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心悅（上海大學）
來源：澎湃新聞2020-12-19 16:11
傑裡·布羅頓著《女王與蘇丹：伊莉莎白時期的英國與伊斯蘭世界》，張珉璐譯，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8月
本書作者傑裡·布羅頓（Jerry Brotton），擔任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文藝復興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文藝復興簡史》《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領土交易：現代早期世界的地圖繪製》《全球性角度：東西方之間的文藝復興藝術》（合著）等。他常常採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藝術、文化、政治、歷史、貿易和東西方關係，也曾為BBC廣播製作和錄製題材的節目。本書原版於2016年出版於倫敦，並榮獲2017年英國歷史作家協會非虛構獎。在本書中，布羅頓也運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戲劇作品論證了16世紀伊斯蘭世界對英國的影響。其敘述線索較為清晰，先是通過三個商人的個人冒險經歷講述了英國和伊斯蘭世界建立貿易聯繫的過程，然後進一步論述了這種貿易聯繫背後的文化互動和交流，並升華到當今社會，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中，但我們並未對異質文化感到陌生和排斥，這種習以為常了的和諧感正是源於歷史深處。
安德魯·惠克羅夫特（Andrew Wheatcroft）曾在《1683維也納之戰：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的生死對決》中詳細地講述了奧斯曼人對戰爭的細緻準備，並生動地刻畫了歐洲對奧斯曼的恐懼。奧地利格拉茨大教堂也有一幅名為《上帝降災》的壁畫，形象地說明了對當時哈布斯堡統治下的人們而言，奧斯曼人的進犯是和黑死病、蝗蟲過境一樣的大災難。深究這種恐懼的源頭，一方面是奧斯曼勢如破竹的擴張。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宗教和政治力量，在公元7、8世紀時快速取得了成功，而相反，基督教先是經歷了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數百年迫害，又經歷了羅馬帝國滅亡後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面對著不斷擴張且難以抵抗的伊斯蘭世界，基督教世界自然有著天然的牴觸和偏見。另一方面，這種恐懼和仇恨的心理也來源於不了解。伊斯蘭世界的文化和語言不具有較強的流通性，古蘭經的拉丁文譯本又很少，因此，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世界缺乏了解的途徑。他們所能了解到的多是奧斯曼帝國殘忍無情的繼承制度——蘇丹需要殺死所有兄弟來確保統治穩固，這無疑是加劇了他們的恐懼心理。
在本書中，布羅頓也談到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仇恨。1534年，奧斯曼海軍元帥海雷丁（Kheired-Din）掠奪義大利和北非的海岸，於8月攻佔了具有戰略意義的突尼西亞城。1535年，查理五世遠徵突尼西亞，在艱苦的圍城戰和激烈的市郊戰鬥後，擊敗了海雷丁。這是16世紀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最激烈的衝突之一。戰爭的勝利被藝術家用掛毯的形式記錄下來，也暗示著人們異端需要被消滅，並且將會被戰勝。由此可見，歐洲對伊斯蘭世界的定位是異端，穆斯林的殘忍冷酷威脅著歐洲社會，因此需要在可能的情況下根除或消滅。但是，他認為這種仇恨和恐懼大過想要尋求友好關係的情況，在伊莉莎白時期得到了大大改變。
伊莉莎白女王在瑪麗女王去世後，於1558年11月加冕登基。與信奉天主教的瑪麗女王所不同的是，伊莉莎白女王信奉新教。而瑪麗的丈夫腓力又和法國國王亨利二世於1559年籤署了《卡託—康布雷西條約》（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共同對付新教。在這種情況下，伊莉莎白被孤立在了歐洲其他天主教國家之外。為了開拓新的市場，她需要繞過歐洲這些天主教國家，尋找新的航道和合作夥伴。在布羅頓的筆下，英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走向尋求友好合作的新方向正是源於這一大的環境背景。
