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夢貘貘
年輕人聚在一起喜歡談論自己的理想，有的時候理想過於高大上，可能會引起旁人的不屑。
秦朝末期，陳郡陽城縣，幾位僱工在烈日下勞作了半日，紛紛走到陰涼處的田埂邊閒談，一位來自陳氏家族的庶孽子弟，名勝字涉的年輕人有些悵然地聽著同伴們對未來的打算，突然開口和同伴們相約：「苟富貴，無相忘。」身旁的同伴不禁譏笑道：「我們這種出身，怎樣可能富貴呢？」
面對同伴的質疑，他只能搖頭嘆息著：「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勝或許不會料到，他的這句話成為無數後人睥睨他人的「定海神針」。
相隔多年之後，同樣是有幾位年青人聚在一起談論各自的志向，一位官迷聲稱自己願意成為揚州刺史，一位財迷希望自己家財萬貫成為國內首富，一位道痴則期待自己能夠騎著仙鶴飛升上天。他們高談闊論一番自己的理想之後，才猛然發現那位坐在最下首的朋友，半天都沒有發言。
這位存在感幾乎為零的年輕人看到眾人齊齊望向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說道：「我的志向就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自此以後，「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這句調侃之語紅遍了大江南北，被人引用轉載無數遍，就是到了今天，網絡上還曾經因為「揚州」的歸屬問題而唇槍舌戰無數。
01
這則逸聞最先記載在南北朝時期南朝梁文學家殷芸所編纂的《小說·吳蜀人》中，從作者的描述可以判斷出，故事中出現的這幾位人物生活在三國時期，而三國時期的揚州並非我們今人所熟悉的江蘇省揚州市。
西漢時期，全國設置13州，揚州正是南方的四州之一，《漢書·地理志》中記載：「淮、海惟揚州」，也就是說淮水和東海之間的土地就算揚州，套用今天的地名，漢時的揚州除了安徽省淮河以南和江蘇省長江以南地區之外，還囊括了今天的上海市以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
在西漢時期揚州並沒有設置固定的治所，到了東漢，揚州的治所最開始設在歷陽，漢末的時候移到壽春，東漢末年劉繇任揚州刺史，又將治所遷到曲阿。
到了三國時期，揚州被分割成了兩個部分，江南的地界劃歸孫吳，治所就定在國都建業，也就是今天的江蘇省南京市。餘下淮南一小部分成為曹魏的領地。治所還設在壽春。
而江蘇省揚州市在歷史上曾經多次易名，春秋名為邗（邗音寒），漢初稱為廣陵國，漢景帝時更名為江都國，漢武帝又將此地恢復舊名廣陵國。
東漢時期廣陵國改國為郡稱為廣陵郡，三國時期，揚州是東吳的根據地，那個時候的廣陵郡並非揚州所轄，而屬於徐州的地界。「願為揚州刺史」的確和今天的揚州沒有多大關係。
南北朝時期開始，城頭變換了多次大王旗，直到隋初才第一次被命名為揚州，後隋煬帝又將之更名為江都郡。唐朝初期此地又先後更名為兗州、邗州、揚州。至此揚州不再是一個州，而成為一座城市的名稱。
02
刺史這一官職初設於西漢時期，原只行使監察的職責，到了東漢時，刺史的職權擴大，逐漸成為一個州的最高行政長官。東漢末年，軍閥混戰，刺史之職多由掌握兵權的軍閥頭目擔任，因此刺史之名又改為州牧。
東吳立國前，孫權曾經任命呂範擔任揚州牧，後來孫權遷都建業之後，丞相陸遜和權臣諸葛恪都曾兼任揚州牧。
《宋書·武帝下》亦載，劉裕臨死前手書：「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說明從三國開始，到後來的東晉及南北朝時期，揚州刺史（牧）作為王畿的地方長官，大多由朝中重臣擔任或者兼治。
那麼如何才能成為揚州刺史呢？縱觀三國至南北朝時期揚州地區最高長官的歷任者，我們可以發現，上位者一般有三種：
第一類人是名士，陸遜、諸葛恪和東晉時期的王導、謝安走的就是這個路線。想要複製這些人的成功之路，朱雀橋旁烏衣巷的房產至少你要搶購一套。
第二類人就是皇家的親戚，陸遜和東晉時期的王敦、庚亮、庚冰借則走這條捷徑。為什麼說這是條捷徑？因為要走這條路線的話明顯要拼顏值，自己的顏值不夠，可能就要搭上家人的顏值。
第三類大概一般人就更難複製了，要想成為揚州刺史，本身就是皇帝的至親，比如東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睿和後期的司馬元顯、劉宋時期的劉誕、南齊時期的蕭嶷等人，無疑都是因為出身皇族才獲此殊榮。
「願為揚州刺史」，年輕人，就看你如何籌謀了。
03
現在大家已經明白，揚州刺史並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那麼「腰纏十萬貫」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呢？此時我們只能化身包不同站出來回答你：「非也，非也。」
西漢時期用的是五銖錢，到王莽時開始進行幣制改革，廢止五銖錢，使用大小泉幣，大泉以一當五十，而東漢時期又重新開始使用五銖錢。
《晉書·食貨》中記錄「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這說明孫吳政權在最初的時候是仿造王莽的大泉幣制，但僅僅過了兩年，又鑄大泉當千，如此隨性的貨幣制度，導致民間物價飛漲，到了赤烏九年（公元246年），因為反對的呼聲過高，孫權只好下令收回大錢。
