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胡星亮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比較戲劇史(1949-2000)》(項目批准號為02BZW045),最終成果為專著《當代中外比較戲劇史論(1949-2000)》。
中國話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西方引進的。經過田漢、曹禺、夏衍、郭沫若等戲劇家的艱辛耕耘,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話劇趨於成熟並在世界戲劇舞臺上展示獨特的風姿魅力。進入當代時期,由於社會政治等原因,中國話劇在大陸、臺灣、香港及澳門呈現出不同發展情形,但有一點卻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當代中國話劇已經不可能在封閉狀態中孤立發展,它必須與世界戲劇保持密切聯繫,融入世界戲劇潮流去豐富和壯大自己。
一、大陸當代話劇與外國戲劇的關係
大陸在「十七年」及「文革」階段,因為整個社會的漸趨「左傾」教條和閉關鎖國,使得戲劇與世界的聯繫單一、狹窄。主要表現為蘇聯戲劇的滲透。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寫政策」、「趕任務」、「左傾」教條,學習斯坦尼「體系」熱,1956年前後興起「第四種劇本」,以及「文革」話劇極左猖獗等等。蘇聯戲劇對新中國話劇發展有積極作用。但蘇聯戲劇自20世紀30年代以後,「左傾」教條和庸俗社會學盛行,特別是在戲劇與政治、戲劇現實主義和戲劇典型塑造等方面都曾出現嚴重偏差。所以受其影響的新中國話劇,強調戲劇為具體政治任務服務,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教育」功能,強調典型塑造要寫「英雄形象」、反映「社會本質」等,也長期存在這些「左傾」教條問題。相對來說,斯坦尼體系實踐更多正面價值,儘管其間也有過盲目推崇或理解的偏頗,但「體系」終究以其科學性、系統性,推動中國話劇舞臺藝術走向正規化和專業化。在蘇聯「解凍」思潮激蕩下創作的《布穀鳥又叫了》(楊履方)、《同甘共苦》(嶽野)、《洞簫橫吹》(海默)等「第四種劇本」,以「積極幹預生活」的姿態,尖銳揭示社會矛盾並予以真實表現,關心人、尊重人並寫出真實的人,突破公式化概念化流弊而有獨立思考和創新。與此同時,1956年前後重新評價批判現實主義,紀念契訶夫、高爾基、易卜生、果戈理、蕭伯納及席勒等戲劇家,老舍的《茶館》、田漢的《關漢卿》等劇作向著真實性與批判精神、人道主義同情和關懷、融會中西的戲劇創造,也可見西方近現代戲劇和「五四」文學精神在新中國話劇中的潛在傳承。
「新時期」以來,歐美現當代各種戲劇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紛至沓來,對大陸話劇形成了強烈衝擊和影響。新時期之初《報春花》(崔德志)、《假如我是真的》(沙葉新)等問題劇與20世紀50年代蘇聯「解凍」思潮匯流,強調「講真話」以「反映人民心聲」,呼喚人的發現與人性復歸,注重「寫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推動大陸話劇逐漸擺脫「左傾」教條開始新的轉型。而80年代初的戲劇危機,和戲劇界在危機聲中的困惑、焦慮及探索,與西方現當代戲劇的譯介和衝擊,人們深切感受到當代中國戲劇的封閉和僵化,從而圍繞中國話劇發展路向和「舞臺假定性」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這場「戲劇觀」論爭其巨大影響體現於創作,最重要的,就是現實主義拓展和現代主義探索。與傳統現實主義強調反映外在現實、塑造性格和客觀寫實相比較,受到20世紀西方戲劇現實主義啟迪而拓展的現代現實主義戲劇,如劉錦雲的《狗兒爺涅槃》、李龍雲的《灑滿月光的荒原》、李傑的《古塔街》、姚遠的《商鞅》、沈虹光的《同船過渡》、田沁鑫的《生死場》等,融合傳統現實主義、西方現代主義和民族戲曲藝術等多種手法,更注重挖掘人心靈世界的複雜矛盾,揭示人的生存、生命和人類共同的痛苦與歡樂,豐富了中國現實主義戲劇的精神內涵和藝術表現力。