此時，即將促成英國和伊斯蘭世界貿易聯繫的三位商人就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了。第一位是安東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他先是設法覲見了奧斯曼帝國的蘇丹——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獲得了蘇丹本人籤署的正式貿易特權。之後，他開始了俄國之行，得到了沙皇的接見，並和俄國達成協議建立一條經由白海的海上貿易航線。然後他又向波斯出發，不過這次他沒能促成貿易聯繫。一是因為他早先已與奧斯曼帝國建立了商業聯盟，而奧斯曼與波斯正在進行戰爭；二是因為他對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和民族情況知之甚少，因此不僅沒能達成此行的目的，甚至還差點丟了性命。不過，後來在詹金森和其接班人的多次努力下，英國也終於和波斯開始了貿易往來。伊莉莎白時期的英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走出了友好的第一步。
隨著新的貿易航線的建立，伊莉莎白起草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措施，限制進口，鼓勵海外出口，派遣海軍進入更遠的幾內亞、巴巴裡和莫斯科地區。看到英國的貿易利潤隨之提高，原本就參與孤立英國的葡萄牙更是開始向英國施加政治壓力，禁止其與摩洛哥進行貿易。與此同時，教皇也發布諭令《在至高處統治》（Regnans in Excelsis），對伊莉莎白施以絕罰。在這樣的情況下，英國和伊斯蘭世界的聯繫朝著更緊密的方向前進。第二位商人威廉·哈本便在此時被選為帶領英國打開與奧斯曼貿易的「合適人選」。他突破重重困難，推動了奧斯曼蘇丹和英國君主之間的書信往來。土耳其公司隨之出現，開始處理和奧斯曼帝國的貿易往來。西班牙方面恐懼於這種英-奧貿易，害怕英國會繞開義大利，選擇通過君士坦丁堡和俄國從波斯進口商品，從而獲得全球壟斷地位。當然，也許英國此時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但是英-奧貿易的發展勢頭足以讓西班牙方面深感不安。西班牙計劃入侵英國，但是由於奧斯曼帝國也從英-奧貿易中獲益頗豐，所以英國有了奧斯曼作為反西班牙的戰略聯盟。天主教勢力對此憤怒，卻也無能為力。隨著貿易聯繫的不斷穩固，英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也較以前更為親密了。
但是到了1595年，奧斯曼蘇丹穆拉德三世（Murad Ⅲ）駕崩，英奧關係受到了一定影響。因為伊莉莎白女王和奧斯曼帝國的外交與商業關係大部分建立在她與穆拉德誠懇的私人通信上。新蘇丹穆罕默德三世（Muhammad Ⅲ）似乎並不會追隨其父親的腳步而繼續支持英國，而英國人也並不認為新蘇丹足夠聰勇且值得信賴。再考慮到雙方一直存在的明顯宗教差異和衝突，以及奧斯曼一直以來以自相殘殺保障政治繼承的殘忍方式，英國方面對這段貿易聯盟關係感到十分擔憂。這種不安和不信任的關係轉變也體現在了最後出場的安東尼·舍利爵士（Sir Anthony Sherley）的經歷上，雖然他渴望為蘇丹、沙阿和皇帝提供服務而獲得國際聲譽，但最終卻淪落到流亡和遭受辱罵的境地，甚至沒有足夠的錢買麵包和衣服。異質文化間一直就存在的利益問題和宗教矛盾最終使得貿易聯盟不了了之，英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似乎也漸漸歸於平淡。
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交往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話題。有些學者關注它們在對方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形象，如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在《穆斯林發現歐洲》中，講述了一些穆斯林在歐洲的遊歷，主要展現的是穆斯林眼中的歐洲形象，較為新穎地為東西關係研究提供了穆斯林的視角；丹尼爾·戈夫曼（Daniel Goffman）在《奧斯曼帝國與近代早期歐洲》中介紹了近代早期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在經濟貿易和戰爭方面的往來，雖然主要以威尼斯為例，偶爾涉及一些義大利其他城邦，但是他也提出要嘗試用奧斯曼的視角看待歐洲，跳出「歐洲中心主義」的刻板印象，並認為16世紀的奧斯曼在和歐洲的接觸中越來越像一個「歐洲國家」。