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書》已出數種
梁啓超在二十世紀初年，撰文將乾隆末年到其所處之時劃為近世史，以別於上世史和中世史。此文雖以「中國史敘論」之名義出現，但當日國人對於「史」的理解本來就具有一定的「經世」意味，故不能單純以現代學科分類下的史學涵蓋之。況且，既然時代下延到該文寫作當下，則對近世史的描述恐怕也兼具「史論」和「時論」雙重意義。任公筆下的近世史，雖然前後不過百來年時間，但卻因內外變動甚劇，而不得不專門區分為一個時代。在梁啓超看來，近世之中國成為了「世界之中國」，而不僅僅局限於中國、亞洲的範圍，其原因乃在於這一時代是「中國民族連同全亞洲民族，與西方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不過，就當日的情形而論，中國尚處於需要「保國」的困境之中，遑論與列強相爭，而面對一盤散沙逐漸淪胥的亞洲諸國，聯合亦無從說起，所謂「連同」與「競爭」大抵只能算作「將來史」的一種願景而已。由此不難看出，中國之進入近世，重中之重實為「交涉」二字。
「交涉」一詞，古已有之，主要為兩造之間產生關係之用語，用以表示牽涉、相關和聯繫等，繼而漸有交往協商的意思。清代以前的文獻記載中，鮮有以「交涉」表述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者。有清一代，形成多民族一統的大帝國，對境內不同族群、宗教和地域的治理模式更加多元。當不同治理模式下的族群產生糾紛乃至案件，或者有需要溝通處理之事宜時，公文中便會使用「交涉」字眼。比如「旗民交涉」乃是溝通滿人與漢人，「蒙民交涉」或「蒙古民人交涉」乃是溝通蒙古八旗與漢人，甚至在不同省份或衙門之間協調辦理相關事務時，也使用了這一詞彙。乾隆中葉以降，「交涉」一詞已經開始出現新的涵義，即國與國之間的協商。這樣的舊瓶新酒，或許是清廷「理藩」思維的推衍與慣性使然，不過若拋開朝貢宗藩的理念，其實質與今日國際關係範疇中的外交談判並無二致。當日與中國產生「交涉」的主要是陸上的鄰國，包括此後被認為屬於「西方」的沙俄，封貢而在治外的朝鮮與服叛不定的緬甸等國。從時間上來看，「交涉」涵義的外交化與《中國史敘論》中的「乾隆末年」基本相合，只是梁啓超所定「近世史」開端，心中所念想必是馬嘎爾尼使華事件，不過兩者默契或可引人深思。
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深深改變了中外格局，戰後出現的通商口岸和條約體制，致使華洋雜處、中外相聯之勢已不可逆轉。故而道鹹之際，與「外夷」及「夷人」的交涉開始增多。尤其在沿海的廣東一地，因涉及入城問題等，「民夷交涉」蔚然成為一類事件，須由皇帝親自過問，要求地方官根據勿失民心的原則辦理。在《天津條約》規定不準使用「夷」字稱呼外人之前一年，上諭中就已出現「中國與外國交涉事件」之謂，則近百年間，「交涉」之對象，由「外藩」而「外夷」，再到「外國」，其中變化自不難體悟。當然，時人的感觸與後見之明畢竟不同，若說「道光洋艘徵撫」帶來的不過是「萬年和約」心態，導致京城淪陷的庚申之變則帶來更大的震懾與變化。列強獲得直接在北京駐使的權力，負責與之對接的總理衙門成立，中外國家外交與地方洋務交涉進入常態化階段。這是當日朝廷和官員施政，新增的重要內容。因為不僅數量上「中外交涉事件甚多」，「各國交涉事件甚繁」，而且一旦處置不當，將造成「枝節叢生，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不得不「倍加慎重」，且因「辦理中外交涉事件，關係重大」，不能「稍有漏洩」，消息傳遞須「格外嚴密」。如此種種，可見從同治年間開始，「中外交涉」之稱逐漸流行且常見，「中外交涉」之事亦成為清廷為政之一大重心。
