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紀錄片《我們四重奏》，
是今年平遙影展的最爆款，
豆瓣7.9，網友評價：
這就是我「未曾經歷或註定要來的人生」。
影片講述了小鎮青年在大城市奮鬥的悲歡離合，
主角是四組普通人：
文藝青年許多，業餘時間想排一出話劇，
打工仔小海最大的願望是找到一個「合適的」女朋友，
珊珊和家亮相愛四年準備結婚，卻為彩禮爭吵，
六年級學生小芸考慮到未來，只能回雲南老家上學。
《我們四重奏》劇照
2017、2018年，他們都生活在京郊的一個打工村裡，
被導演王磊的攝影鏡頭捕捉，
歷經三年，
片子從5分鐘短片發展成了88分鐘的電影。
我們專訪了王磊關於片子背後的故事，
「生活雖然在原地打轉，
但依然充滿希望。」
自述 王磊
撰文宋遠程 責編 石鳴
《我們四重奏》劇照
2020年10月19日晚，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最受歡迎影片的頒獎現場，賈樟柯站在臺上，用一如既往的溫和語氣說道，「這個門廳，我站在這裡很有感觸，我經常在下午的時候一個人站在那個入口，因為那個入口掛著費穆先生的像。我經常看……（哽咽）」
這是本屆影展最令人動容的時刻。而王磊當時就在賈樟柯身邊，作為獲獎者之一，他手中握著剛剛被授予的獎盃。
《我們四重奏》劇照
首映前，《我們四重奏》幾乎沒有什麼關注度。以至於很多媒體心安理得地忽略掉媒體場，直到口碑大爆後，才趕忙四處尋求下一場放映的入場券。
在首映場的映後，王磊在臺上逐個介紹了劇組成員。除了製片人、片中角色許多、剪輯和兩位攝影師，還有一位負責素材整理的姑娘，「這就是我們團隊的全部成員了。」
王磊在平遙影展映後
2017年8月1日，北漂青年王磊在京郊拍下了《我們四重奏》的第一個鏡頭。當時，他只想拍一部五分鐘的短片，但隨著在當地認識的朋友越來越多，他決心把它拍成一部長片。
那是一個位於北京郊區的小村莊，本地居民一千多人，卻居住著2萬多名外來務工者。從市區過去那裡，路上要花掉兩個小時。
往北十公裡便是首都國際機場。每隔幾分鐘，就有飛機的轟鳴聲從頭頂呼嘯而過。王磊曾把片名取作《飛機下的蛋》，「生活在那裡的人看飛機有點像看待夢想，夢想和現實的距離看似非常近，但是也有不可逾越的距離。」
許多
音樂人許多，是影片出場的第一個角色。1999年，許多懷揣著音樂夢想來到北京，上了迷笛音樂學校。他覺得「玩搖滾樂很好，有一把吉他就可以了」。
初到北京，他常常去街頭、地下通道賣唱。一次，朋友孫恆拿著吉他，在工地為工友唱了一首《一個人的遭遇》，唱的是工友小吳的親身經歷。那一瞬間讓許多深感觸動，「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這裡才是我唱歌的地方」。
許多
2002年勞動節，他和孫恆、王德志等人成立了新工人藝術團。三年後，他們來到北京郊區的村子，在這裡進一步建起了學校、圖書館和博物館，並時常為工友們組織一些文藝活動。
王磊拍攝紀錄片期間，許多正在組織排演話劇《我們》。這是一個「非虛構戲劇」，臺詞都是通過跟演員訪談才寫出來的，「大家說的話直接成為了臺詞，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和生活。」
而話劇本身的改編和取材，就是基於片中第二位角色小海的經歷。
小海
生於1987年的小海，本名胡留帥，筆名「小海」是為了向詩人海子致敬。他常常給工友背誦海子的詩，並會在自己的詩歌中提及那個「長著絡腮鬍子的哥哥」。
快上高中的時候，由於家裡供不起那麼多孩子念書，成績不太好的小海最先退學，初中沒畢業就開始打工了。
從2003年開始，小海不斷輾轉全國各地。他上過廣東的流水線，做過北京798的餐廳服務員，「在車間裡、在機臺旁、在廢紙產品單上嗚咽」。
在車間與工廠工作時，小海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嚎叫」的狀態，每日枯燥的生活讓他瀕臨崩潰。就在這時，他無意翻開了一本《唐詩三百首》。看到「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句，仿佛被電擊到一樣。
從此，詩歌成為小海發洩情緒的出口。他開始大量創作打油詩，也聽搖滾樂，並想方設法接觸到張楚，然後被引薦給許多。他突然覺得自己並不孤單，就像「夢想照進了現實」。
小海在老家
2017年，他來到許多所在的村子，進入一家二手服裝店打工，並加入了當地的文學小組。在這裡，人們白天是家政嫂、工人、店員，晚上則是純粹的文學愛好者。不久，小海出了自己的詩集。
