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的文化之變，是「飛蛾撲火」禪意情懷的來源。文化之變往往隨政治之變而來。漢代以前，中國的政治主權是完全掌握在漢族人手裡的，而魏晉時期的民族融合以及部分民族同化的趨勢，動搖了儒學的統治地位。天下大亂的狀態，改變了士族文人的政治心態，曠達之士開始崇尚清談。魏晉之際玄風興起，加之佛教的東傳、道教的勃興等因素，從而使中原文化出現了儒釋道融合的狀況，但是儒學始終還是居於正統地位。在這樣日趨複雜的文化背景下，文學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玄學的氣息，增加了些許佛學、道學的氣質，具有特定歷史時期的禪意情懷。
禪意是清靜夜定的心境，「飛蛾撲火」的禪意情懷，體現出面對生死時的坦然與淡定。對「飛蛾撲火」特性最早進行描述的，是三國時期譯出的佛教作品《六度集經》，載：「常思睹佛，聞經妙旨，時世穢濁，背正向邪，華偽趣利，猶峨之樂火，四等六度，永康之宅，而世廢佛斯法，就彼危禍，以自破碎也，故為愁荒哀動且行。」說的是常悲菩薩因見惡世之人身受苦惱而悲哀哭泣。
文中將娥的「樂火」與人的危禍相比較，勸告人們不要貪圖一時之快而導致「破碎」之結局，體現了佛教對生死災禍的反思意識。《六度集經》中「吾睹諸佛明化，以色為火，人為飛峨，峨貪火色，身見燒煮。」「之句，目的在於宣傳佛教止欲持戒的重要作用，更為直接地體現出人與色之間的矛盾，有明顯的傳道意識，希望回歸禪意的「戒色」來存身。
西晉時期，崔豹的《古今注·卷中·魚蟲第五》載：「飛峨善拂燈燭，一名火花，一名慕光。」形象地描繪了飛峨喜歡燈燭的特徵，「善拂」體現擬人的生動性。張協在《雜詩十首》中寫：秋夜涼風起，清氣蕩喧濁。蜻酬吟階下，飛域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瓷獨。離居幾何時，鑽；隧忽改木。房攏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詩中營造了淡淡的禪境，清冷的秋夜，涼風乍起，吹走了平時的喧囂與汙濁。蜻唰在臺階下打破了這份寧靜，飛蛾向著燃起的燭光拂去，映襯出一個孤苦我獨的女子，失落地坐等著遠方服役的親人。在無邊的黑暗中，飛向燈燭的峨，成為了夜間唯一靈動的身影，在死寂沉沉的屋子裡，隨青燈而舞，傳遞出禪意的憐憫。
「飛蛾撲火」的執意之舉，是其走向死亡的開端。從昆蟲科學的角度來看，峨的撲火行為並非其本意赴死，而是因為它們有趨光的自然屬性，夜間在燭光或者明火的影響下，行為出現了誤判，以為是自然界的光源引導，從而導致投火而身死。這種捨生忘死的行為，在文人眼中就具有了棄暗投明的悲壯意味，如《全晉文》載：「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飛峨去暗，赴燈而死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