在傳統中國，政、學之間聯繫緊密，既新增「交涉」之政，則必有「交涉」之學興。早在同治元年，馮桂芬即在為李鴻章草擬的疏奏中稱，上海廣州兩口岸「中外交涉事件」尤其繁多，故而可仿同文館之例建立學堂，往後再遇交涉則可得此人才之力，於是便有廣方言館的建立。自辦學堂之外，還需出國留學，馬建忠在光緒初年前往法國學習，所學者卻非船炮製造，而是「政治交涉之學」。他曾專門寫信回國，概述其學業，即「交涉之道」，以便轉寄總理衙門備考。其書信所述主要內容，以今天的學科劃分來看大概屬於簡明的國際關係史，則不能不旁涉世界歷史、各國政治以及萬國公法。故而西來的「交涉之學」一入中文世界，則與史學、政教及公法學牽連纏繞，不可區分。同時，馬建忠表示「辦交涉者」已經不是往昔與一二重臣打交道即可，而必須洞察政治氣候、國民喜好、流行風尚以及礦產地利、發明創造與工商業狀況，如此則交涉一道似無所不包，涵納了當日語境下西學西情幾乎所有內容。
甲午一戰後，朝野由於挫敗帶來的反思，匯成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西學西政潮水般湧入讀書人的視野。其中所包含的交涉之學也從總署星使、疆臣關道處的職責攸關，下移為普通士子們學習議論的內容。馬關條約次年，署理兩江的張之洞即提出在南京設立儲才學堂，學堂專業分為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大類，其中交涉類下又有律例、賦稅、輿圖、翻書（譯書）之課程。在張之洞的設計之中，交涉之學專為一大類，其所涵之廣遠遠超過單純的外交領域。戊戌年，甚至有人提議，在各省通商口岸無論城鄉各處，應一律建立專門的「交涉學堂」。入學後，學生所習之書為公法、約章和各國法律，接受交涉學的基礎教育，學成後再進入省會學堂進修，以期能在相關領域有所展布。
甲午戊戌之間，內地省份湖南成為維新變法運動的一個中心，實因官員與士紳的協力。鹽法道黃遵憲曾經兩次隨使出洋，他主持制定了《改定課吏館章程》，為這一負責教育候補官員和監督實缺署理官員自學的機構，設置了六門課程：學校、農工、工程、刑名、緝捕、交涉。交涉一類包括通商、遊歷、傳教一切保護之法。雖然黃遵憲自己表示「明交涉」的主要用意在防止引發地方外交爭端，避免巨額賠款，但從課程的設置上來看包含了商務等端，實際上也說明即便是內陸，交涉也被認為是地方急務。新設立的時務學堂由梁啓超等人制定章程，課程中有公法一門，此處顯然有立《春秋》為萬世公法之意。公法門下包括交涉一類，所列書目不僅有《各國交涉公法論》，還有《左氏春秋》等，欲將中西交涉學、術匯通的意圖甚為明顯。與康梁的經學理念略有不同，唐才常認為沒必要因尊《公羊》而以《左傳》為劉歆偽作，可將兩書分別視為交涉門類中的「公法家言」和「條例約章」，形同綱目。他專門撰寫了《交涉甄微》一文，一則「以公法通《春秋》」，此與康梁的匯通努力一致，另外則是大力鼓吹交涉為當今必須深諳之道，否則國、民利權將喪失殆盡。在唐才常等人創辦的《湘學報》上，共分六個欄目，「交涉之學」即其一，乃為「述陳一切律例、公法、條約、章程，與夫使臣應付之道若何，間附譯學，以明交涉之要」。
中國傳統學問依託於書籍，近代以來西學的傳入亦延續了這一方式，西學書目往往又是新學門徑之書。在以新學或東西學為名的書目中，都有「交涉」的一席之地。比如《增版東西學書錄》和《譯書經眼錄》，都設「交涉」門類。兩書相似之處在於將「交涉」分為了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廣義者為此一門類總名，其下皆以「首公法、次交涉、次案牘」的順序展開，由總體而個例，首先是國際法相關內容，其次，即狹義交涉，則為兩國交往的一些規則慣例，再次是一些具體個案。
