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今天的「公益」，不再受制於特定的社會階層，各色人等都可能萌生善舉衝動。今天的「公益」，已摒棄「損己利人」的舊範，「利人」的過程，為什麼就不能「利己」呢？
新民周刊第722期封面
一念向善
至少在中國，太多的人感覺，12月22日的太陽似乎更亮地升起，而且「善」突然成為人間熱詞。
過去的一夜，過去的一頁。在中國，依然有人貪腐，依然有人「幸福」，但更多的人明白了，真正的「末日」，是心之末日，只要一念向善，世間立刻充溢天光！
殘夜仍很強大。現實仍很粗糙。轉型的社會依然面對種種難題與糾結。貪腐、貧窶、失學、醫鬧、孤寡、犯罪、失足……「表哥」們仍在賣萌，「房妹」們仍在坑爹，「周口」仍在吐槽，「肉雞」仍在瘋長，勞教尚未廢除，強拆還在潛行。但是，天光依舊充溢，人心明白：如果致力和諧，當從一念向善開始；如果改變世界，還需從改變人心發軔，儘管路漫漫修遠，殘夜定將日漸消退——法律不是萬能的，政府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那麼，讓民間力量也給力吧——公共利益、人際互助，這種政府行為之外的能量，其實就是天幕上的兩個大字：「公益」！
今天的「公益」，不再受制於特定的社會階層，各色人等都可能萌生善舉衝動。哪怕「元芳」們，閉嘴踐行便勝過喋喋不休每事問。
今天的「公益」，已摒棄「損己利人」的舊範，「利人」的過程，為什麼就不能「利己」呢？讓我們助人的同時，看看街景不妨自娛。
是的。「一念向善」何不從新年的第一個封面開始——
你所站立的那個地方，正是你的中國。
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
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
(主筆)胡展奮
善小亦為
如果那些龐大而神秘的慈善機構再也不能讓你信任，你還會堅持善舉嗎？有越來越多人給出肯定的答案。
放低身段、降低門檻的「公益」，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在他們的身上，你會看到社會充滿希望的一面。新的公益文化，不再計較捐款多少、影響多大，而是提倡力所能及，善小亦為。
記者｜黃 祺
2012，末日沒有來，「末日」第二天，當天光亮起，一切照舊。其實，沒有人盼望「末日」降臨，儘管對生活有種種不滿，但絕大多數人，還是對向善的改變充滿樂觀。
一個社會要面對種種難題與矛盾，貧困、失學、疾病、老無所依、犯罪、失足……政府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民間力量服務公共利益、人與人之間互助，變得越來越重要。這種政府行為之外的互助，便被稱之為「公益」。
大家不僅期待社會向善的變化，並且願意為之付諸行動，特別是普通人的「公益」願望，正在變得愈加強烈。
「末日」沒有降臨，但中國傳統的大型慈善機構，已經體會了「末日」的感覺。從「郭美美」陰影中剛剛獲得喘息之機的紅十字會，在2012年的最後幾天再遇窘境，有網友曬出被遺棄在捐款箱中發黴的善款，紅會再次被指管理混亂，傷害捐款者的善心。
與此同時，小規模的公益機構迎來「新紀元」，而陳舊的公益慈善觀念，逐漸被淘汰。
2012年12月，駐廣州各國領事館舉辦了一次義賣活動，義賣善款用於幫助中國殘疾兒童。這次義賣共籌善款33萬元，但當組織者清點善款時，卻發現了5000元假幣。
領事館將此事向社會公布，網絡上，大多數的評論是對使用假鈔者的批評。此時，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在微博的一番評論，卻呈現了對慈善的另一種理解。「33萬不過是美領事一兩月的薪水，大張旗鼓義賣，大張旗鼓中國人不要臉用假鈔買義賣品，是慈善嗎？」
一時間，賀鏗的評論被口水淹沒，人們已經不再能接受如此的慈善公益觀。
「公益」是一個外來詞，出現在中國應該是「五四」以後。魯迅雜文集《準風月談》裡有一篇《外國也有》，最初發表於1933年10月23日《申報自由談》。他寫道：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矮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
另一個記錄是，洪深改編的滬劇《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中：王太太有兩位姓張的內侄女，很熱心公益，在霞飛路一個什麼婦女改良會盡義務。
可以想像，「五四」後，西風東漸，「公益」這樣的概念被當時的知識分子和城市富裕家庭接納。闖過歷史駭浪，「公益」被保留下來。今天的「公益」精神，不再局限於特定的社會階層，各色人等都可能萌生善舉衝動。
今天的「公益」，也已經逐漸擺脫「損己利人」的限制，「利人」的過程也可以「利己」，助人的過程也可以有樂趣與獲得自我滿足。
暴走名額被搶空
趙斌參加暴走那一天，臨近妻子預產期，妻子跟他開玩笑：「你正走著，我這裡生了，怎麼辦？」趙斌知道妻子的話真的只是玩笑，妻子其實是支持他的。趙斌大清早趕去集合，心情有些激動，如果說內心有那麼一點壓力，這壓力肯定不是來自妻子，而是跟他「打賭」的朋友們。
這是一場神奇的暴走活動。2011年4月，2000多人在上海青浦區朱家角古鎮集合，這2000多人有著五花八門的職業，經濟能力參差不齊，社會地位高高低低，他們唯一的共性，是每個人都與朋友打了一個賭：「如果我走完50公裡，你就要為貧困地區孩子捐款，為他們買雞蛋。」
