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於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於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後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並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於《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 宗教音樂》中；其後，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註：《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 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 《蘇州道教藝術集》 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 《揚州道教音樂介紹》 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後期，中斷了20餘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甦和興起（仍主要集中於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雲觀、瀋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後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於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雲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瀋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註：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 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範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於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徵》、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雲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徵》、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係》、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註：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 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 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徵》 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 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 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 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 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 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於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 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 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 張鴻懿《北京白雲觀的道教音樂》 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 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 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 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 載《黃鐘》1991(4)，頁4～7 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徵》 載《黃鐘》1991(4)，頁8～14； 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係》 載《黃鐘》1991(4)，頁15～24 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 載《黃鐘》1991(4)，頁110～114 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 載《黃鐘》1991(4)，頁36～43 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 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 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 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 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 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
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雲南、四川等地，並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雲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餘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於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並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餘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雲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註：《中國道教音樂史略》 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 《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 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 《海上白雲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 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 《巨鹿道教音樂研究》 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 《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 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 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豔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於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註：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雲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於雲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雲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於是，在雲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雲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於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覆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並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後，他們分別撰寫了《關於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註：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 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此後，有關調查和研究停滯至80年代初，才見有相關文章發表，上述調查所寫的《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在初稿完成20年後更名為《洞經音樂調查記》（註：見《民族音樂》1983(2)，頁78～96）。該文結合麗江、下關、大理、昆明四地洞經音樂的有關情況，以文字形式介紹了洞經音樂的曲調、洞經樂隊和洞經概況，並對洞經的歷史源頭和「談經」等進行了探討。此外，最為突出的是，該文的注釋中輯錄了有關文獻、筆記等對洞經的記載，附錄中有洞經的重要書目。這是該文有別於其它洞經音樂文章的最大特色，亦為其最有價值之處。總的來說，該文不失為初步了解洞經音樂的好資料，但作為調查記，甚感其記實性不強，而從對麗江和大理的洞經音樂的介紹來看，該文對這兩地的洞經樂隊特別是大理的洞經樂隊只略有涉及，因此，該文不是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和大理白族洞經音樂的專門介紹或研究文章，只是人們認識漢族和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開端。 80年代中後期以來，有關洞經音樂的調查和研究逐漸增多，專門介紹和研究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文章時有出現。這些發表的有關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納西族的洞經音樂，其中有關白族洞經音樂的主要有李崇隆和熊中流等調查、宋其華執筆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經簡述》（註：見《民族調查研究》1987(1)，頁49～50），文中簡略地介紹了雲南元江縣因遠區白族洞經音樂的運用、曲名、樂器等，是目前所見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專門介紹白族洞經音樂的文章。之後，《大理洞經古樂》和《白族音樂志》相繼出版（註：《大理洞經古樂》 下關文化館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白族音樂志》 伍國棟主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經音樂曲譜集，輯錄了270餘首大理洞經樂曲；後者有白族洞經音樂的志略式介紹。而見於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專門論述納西族洞經音樂的文章是崇先的《麗江洞經音樂初探》（註：見《民族藝術研究》1989(1)，頁32～39,31），該文從歷史概況、樂曲種類、音樂特點、樂隊組織、音樂傳承等方面初步探討了納西族洞經音樂。
繼之，有楊曾烈的《麗江洞經音樂調查》、何青的《雲南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桑德諾瓦的《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的傳說、曲牌及形態》等文先後見於發表（註：楊曾烈《麗江洞經音樂調查》 載《麗江文史資料》1990第九輯，頁114～138；1991第十輯，頁30～47 何青《雲南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 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2)，頁60～63 桑德諾瓦《麗江納西族洞經音樂的傳說、曲牌及形態》 載《民族藝術研究》1996(2)，頁17～25）。其中桑文通過傳統稱謂及其異變、民間傳說、麗江洞經音樂溯源、麗江洞經音樂的分類及曲牌等方面的論述，揭示了漢文化對納西族洞經音樂的深遠影響，從而補證了納西文化具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特徵。此外，現任教於美國南佛羅裡達大學的李海倫(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就讀時，於1989年至1993年期間先後三次赴麗江，對納西族洞經音樂等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並在此基礎上對納西族洞經音樂進行了研究，最後以「音樂變色龍」(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iore inNaxi Territory)為題，於1994年完成其博士論文。作為首位系統研究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西方學者，她與其他研究納西族洞經音樂的中國學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並非僅從納西族洞經音樂的歷史源流、曲目、樂器與樂隊、表演方式等入手進行研究，而是將納西族洞經音樂置於麗江的民族、政治、社會和經濟歷史，麗江納西族音樂世界，雲南的洞經音樂及洞經會等較廣泛的背景中進行系統研究，探尋了納西族洞經音樂與漢族音樂文 化的關係及其與社會、歷史等方面的關係。
儘管學術界對白族和納西族的洞經音樂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這尚不足以全面認識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洞經音樂雖然具有道教性質和道教色彩，而且是雲南白族等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道教科儀音樂。在民間，它多以洞經會談演洞經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於道教音樂，況且洞經音樂亦非所有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的組成部分。要真正認識和了解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除了洞經音樂外，還需對不同少數民族的道教科儀音樂進行研究。對此，尹祖鈞等人曾作過有益嘗試，90年代初期對河口瑤族道教音樂進行了調查研究。而1994年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更為拓展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研究做出了積極貢獻。該計劃中專門列有瑤族道教音樂以及白族道教音樂等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的子項目研究。楊民康和楊曉勳參與了其中有關瑤族道教科儀音樂的研究，他們以「雲南瑤族道教科儀與科儀音樂研究」為題，對雲南瑤族道教科儀音樂進行了考察和系統研究。羅明輝則在其博士導師曹本冶教授的具體指導下，參與了其中有關白族道教音樂的研究，並以「雲南劍川白教儀式音樂研究」為題，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完成其博士學位論文。該論文在筆者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將劍川白族道教儀式音樂與其賴以生存的儀式視為一有機整體，並同時關照其所置身的地理與人文環境。該文還以翔實的第一手資料，從道教在雲南大理地區的傳播和影響，白族固有的「本主」崇拜與道教的關係，劍川白族道教音樂的體裁形式與形態特徵，劍川白族道教儀式及其音樂的生態環境，劍川白族道教儀式的應用與進行程序、其音樂的地域性特徵及其與劍川民間音樂的關係，龍虎山道教音樂的關係及其跨地域性特徵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研究。此外，該論文還從劍川白族道教儀式音樂的考察與研究中，引發了筆者對洞經音樂的思考，並結合不同洞經音樂概念，就如何認識洞經音樂進行了探討。這兩項有關瑤族道教音樂和白族道教音樂的研究，為拓展少數民族道教音樂的研究領域作了進一步的有益嘗試；為認識道教在一些少數民族中的傳播與影響、且道教又是這些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的有機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