而片中的小海，除了豐富的精神生活外，也正在受到愛情的折磨。「在愛人身上我已經感覺到永恆了，我死後在我身體的另一側，一襲紅裝的就是她了。」
為了顯高，小海不得不塞了厚厚的鞋墊去相親
他迫不及待地想談一場戀愛，但交往中的北京女生卻性格古怪，叫他「跳梁小丑」，全然不顧小海的深情。
面對這場可能沒有結果的「愛情」，小海也不得不認真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他回到老家相親，卻因為條件不夠，連對方的臉都沒見到。
家亮和珊珊
排演話劇期間，王磊認識了演員珊珊。她和男友家亮是一對相識四年的情侶，也在當地租住，白天則去市區上班。
兩人本在甜蜜地籌劃婚禮，但一紙彩禮清單卻突然給新郎家亮潑了一盆冷水。在火車站，父親掰著指頭算如何能湊出這一大筆錢，一旁的家亮一言不發。
隨後，家亮又在婚禮舉辦地的事情上被騙，兩人再次爆發爭執。好不容易等到婚宴當天，他們又得去應付那些鬧婚的親戚。本該喜氣洋洋的婚禮上，一對新人卻是強顏歡笑。
小芸
最後一名角色，是一個在當地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的小姑娘小芸。她因為學籍的問題，不得不隨父母在2017年底離開大都市，回到家鄉。
「 他們的生活永遠沒有在群體裡、 在社會場域、 甚至在物理空間裡面沉澱下來、嵌入進去，而總是在跳躍中維持。」社會學家項飆把這些出身農村、在城市打工的人比作做蜂鳥，「必須高頻度地振蕩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
小海在文學小組的朋友範雨素說，「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這也是他們中很多人的心聲。
打工文化博物館內
但生活會繼續。片子拍完兩年後，許多依然在繼續自己的事業，珊珊和家亮快有了孩子，而小芸也已經順利升上初中了。
曾經，搖滾夢與詩歌是小海的生活支柱。現在，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討論文學，讓夢想以戲劇、音樂、幫助工友等其他形式實現，「自己的焦慮真正得到了疏解」。
他寫道，
「也許霧霾會把道路堵成迷宮，
也許飛機會把轟鳴變成毒氣，我依然要帶著一個工人的勇敢與決絕，穿過暴風驟雨…… 」
以下是王磊的自述：
「泥土與天空的距離就是生活」
片子裡的四個人物，分別是關於夢想、愛情、家庭和下一代教育的問題。這和年輕人來到大城市打拼，所經歷的成長階段是息息相關的。
在我們剛接觸的時候，許多正在組織話劇前期的排練，同時也招募一些當地的村民作為演員。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他也逐步把話劇排練了出來。
小海30歲左右，最大的願望就是尋找到自己的愛情。他平時最大的愛好就是寫詩，一直覺得自己跟鮑勃·迪倫，約翰·列儂差不多。
他是我們最後才決定要拍攝的。之前沒有拍攝，是因為我覺得他承載的意義可能沒有那麼明確。但是他本人是個活躍分子，自來熟、又很愛表達，所以常常會出現在我們的鏡頭裡。
他看起來是一個喜劇人物，貢獻了很多笑點，但是喜劇人物也有很悲傷的故事。小海代表了在大城市打拼不得志，但又不得不強顏歡笑的一批人，他從頭自嘲到尾，但最後他哭出來那一刻會讓很多人動容。
珊珊在拍結婚照前化妝
珊珊和家亮，他們一個是滁州人，一個是徐州人。他們在一起相處4年，準備結婚。但因為巨額彩禮、婚禮習俗等現實問題，雙方也發生了一些爭執。
他們倆屬於生於八十年代之後的「新工人」。他們來北京打拼，在生活上 、人際關係上，都和農村很不一樣了，但是依然無法擺脫很多傳統觀念的束縛。
彩禮和鬧婚讓新郎家亮有苦難言
最後那個小女孩，其實是我們拍攝的第四個女孩。她當時是六年級，性格也比較內向，不是那麼愛表達。跟拍她的女攝影師是那個學校支教的美術老師，拍的同時也給他們上課，才慢慢建立了信任。
四個人物之間會有一些交叉，也會彼此融入到對方的故事中。這個片子叫《我們四重奏》。因為「我們」正好是片中他們自己組織拍攝和排練的一個話劇。他們的命運與夢想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像四重奏一樣的篇章。
他們其實和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只是暫時住在京郊而已。小女孩的父親是做展會搭建的，他天天給那些高大上的展覽、會議搭建場景，珊珊和家亮也都在市裡的影視公司上班。他們明白我們在做什麼。
