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關於七夕的傳說中，都說牛郎織女在這一天是通過「鵲橋」渡過天河相會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作為兩人相會橋梁的「鵲」乃指喜鵲，但這其實未必是故事的原貌。臺灣學者洪淑苓在《牛郎織女研究》一書中發現：「為牛郎織女搭橋的，又有喜鵲、鵪鶉、與百鳥之不同，有一個筆者未收錄的鵲橋傳說故事，甚至說是烏鴉搭橋的。」
她所說的烏鴉搭橋的故事，在著名民俗學家鍾敬文先生記錄的廣東省陸安（海豐）民間傳說中便是：牛郎織女婚後只管卿卿我我，把牧牛、織布的事都拋荒了，天帝知道後很憤怒，「即刻下了一道聖旨，命烏鴉前去傳言，此後兩人須各居河之一邊，每七天，才準過河相會一次。烏鴉是頂拙於口才的東西。它這時得了御旨，便急急飛向兩人同居的地方去了。它把好好的『每七天相會一次』的話，誤說成『每年七月七日相會一次』。即此以後，他們便永遠每年只有一次的見面了。」
這裡的故事細節很值得認真對待，因為這很可能就是七夕傳說的一處關鍵：牛郎織女每年只有七夕才能相見是因為使者誤傳口信引起的，而誤傳者是烏鴉，作為對其誤傳的懲罰，它們每年七夕必須搭橋讓牛郎織女相會。
誤傳口信的使者
在中國傳統節日中，七夕是起源最模糊不清的一個。雖然有人推測《詩經·小雅·大東》裡提到的牽牛、織女星與七夕有關，但該詩只說織女一日之間「七襄」（鄭玄解釋為一日之間自東向西經七個星次），且「牽」字不見於甲骨文、金文，可見這傳說至少是較為後起的，因此也有人認為這與七夕傳承沒有關係。無論如何，如今對七夕傳說的文獻記載，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兩漢，例如《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但該詩只是將牽牛、織女星擬人化了，歌詠他們「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相望而不能相見，卻未提及鵲橋，甚至都未提及兩人僅在每年七夕相會。
東漢崔寔（約103-約170）所著《四民月令》中首次確鑿無疑記載了「七月七日」這一日期，表明這一天在東漢已成為固定節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詳細記載了鄉村四時風俗生活面貌，卻完全沒提及這天和牛郎織女有關，只說這天應按習俗製作除蟲解毒的藥丸，並按習俗曝曬經書、衣裳。直到稍晚一些的應劭《風俗通義》中，才明確出現了現在所熟悉的七夕故事：「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也。」
為什麼是七月七日？由於現在缺乏東漢以前的文獻記載，如果孤立地看七夕的來歷，這一點很難解釋。不過，正如民俗學者劉曉峰在《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所言，中國傳統節日「人日、上巳、寒食、七夕、重九、下元之間這種既有直接對應又有互涵對應的複雜關係，表明古代中國人的思維是結構性的，非線性的」，而「構成中國古代思維模式原型之一的陰陽五行思想，對古代歲時節日的內部結構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很明顯，奇數重疊的日期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陽）都是節日，而偶數日則沒有相應的節日，因為按中國的數術原理，數字本身就是神秘性的，這與陰陽五行結合起來，便使人相信相應的日期在整年的結構中均寓意天地的節律。因此，元旦意味著「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上巳則是由死而生、大地復甦之日，需要祓除不祥、祭祀祖神並繁衍後代；端午是陰陽交替之際，陽氣上升，毒蟲活躍，故須除毒闢疫；相應可以推斷：七夕是陰氣開始上升的日子，故而適宜女性。