《野人》(高行健)、《桑樹坪紀事》(陳子度等)、《中國夢》(孫惠柱等)、《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劉樹綱)、《WM(我們)》(王培公等)、《棋人》(過士行)等探索戲劇,在追求哲理意識與思考品格等內容層面,和藝術表現與舞臺語彙創新等形式層面,都明顯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戲劇影響,在戲劇危機中為中國話劇發展探出一條新路。在新時期以來戲劇運動中佔據重要地位的《絕對信號》(高行健、林兆華)等小劇場戲劇,80年代偏重現代主義探索,90年代以後則實驗與商業、現代與傳統多元並存。建構觀演共創、共享的戲劇空間,強調真實表演、直接交流和觀眾參與,「小劇場」以其審美獨特性,特別是在演劇方面推進了中國話劇藝術變革。90年代出現的後現代主義戲劇,體現了年輕一代反叛與創新的實驗姿態。其基本傾向,前期(孟京輝的《思凡》與《我愛×××》、牟森的《零檔案》等)更多偏向解構傳統與反叛經典,後期(廖一梅等的《戀愛的犀牛》、黃紀蘇等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等)則主要走向大眾文化和「新左派」政治。後現代戲劇豐富了中國戲劇藝術的可能性,而它自身亟須以現代性為根本去建構戲劇美學,又帶有它在西方劇壇也存在的普遍性問題。
二、臺灣、香港及澳門當代話劇與外國戲劇的關係
因為社會封閉、政治專制、「反共抗俄」,1949年至1965年間,臺灣劇壇成為與世界隔絕的「精神的荒原」。1965年以後,隨著臺灣與西方交流逐漸加強和臺灣社會的變革,臺灣戲劇打開瞭望世界的窗戶,從突破傳統寫實求新求變,到開展現代主義實驗劇運動,到後現代主義戲劇和商業劇眾聲喧譁,其創作在與世界戲劇交流中不斷發展和豐富。
當代臺灣話劇的局部變革始於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姚一葦的《紅鼻子》、馬森的《花與劍》、黃美序的《楊世人的喜劇》、張曉風的《武陵人》等劇作,或採用史詩劇手法表現社會觀察,或借鑑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等以揭示人物心靈深層意蘊,或以荒誕形式審視人生,一方面在「反共抗俄」的臺灣劇壇努力面向現實,另一方面,推動臺灣話劇從傳統寫實向現代主義轉型。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以「實驗劇展」為中心,以蘭陵劇坊《荷珠新配》(金士傑)為代表的臺灣實驗劇運動,更多西方現代主義戲劇影響。實驗劇力求突破傳統、開拓創新,創作注重社會人生的思索與批判,演劇「完全打破寫實舞臺的空間限制」,從整體上推動了當代臺灣話劇藝術的發展。80年代後期以來興起的後現代戲劇,如「河左岸」的《兀自照耀的太陽》、「環虛」的《奔赴落日而顯現狼》、優劇場的《海潮音》、「臨界點」的《瑪莉瑪蓮》等,是西方後現代浸染和臺灣社會激變的產物。要創建「此時此地」的臺灣戲劇,這些作品與時代、土地、人民休戚相關。然而反劇本、反敘事、反結構,強調形體語言和意象拼貼,儘管不乏創新,卻更多破碎模糊、隨意零散而缺少深刻內涵。當代臺灣話劇真正走向商業演出也始於80年代後期。臺灣後工業時代的娛樂需求,美國百老匯戲劇、日本通俗鬧劇等的影響,使「表坊」的《暗戀桃花源》(賴聲川)、「屏風」的《京劇啟示錄》(李國修)、「新象」的《遊園驚夢》(白先勇)等演劇更多娛樂化商業性質。
在當代中國劇壇,香港話劇處於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帶。1949年至1966年間,當大陸、臺灣在自我封閉中隔絕與世界戲劇聯繫時,香港50年代末開始翻譯和演出西方戲劇。但在左、右社會對峙中話劇創作貧乏,特別是現實劇創作極為艱難。當代香港話劇創作出現生機是在1966年至1977年前後,「大專戲劇節」和校協戲劇社的校園演劇,繼承中外現實主義傳統,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影響,推出《會考一九七四》(古天農等)、《牛》(林大慶等)等直面現實的創作劇,並在寫實基礎上汲取現代主義而於戲劇藝術有新的嘗試。