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碑》（上圖藏孫氏小墨妙亭本）
《許真人井銘》題跋之一
《許真人井銘》
陳麥青
上海圖書館所藏曆代碑帖，因得久遠深厚之傳承積累，更加幾代人堅持不懈的搜求發現，其質量之精，堪稱舉世聞名。惜由於各種因素，除有限的公開展覽或少數的零星複製之外，許多珍稀名品，若非特殊之需並經特別手續，一般人甚至是近水樓臺的本館人員，平時皆難獲一睹，更遑論上手細品之樂。因憶三十多年之前，於此興趣正濃的筆者，恰逢幾可謂百年難遇的特定機緣，不僅有幸多見原本原件，且展閱之間，常聆館內老輩專家當場指點評說，至今銘心。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得上海圖書館合作支持，自2006年起，陸續刊行「翰墨瓌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以下簡稱「翰墨瓌寶」)一至三輯，以最新尖端的影印技術和幾可亂真的複製手段，精選二十種皆為鎮館之寶的孤本善拓，原色原貌，化身千百，不僅將古人一向豔稱的「下真跡一等」之玩賞緣福，名符其實地讓今日研究鑑賞各家盡情分享，也使我能有機會重對佳本，再續前緣；並就其中舊識新知，略說一二。
一、《史晨碑》
全碑分為碑陽(正面)《史晨奏銘》和碑陰(反面)《史晨饗孔廟碑》，合稱「史晨前後碑」。這是歷來被譽為「與《禮器》、《張遷》、《曹全》並列為四大漢碑之一」的漢隸名作，也是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深遠的傳統經典。明代金石學家郭宗昌贊其「分法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代楷模，亦非後世可及」。清初著名鑑賞大家孫承澤，更在《庚子消夏記》中直接援引此說，評其為「漢石之最佳者也」。啟功先生《論書絕句》(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5年9月)中則謂：「漢隸風格，如萬花飛舞，絢麗難名。核其大端，竊以《禮器》、《史晨》為大宗。」「漢隸之傳世者多矣……以書藝言之，仍宜就碑版求之。蓋樹石表功，意在壽世；選工掄材，必擇其善者。碑刻之中，摩崖常為地勢及石質所限，縱有佳書，每乏精製，如《褒斜》諸石是也。磐石如砥，厝刃如絲，字跡精能，珍護不替，莫如孔林碑石。」 《史晨碑》正是這類石材質地精良、書寫刻工考究的名碑巨製。而汪慶正先生又在《東漢石刻文字綜述(上)》(原刊《上海博物館刊》第一期，後收入氏著《中國陶瓷錢幣碑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中，拈出其文獻價值。
至於《史晨後碑》所載：「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鹹所願樂。」這段文字，是有關東漢市井制度的重要資料。
此碑自明及清，直至近世，傳拓頗夥。但明拓諸本，多僅前碑《奏銘》。現存最早的，當是原屬清代著名書家何紹基舊物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闡字本」，為明初所拓每行三十六字本，惜殘存《奏銘》前半部共九行。而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龔心釗題籤、徐郙題跋本和上海圖書館的孫氏小墨妙亭本，皆屬明代中葉前傳拓的「穀字本」，則是現存明拓《奏銘》最全本中的最早、最善之本。今「翰墨瓌寶」據以精印的，正是後者。碑帖鑑定名家王壯弘先生早在其1959年3月26日的鑑碑筆記中，就這樣評價：「孫氏小墨妙亭藏王山史、郭胤伯舊藏本，孫氏題為宋拓……字跡凝厚，墨色渾古，為漢碑最古拓本。展玩再三，讚嘆不已。況從首至尾，無塗描配補之弊……餘見明拓《史晨》不下廿餘本，以此為觀止，自幸眼福不淺。」(《崇善樓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10月)日後，又於其《增補校碑隨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年7月)中再次述及：「此碑舊拓屢見，所見明初至乾隆以前拓者，不下百餘本，而《奏銘》『穀』字中橫波筆未損者，僅孫氏小墨妙亭一本最為完全。