活動名為「一個雞蛋的暴走」，2012年春天進入第三屆，趙斌是2000多人之一。這樣的故事，如果放在很多年前，也許會被演繹成另一個樣子：趙斌不顧家中臨產的妻子，參加為貧困兒童增加營養的募捐活動，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
如果真的這樣描寫趙斌，恐怕他自己也不敢看。「做這樣的事，自己得到的比被你幫助的人還要多，我只是覺得，需要做點好事來修正自己。」
趙斌是一個普通人，70後，父母是知識分子，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家境中順利長大。趙斌供職於美資企業，可以貼「白領」標籤，同時，他熱衷參加公益活動，甚至張羅和組織公益活動。
「一個雞蛋的暴走」是公益組織「聯勸」的一項「明星」活動。從公司得到「暴走」的招募通知，趙斌第一時間給項目負責人打電話報名。後來趙斌知道，幸好他是第一個給負責人打電話的員工，要不然，他很可能失去機會。趙斌供職的陶氏化學公司裡，有幾百人報名參加「暴走」，最終得到機會的，只有10人。
「這是一次跟自己的利益完全沒有關係的活動，唯一的動力是周邊人的鼓勵。」50公裡暴走，對任何人都是考驗，但只有完成它，趙斌才能從「打賭」的朋友那裡拿到善款，才能兌現為貧困地區孩子捐雞蛋的承諾。
早上8點，暴走隊伍浩浩蕩蕩出發，沒過多久，原本壯觀的隊伍變得越來越長，所有人都在挑戰自己的極限。趙斌有從小習武的底子，因此走在了隊伍前列。「跟我一個陣營的，有寶鋼馬拉松隊員。」趙斌因此小得意。
趙斌把暴走過程中大大小小的紀念品珍藏起來，有蓋了印章的「暴走證」，有路途上的照片，有記載募款成績的網絡截屏。趙斌說，將來給女兒看看，應該有一點「教育意義」。
親身參與的感覺，是「一個雞蛋的暴走」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傳統的捐款捐物式公益慈善，已經不能獲得更多人的認可，特別是年輕人，他們更願意投身有參與感、有效率、更透明的公益活動。因此，像「一個雞蛋的暴走」這樣的活動，備受追捧。
第三屆暴走活動的網上報名，8個小時內名額被一搶而空，為了避免因為網速差異而造成的不公平，「聯勸」準備將第四屆的報名方式，改變為從網上註冊者中抽籤決定。即便「聯勸」宣布了規則，還是有「老隊員」嘗試著「走後門」，謀得一個名額。
給善意一個出口
在暴走現場，沒有人會懷疑公眾的公益熱情，只是過去，很多人的公益理想，少有實現的渠道。
2000多人的隊伍裡，23歲的王倩茹處於中部陣營，用了近10個小時走完全程。與她一組的兩名朋友因為腳上嚴重的水泡和腳傷半路退出，她覺得自己能走完全程，就是勝利。
為了能參加暴走，王倩茹投入不少。從偶然發現「一個雞蛋的暴走」開始，王倩茹就對這個活動充滿興趣，她研究了「聯勸」，認定是一家「靠譜」的機構。她在人人網上發帖招募隊員組隊，向朋友「邀賭」。等她組好隊，也引來不少朋友「打賭」後，卻發現自己竟然沒能報上名。「那天沒報上名，我都急得哭了。」
幸好一批「佔座位」的人被「聯勸」清除，王倩茹得到第二次報名的機會，刷屏刷到手酸，終於如願獲得名額。走完全程，王倩茹的團隊共募得善款近1.5萬元，她個人募款6000多元。
與大型慈善機構報表上那些恍若天文數字的善款相比，王倩茹和朋友們募得的錢實在不算多，但參與其中的每個人，卻獲得莫大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王倩茹其實很小就有公益之心，她自己也說不出這種想法的出處。2008年貴州凝凍災害，還在上中學的王倩茹把600元壓歲錢捐給了紅十字會，四川地震，她也捐了錢。上了大學，王倩茹發現簡單的捐款捐物已經不能讓自己感到滿足，再加上大型慈善機構被曝出信任危機，使得王倩茹著手尋找更好的公益渠道。
大學裡，王倩茹報名當上了志願者，參與一家公益機構的志願服務。她和同學們到上海市黃浦區一所民工子弟小學，對這些缺少父母關心的孩子做簡單的輔導。「比如教他們怎麼去銀行存錢。」雖然看起來都是小事，但王倩茹相信他們這些大學生，必定能在小朋友的心目中，留下善意的印記。
直到參加暴走，王倩茹發現，像她這樣願意參與公益的人，比她之前想像的多很多，只不過很多人出於對公益機構的不信任，不願邁出第一步。王倩茹寫了很多帖子，用來說明她為何信任這個機構，為何信任這個項目。後來，有30多個人信了王倩茹，50公裡可不是鬧著玩的，他們相信如果不是一家「靠譜」的機構，正常人不會去自尋折磨。
30多個朋友中，最多的「賭」1000元，最少的「賭」10元，但善款的多少已經不是這個活動的要義，它的價值在於激發人們的公益之心，給更多人的公益念頭找到出口。
趙斌也是從一次「邂逅」開始參與公益的，這次特別的經歷，點燃了藏在他心裡的公益熱情。
新婚不久，趙斌準備買一輛車，在某品牌汽車的展示廳看車時，正好遇到這家公司招募公益活動志願者。幾乎是一時衝動，趙斌報了名，抱著旅遊的心情，趙斌把婚假用在了這趟旅行上。
到達目的地重慶巴縣一處貧困山村，趙斌和妻子才發現他們不是去玩的。對於從小生活在城市的趙斌來說，當地的貧困程度超出了他的想像。在開展志願服務的小學裡，學生幾乎都是留守兒童，他們吃的糙米讓趙斌難以下咽。
3個星期的志願者生活，給趙斌帶來很大的改變。「很多年沒有這種心靈被觸動的感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為他們做點什麼。」