當時的物價上漲到什麼程度，史料中並無具體的數據，但是我們從《三國志·吳志卷·呂岱傳》中就可以窺見一二：「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就連貴為交州刺史的呂岱都要厚著臉皮向皇帝哭窮，平民老百姓過的會是什麼樣的日子，我們自然不難想像。
我們推測故事很有可能發生在三國的中後期，如果當時市面上流通的是大泉當千，年輕人或許會說腰纏十萬枚，騎鶴上揚州。不過不管是大泉當千，還是五銖錢，後世的許多好事者都給我們計算出了它們的重量。
就以漢代的五銖錢來計算，古代的1銖大約是現代的0.65克，那麼每枚五銖錢約重3克，一貫為一千枚，重量就有六斤，十萬貫的重量就是300噸。年輕人真的是敢想敢幹，300噸的銅錢纏在腰上，那畫面有多美，我不敢想像。
陶元珍先生所著的《三國志食貨志》中描述：「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這樣算下來，一枚大泉當千大約有10克的重量，十萬枚銅錢重量也不下於一噸，這可比一隻青銅鼎還要重，就算是項羽再世也很難做到將之束在腰上。
也許會有人跳起來說：「我沒有問題，我把它們都換成紙幣即可。」
有人說紙幣是宋朝人發明的，這句話不完全正確，其實在此之前，西漢和唐朝都曾經出現過「紙幣」。
漢武帝元狩四年發行的白鹿皮幣以及唐憲宗時期內部流通的飛錢都有紙幣的性質。但是在三國時期，這些物件都屬於非流通貨幣，遠水解不了近渴，我們還是只能為這堆阿堵物尋找一個堅強的碩腰。
不過老實說，即便你練就了鋼筋鐵骨之軀，勉力在腰間纏上十萬貫銅錢，回頭看著座駕邁著兩隻細長的腿，用優雅的鸞步向你慢慢靠近之時，恕在下冒昧相問，您的羞恥之心是否會油然而生呢？
04
鶴，承載了我國古老文化的禽鳥，帝王們認為是祥瑞，士大夫們用來彰顯自己的氣節，文人雅士們喜歡鶴的淡泊名利，老百姓們認為鶴寓意著健康長壽，而道家則以鶴來表達自己逍遙物外的高潔。
騎鵝的不一定就是尼爾斯，但是騎鶴的一定是神仙。
周靈王時期的李浮丘所著的《相鶴經》開篇即云：「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棲於陸，故其足高；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修頸以納新，故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驥也。」
歷史上被人記錄在案的第一位駕鶴的神仙就是浮丘公的弟子王子喬，據傳周靈王的太子晉，擅長吹笙，被道士浮丘公接到嵩山上修煉，十餘年都沒有下山，後來周靈王派桓良上山找他，他就對桓良說：「你回去告訴我的家人，到了七月七日的那一天，我就會在緱氏山和他們相見。」到了那一天，家人們果然看見王子喬乘著一隻白鶴停在山頂，他只是在遠處向家人們揮手致意，不久，就騎著仙鶴飄然離去。就此留下了「乘鶴緱山」的典故。
戰國末期，在我國北方的齊燕之地出現了方士之流，這個團體中的人多聲稱自己有不死藥或者長生術。這就是中國道教的起源——方仙道。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對他們極為信任，他們的名聲因此而廣為傳播。兩漢時期，方士的隊伍逐漸擴大。東漢末年，道教作為一種宗教正式出現，他們尊崇老子為教主，把《道德經》奉為經典。這種早期的道教逐漸在中下層的民眾中傳播，黃巾起義就是它的鼎盛時期，但是隨著起義的失敗，這種民間宗教基本上宣告滅亡。
幸運的是，恰逢三國時期，社會動蕩，推行名節操守的儒學受到冷遇，士族大戶們轉而崇尚起長生不老、逍遙隱逸的生活方式，因此當時的士人們開始以《老子》、《莊子》去解釋《易經》，這在當時被稱為「玄學」，這種學派迅速在貴族階層流行起來。我們後人稱之為「新道家」。
在這種氛圍下，所謂異人受到了世人的追捧，如于吉、管輅、左慈等人，他們或借符咒除鬼去病，或精於卜卦觀相，或以方術傍身炫技，成為人們心目中的神仙。
有一個數字上的變化很能說明三國時期士族對神仙的推崇，西漢史學家劉向在《列仙傳》中列舉了七十多位神仙的事跡，到了東晉時期，方士葛洪在《神仙傳》中就將這個隊伍擴大到了一百九十位，唐朝文學家梁肅所撰《神仙傳論》中有載：「按《神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但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神仙傳》只有九十二位。
翻開這本書你就會發現，許多在史料中被標註為方士的人物，在葛洪的筆下都由預備役變成了現役。
據說凡人成仙分為兩種途徑，一種是修內功，「內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飛升」，一種為外功：「要度脫凡人成仙，必要此人死於刀兵，可脫凡胎。」這種被稱為「兵解成仙」。《太平廣記》中被王敦殺死的郭璞就藉此得道成仙。
魚公子認為，成仙之路應該是極為坎坷的，畢竟古代的許多皇帝都將小命搭在這個上面，五歲就開始修道的李白回想那些歲月，也不禁對世人搖頭哀嘆著：「難於上青天」。年輕人還是想想該怎麼腳踏實地更務實一些吧。
策劃：魚羊史記 監製：魚公子
撰文：夢貘貘 製作：吃硬碟吧、發達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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