也有學者注意到雙方交往產生的相互影響，如伯納德·劉易斯在《現代土耳其的興起》中，認為土耳其的改革受到了西方的推動，但是這種學習也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它成為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簡單的追隨；宋保軍在《被遺忘的邊疆——奧斯曼帝國擴張與16世紀基督教文明東南邊疆的收縮》中闡述了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對基督教文明政治和社會產生的客觀影響；田瑾和唐曉紅在《19世紀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國家交往的特點》中講述了奧斯曼從西方文明中獲得的物質和精神層面的改變；安德魯·惠克羅夫特在《1683維也納之戰》中，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基督教世界對奧斯曼的恐懼和仇恨，強調了異質文化交流中根深蒂固的矛盾，並以此分析了維也納之戰對奧斯曼帝國衰落的影響。
在這一研究領域中，本書的不同之處便是首先將英國作為了基督教世界的代表，重點講述英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往來。以往學者也會選取某一國家代表歐洲，但是常常以德國為例，探究奧斯曼帝國與德國的關係，認為「德國尋求擴大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而奧斯曼帝國在國內改革、重建軍隊以及削弱英法的經濟影響上需要德國的幫助」。布羅頓則重點挖掘16世紀的英國，他認為歷史學家對都鐸王朝的探究往往忽視了伊莉莎白時代的人民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實際上雙方在這一時期有了許多的來往。
其次是在布羅頓的敘述中，他顛覆了以往我們對這段關係的看法。安德魯·惠克羅夫特寫道：「自從君士坦丁堡陷落，奧斯曼帝國的陰影便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懸於歐洲。」他認為這種「源於東方的恐怖」由來已久。但是布羅頓卻看到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確是充滿了矛盾對立與衝突，但是在國家利益的影響下，依然催生出了一段相對友好的貿易關係。丹尼爾·戈夫曼也強調奧斯曼與歐洲國家的往來是一個「互惠互利」的過程，例如威尼斯在軍事衰落後仍然可以維持經濟實力是因為奧斯曼，而奧斯曼也在和歐洲的交往中發生了社會結構的改變。不過戈夫曼的論述重點還是在於突出奧斯曼社會制度的靈活性與宗教寬容。而布羅頓則在本書對利益之下的友好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豐富了我們看待東西方交往的視角。最後，也是布羅頓的最大特色，便是他利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豐富了自己的論證。
布羅頓主要研究文藝復興，他認為文藝復興是一場國際性的、流動性的現象，是一個關於地圖、商業、科學和國際交換的問題。基於此，我們看到他對地圖、貿易和藝術等都有一定研究，並將其用於自己的歷史敘述。
在《領土交易：現代早期世界的地圖繪製》中，他研究了地圖和地理在歐洲地理學家對非洲和東南亞的思考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人們對常被忽視的貿易、外交和科學史的關注；在《全球性角度：東西方之間的文藝復興藝術》中，他探討了1450-1550年間藝術家與藝術接觸之間的聯繫，並講述了奧斯曼帝國、西班牙和英帝國之間掛毯、勳章、雕像和肖像的交換，試圖講述這段歷史對歐洲文化和民族認同的影響；在《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中，他從過去兩千年中挑選出了十二個地圖繪製的案例，講述製圖師的觀念和動機以及時代的精神和風尚對地圖的影響。他認為世界地圖一直受到其出資者、製造商、消費者以及它們所產生的這個世界的影響。因此，透過地圖製作的歷史，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技術進步的過程，也能窺視到人類價值觀的演變。