回到自己的生活環境，趙斌開始用各種方式做點事情。2010年，趙斌張羅一幫車友，自駕遊到湖南鳳凰一處農村。那裡是一位車友家裡保姆的老家，他們帶了很多學習用品、書籍，送給當地小學生。
還有一次，趙斌聯絡同鄉會和車友會，向家鄉山東蒙山地區的農村，送去一批二手電腦。
公益放下身段
很久以來，「公益」、「慈善」這樣的詞彙端坐在道德制高點上，讓普通人望而卻步。而現代的公益觀念，卻努力讓公益放下身段，公益其實不一定非要犧牲自己的利益，相反，助人的過程可能自己收穫更多。
「活雷鋒」？「大公無私」？「捨己為人」？不論是趙斌還是王倩茹，都唯恐自己與這些「高大」的詞語掛鈎，人性中本有的善意，無需如此拔高。
暴走活動宣傳冊上，有這樣兩段話：
「暴走的理由可以有很多種，有的為了挑戰自我，有的為了失戀，有的為了強身健體，有的為了無處釋放的青春。
不過，也可以出於一個共同的願望：用雙腳一步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澆灌微笑的幸福，孵化小小夢想，改變TA的世界。」
這樣的口號迎合了很多人的想法：我只是想做點力所能及的事，別給我太多道德壓力。
放下身段的公益，一面不再苛求「損己利人」，一面將公益涵蓋的範圍擴大，只要與人為善，都可以被看做公益。
公益能小到怎樣的量級？一些人會告訴你，陌生人見面後的一個微笑，一句「Hello」也算公益。12月21日，傳說中的「世界末日」，第一次來到中國的Michael Lloyd-White，見到了加入「世界有愛日」的中國網友。Michael Lloyd-White是世界行善組織總幹事，這家機構致力於呼籲人們用善行來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倡議在微博「阿爾卑斯唯有愛」上得到響應，這個微博受到不少年輕人喜愛，在「日行一善」、「對陌生人say hello」等主題活動下，不少人上傳了自己的經歷。見到流浪老人，給他一床舊被子，拍照上傳——這樣的舉動，會在微博上得到網友的讚揚。
在這樣的網絡社區裡，公益的概念被放大，只要是與人為善，再小的行為都值得肯定。
因為小，要做到捐助人最關心的財務透明，也相對比較容易。12月15日下午，「聯勸」舉辦了年終總結會，參加會議的有捐款人代表、媒體記者、捐款企業代表等，這些人都是自願報名參加的。
「聯勸」在總結會上展示了過去一年善款支出情況，它們被花在哪些地方。除了這種年終匯報，捐款人也可以參與決定善款使用的方式。
王倩茹就參加過他們的項目評審會，數家公益機構向包括捐款人代表在內的評審團說明自己的公益項目，如果得到評審團的認可，這些公益機構就可以從「聯勸」獲得資助。
「聯勸」還會把一些資助信息通過微博@給捐款人，與王倩茹「打賭」的朋友對她說，這種方式讓他很有「納稅人的感覺」。
一種生活方式
不要小看「善小亦為」，有的人可以把小小的公益衝動，變成事業。
2008年是馬世婧生活的分界線，此前的8年，她是全職太太。家境殷實，孩子有人帶，家務有人幫忙做，娛樂活動常常是跟太太朋友們逛街吃飯。這樣的日子看上去很安逸，但馬世婧深知其中的無趣。「生孩子之前，我早上出門買菜最怕碰到鄰居，總覺得人家會議論『這個女孩子年紀輕輕不上班』。」
如今，馬世婧坐在自己簡單的辦公室裡，頭髮向後梳成一束，深紫色羽絨服，樸素的形象，與她描述的太太生活很有距離。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電視上悲慘的畫面，激起馬世婧強烈的同情心，她與丈夫覺得一定要做點什麼。一開始她準備向紅十字會報名到災區去當志願者，但她不符合條件，人家要求要麼是社工，要麼是心理諮詢師。馬世婧第一次知道，做善事還有條件。
碰壁後，夫妻倆準備收養地震孤兒，研究很久後他們發現，由於有自己的孩子，她的家庭也不符合收養孤兒的條件。
未能如願的馬世婧，反而有了動力，她決定去學心理學，拿心理諮詢師資格。儘管當時還沒有把公益當事業的計劃，但馬世婧覺得從此走出家庭，應該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後來在一次心理學課堂上，馬世婧終於發現，她之前的感覺源於「無價值感」。名為「孤島求生」的心理遊戲是這樣的：假設一組人身處孤島，陸續有人被救離開，最後只留下2個人，你認為你是其中哪一個？
馬世婧記得，她第一個回答：「我肯定是被留下的。」心理學老師分析，選擇留下的人，大多認為自己的存在對他人沒有價值。馬世婧說，這個遊戲點醒了她，過去的太太生活讓她迷失，讓她放棄了對自己的要求。
也許是熱心腸的性格使然，一邊讀書，馬世婧一邊在老師開設的心理諮詢室實習，那種可以幫助別人的感覺，讓馬世婧著迷。
拿到心理諮詢師資格後，馬世婧動了自己開辦心理諮詢室的念頭。從一開始4個人墊上自己的錢勉強維持，到現在擁有專業、專業心理諮詢師和數百名志願者，取名「海布」的這家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已經成為公益圈中的新星，馬世婧也從公益中得到越來越大的成就感。特別是在民工子弟學校裡，在敬老院，馬世婧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對別人有用的人。
生活已經大不同，對待世界的態度也是如此。馬世婧最近去一戶老人家，老人自己高齡多病，子女又沒有收入，在拆遷中因補償費與政府工作人員發生矛盾。馬世婧準備想辦法對這戶人家進行救助，她登門是想與這家人商談此事。讓馬世婧沒想到的是，她敲開門，還沒等說話，就被老人迎頭痛罵，叫她「滾出去」。