除了「中外交涉」事宜和「交涉之學」外，還有一個表述值得注意，即關於時間的「中外交涉以來」。這一表述從字面意思上看相對較為模糊，究竟是哪個時間點以來，無人有非常明確的定義。曾國藩曾在處理天津教案時上奏稱：「中外交涉以來二十餘年」，這是以道光末年計。中法戰爭時，龍湛霖也提及「中外交涉以來二十餘年」，又大概是指自總理衙門成立始。薛福成曾以葉名琛被擄為「中外交涉以來一大案」，時間上便早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世紀之交的1899年，《申報》上曾有文章開篇即言「中外交涉以來五十餘年」，則又與曾國藩所述比較接近。以上還是有一定年份指示的，其他但言「中外交涉以來」者更不計其數。不過儘管字面上比較模糊，但這恰恰可能說明「中外交涉以來」作為一個巨變或者引出議論的時間點，大約是時人共同的認識。即道鹹年間，兩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條約框架，使得中國進入了一個不得不面對「中外交涉」的時代。
「交涉」既然作為一個時代的特徵，且歷史上「中外交涉」事務和「交涉」學又如上所述涵納甚廣，則可以想見其留下的相關資料亦並不在少數。對相關資料進行編撰和整理的工作，其實自同治年間即以「籌辦夷務」的名義開始。當然《籌辦夷務始末》的主要編撰意圖在於整理陳案，對下一步外交活動有所借鑑。進入民國後，王彥威父子所編的《清季外交史料》則以「史料」為題名，不再完全立足於「經世」。此外，出使遊記、外交案牘等內容，雖未必獨立名目，也在各種叢書類書中出現。近數十年來，以《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從編》《民國時期外交史料彙編》《走向世界叢書》正續編以及臺灣近史所編《教務教案檔》《四國新檔》等大量相關主題的影印或整理本叢書面世，極大豐富了人們對近代中外交涉歷史的了解。不過，需要認識到的是，限於體裁、內容等因，往往有遺珠之憾，很多重要的稿鈔、刻印本，仍深藏於各地檔案館、圖書館乃至民間束之高閣，且有不少大部頭影印叢書又讓人無處尋覓或望而生畏，繼續推進近代中外交涉相關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實在是有必要的，這也是《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的意義所在。
這套史料集的動議，是在六七年前，由我們一些相關領域的年輕學者發起的，經過對資料的爬梳，擬定了一份大體計劃和目錄。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的章清教授非常支持和鼓勵此事，並決定由中心牽頭、出資，來完成這一計劃。以此為契機，2016年在復旦大學召開了「近代中國的旅行寫作、空間生產與知識轉型」學術研討會，2017年在四川師範大學舉辦了「絕域輶軒：近代中外交涉與交流」學術研討會，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上海古籍出版社將叢刊納入出版計劃，呂瑞鋒先生和喬穎叢女士等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由於發起參與的整理者大多是研究者，所以大家都認為應該本著整理一本，深入研究一本的態度，這一態度也可以在每一種資料的研究性前言中得以體現。《叢刊》計劃以十種左右為一輯，陸續推出，我們相信這將是一個長期而有意義的歷程。
本文為《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書》總序，叢書第一輯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第一輯目錄：《庚辛史料（外一種）》《海國公餘輯錄（附雜著）》《金軺籌筆》《領選日記》《日俄戰爭清政府因應檔案》《四國遊紀》《外交辯難》《晚清駐英使館照會檔案》《袁昶庚子日記二種》《駐德使館檔案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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