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將海氏哲學帶到中國的第一人 卻說自己是「戴著口罩掏垃圾箱」

「我是清朝人！」熊偉先生出語驚人，然後話鋒一轉，說：「但我不是遺老，我是遺嬰。」確乎，當中華民國的旗幟升上天空的時候，熊先生已是半歲多的人了。

如今的熊先生，業已進入老境，視覺、聽覺和記憶力均有所衰退。但他仍充滿信心地每天出外散步兩次，步行三、四公裡。他的觀點很簡單：「既然是人生，就要有人生內容。」他極讚賞他的恩師海德格爾的一句名言：「自由地走到死中去。」熊先生認為，此話與中國的成語「視死如歸」有異曲同工之妙，境界是完全一致的。

作為大哲學家海德格爾尚健在的早期學生之一，熊先生現在似乎理所當然地成了海氏門生中的大師兄。故此，「北美海德格協會」每年來函，邀請他出席年會，德國方面也數度請他訪德。熊先生樸實地說：在早年留德之前，他是學哲學的，但是卻連海德格爾的名字都未聽說過。都一旦聆聽之後，便一發不可收，自1933年起，連續三年，聽了海德格爾的課。而海氏對他的影響，至今猶存。

或許一開始，熊先生並未能領悟海氏哲學的奧義。張岱年先生曾向我轉述過一則趣聞：熊偉先生始聽海氏課，課畢，師生俱散。熊氏面有慚色，語德籍同學：未懂海先生上課內容也。未想，同學哈哈大笑，答曰：「吾亦聽不懂也。」熊氏遂釋然。此故事確否，未經考證。但熊先生初抵德國，德文既未精緻，海氏哲學又博大精深，一時難懂是可以理解的。

熊先生於1939年獲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為《論不可說》。未幾，他穿過硝煙瀰漫的歐亞戰場，回國。故此，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海洋中，用西方哲學的舟楫，窮究於人生與哲學的真諦。

熊先生淡泊名利，他的觀點是：「名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質量。」他還說：「我就不相信倒退幾年，讓我去學萬元戶的那一套會困難？！」言下之意，自是不言自明：非不能也，實乃不屑為之。

熊先生於幾年前翻譯了海氏的著作《形上學道論》，計十多萬字。先交至甲出版社，甲稱可以出。但著作中海氏引用的希臘文無法排出，故只好……熊先生識趣，趕緊取回，送至乙出版社。乙很痛快，說可以馬上出，但需熊先生交5000元錢，熊先生道無錢可交。故爾，馬上可以出的書，只好慢慢出，且遙遙無期了。又荏苒兩年，有丙出版社俠肝義膽說可以出，但按正常程序，大約在兩年後方可面世。熊先生一聽，雖然得在七百多天後，才能出版，但總比判無期的好，故將稿子從乙處轉到了丙處。熊先生一向對版權和稿費之類不感興趣。最關鍵的，是要把書出版。因為，這在他看來，是人生的內容之一。

這件事到此，原可畫上句號的，但後來發生的另一件事，使得一向豁達的熊先生也不免感慨良多。

卻道某日，臺灣一出版人慕名會晤熊先生，席間聽說熊先生有譯著某某，馬上索要原稿，次日即飛回臺灣。以後又來數信，稱此書年內即可出版云云。連熊先生早幾年在全德哲學大會上用德語所做的《海德格與中國哲學》論文，也不知通過何途徑，被有心人找去翻譯成中文，在臺灣發表了。

熊先生的譯著，終於不必等兩年就能與讀者見面了，熊先生很高興，他說：兩岸是一家人。

熊先生的家，非常整潔。家裡的鋼琴和電視機，都罩著布罩。陽臺上，有鮮花若干盆，他說他很喜歡在空氣流暢的陽臺上佇立。滿頭銀髮的熊先生穿著整齊，幾可說是一絲不苟，甚至，風紀扣也繫著。他的眼神，真誠而智慧，像是在問人，又像是在自問：「哲學是幹什麼的？」

1933年9月12日，熊偉在上海乘坐Conte Verde船赴歐洲，住在二等經濟艙49號房，「共四榻位，左右各二，分上下。」同艙中，有清華大學的浦江清（1904—1957），從浦氏留下的日記中，我們得知除了熊、浦外，另兩人為清華大學的蔡可選和同濟大學赴德學醫的黃君。同船者中，還有清華教授馮友蘭（1895—1990）和浦薛鳳。從日記中看，西行途中浦江清與熊偉互動較多。

9月24日日記：「與熊偉君散步，入頭等艙小坐。見Catholic(（天主教徒）做禮拜，同艙中有數人乃Catholic教徒。晝夜打牌之一鄧某，乃獨越諸座而前，隨一牧師，誦贊文，執燭甚虔。熊君言，彼手執燭，口念經文，但心中恐念念不忘紅中白板耳。」

關於此行，熊偉曾在當年11月31日的萊茵河畔寫過《Conte Verde的夥伴》一文，對船上眾生相有過神肖的速寫：「海程無聊，船上的中國人，無論學生，教授，都常是擺到三桌麻將之多大都是為消遣時日。只有五位教徒中的一位，是由湖北的教堂派來的，不但每場必在，而且認認真真地呼盧喝雉，打錯一塊牌，便拍桌打板，臉紅脖子粗。我也不知道天主教中有沒有『十戒』，如果有又不知道其中有沒有賭戒。如其無之，這位教徒或者也可以美其名曰賭徒。」這位讓熊偉心生厭惡的「湖北教堂派來的」賭徒某某，或許就是浦江清筆下的「鄧某」。