如果在幾年前，當太太的馬世婧一定無法忍受這樣的「侮辱」，但現在，馬世婧可以理解老人的舉動，她無暇為「侮辱」傷心，想的是找個辦法跟老人說上話。
在馬世婧的影響下，她過去的太太朋友們，也變成了志願者。馬世婧說，太太們其實也有公益之心，過去逛街購物時，遇到乞討者，太太們除了施捨，還會關切地問：你從哪裡來的？怎麼不回家？「前兩天一個朋友還給我打電話，叫我下次有公益活動一定要通知她。」
「太太們」也在公益活動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馬世婧的一位朋友，過去總是抱怨生活的不如意，覺得丈夫瞧不起她，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成為志願者後，這位朋友發現，自己過去的抱怨，不過是無聊生活中的無病呻吟。
幾年下來，馬世婧最大的變化是，她再也不會在「孤島求生」的遊戲中選擇「留下」，她覺得有很多人需要她，除了家人、朋友，還有素不相識的人。
接下來，馬世婧有更多的計劃，她正在申請海布公益專項基金，掛靠在一家公募基金下。「你想當董事，那就得捐款，還有你的那些朋友，也要支持啊。」馬世婧把主意已經打到丈夫身上。
現在，公益對於馬世婧來說不僅是事業，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作為母親，她會帶女兒參加公益活動，幫敬老院裡的老人做點事，這樣的教育比任何教條都更有意義。作為妻子，她得到了丈夫更多的尊重。
上面的故事裡，每一個人都是「普通人」，每一個人都告訴我，助人也是一種自助。
90後，更純粹的公益分子
世界，終將是90後的，他們是什麼樣子，未來就是什麼樣子。
中國的90後，因是一代「純粹」的獨生子女，因出生在物質充裕的年代，因從小與網絡為伴而顯得有點特別。但也正因如此，他們對公益事業的熱衷，對社會改變的期待也更加「純粹」。
記者｜應 琛
「腦殘」、「非主流」、「不堪壓力」……不知從何時起，「90後」被人們冠以為「自我的一代」。這讓那些充滿朝氣，志向高遠的「90後」們不太服氣。
正如一度被認為是「垮掉的一代」的「80後」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第一時間背起行囊、奔赴災區，被看作是他們登上歷史舞臺的成人禮那樣，隨著社會公益體系的完善，越來越多的「90後」也開始加入到公益隊伍中，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責任感與關愛。
在一項關於「『90後』能為公益帶來什麼？」的網絡調查中，33.9%的網友認為，鬼馬想法與創意是「90後」的最大特點。
但採訪中，「身體力行」卻是絕大多數受訪者所支持的選項。他們認為，「要一點一滴，踏踏實實地做公益，才能堅持，才能改變社會。」他們要用行動來證明：「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梁啓超先生百年前所講的道理，今日依然適用。
公益創業
2012年12月22日，儘管寒流來襲，中山南路的老碼頭依然十分熱鬧，幾十個攤位組成的集市吸引了大批遊客。其中，B6攤位特別醒目，「天使的禮物——自閉症主題畫展」的條幅吸引了不少人駐足參觀。這裡便是「天使的禮物」團隊與「hello！」生活集市合作推出的自閉症主題活動。攤位前，記者見到「天使的禮物」的負責人劉偉。
劉偉出生於1992年，來自安徽。他說，雖然在他小學三年級擔任班長的時候，就曾發動班上同學給一名母親患癌症的同學捐款，但他公益之路的真正起點，是在2009年考入上海電機學院後當上世博志願者的經歷。
「在成為世博志願者之後，我在公益這塊做了很多嘗試，但一直局限於做志願者。這期間，我做了上海市義工總隊上海電機學院義工隊的義工。」遇到「黑蘋果」對於劉偉來說是一個轉折。「黑蘋果公益創業扶持」是由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長期運行的一個公益項目，對通過申請的大學生公益團隊進行專業的培訓和資金資助。
「2011年8月，因為想邀請袁嶽到我們學校做講座，我第一次接觸了『黑蘋果』，我也趁機將原來的義工隊改組成了上海電機學院黑蘋果協會。」劉偉說。
之後，劉偉做了一次社會訪問，「當時訪問了5位非政府組織從業人員。在我訪問一位自閉症關愛工作人員時，接觸和了解到自閉症的現狀。我記得她說，現在大眾對自閉症並不了解，常常因此做出一些傷害自閉症患者和他們家人的事或說出傷害他們的話。」
劉偉坦言，由於核心團隊均是在讀大學生，他們並不能做到對自閉症兒童進行資助或者幫扶，所以確立了做自閉症關愛和公眾認知推廣這一公益方向。
關於「天使的禮物」項目名稱的由來，劉偉說，是來自關於自閉症的一個美麗傳說：有人說，我們每個人都是帶著缺陷降臨的，都是上帝咬了一口的蘋果。有的人缺陷比較明顯，因為上帝特別鍾愛他的芬芳。劉偉和他的團隊希望能成為「天使」，替上帝送上最美的禮物，以彌補對自閉症患者的傷害。
劉偉說，自己是一個決定了就不給自己留退路的人。當發現所讀的專業與自己的志向不同時，2012年初，他不顧家人和老師的反對，毅然從學校退學專心籌備起「天使的禮物」。
「我覺得，有些事是必須有人去做的。既然正好是自己有興趣的，那何樂而不為呢？」談及做公益的初衷，劉偉顯得輕描談寫。他強調，「90後」 做公益開始出現「國際化」、「專業化」的趨勢。