他將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應用於本書，用大量戲劇作品的臺詞和相關的劇評，來論述在這段異質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伊斯蘭世界對英國產生的影響，以及隨著英國和伊斯蘭世界貿易關係的變化，英國民眾對待伊斯蘭文化的態度轉變。例如在論述「倫敦的土耳其化」時，布羅頓細緻剖析了當時風靡倫敦的戲劇作品——《帖木兒》（Tamburlaine）。他從帖木兒本人的傳奇經歷到該劇作家克里斯多福·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個人理解，從劇中語言和情節的創新性結合到新一代劇作家的模仿和評價，都為我們形象生動地描述了英國人對伊斯蘭世界產生的好奇。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英國人眼中的穆斯林的形象，多是野蠻殘酷，並對權力有著非凡的野心和欲望的，而且當時的觀眾們對這種無休止且明顯不顧道德的徵服欲望是既震驚又著迷。
布羅頓深入分析的這些戲劇作品反映了當時英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有些劇作家也通過戲劇表達自己對當時一些政治事件的觀點。喬治·皮爾（George Peele）在《阿爾卡扎之戰》（The Battle of Alcazar）中，就試圖勸告伊莉莎白不要與摩洛哥的君主曼蘇爾結盟，並且遠離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間的衝突。
雖然布羅頓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戲劇之外真實而普通的倫敦生活，也沒能具體說明「土耳其化」的程度，但是他對戲劇的研究大大豐富了本書的可讀性，也為這段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跨學科的研究和寫作方式延續了他一貫的風格——從一些容易被人忽視或是不易產生聯想的事物上，引出一個較為宏大的事件或觀點。
這種「以小見大」的敘述方式，在近幾年的著作中也十分流行。例如《行者詭道》通過哈桑·瓦桑的故事和他撰寫的《非洲寰宇地理志》講述了其個人所經歷的16世紀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交織的「雙重世界」；《維米爾的帽子》一書用繪畫作引，通過貿易往來講述了17世紀的荷蘭與遙遠的中國明朝之間的聯繫；《胡椒的全球史》通過胡椒貿易展現了16到19世紀英荷兩國爭奪世界貿易霸權及美國開始參與亞洲事務的歷史進程。這一方式更形象具體，且充滿趣味地為我們看待不同體制、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個體交往提供了新的視角。
縱觀本書，布羅頓選取的角度、想表達的觀點以及研究和敘述的方法成為了本書的亮點，但是本書也存在不足之處。他將商人通過個人經歷促成商業聯盟建立的過程放在了本書的前半部分，而後半部分則是大量地討論了戲劇作品，用以引證英國和伊斯蘭世界間的關係。這樣的結構安排，也許較為明了，但是不利於閱讀。對讀者而言，大段的戲劇臺詞的引用和對押韻規律的分析等，都太過陌生而稍顯枯燥。而且，分析戲劇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輔證商業聯盟的建立過程與雙方關係的微妙變化，那將對戲劇的分析貫穿全書而不僅僅是集中地大量堆砌在後半部分是不是會更好呢？卜正民在《維米爾的帽子》一書中，就是將繪畫作品和貿易往來的史實巧妙自然地融於全書，在不失趣味性的同時依然服務了主題。
不過總的來說，布羅頓的《女王與蘇丹》的確是一本值得閱讀的作品。異質文化間的交流和往來，肯定會存在摩擦與衝突。以往我們總是專注於挖掘雙方在宗教和政治體上的不同，並竭力尋找這一矛盾的根源，或者反過來對這些戰爭和衝突進行研究，試圖為其某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蓋棺定論，以至於我們常常忽視了對異質文化間友好往來的關注。矛盾衝突不應該是其主題，在國家利益的共同訴求下，友好的交往也能成為某一時期的明顯趨勢。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國家間的交往依然是衝突與合作並存，而如何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中，求同存異並互惠互利，作者也沒能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他將我們帶到了16世紀的英國，正是想告訴我們，也許我們可以向歷史深處探得更多的解釋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