郭胤伯題籤，墨色黝古濃重，紙質也較粗厚，乃明中葉前拓本也。」至此本後原跋所稱「宋拓」云云，則仲威先生在「翰墨瓌寶」影印本「導言」中，已明確指出：「以碑名入趙明誠《金石錄》，則判定當時必有宋拓。然楮墨之古，名家印章，皆非宋本要件。漢碑不必言宋拓，明拓亦已罕見。」此說應具識見心得。昔嘗聞潘景鄭先生於展閱館藏漢碑善本之時，謂世傳漢碑諸本中號宋拓者，其實多為明初精拓。而吳湖帆先生跋漢《景君銘》，亦曰「漢碑世無宋拓，其號稱宋本者，皆明拓之古者而已」。又於其所藏宋拓《昭仁寺碑》後題記中，更述原委：宋代因「盛行集帖，不尚碑刻，凡世傳宋拓古帖，不論整殘，所見猶夥；至於碑碣，凡初唐諸刻，宋拓尚可見，漢魏則絕無也，蓋亦風尚使然」。語雖稍嫌絕對，但還真絕對有其道理。
王氏《增補校碑隨筆》中，除多記此碑歷代拓本考據特徵之外，複列包括藝苑真賞社、文物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有正書局，乃至日本二玄社等在內的各家影印本七類九種，且各詳其所據之底本，因知就其所舉影印眾本之底本而言，已皆不及「翰墨瓌寶」所收，況囿於時代技術等客觀條件，又有黑白、原色之別。值得一說的是，雖早在上世紀初，著名學者葉昌熾就在其碑刻研究名作《語石》中稱賞碑帖影印：「惟近時歐洲電光攝影之法，可大可小，雖剝泐皴染、筆墨不到之處，亦無不傳神阿睹。此為古人續命第一妙方，垂燼之燈，火傳不絕，真翰墨林中無量功德也。」然有意識地在研究碑帖拓本的同時，全面關注影印各本，強調「自清末民初以來，出版影印本眾多，其中良莠相雜、真贗難甄；不加評述，無以抉擇」，從而把系統排比影印之本、並明其各自底本高下優劣以助考校，列為碑帖著錄中一項新的重要體例，則王氏《增補校碑隨筆》，恐為首創。
又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簿錄》中，著錄《史晨碑》多本，其中有沈均初舊藏《奏銘》殘本：「前半自首行至第六行『玄立制命』之『立』字止，均已佚。其存者自『制命』起，每行僅拓三十二字，復多蠹蝕，氈墨至精，明拓較先者。」王壯弘先生亦指其為「與孫本同時所拓」。羅氏還通過比勘眾本，將此碑明拓、明末拓、乾隆拓，直至嘉道拓、近世拓各本主要考據，詳列專表，不僅可見其於此碑之重視程度，更對後來研究有利用參考之便。
二、《許真人井銘》
此為大名鼎鼎的傳世孤本，當年連富藏金石、慣見善拓的一代巨眼吳湖帆先生獲藏之後，也格外青睞、喜形於筆下：「吾家所貯唐宋諸碑帖，以此真宋初拓為最古。所見唐拓諸本，亦不可信，皆無此古也。」遂奉為「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裝，四歐堂墨寶之一」。作者徐鉉，系由南唐入宋的篆書大家，與其弟徐鍇，並號「大小二徐」。陶宗儀《書史會要》稱其：「留心隸書，尤善篆與八分，識者謂自李陽冰之後續篆法者，惟鉉而已。人跋其書，以謂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籀，氣質高古，幾與陽冰並馳爭先。又謂鉉書映日視之，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折處亦然，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耳。」王壯弘先生曾評原石早佚的秦《嶧山刻石》徐鉉摹本，則謂：「現所見最早刻本，是北宋淳化四年八月，鄭寶文以南唐徐鉉摹本(摹可作摹拓、臨摹二解。以此刻與李斯諸刻及徐鉉《許真人鏡銘》對勘，則當為徐鉉臨寫之本)重刻於長安者，原石現存陝西省博物館碑林內。書法與《泰山刻石》、《琅玡臺刻石》相比，覺得框廓纖弱，似乎更接近唐代李陽冰。」因知徐氏之書，能承唐法且比肩大家，自具功力而獨步當時。再觀《許真人井銘》之凝重遒勁，似更勝《嶧山》摹本，況又為現存徐鉉篆書中唯一北宋初原拓原裝的傳本，則其珍稀難得，可以想見。
篆書之外，徐鉉另有行書手札墨跡一通，著錄於清宮《石渠寶笈》初編，今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張蔥玉先生曾評為「筆勢沉著，猶是唐人矩矱」(《木雁齋書畫鑑賞筆記》，文物出版社2000年12月)，徐邦達先生亦謂其「書法厚潤渾穆，李建中與之近似，可見一時風氣」(《古書畫過眼要錄：晉唐五代宋書法》，湖南美術出版社1987年6月)。而啟功先生《論書絕句》中所詠「行押徐鉉體絕工，江南書格繼唐風」二句之下，更以注文詳論之：
