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商關係
今年3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下午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會上習近平指出:
新型政商關係,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
對領導幹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係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
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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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親」「清」為核心的新型政商關係,為幹部和企業家的交往指明了方向。但是在一些地方,民營企業家在少數部門「遇冷」,政商關係「清而不親」,雖然沒有權錢交易,但也互不往來。如何防止政商關係走向另一個極端?記者採訪了江蘇部分幹部和企業家。
記者調查,基層一方面認為,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貪腐治理成效明顯。促進政商關係向健康、積極、和諧的方面發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幹部和民營企業家反映,對照「親」「清」要求,基層也存在「矯枉過正」的現象,政商關係從「親而不清」變成「清而不親」、從「勾肩搭背」變成「背靠著背」的趨勢。原本是為了政商關係和諧發展,相輔相成,如今變成互不理睬,生怕犯錯的關係。
現狀
一些基層幹部對企業「敬而遠之」,為求乾淨關閉項目綠色通道
由於基層一些幹部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和執行偏差,出現了「清而不親」和「背靠著背」的傾向。蘇南地區一些企業負責人認為,現在政府官員直接到企業調研、推進工作的情況明顯減少了,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基本不怎麼聯繫了,一些基層幹部開始對企業「敬而遠之」。鎮江市發改委一名中層幹部說:「現在除非是領導明確要求到企業去的,一般情況下我們都不會主動往企業跑,就怕說不清楚。」
八項規定實行以來,企業對公接待費用明顯減少。但同時,在主動提高辦事效率、縮短辦事周期上,幹部表現得沒有積極性了。有企業家反映,以前對重大項目都有綠色通道,可以特事特辦、急事急辦,現在由於簡政放權的改革還不到位,如果按部就班慢慢來,流程走全了,最好的機遇也失去了。
更令企業家憂心的,是有些幹部現在不擔當了,幫助企業破解難題的力度小了。不少部門負責人談到,對一些沒有現行標準的新事物,上級機關為規避責任,要麼出臺規章禁止,抬高發展門檻;要麼乾脆把權力下放,把責任向下轉移。某電商企業董事長告訴記者,自己創業20多年,積累了大筆資產,現在正在二次創業,但由於其商業模式是國內首創,涉及很多現有制度上的突破,在具體辦理過程中阻力重重。最後,地方經過百般爭取,上級部門才把許可權限下放到地市,這才完成了許可證件的辦理手續。
原因
吃不準導致不敢為,怕出事導致不願為,不善為導致不作為
規範政商交往、構建「親」「清」關係的良好初衷,為何有時會遭遇舍一取一的情況?
有幹部坦言,「吃不準」導致「不敢為」。對政商關係「度」的把握上,由於當前「不能」「不得」的禁止性規範出臺多,「可以」「應該」的指引性規範出臺少,一些幹部搞不清與企業交往的分寸,乾脆舍「親」而保「清」,至少求個穩妥。泰州市一名涉企部門負責人表示,現在企業家打來的電話都不太敢接,企業安排的商務接待更是絕不沾染。一名規模以上企業負責人反映,現在請有關部門領導一起出差洽談推進項目,對方都以各種理由婉拒。
「不幹事就不出事,出了事就跑不掉」,這是一些幹部對問責的畸形認知。問責體現的是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的要求,被處理的也僅僅是違法亂紀的少數。南通市一些企業家說,少數案件通過網際網路的傳播被無限放大,導致其他人杯弓蛇影。同時個別案例被放大渲染,造成幹部心理恐慌和思想混亂,以致走向極端。在一些地方,幹部由於缺乏容錯機制的保護,做起事來很容易畏首畏尾、過度謹慎,特別是具體經辦的公務員,沒有領導的籤字堅決不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能力恐慌」也是導致幹部不作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少企業家吐槽,與幹部打交道最擔心的是「幹部不了解情況瞎指揮」;有的幹部也承認,在服務企業過程中最大的顧慮是「能力有限、怕服務不到位解決不了問題」。過去抓經濟比的是數字和速度,靠的是激情和衝勁,現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服務企業需要依靠專業素養、政策水平、創新能力,過去的知識積累不夠用了,遇到難題就慌了神。有幹部認為,與其辦砸了出洋相還不如拖著更安穩。
對策
要負面清單也要正向激勵,組織應為服務企業的幹部撐腰
平衡「親」「清」、不失偏頗,已經成為各地政府努力解決的問題。
今年3月,鎮江在江蘇省內率先制定文件規範政商關係。鎮江市委組織部負責同志表示,首先要釐清「為」與「不為」的界限,細化政商交往的正當行為和「負面清單」,釐清政治底線、政策邊線、制度紅線,讓幹部和企業家清楚什麼應該做、什麼碰不得。其次是釐清「公利」與「私利」的界限。在政商交往中,商人謀利益無可厚非,幹部謀私利則法紀難容,必須釐清公私界限、規範得利渠道,讓幹部徹底從「灰色地帶」走出來,不拿企業給的利、只拿組織給的獎。第三是釐清失誤與錯誤的界限,對幹部因服務企業發展造成的過失、產生的影響,要客觀公正看待、具體辯證分析,對出於公心、創新擔當卻又出現失誤的應予以免責。