因此，劉偉將項目的操作模式大致定為，通過銷售自閉症患者畫作設計的個性產品，來向大眾進行推廣，同時銷售所得的微小利潤除了部分支持項目運作外，將反饋給畫作作者或各自閉症關愛機構。同時，深感明星效應的重要性，他還親自赴北京說服袁嶽成為項目的公益代言人。
據介紹，項目自2012年7月發起以來，已和全國40多個高校社團及30多家企事業單位達成合作，覆蓋人群達到50萬。2012年11月，項目又成功推出主題明信片並進行義賣。明信片由自閉症兒童畫作設計而成，每套6張。
但這些成績並沒有讓劉偉停下腳步。天性愛折騰的他，計劃在2013年，在機制建設方面對項目進行調整，為日後向社會企業方向發展奠定基礎。
「我是有公益情結的一個人。退學後，我想過要創業，做環保名片。但是，考慮了很久還是放不下那些自閉症兒童，也放不下自己辛苦籌備的項目。」劉偉說，既然如此，那不妨就將事業與公益融為一體。
但劉偉不願走傳統的民非組織道路，他始終堅持「以做企業的模式，做公益的事」。
劉偉直言：「處於大眾普遍不信任的環境下，靠捐款方式的公益並不是一個良性循環。此外，現在從事公益，大部分人是靠著一腔熱情，很多人拿著微薄的工資，甚至是無償的，這也不利於公益的發展。公益企業也可以盈利，也可以通過高待遇來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於公益。」
公益創業已成為全球青年人創業主旋律，這種創業突破商業範疇，跨入到讓社會更好發展和社會互幫互助的體系中。創辦企業不僅僅為盈利，更要和資源、環境、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聯繫起來，這種理念深得大學生喜愛。
小能量大理想
與此同時，「90後」對公益的理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他們認為，公益不一定是從物質上去幫助一個人，而是要更加關懷一個人。
出生於1994年的吳可菲，是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一名高三學生。她在學校還有個更為人知的身份——世外高中部「根與芽」社團的創辦人。「根與芽」是一個國際性的環保組織，上海許多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根與芽」社團。
2007年，當時剛上初一的吳可菲看到世外初中部「根與芽」社團在為一次健康講座招收志願者，便主動報了名。
「儘管只是幫忙布置會場，但那時我才13歲，和我一起工作的其他志願者都是大學生，想想還是挺驕傲的。」吳可菲說，比起課堂，她更喜歡了解外面的世界並希望可以早日接觸社會，加上學校也鼓勵學生這樣做，於是，她順理成章地加入了「根與芽」並活躍於各種活動之中。
過了三年，吳可菲的心中逐漸有了一個堅定的想法：要在世外高中部成立自己的「根與芽」社團，將環保進行到底。沒想到這一想法與學校的老師不謀而合。2010年，社團正式成立。
據吳可菲介紹，社團的兩大核心內容分別是綠色大使工作坊與綠色評估。前者類似於環保知識的普及，社團成員會帶著PPT和書面材料，到企業給員工上環保課；而後者則是走進企業的辦公室，從設備設施到員工的綠色理念，對其進行評估和打分，並計算出辦公室一年的碳排放量，最終給他們一定的環保意見。
「從社團成立至今，我們已經走訪了不少企業，每次活動都挺成功的。而這些公司，有的是上海『根與芽』的合作企業，也有我們自己主動聯繫的。憑藉外語優勢，我們更願意去外企給老外上課，這也是其他高中社團難以做到的。」
吳可菲補充道，「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離開學校，深入那些辦公室，了解別人怎樣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身邊的環境。同時，我們也給予他們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來繼續改善身邊的環境。」
此外，社團還會定期在校園內進行廢紙回收和義賣活動，而籌集來的錢則用於購買上海「根與芽」百萬植樹項目中的樹苗。他們的目標是，能夠籌集2000棵樹，在內蒙古種下由他們自己命名的樹林。
在吳可菲的眼中，「90後」由於成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不同，大多都比較有自己的想法，能帶著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問題。
她坦言，接觸到「根與芽」之後，公益於她不再只是簡單而粗暴的幫助。「以前認為公益就是海嘯、地震、颱風的時候，學校組織大家捐錢，公益就好像是任務。現在我覺得短期的救助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傷害可能更大，也不排除有些人是為了滿足自己憐憫弱者的心理需要，或是出於各種利益的考慮。」
吳可菲說，她做公益的目的很簡單，「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哪怕很小的力量，但只要能影響到他人，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那樣就足夠了。如果只是為了簡歷上的那一筆，我相信沒人能堅持這麼久。」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她在社團推出的創新活動「我素地球人」中，100天身體力行做了一個素食主義者。「後來身邊的同學以及家人，真的有被我感染到。但我要強調的是，這個活動不是讓所有人不吃葷，只是倡導多吃蔬菜，這對身體和環保都是有益的。因為在肉類的加工過程中，其碳排放量會比較大。」