徐鉉書世多篆字，如所摹《嶧山碑》、《碣石頌》，其犖犖者。棲霞有其兄弟題名，亦篆書，但作「徐鉉徐鍇」四字。近世出土《溫仁朗墓誌》，為大徐篆蓋，新發於鉶，最見真貌，然非真行墨跡。譬之峨冠朝服相見於廟堂之上，不如輕裘緩帶促膝於几榻之間，為能性情相見也。
大徐簡札墨跡，數百年所傳，惟《貴藩》一帖。其帖曾入《石渠寶笈》，而《三希堂》、《墨妙軒》俱未摹勒，不知其故。今屢見影本，筆致猶是唐人格調，札尾具名處作一花押。不見此札，不知大徐墨跡之真面目，亦不知唐代書風，與時遞嬗；至宋而變，其變如何也。
鄭重先生《海上收藏世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月)吳湖帆一篇中，記《許真人井銘》最後由吳氏讓歸當時上海市文管會的佚事，則又為有關此銘的掌故趣聞，因迻錄附此。
《許真人井銘》為宋拓傳世孤本，徐森玉欲將此帖購進博物館，便叫秘書汪慶正去動腦筋完成此事。汪去了，吳說不缺錢，不願出讓。汪還是出入吳家。吳愛好圍棋，汪常常陪他下棋。他有時讓汪五子，汪還是以輸而終局。如此往返經年，吳就是不把此帖拿出來。有一天，吳突然到天平路文管會找汪慶正：「小汪，你在十二點之前，給我籌劃人民幣八百元，這部帖就給你。但過了十二點，就不要來了。」十二點之前，汪把錢送到吳家，遂將此帖攜回。
三、《鮮于光祖墓誌》
趙孟頫和鮮于樞，無疑是元代最傑出的書法家中的兩位。而趙氏三十四歲為鮮于樞書其父《鮮于府君(光祖)墓誌》，不僅為其早年書法、尤其是小楷碑版的典型力作，更是研究鮮于樞家世生平，乃至趙氏與鮮于樞交誼的重要文獻。且現僅二件原拓存世：北京大學藏本拓雖較早，惜有殘缺；故上海圖書館所藏，遂成唯一全本。「翰墨瓌寶」於元代碑拓中獨選此件，可見主事者眼光獨到，出手不凡。
正如近世著名學者柯昌泗先生在其《語石異同評》(《語石·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4月)中指出的那樣：「宋元碑於文史之用最鉅」，由元代著名文人周砥撰文的《鮮于府君(光祖)墓誌》，因記鮮于樞家族世系及其曾祖、祖父事略，更詳鮮于樞之父鮮于光祖生平行跡，而極為有關研究者所注目，屢加引述。更重要的是，該志後盛彪題記中，有「太常公既志鮮于府君之墓，未及卜兆而公卒。後十七年，當大德戊戌，府君之嗣樞，始得吉於錢塘縣西次孤山之原……其嗣樞年五十有三」諸語，由此，鮮于樞的確切生年為南宋淳祐六年(1246)，終得推定，從而解決了鮮于樞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基礎問題。
趙孟頫年輕時與鮮于樞初識之下，即一見傾心，結下友誼，並至終身。趙氏《松雪齋文集》中多有關涉兩人交往之篇什，其中《哀鮮于伯幾》長詩所述，似最詳備：
生別有再逢，死別終古隔。君死已五年，追痛猶一日。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發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挐舟，夜坐常促膝……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書記往來間，彼此各有得。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江南君所樂，地氣苦下溼。安知從事衫，竟卒奉常職。至今屏障間，不忍睹遺墨。悽涼方井路，松竹蔭真宅。乾坤清氣少，人物世罕覿。緋袍儼畫像，對之淚沾臆。宇宙一何悠，悲酸豈終極。
因此，鮮于樞以父親墓銘書丹這樣的要事，鄭重請託，決非僅僅因為趙氏擅書；而趙孟頫時雖年輕，卻以精楷小字盡心報命，也正緣於非同尋常的情誼。故王澍(良常)跋語中稱其「文外有筆，字中有韻，為吳興楷書之冠」，洵為真賞知音。而趙氏一生中，除為鮮于樞父親書寫墓誌之外，後又曾為書法史上與鮮于樞齊名的另一元代書家康裡巙巙之父撰寫神道碑銘，亦可謂難得佳話。