開出「負面清單」,還要倡導正向激勵。南京市組織部門幹部建議,要聚焦幫辦服務加強考核,對幹部「幫辦」服務企業的情況進行專項考核,把企業家的評價作為幹部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據,把聽取企業家意見作為幹部任職考察的重要環節,把企業滿意度作為實施獎懲的重要標準。
為了徹底打消幹部服務企業的顧慮,有專家建議,組織上要主動為服務企業、幹事擔當的幹部站臺撐腰,從機制上為幹事擔當的幹部提供有效保護。要建立組織部門與紀檢部門的正常溝通機制,客觀全面地評價、使用和保護幹部,使其免受「惡意信訪」侵害。出於對幹部的愛護,對一線服務企業及從事人財物管理的幹部,要加強定期輪崗交流,規避「常在河邊走,難免不溼鞋」。要落實關愛提醒機制,及時進行防範式和預警式提醒,不能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不知不覺,等幹部出了事才後知後覺。
委員政見
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四川省委副主委梁偉華認為當前全國經濟已進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的新常態,助推經濟轉型創新驅動發展,要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用新思維、新視野來謀劃政企大數據建設,正確處理數據開發利用政企關係,著力構築客觀、規範、獨立、平等、協同、創新的新型政企關係。為此,建議:
一、深挖政企大數據重要功能,構建透明有序、合作共贏新型政企關係。深刻認識大數據基礎性、戰略性、先導性地位,推進大數據在政務活動應用,將數據的監管、分析與權力運行監管、腐敗防治監督有機結合,克服傳統政企互動中官商私人利益凸顯、人格特徵濃鬱的機制障礙,構建規範、便捷、高效、貼心的政務監管數據工具體系。
二、加快推動政企大數據開放匯集,建立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數據交換平臺。樹立合作、互通、開放、共享理念,建設人人有責、盡責、分享、受益命運共同體,加強政府主動引領示範,突破政府數據「圍牆」,有效整合、有序開放,初步建立大數據開放與管理機制,督促建立省級政府直接領導的大數據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健全全民全域參與的數據工作社會動員機制,盤活資源,各取所需,推動政府、企業、社會和個人除「負面清單」、隱私權等特定情形外的數據迅速採集共享。
三、積極探索政企大數據應用創新,深化「大數據+」和政企領域融合發展。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理念,創新政企大數據採集管理應用體制機制,推動運用新思維、新方式、新技術和大數據助推產業創新發展,培育新業態,助力經濟轉型;深化「大數據+」服務理念,創新推動大數據在政企關係的各個領域採集和應用,著力搭建政企互信、雙向交流的數據化新平臺,形成平等協商、協調發展的數據化新通道。
四、建立健全政企大數據規範體系,圍繞數據安全應用不斷完善制度保障。加快建立健全包含政企大數據安全應用在內的大數據規範體系,加強從政企數據流程管理、數據質量標準、數據公開共享、數據分析使用、數據交換交易、數據隱私保護、監管機構責任等領域探索制定大數據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
委員諫言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河南省委主委張亞忠,針對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發育還不完善,招投標領域的管理問題較多,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組織領導體系建設
建立組織領導和綜合監管機構。在法律框架下,組建由有關部門參加的政府招投標工作管理委員會和在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綜合監管機構。從宏觀上加強政府對招投標工作中重大問題的協調處理;從管理體制上加強對招投標市場的行政執法和監督管理;從組織體系上打破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地區封鎖。
二、加快監管機制體系改革
建立統一的招標投標行政監督體系。通過統一的行政監督對依法必須招標的項目進行招標事項核准、招標公告發布、招投標交易過程、中標侯選人公示、中標結果、招標代理機構代理活動、違法行為查處、標後監管等進行全過程監督,並實現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網絡的互聯互通。
三、充分依靠群眾,提高監管效能
認真落實《整合建立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工作方案的通知》,利用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開信息條例》要求,建立國有資產工程建設全過程網上指定專欄公示制度,借鑑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的科技防腐成功經驗,向招投標上下遊延伸,著力解決招投標兩頭難管的問題。
四、破除深化招投標體系改革的阻力
中國革命勝利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真正英雄。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群策群力,改革才會繼續向前推進,整治腐敗、敢於向既得利益者亮劍,敢於向既得利益者叫板,踢開絆腳石、趕走攔路虎同樣要依靠人民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