如今，因為畢業在即，吳可菲已經「退居二線」。但欣喜的成果仍然隨處可見：無人的教室裡不再亮著燈，同學們會自覺將廢紙扔進固定的回收處……
愛好也能有愛
與劉偉和吳可菲不同的是，同樣身為「90後」的孫倩，將她的救助對象鎖定在了那些流浪的貓狗身上。
孫倩，好狗好貓義工團上海站的負責人。2007年左右，喜歡貓狗的她關注了北京好狗好貓義工團，並常常用自己的零花錢買一些狗糧貓糧寄給他們。
「就這樣持續了好多年，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上海一名熱心救助貓狗的阿姨，也知道她獨自支撐著一個貓狗的救助基地——它小院。通過走訪，我覺得阿姨的救助理念很好，也不極端。」孫倩說，這時的她決定要建立好狗好貓義工團的上海站。
孫倩與北京方面進行溝通並獲得同意，好狗好貓上海站2011年11月正式成立。據了解，義工團現有20位正式義工，他們平時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全都是無償的義工。而以它小院為核心，整個團隊下設淘寶組、宣傳組、外聯組、志願者管理組、領養組、助養組。
「我們現在主要是維護小院中已救助收容的70多隻小動物的生活和小院正常運轉。同時，我們還做一些貓狗的緊急救助，比如在微博上對流浪貓狗或走失的貓狗的信息進行轉發。轉發之外，我們輔助救助人完成第一次救助，自貓狗被救下起，負責看病、接種疫苗、找領養人的費用開銷等等。」孫倩表示，對於收到的善款用於何處，義工團都會定期更新在博客裡，「而對於有些我們用不上的捐贈品，我們也會把它們轉贈給甘肅一所希望小學的孩子們。」
她坦言，從義工團成立至今，受到過不少質疑，「有些人會說，為什麼我們有錢不先救人，而救助這些貓貓狗狗。說老實話，要救助所有的人，我們是力不從心的。而有些『孩子』如果我們不救它們，它們可能就會死。」
「我相信每個人心裡都是想做一點好事的。而當這與自己的興趣愛好結合在一起，又是力所能及的時候，就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孫倩告訴記者，現在義工團每天都會收到很多大家捐贈的物資，「其中很多好心人都會留下字條，每一張我都會保留好。一字一句都很感動。」
其中，最讓孫倩感動的一件事，是救助被燙傷的流浪貓喬丹的過程，治療需要用到紅黴素軟膏，而上海的很多寵物醫院正好缺貨。
「我把這個信息發到微博上，希望外地的朋友能夠伸出援手。沒想到，有外地的藥廠直接給我打電話，也有很多朋友幫忙轉發。你知道嗎，現在喬丹恢復健康了，我家居然還有好幾箱紅黴素軟膏。」孫倩表示，現在的社會就需要這種正能量的傳遞。
「糯米」傳奇
呂舜玲說，在她的有生之年，很希望再開辦一個技能培訓機構，讓腦癱的小朋友學會一些謀生手段，不再成為父母永遠的心病。
記者｜韓 波
「糯米」是一個人的小名，因為那時候的她長得白白胖胖，柔若無骨。
聽上去很可愛，真相卻很殘酷。
這個小女孩說的話幾乎沒人能懂，而且她無法站立，不能行走，甚至連在椅子上坐著都會東倒西歪，就像從前江南人家過年時準備的大坨水磨粉——這才是「糯米」名字的真實由來。
一個真正的人是肉體、精神和靈魂的複合體。當形而上的部分無法找到合適的憩所，常會疲憊、枯萎直至絕望。直到18歲時，「糯米」才知道了為什麼自己與眾不同——她是一個腦癱患者。命運似乎規定了她的一生都無法離開別人如影隨形的幫助。
昔日的「糯米」，如今已是一位79歲的老太太。她不但站了起來，學會了走路，甚至還在用自己特殊的技能，幫助一個又一個腦癱的孩子掙脫束縛靈性的繭，奔向自己的夢想。
她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傳奇。
破繭而出
「糯米」真正的名字是呂舜玲，上海徐匯區致康兒童康健園的創辦者。現在，周圍的人都親熱地稱她「阿婆」。
辦公室牆上，有阿婆在80年代的一張照片，西裝筆挺，站姿也很標準。如今，阿婆老了，於是又坐上了輪椅；她的手很涼，這在腦癱患者中很常見。她端坐的樣子有點像男版的霍金，不同的是，她還能站起來，用獨特的「呂式推拿」手法為致康園裡的患兒服務，給推拿師們做示範。
阿婆的嗓音是含糊的，一句一句說得很慢，於是，很多往事的回憶，就由致康園總裁、阿婆的妹妹呂舜玫女士代勞了。阿婆坐在一旁靜靜地聽著，有時會笑著更正一些細節。兩人畢竟相差了9歲。
呂舜玲是著名實業家呂建康的第一個孩子，由於出生前長得很大，造成難產，留下了腦癱的毛病。漸漸發現她的肢體障礙後，父母對她的感情絲毫沒有消減，還有了更多的憐惜。家境優裕，請些阿姨貼身看護沒有問題，四處延醫更是不在話下。
「糯米」的狀況一直毫無起色。轉眼，她已是18歲的大姑娘了，那時呂氏夫婦已移居香港，聽到「腦癱」這個最新診斷，他們決定讓大女兒到香港治療。當時香港還不及上海繁華，對醫生的管理也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父母愛女心切，多方求治，呂舜玫說，姐姐吃了江湖郎中不少的苦頭，有時在治療時痛得大喊大叫，年幼的弟弟、妹妹聽到了，對那些醫生非常生氣。有一位醫生開始時診費是每次40元，發現呂家新搬到了富豪雲集的半山，就馬上漲到了每次80元。呂舜玫說，那時候在香港，小孩子如果每月有5元零用錢，午飯錢和交通費就都不愁了，可見他的收費多麼昂貴。呂舜玲在一旁說，還好，那個醫生還是有兩下子的。
