撥款一枝獨秀的結果，近些年的財政撥款比重也從此前的58%降至49%，教育收入則從21%升至33%，將財政獨挑大梁優化成了現在的二元化。
教育收入的提升歸功於高考的「紅利」。
據教育部統計，2017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已達到3779萬人，毛入學率42.7%。上個世紀的精英教育經過了粗放式的發展，造就了「人人都是大學生」的現狀。
大學擴招，學費也水漲船高。
2016年，財新網報導，本科學費由3000~4000元上升到了4000元以上，浙江個別工科與醫科專業甚至由3600元上漲到了6670元，生源增加與學費上漲使得教育收入變多，但另一方面教育成本也急劇上升，財政撥款不堪重負。
財政撥款的收縮促使中國重點大學對自己的經費結構進行調整，卻讓一些它原本就難以惠澤的高校為難。
據教育部數據顯示，2009~2013年，中國共有高校2246所，其中211與985高校共112所，只佔5%；這期間，財政撥款2647.7億元科研經費，這112所高校佔用了72%。
剩下的28%，留給95%面面相覷。
二
著名學者錢理群說，「北大是『精神流浪漢』心目中的一塊聖地，經濟越發展，就越需要精神的聖地，也應是大學的基本功能與職責。在當今之中國已經是不合時宜，現在中國的大學走上商業化的不歸路。」
據統計，2017年有75所高校的年度收入低於年度預算。
收入結構的單一讓許多高校捉襟見肘，高等學府也不例外，於是他們只能另闢蹊徑，為了獲得更多的社會資助、商業贊助和課題經費，高校也有一些「野路子」。
對於每年報考高校的新生而言，排行榜是他們會參照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卻讓人目不暇接。排名前列的幾位可以說是約定俗成，但是之後的排名卻是形形色色。
2004年，武漢大學發布過一個「大學綜合競爭力排行榜」。在這份榜單上，武漢大學的排名穩中有升：2005年為第7名，後升到第5，2017年又退回第6。
也許是為了服眾，2017年發布榜單時的新聞標題是「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權威發布」，這個所謂的研究中心其實就設在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同樣，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大學50強」，這份看似小而精的榜單讓人大在2008~2013年這6年間都位居第四，謙居北大、清華、復旦之後。
排行榜是否讓高校的名聲更盛暫且不說，但增加曝光率的確可以帶來更切身實際的利益。
正如錢理群所言，高校的屬性，似乎在這幾年，開始往商業角色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轉變。有的高校會選擇在學校裡開辦各種額外課程賺取經費，但更多的，是贊助直接入駐校園。
清華大學曾因「真維斯樓」一事被猛烈抨擊。2011年，清華將第四教學樓改名為「真維斯樓」。此前，名為「真維斯」的澳大利亞服裝企業曾向清華大學捐資。
許多學生將觸犯眾怒的銘牌拍照張貼到網上。很快，一些人甚至將上面的真維斯燙金字塗鴉。
怒火平息之後，人們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高校的商業化是否有難言之隱？
在哈佛大學的歷任校長之一德裡克·伯克眼裡，大學商業化是「大學利用其教學科研以及其他校園活動盈利的現象」。
在美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下，高校更改自己的運作及管理模式。大學的部分商業化推動著大學課程體系的商業化，更多的課程在對外開放，惠及社會大眾。
只是在很多人看來，這一行為不異於將自己搞得「一身銅臭」。
三
高校的運轉，需要龐大的支出維繫。
從收入到支出，高校的經費流向像一隻倒放的漏鬥：來源單一，支出卻是五花八門。
教育支出、科學技術支出、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其中，教育支出的佔比一般是最大的。
根據2017年34所高校公布的決算信息顯示，雖然清華大學的總支出為第一，但從高等教育支出的數據來看，就要退位讓賢於北京大學的143億，佔總支出的95.9%。
清華大學的教育支出佔總支出的78%，看起來不算太低，但在一眾高校教育支出佔比都超過80%的情況下，只能「屈居」倒數第二了。
再看另一組數據，在科學技術支出佔比上，中科大拔得頭籌，佔22.5億，清華大學第二，支出5.2億，北京大學支出為3.5億。
另一方面，新華網的信息顯示，2018年，不少高校的住房保障預算支出破億。其中，山東大學住房保障預算支出4.7億，北京大學住房保障支出約3.26億，清華大學3.18億。
在房租日益增長的今天，此舉表面上是為了人文關懷，而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留住人。
科研成果、教育水平、師資力量，最終這些因素都將導向高校的「出身」，而「出身」，又決定了高校的未來。
目前來看，僅從財政撥款去考慮，坐擁大量財政撥款的高校可以進行一部分基礎建設和教育支出，但對於一些財政撥款極少的高校，這筆錢便不得不「精打細算」。
這種「身份的差距」，最終導致的落差顯現：2013年，985名校清華大學的科研經費為39.31億元，其中財政撥款佔了72%，為27.75億元；雙非中最好的西南石油大學的總經費為4.6億，其中只有1.2億的財政撥款，佔比26.1%。
對於高校來說，優質的「出身」帶來更多撥款、生源、資助等經費，更多的經費帶來更好的建設與代代相承的身份，而原本就「捉襟見肘」的高校可能會「赤貧越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