在中國的數術文化中，「七」是一個神秘的玄數。雖然這是天地四時人的開始，但民俗中「七」常被視為兇數，這可能是因為「七」為一個周期，因而人死後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盡，在臺灣、日本的民俗中，「七」也都被視為不吉之數。在道教中，每年的一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為「三會日」，三官考核人間功過，三魂攢送生人善惡，又謂之三魂會日，宜焚香懺過；其中七月七日名慶生中會，此日中元赦罪，地官同天水二官考校罪福。這種觀念可能在先秦即已出現，按《禮記·月令》的記載，七月為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按照數術原理，七作為兇數意味著隔斷，這些可能就是傳說中天帝在此時考校牛郎織女、對他們處以隔離之罰的原因。
最早記載天帝懲處的是南朝宗懍著《荊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在此之前的東漢已經出現鵲橋的元素，因此合理的推斷是：天帝的這一責令是由「信使」傳達的。
這和《聖經·創世紀》中那個著名的神話相似：上帝告知亞當和夏娃不可偷吃伊甸園的禁果，但狡猾的蛇卻引誘他們吃了，上帝震怒之下，將他們逐出伊甸園。英國人類學家James Frazer在《人類的墮落》一文中，旁徵博引後指出，這個故事的原型其實是：「蛇是上帝派來的使者，向人類傳送關於永生的佳音，但是這奸詐的東西錯傳了信息，使這信息有利於它們而有害於我們。」這種「誤傳口信的使者」元素廣泛見於世界各地，動物形象也從蛇、蛙到野兔等種種不一，但獲勝的都是動物，它們為了自己獲得永生而故意誤傳了信息——蛇由此年年蛻皮，在原始人看來這就像每年不斷獲得新生。
在七夕的傳說中，信使不管是喜鵲、烏鴉、鵪鶉還是百鳥，無一例外都是鳥；在最早提到牽牛、織女星的《詩經·小雅·大東》中，「大東」本身就是遠離鎬京的東方諸國，而在東夷傳統中一向以鳥作為天帝的信使。關於鳥傳錯信息的事，不僅見於廣東民間傳說，北宋詞人晏幾道《鷓鴣天》也有「當日佳期鵲誤傳，至今猶作斷腸仙」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作為信使的鳥完全就像是一個奉天帝之令傳信的下級官僚，它們純粹只是犯了小錯誤，但並不是為了自己獲得私利而有意曲解信息。儘管如此，對它們的處罰卻極為嚴厲：所謂「鵲首無故皆髡」，髡刑是盛行於先秦至東漢的重刑，在《周禮》中是死刑罪減一等的刑法，看起來只是剃掉頭髮，但「對當時的人而言，頭髮的重要性僅次於生命」。儘管洪淑苓在《牛郎織女研究》中搜集各種傳說變體後發現，「搭橋的原因又有『自願』與『被罰』之分別」，但「被罰」恐怕更合乎傳說誕生年代的社會語境。在傳統中國社會，這樣因小過失而受帝王重罰的事極多，如《西遊記》中沙僧原是玉帝的捲簾大將，只因失手打碎琉璃盞，就被貶出天界。
在七夕傳說中，這個冒失的信使一向以來都被廣泛認為是喜鵲，但其實，如按上古人的觀念，更有可能成為天帝信使的應是烏鴉。
烏鴉還是喜鵲？這是個問題
在上古中國人的心目中，烏鴉的地位極高。漢字中對鳥的命名要麼從「鳥」（長尾鳥）、要麼從「隹」（短尾鳥），但唯獨「烏」字屬火部，單獨造字，可見其特殊。在古史記載中，太陽中有三足烏，西王母的使者「青鳥」也「如烏」，直至中唐之前，烏鴉一直被視為預兆吉祥的神鳥。所謂「愛屋及烏」，其實也是因為烏鴉本是吉兆。西漢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中引《尚書傳》：「周將興時，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故有「烏鴉報喜，始有周興」的傳說，三國時東吳年號「赤烏」也是因此而設。傳說漢代曾有許多烏鴉棲息在御史府柏樹上，因而御史府又被稱為「烏府」、「烏臺」，北宋所謂「烏臺詩案」便是因這一典故。
將烏鴉奉為神鳥，乃是古代整個歐亞兩洲北部的普遍觀念。在古代亞洲英雄史詩中，烏鴉「是薩滿的魔鳥，幫助他們的精靈和同伴。薩滿偶爾把自己變成烏鴉。……凡能操縱烏鴉的人，都懂得魔術」。這意味著，烏鴉其實是上天溝通的媒介。在北亞的科裡亞克人神話中，烏鴉則被稱為世間第一人，也是他們的始祖。日本《古事記》中將烏鴉說成是上天賜予天神御子（神武天皇）的動物。北歐神話中的大神奧丁有兩隻烏鴉，分別叫Hugin（思想）和Munin（記憶），它們每天環繞世界飛行，向奧丁報告一切，因此奧丁才能無所不知。在古代日耳曼人看來，「烏鴉是一種無所不知的鳥，它們是智慧的化身，能夠洞悉這個世界的一切，並且了解人類未來的命運。……這是一種神聖、尚武並且無所不知的飛禽。」