兩年多過去了，呂舜玲身體狀況的改善並不明顯。她回到了上海繼續治療，記不清換了多少推拿師、氣功師，每個師傅手法不同，效果各異，呂舜玲每每有所感應，就會把那些招式一一記在心中。治療時醫師和患者漸漸熟悉，她也會不時討教一些原理。
這是一次無比艱難的跋涉。腦癱，顧名思義，病根在腦。要通過對身體的理療，影響和改善這個「元神之府」的功能，可謂名副其實的「黑箱試驗」，需要的不但是技術，更是運氣。一般來說，對症治療越早開始效果越明顯，而呂舜玲早已錯過了黃金治療期。
然而，奇蹟出現了。呂舜玲記得很清楚，那是自己30歲的時候，一天，她終於找到了邁步的感覺，像一個蹣跚學步的嬰兒一樣，踉踉蹌蹌地走了起來。這種感覺是那樣神奇，那樣美妙，讓這個女性絲毫沒有在意旁人異樣的眼神，她獨自走出家門，走上街道，不知不覺中，居然從安福路的家，跌跌撞撞，一路走到了西藏路、延安路口的大世界。即便對健康人來說，這也是一段不短的路途。
「一去一回，五個小時。」呂舜玲記憶猶新。
她會走了！說不清哪一位醫師、哪一個手法起了關鍵作用，這是用無比的毅力和無數金錢堆出來的成功。我問阿婆：為什麼奇蹟偏偏發生在你身上？她一字一句地對我說：毛主席曾經說過，為什麼雞蛋能孵出小雞，石頭就不行？外因要通過內因發揮作用啊。她說，直到20歲前，自己一直以淚洗面，痛恨命運如此不公，恨自己只能坐著聽其他小朋友遊戲時的嬉笑。她的內心深處，每時每刻都有一股不平之氣。
久病成醫，呂舜玲對許多推拿手法都有心得，鄰居們有些小毛小病，她有時居然也能露一手。尤其是腦癱患者，她對他們的疾苦是真正的感同身受，推拿效果就更是到位。
不管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呂舜玲有著自己的小宇宙。她自己設計，託人改裝了一輛小黃魚車，作為義務治療時的代步工具。有的家長還會把腦癱患兒送到小洋房的車庫裡，請呂舜玲指點康復之道。
這是傳奇的第一樂章：一個腦癱患者如何破繭而出，從受幫助到幫助人。如果要用一個定格來表現，那就是：黃昏的都市街頭，一個在狂喜中狂走的女人。
真正的華彩樂章還沒有到來。
生命華彩
小兒腦癱的發病率，中國有些地方要接近千分之五。
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而不管分子有多少，其中的每一個孩子都帶來了一個悲劇。
如果在孩子出生前或剛剛出生後確認腦癱，父母可以選擇「放棄」。如果等孩子大了才發現不對勁，這個選項就沒有了。退一步說，即便法律允許，又有多少父母忍心「放棄」已經與自己朝夕相處了十幾個月的寶寶呢？於是，有了另一種「放棄」的「辦法」：福利院收留的棄嬰中，腦癱患兒有相當的比例。
有這樣一對夫妻，丈夫選擇「放棄」剛剛確診為腦癱的女嬰，媽媽捨不得，她選擇了離婚。女兒一天天長大，媽媽沒有再婚的可能。她家住在六樓，沒有電梯，起初請保姆每天背小女孩上下樓，終於有一天，媽媽發現再也找不到背得動女兒的保姆了，為了讓女兒能夠看看真實的世界，她只能輪流懇求樓裡身強力壯的小夥子。
每一個腦癱患兒的父母，都有一個無解的難題：哪一天我們離開了這個世界，孩子怎麼辦？於是我們看到了令人揪心的慘劇：一個含辛茹苦照顧兩個腦癱孩子十餘年的母親，在絕望中毒死了他們。
呂舜玫後來移民加拿大，千禧年前後，她因經商時常來往香港，就有機會飛來上海陪陪大姐。當時，她們的父母都已去世，生前將安福路上那兩套毗鄰的小洋房作為留給呂舜玲的遺產。她把車庫改成了醫務室，在這裡幫小朋友推拿，從來是不收錢的，有時候還會請他們一起吃飯。對她來說，錢真的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幫助別人。
即使在呂舜玲的車庫中，奇蹟也是罕見而珍貴的，畢竟，治癒腦癱是巨大的難題。令人欣喜的是，也許這個推拿師本身的經歷有太多正能量，的確有不少前來求治的腦癱患者，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改善。有一個女孩，17年裡從未自己走下樓，經過推拿病情得到了改善，後來居然還結婚懷孕了，醫院發現她是腦癱患者，一開始還不敢為她接生。當她健康的女兒呱呱墜地時，母親和接生的醫生都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有一次，呂舜玫又到上海，她驚奇地發現，上次來滬時在車庫裡看到的那個「像毛毛蟲一樣軟綿綿的小朋友」，經過大姐幾個月的推拿，居然會坐能站了！
呂舜玫對大姐說：你太厲害了！你應該走出車庫，去幫助更多的腦癱患兒。如果你有這個願望，我就到上海來幫你！
姐妹開始籌劃辦一個兒童康健園。錢第一次成了問題。呂舜玲說：賣房子！
父母留給呂舜玲的安福路兩套總面積700平方米的小洋房，在2003年變成了不到1000萬元的現金。呂舜玫說：「房子出手不到半年，小洋房的價格就開始暴漲，如果等到現在才賣，價格更是看不懂了！不過，當時如果沒有這筆錢，致康園的開辦費就沒有著落呀。」
安福路是上海文藝青年的地標，去安福路幾乎成為「看話劇」的另一種表達。那裡的小洋房自然身價不菲。姐妹兩人用級差地租的原理，在偏僻的百色路上購置了一套四室兩廳作為呂舜玲的居所，剩下的一大筆錢都投入了致康園的開辦和運行。
致康園位於徐匯區的長橋新村，乍一看就像一個普通的幼兒園，但其實和幼兒園完全不同。姐妹兩人原來的計劃是招收20名腦癱患兒，但最多時這裡有32個孩子。正式員工有多少呢？45人。從「師生比」就能看出致康園的特殊性。