浦江清日記9月26日至10月4日有缺。10月5日復有記錄：「上午九時，船抵義大利的Brindish(（布林迪西）。」浦江清與馮友蘭在此下船，結伴從布林迪西往那不勒斯、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而去。至於熊偉，與浦江清等在何時、何處分手，日記未著。最後，還是在幾年後（1939年）熊偉致馮友蘭的一封信中，才有了答案。

我初次知道熊偉先生大名，是朋友老董向給我力薦的。他對我介紹說，熊先生是海德格爾的學生、薩特的同學。老董是北大78級哲學系研究生，學數理邏輯，師從王憲鈞（(1910-1993）)。

查閱當年日記，發現老董不僅向我推薦了熊偉，而且還在1993年10月16日上午親自陪我一起去了熊家。關於此一關節，當我在微信上告訴老董時，他已經完全記不得了。

熊先生家住中關園，位置在北大東門的東側。另一個大師級的哲學家張岱年先生也住在這裡。就在我採訪熊先生後未及一年，1994年7月30日，熊偉先生去世了。據他的學生記載，熊先生臨終前曾有遺言，云：「人類史與自然史是一致的，不可分的。人與自然，分享著共同的命運，是為天命。」以此蓋棺，作為定論，熊偉先生無愧是一個哲學家。

雖然有著足可矜誇的資歷，但熊先生似乎依然是籍籍無名的。仔細想想，原因大約可以推論出來，比如，他畢生所學、身所專長的，基本上在革故鼎新之後，被天翻地覆了一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幾乎是他的大半生），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當仁不讓的主流哲學。至於其他的西方哲學，有僥倖之幸的，可以成為似有若無的背景，被偶爾提及；墮為不幸的，則一概成為主流哲學的對立面，或被奚落，或被批判。據熊先生當年學生回憶，在1952年思想改造運動中，時任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的熊先生曾自我批判，把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說成是「戴著口罩掏垃圾箱」。此言一出，斯成一時之名言。熊先生一生求道的學問被自己如此自毀和醜化，其內心想必是五味雜陳吧？！熊先生晚年得以枯木逢春，完全得益於一九八零年代「存在主義」在大陸的一紙風行，以及海德格爾的被重新發現。熊偉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標籤，始終是海氏的親炙弟子和海氏學術在大陸最早的傳播者。

作為民國時代赴西方的取經者，熊偉這一代學人的價值在一九八零年代、他們人生的最後時刻閃耀出了意外的光芒。如他相仿佛的，還有老董的導師王憲鈞。王憲鈞，山東福山人，為甲骨文發現者王懿榮裔孫。1933年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先是從金嶽霖讀研究生，1936年赴奧地利和德國進修，師從數理邏輯大師哥德爾。1938年回國，曾任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查看王憲鈞學成歸來後，除了著有一本薄薄的《數理邏輯引論》，似乎別無所成。究其原因，也大致如熊偉。

緣何當年老董向我推薦了熊偉卻沒有推薦自己的導師，問了老董，老董想了想說，可能當時已經去世了？但王憲鈞是1993年11月19日病逝的。我自己推測，理由只有一個，就是我當年根本不知曉王先生的大名，對其事跡完全茫然。我只依稀記得，王先生也是住在燕南園的，是林庚先生最近的鄰居。

熊偉先生1933年10月入德國弗賴堡大學，海德格爾正是該校校長。熊先生在弗賴堡學習了三年，但最後他卻是在波恩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我記得曾就此事問過熊先生，他如何回答的，我忘記了。另外，我似乎也問過他與薩特的關係，也應該是沒有答案的。所謂的同學關係，當系誤傳。從熊先生和薩特各自的年表上，看不出兩人曾有過交集。

我在2004年夏天曾去過波恩，並在波恩大學附近短租過一間鬥室，住了有近半個月。每天以波恩為原點，坐火車去往四周的德國城市和小鎮遊玩。波恩大學則是黃昏後經常散步的地方。

熊偉與浦江清，可以確定相識在1933年赴歐的Conte Verde號船上。熊偉認識馮友蘭，如果沒有更早的記錄，那麼也可以具體定位在此時。這一年，熊22歲，浦29歲，馮38歲。1949年後，他們三人都在院系調整後的北大服務，直至各自的生命終點。三人相互交集的後續故事，似乎少見。

熊偉有一封寫給馮友蘭的信，被保存了下來。信寫於柏林，時為民廿八年（1939）5月。緣起是王憲鈞給柏林的熊偉寄去了馮友蘭的著作《新理學》（石印本）。熊偉閱讀後不僅著文回應，還在致馮的信中說：「柏林同好皆大歡喜。」另，此信還揭示了浦江清日記遺缺的部分，即熊偉與浦江清、馮友蘭是何時、何地分手的。信中說：「Brindish一別，倏逾五載。」原來，他們正是在1933年10月5日上午，在義大利的海港城市Brindish（布林迪西）分手的。

熊偉此信的最後幾句是：「長夜漫漫，欲聞雞聲，雲山在望，不禁依依。」懷人的文字，是如此情真、意切，是那麼詞雅、字醇......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