1977年以來,香港話劇走出校園成為整個社會的文化藝術活動,並形成社會寫實劇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戲劇的多元交匯。袁立勳和曾柱昭的《逝海》、杜國威和蔡錫昌的《我系香港人》、陳尹瑩的《花近高樓》、杜國威的《南海十三郎》等社會寫實劇,思考香港現實和香港及香港人的命運,充滿主體意識和本土意識,借鑑現代主義去寫人、敘事,豐富了香港現實主義戲劇藝術。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戲劇注重描寫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內心世界,藝術表現或以荒誕形式直喻荒誕內容(潘惠森《廢墟中環》等),或在經典解構中拼貼香港現實(陳炳釗與「沙磚上」的《家變九五》等),或是反戲劇、反文本、反語言的意象呈現(榮念曾與「進念」的《百年孤獨》等),反寫實、反傳統、反戲劇,有創造卻更多困惑。
當代澳門話劇,同樣經歷了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外來思潮的衝擊。周樹利的《我的女兒》、李宇樑的《男兒當自強》和許國權等的《上帝搞乜鬼》等劇,可以代表其不同傾向。澳門話劇也是在中外戲劇交流中艱難探索和成長的。
這項成果在梳理當代中外戲劇關係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中國當代話劇發展的三大根本問題:如何對外來戲劇影響進行基於主體選擇的汲取和借鑑;如何對民族戲曲及文化傳統進行現代闡釋和創造性轉化;如何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中創造具有現代意識的民族話劇。其主要觀點是:首先,中國話劇要走現代化道路,就必須融入世界戲劇大潮進行藝術創造。封閉,必然導致戲劇的衰落;開放,才能促進戲劇的變革與繁榮。在任何情形下,當代中國話劇已經不可能在封閉狀態中孤立發展,它必須與世界戲劇保持密切聯繫,融入世界戲劇潮流去豐富和壯大自己。其次,中國話劇現代化必須融入世界戲劇現代化大潮中去,但同時,融入世界戲劇現代化潮流的中國話劇又要用富於民族性的獨特創造,與其他國家民族戲劇共同發展、豐富世界戲劇。任何外來影響都是在傳統基礎上接受和創新而成為中國話劇的當代存在的。以民族戲劇發展而論,熔鑄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進行獨特創造的成熟,是中國當代話劇富有創造力的根本標誌。再次,中國當代話劇現代性建構的世界戲劇與民族戲劇相互闡發,它強調中外戲劇交流是由開放、對話而走向融合,並不是追求世界戲劇一體化。各國民族戲劇既要共同趨向世界戲劇現代化之潮流,又要保持藝術創造的主體性。中國話劇必須以其獨特風貌參與世界戲劇、豐富世界戲劇。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魯迅所說的「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使具有現代意識和民族獨創的中國話劇真正成為人的戲劇、審美的戲劇。
胡星亮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最終成果《當代中外比較戲劇史論》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第一次從當代中國戲劇與外國戲劇運動、理論思潮和創作的關係去闡明當代中國戲劇的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闡明外國戲劇理論、思潮和創作對當代中國戲劇的影響,並對這些影響作出了具體的科學的分析,論述當代中國戲劇在外國戲劇和民族戲曲影響下的創造性轉化過程,這將會深化中國當代戲劇史和文學史的研究;而這項成果所體現出來的著眼現實的理論思考、開放的研究視野,以及影響研究與接受研究、戲劇研究與文化研究、形式研究與綜合研究相結合的研究形態,又將為當代中外比較文學史、比較藝術史的撰寫提供嘗試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