相比之下，鵲的形象原本頗為普通。西漢桓寬《鹽鐵論》卷七崇禮：「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意思是崑山玉石極多，竟拿來投擲烏鵲，後世遂以「抵鵲」喻指大材小用。在一些文化中，甚至它頗具負面意涵。如《突厥語大詞典》中說：「鳥類中最壞的是喜鵲，植物中最壞的是野薔薇。」在歐洲，《蒙塔尤》中描述13世紀法國南部人的心理：「貓頭鷹和喜鵲這兩種兇狠而陰森的飛禽，與能飛能爬的龍一樣，讓人憂慮和厭惡。」在1475年繪於普瓦蒂埃的《懺悔詩篇》中，嫉妒罪的畫像上，鵲被描述為饒舌愛抱怨的鳥類。在當時的西方文化中，喜鵲的形象是「多嘴多舌、愛偷東西，象徵謊言與虛偽」，因為「在中世紀中期，身上帶有黑白兩色的動物都是不大受人喜愛的」。
在西方，烏鴉形象的逐漸降低，是從基督教時代開始的。正如法國歷史學家Michel Pastoureau在《色彩列傳：黑色》中推斷的，「到了封建時代，黑色的正面意義幾乎蕩然無存，而負面意義則佔據了它全部的象徵義域」，這對烏鴉這樣一種全黑的鳥類顯然是不利的；而且正由於之前的異教傳統崇敬烏鴉，它才更為教會所貶斥。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烏鴉形象的逐步降低是隨著它逐步被儒家剝去其神秘力量開始的。漢代獨尊儒術，以孝義立國，烏鴉被稱為「慈烏」。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釋義：「烏，孝鳥也。」另據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此烏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哺六十日，可謂慈孝矣。」所謂 「烏鴉反哺，羔羊跪乳」是儒家用以教化人們恪守「孝」、「禮」的一貫說法。這乍看仍推崇烏鴉，但無疑是將烏鴉的形象道德化、世俗化、祛魅化了，正如現代人所說的「勤勞的小蜜蜂」只是一個道德形象，但我們並不認為它是神聖的。在那之後，烏鴉在儒家文化中的「慈烏」形象一直保留，只有在道教中仍保留著對烏鴉神力的崇敬，相傳真武大帝上武當山修煉時，有黑虎開山，烏鴉引路，故他得道後封烏鴉為「神兵」，日後善男信女朝拜武當時也將烏鴉視為「靈鴉」。
這樣，大體從晚唐時代起，烏鴉和喜鵲的形象發生了巨大的轉折。中唐詩人白居易《慈烏夜啼詩》中，還按照一貫的儒家道德觀，將烏鴉歌詠為「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晚唐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在《烏夜啼引》中還記載：「李勉《琴說》曰：《烏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系獄，有二烏止於舍上。女曰：『烏有喜聲，父必免。』遂撰此操。」雖然這裡提到的何晏是三國曹魏時人，但至少表明人們還記得烏鴉是喜兆，然而在稍晚的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中，就出現了不同的記載：「烏鳴地上無好音。人臨行，烏鳴而前行，多喜，此舊佔所不載。」意指：人們只知道烏鴉叫不吉利，但其實臨行時烏鴉在前面叫往往有吉兆，舊佔卻多不記載。這表明當時民間已普遍忘了烏鴉兆喜的說法。不過，不論吉兆兇兆，都還是延續了傳遞上天神秘旨意的意味——不像麻雀，無論它怎樣，沒人覺得它預兆什麼吉兇。
自此，喜鵲逐漸取代烏鴉成為吉祥喜慶的象徵。舊本題師曠撰、晉張華注的《禽經》，其實成書年代很可能是在宋代以後，一是因為該書在漢唐諸志及宋代《崇文總目》中均不載，二是書中還出現了「靈鵲兆喜，鵲噪則喜生」的說法，這應是晚唐以後才流行的觀念。在宋代以後，隨著社會的世俗化，烏鴉原先作為神鳥的那種神性逐漸被社會淡忘，反倒可能注意到它喜食腐肉等特點。
只有在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人們才會去細化區分鴉、鵲的不同象徵意義。13世紀波斯歷史學家志費尼在《世界徵服者史》中記載畏吾兒人起源傳說時說到，其首領受真主賜予「三隻盡知各國語言的烏鴉（zāgh），他在哪兒有事要辦，烏鴉就飛到那兒去偵察，把消息帶回」，何高濟譯註：「zāgh，這個波斯詞義不清，今天指鵲和鴥。」這一詞義變遷恰可說明，古人常把烏鴉和喜鵲混在一起，兩種鳥都以黑色為主，都很聒噪——成語「鴉雀無聲」其實應作「鴉鵲無聲」，意指「連烏鴉和喜鵲這兩種最吵的鳥都沒聲音了」，否則頗不合構詞理據。無獨有偶，英語裡的「喜鵲」一詞magpie在美式英語口語中就指「愛饒舌的人」，前半mag的詞源在俚語裡指女性浪費時間喋喋不休（「idle chattering」）；而後半的pie源自印歐語詞根*(s)peik-，指「啄木鳥，喜鵲」，梵語pikah則指「印度杜鵑」，拉丁語picus也指「啄木鳥」。也就是說，古人所指的鳥名是根據其某些特徵命名了「一類」鳥而未必是「一種」鳥，到後來於是變成不同的特指。