趙氏三十六歲(1289)所書《姜夔蘭亭考》卷後自題中，已有「予自少小，愛作小字；邇來宦遊，無復有意茲事」之語，知其早在少年時代，就喜歡寫小楷。則其所用之功，當尤勤且深。五十六歲(1309)時重題此卷，又憶及二十年前其「為郎兵曹」，即《鮮于府君(光祖)墓誌》前題銜「奉訓大夫兵部郎中」時作書的用功趣向：「餘往時作小楷，規模鍾元常、蕭子云。」今觀其三十四歲(1287)所跋《孝女曹娥誄》、傳王羲之《大道帖》，以及三十六歲(1289)題錢選《八花圖》卷，乃至三十八歲(1291)所書小楷《過秦論》諸跡，皆楚楚有致，古趣盎然。而作為「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的《鮮于府君(光祖)墓誌》，小楷規整，氣息典雅，多有魏晉遺韻，也正是其當時浸淫傳統的用心之作。雖然這類書跡與其後來中、晚年風格成熟的典型「趙字」相比，尚未完全形成所謂自家面目，但卻自然清新，生機時見，正如董其昌跋趙書《過秦論》時指出的那樣：「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贗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而據趙氏同時代的袁桷所記：「承旨公作小楷，著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則更可見趙氏的功力和自信，故當年鮮于樞就已一言論定：「子昂篆、正、行、顛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
現存《鮮于府君(光祖)墓誌》原拓二本中，上海圖書館本曾為清代著名碑版收藏家陸恭松下清齋舊藏，故陸氏婿潘世璜之子遵祁所錄《須靜齋雲煙過眼錄》中有記：「松雪《鮮于府君墓誌》，小楷書石刻，後有王良常跋。」後歸著名金石鑑藏大家沈韻初。值得注意的是，葉昌熾《語石》中又記：「元石至精之品有兩本：一為宋仲溫《七姬權厝志》，一為趙承旨《鮮于府君志》，皆希世珍也……《鮮于志》舊為沈韻初孝廉所藏，其子筱韻來修士相見禮，以此為贄，遂歸餘五百經幢館。」北京大學本雖自「適李擇善銘曰」至「又命其友餘」共六面約330字不知何時缺失，由清代沈梧抄補，然其可寶之處，不僅因椎拓較早而少文字泐損，更由冊尾舊藏者之一唐翰題諸跋及所引相關文獻中，知此志原石曾「在保定一士人家」，而唐氏於同治五年丙寅(1866)從沈琴齋處獲此不全之拓後四年，又「得見全文拓本於湖州鈕君蘭畹所」，「以索值過昂置之，後為川沙沈韻初中翰購去。每一展讀，愴然久之。」再據唐跋記其所見全文拓本中「君諱光祖」之「祖」字已漫等特徵，則應當即為今上海圖書館藏本。凡此種種，似皆可備一聞，且能證吳湖帆先生跋其自藏《金拓蜀先主廟碑足本》中所記：「唐鷦安與先外祖沈公韻初為金石至交，故鹹、同間凡古碑舊拓，大江以南，不歸沈氏，即入唐氏。餘所收數十種中，兩家曾經收貯者，殆過半矣。」又近世收羅金石碑拓極富的著名學者羅振玉，曾列此《鮮于光祖墓誌》於其《墓誌徵存目錄》之中，以備訪求。今由北京大學本中「上虞羅氏」、「叔言集古」二印，知其最終亦得遂願入手。
附：《司馬昞妻孟敬訓墓誌》
此志一名《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清乾隆年間出土，與同時所出《司馬紹墓誌》、《司馬景和墓誌》及《司馬昇墓誌》，皆為書法精美、善拓難覓的佳刻名品，人稱「四司馬」。「翰墨瓌寶」所印上海圖書館藏本，不僅是《金石萃編》作者王蘭泉題跋之初拓，且為民國年間文明書局影印底本，故其屬珍稀，已毋庸言。而朱翼盦先生《歐齋石墨題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月)中，記此四志出土最初之流轉存佚，頗詳細節，因稍節錄，聊供談資。
方其初出土時，縣學生張大士購得其三，即《景和》、《孟氏》、《進宗》三石也。《元興》一石為一韓姓者買得，以贈河內劉姓，復自劉姓轉入孫姓。孟人慾購不得，僅宛轉拓得紙本，是此石存佚已不可知。《景和》一石即在張大士所，時有以聞於邑令周洵者，取至署中。令去任時攜去，後亦不知所終。
又啟功先生《堅淨居金石書畫題跋》(收入《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年12月)中，有《初拓司馬景和妻孟氏墓誌跋(一九七七年初)》，稱見更善之本，故並錄其文，期助探討。
北朝書結字密而點畫疏，後人每於亂頭粗服中窺其消息，《石門銘》、《孟氏志》其較著者也。此本捶拓既早，鋪墨尤精，宜乎雪堂翁之著於簿錄。世行影本，若王蘭泉跋本、馮魚山淡墨本，皆不及此。今歸硯壽軒秘篋，足壓鄴侯三萬籤矣。此志石與《隋元公姬氏志》火後碎石，同在燕市人家，容光憔悴，等諸馬骨，昔嘗寓目，彌覺此初拓精本之堪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