600小時素材，幾十萬投入，3年持久戰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片。
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拍，後來覺得一個人不夠用，於是我的助手也開始作為一個主要的攝影師。隨著人物拍得越來越多，兩個人也不夠用，過了兩個月左右又有一個男孩加入，最後是我們三個人去拍4組角色的故事。
小芸在家鄉
很多觀眾反映影片的聲音還不錯，但其實我們沒有獨立的收聲人員。我個人對聲音比較敏感，所以當時是我提出要求，就是不管是什麼情況下，至少要保證我們的主人公要一直都帶著小蜜蜂，再加上機頂的麥克，這樣至少能保證兩路聲音。
片子的成本遠遠超過了之前的計劃。原來我自己當時有幾年的積蓄，有個幾十萬，我就覺得這個錢怎麼拍也夠了，但是後來發現根本不夠，因為戰線拖得太長。我們要保證每一組拍攝器材的統一性，再加上有60多T的素材，需要備份很多份，所以硬碟又花了很多錢。
小芸曾就讀於北京同心實驗學校
而且在整個過程中，也有很多差旅開支。原來我們認為在北京就能拍攝完成，但是人是流動的，比如我們會回到珊珊和小女孩的老家拍攝。
還有許多和新工人樂團，他們發起「大地民謠」巡演，去了很多的城市和鄉村，每次行程大概有一個半月左右，我們也跟了他們兩年。最後其實拍攝了11個省，得有三四十個城市。
小芸的故鄉雲南昭通
我們的素材量非常龐大，大概有600個小時左右，我和三個姑娘，用了5個月時間，才把這些素材看完了一遍。當時做了一份素材列表，打在A4紙上，接近2000頁。成片我們大概調整了12版。
片子首映之後，有些觀眾會覺得那些角色有一些表演的性質。其實沒有什麼表演，基本都是紀實。我們有海量的素材，所以在擇優的過程中選擇更多，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容易產生戲劇效果。
音樂人許多
2017、2018年這兩年，我們大概拍攝了161天，幾乎每天都和他們在一起。有的時候，機器開機放在那不動，我們的人會閃開一會。
珊珊和家亮看彩禮清單那場，我就把機器放在那，中途出去抽了兩次煙。所以才能拍攝到一些特別真實的狀態。
小海在橋上撕紙的鏡頭，那個是小海提前告訴我們，他心情不好的時候經常去那裡。那天我們跟著他去了，於是就拍到了。
我覺得，和角色最大的互動就是不互動。當我們深入參與到日常生活中，讓他們習慣了我們的存在，他們自然就會把我們忘記了。
工人子弟的電影夢
我出生在遼寧瀋陽鐵西區的工人村。那兒是一個工人聚集地，我父母都是工人。
王兵導演作品 《鐵西區》
大概10歲左右，家裡有了第一臺錄像機，當時很多有門路的人都會從南方帶回來。這種錄像機對孩子來講還有很多禁忌，但越不讓看我就會越覺得神秘。
16歲生日那一天，爺爺送給我一臺三碟連放的VCD機。後來就瘋狂地去看不同的電影。王兵導演的《鐵西區》我也看過，初看沒什麼感受。這些年又看過幾次，才意識到，這不就是我身邊的日常生活？
《鐵西區》片頭
在片頭有一輛火車駛過火車道，沿途經過了很多工廠，那就是我的家人工作的工廠。在豔粉街拍攝的那些故事和人物，包括他們說話的方式，我都非常熟悉。
當時基本確定了自己非常熱愛電影，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當上導演。但沒有人會覺得那樣一個地方能出導演。
大學我學的是攝影專業，算是「曲線救國」，因為它至少是跟影像有一點沾邊的。
王磊攝於汶川
2007到2010年，我在《人民日報》旗下的《京華時報》，做了三年的攝影記者。
我是跑突發新聞的，正好這三年也發生了很多國家大事，比如說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大連的化工廠爆炸等等。當時我都在現場。這三年的經歷讓我可以很冷靜地去看待人生，包括這個時代。
《我們四重奏》拍攝的是「外來務工者」這個題材，它也體現了時代變革中，我們如何在逐步變好。我覺得應該去記錄這些小人物為了生活更加努力的過程。
片子最後，小海相親沒有下文，和家裡的老人在院子裡抽陀螺。
我覺得人生也好、生命也好，都是一種輪迴。我們在生活中不斷地打轉，也在試圖突破這種旋轉。
通過這個片子，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生活雖然在原地打轉，但依然充滿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