中國古人因為很重視烏鴉，基本上還是能區分這兩類鳥的，如《漢書·五行志》記載「有烏與鵲鬥」，《淮南子·說林訓》則說到「舍茂林而集乾枯，不弋鵲而弋烏，難與有圖」，這當然表明這兩類鳥有所不同。問題在於：古人對鳥類的稱呼並不精確，鴉科在中國共有13屬29種（包括烏鴉和喜鵲），但古人一般都是泛稱。「烏」本指全黑的大烏鴉，「鴉」字則不見於東漢許慎所撰《說文解字》中，直至三國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2）年成書的《廣雅》一書中才收錄，其解釋是：「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古有《鴉經》佔吉兇，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反之，師曠以白項者為不祥。」這裡說到的「鴉烏」的特徵，倒更像是喜鵲，只有鵲才會在腹下出現純白色（另如分布在印度的白腹樹鵲）；而北方人不喜歡的「白項」者，雖被列為鵲類，但它的特徵卻更像是鴉科中分布在中國東部的白頸鴉或達烏裡寒鴉。
在古代詩文的習慣，「烏鵲」經常並稱。三國時曹操的名詩「烏鵲南飛」，千百年來多有爭議，究竟是指烏鴉還是喜鵲，抑或兼指兩者；錢歌川在《翻譯的基本知識》中嘲諷漢學家Herbert Giles將這句詩中的「烏鵲」譯為「烏鴉」（raven），但這麼譯其實情有可原，在曹操的時代，「鴉」字本身都未必已通行，故並稱「烏鵲」。宋蘇軾《絕句三首》：「天風吹雨入闌幹，烏鵲無聲夜向闌。」此處所謂「烏鵲無聲」大概猶言「鴉鵲無聲」。在南宋人陳元靚輯錄的《歲時廣記》裡，徵引了許多關於鵲橋的詩文，雖然其中多稱「烏鵲」或「鵲」，但他歸納的標題卻是「填河烏」。
也許在古人的心目中，這一類鳥的區分本就模糊——那種區分更多是外觀和文化意義上，而非現代鳥類學意義上的精確界定，就像作為西王母使者和侍從的「青鳥」無法完全對應於現實中的某種鳥類。它們均可成為天神的信使，也都適合在七夕出現，因為兩者都在夜間出沒；只不過在遠古，純黑的烏鴉看著比黑白駁雜不純的喜鵲更具通靈的神力。至少在七夕的鵲橋傳說成形的東漢時代，北方的神鳥還主要是烏鴉。然而隨著對這種神力的敬畏逐漸消失，人們更在意的是鳴聲的動人、外觀色彩的悅目，晚唐之後中國文化重心向南的轉移，則更進一步將南方人那種對喜鵲的文化偏愛帶到了七夕的節俗中去。但之所以是喜鵲而非別的什麼鳥取代了烏鴉，則在很大程度上可歸結為這兩類鳥原本就具有的相似性。
這一文化轉變後來產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影響：世居東北的女真人，原本和許多東北亞民族一樣崇敬烏鴉，但到清朝建立時，其後裔滿族卻變得崇拜「神鵲」了。元代纂修的《金史》卷一記載完顏阿骨打的祖父烏古乃被人稱作「烏鴉」，他毫不介意——這很可能是因為在女真文化中，烏鴉未必含有貶義。在同卷中記載有一個女真人的名字就叫「活羅」（烏鴉），這恰似康熙時顧命大臣蘇克薩哈（Saksaha）的名字是滿語「鵲」一樣，「活羅」對應於通古斯語的turaki（「烏鴉」）或朝鮮語的talk（「雞」），朝鮮古代的新羅王國因崇拜雞而被稱作「雞林」。在朝鮮人心目中的雞，與女真人心目中的烏鴉可能都是太陽鳥。
滿族雖然後來也仍然崇敬烏鴉，在晚清時的老北京，「掌管太廟的官員們過去常常為烏鴉供香，覺得它們是神鳥」；但開創滿清王朝的愛新覺羅家族向來以神鵲（enduri saksaha）為祖，傳說是它銜來朱果，讓天女佛庫倫吃下後生下了始祖布庫裡雍順。從周邊文化來看，這一對神鵲的崇拜頗不尋常，因為北亞普遍崇拜的都是烏鴉，唯一合理解釋就是：滿清貴族在晚明時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意識到烏鴉在漢人心目中帶有的負面含義，因而將這一作為上天使者的鳥從烏鴉改成了「神鵲」。
（本文原題《從烏鴉到喜鵲》，並有注釋，此處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