即便是跨坐、轉身這樣簡單的動作，有的小朋友也要以幾個月時間來掌握。致康園的很多地面上都有彩色小腳印的圖案，那是為了幫助學走路的小朋友找準步點。食堂開飯了，凡是力所能及的小朋友都要自己走過去，有時候短短一段路要走上15分鐘，走得滿頭大汗。操場上小朋友們刻苦鍛鍊的情景，旁邊居民樓裡的老太太看在眼裡，很多都於心不忍，有的還會責罵「狠心」的老師。殊不知，這正是致康園「引導式教育療法」，目的是要提高腦癱患兒自己的學習和適應能力。
呂舜玫說，很多家長或是於心不忍，或是嫌麻煩，什麼事都替小孩子做了，其實這恰恰是害了他們。曾經有一個小男孩，入園沒幾天老長輩就心疼地把他接了回去，放出狠話說，讓小孩子來這裡吃苦？除非等他們死了才行。孩子的母親為錯過了寶貴的治療期痛哭流涕，卻也無可奈何。
如今，呂舜玲的住所從四室兩廳變成了兩室兩廳。沒辦法，那次是致康園的運行出現現金流危機，只能又動房子的腦筋。致康園的收費標準是每個小朋友每月4800元，但呂舜玫告訴記者，全額繳費的只有5個，那些孤兒更是一分錢也收不到的。如果不是方方面面的社會捐助，致康園不可能撐到今天。
這裡，已經成為徐匯區的志願者服務基地，每到雙休日，一批又一批的白領從全上海的四面八方來到這裡，為小朋友們服務。致康園業務總監黃愨告訴記者，先後有800多名志願者奉獻了寶貴的時間。
2012年9月，好心人劉女士租下了上海奉賢的一個馬場半天時間，讓28個腦癱患兒騎馬「馳騁」。她說，自己是聽說騎馬時的顛簸對腦癱的小孩子康復有好處，所以才有了這個計劃。為了小朋友們的安全，除了每個孩子都有一位老師貼身看護之外，現場還有23名義工一起參與，可謂陣容龐大。雖然時間短暫，但小孩子們臉上的笑容，讓現場的許多人熱淚盈眶。劉女士說，這個私人俱樂部性質的馬場，最後把1萬元的租金也捐給了致康園。
愛心在激蕩，在傳遞。看到致康園的老師們收入不高，工作責任重，強度大，美格菲健身中心為他們提供了免費健身。然而，正如董事長何樹森說的那樣：「不是我們給了致康園機會，而是阿婆和致康園給了我們奉獻愛心的機會。」
對致康園的孩子來說，這裡只是他們生命的起點。能否擁有最起碼的自理能力，能否走進課堂接受教育，能否自謀生路、自食其力……一道道難關橫亙在面前。呂舜玲說，在她的有生之年，很希望再開辦一個技能培訓機構，讓腦癱的小朋友學會一些謀生手段，不再成為父母永遠的心病。她也很希望讓「呂氏推拿」走出上海，甚至走出中國，去造福更多的小朋友。
阿婆說，我有時候真的會擔心是不是還能走下去。每當這時，妹妹就會告訴我說：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帶著自己的使命。幫助腦癱的小朋友就是我的使命，每個人都會幫助你完成使命，所有的困難都會煙消雲散。
中國公益，少年初長成
過去十年，伴隨著用什麼樣的理念和身份做公益的爭論，中國公益「少年初長成」。接下來，關乎這個「少年」健康成長的一個核心問題，即是「把公益做對了」。
撰稿｜陳統奎
2013年伊始，談公益跟10年前已經大不一樣了。那時，「非政府組織」這種表述一度成為敏感詞。與此同時，公益人的「身份意識」覺醒，標誌性事件是2011年李連杰 (微博)抱怨「壹基金」名分問題，最終促成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的成立。
把公益做對，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否則不僅社會問題沒獲得解決，公益人還會製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來。
伴隨著用什麼樣的理念和身份來做公益的爭論，中國公益少年初長成。
十年流變
概念變遷的背後，反映著中國公益生態在衝撞與妥協之間，匍匐前進。
在中國，非政府組織曾是一股衝撞勢力，它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之後，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但它的行為同時又會對政府和資本形成一種壓力，有時候這種壓力可以讓官員落馬，讓企業止步。
2004年，「綠色和平」「導演」了印尼金光集團APP「環保風暴」。「綠色和平」發布報告稱，這家總部在印尼的全球造紙大鱷雲南圈地毀林，並稱其是「著名的毀林者之一」。一場新聞發布會之後，金光集團APP迅速成為眾矢之的，雲南省相關官員亦被問責和罷官，此後金光集團APP已無法在雲南擴大漿紙林版圖，設立造紙廠的申請亦變得虛無縹緲。
2009年金光集團APP中國林務事業部一位負責人談起「綠色和平」時，依然「義憤填膺」。他說，金光人很委屈，對林地的開發與生態保護，金光集團APP在全球造紙廠裡算做得非常好了。我把這番話轉達給盧思騁(時任「綠色和平」中國項目總監)，他同意，金光集團APP並不是最差的那個「壞孩子」，但環保輿論風暴策略是「擒賊先擒王」，於是金光集團APP「挨槍」了。
此後，中國環保組織學習了這種方法，掀起一場又一場「環保風暴」。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個案例是，9家環保組織調查國內銀行「綠色信貸」，發現2011年深圳發展銀行排名倒數第一名。微博上的口誅筆伐，給該行造成極大影響。
列數這十年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史」，還不得不提及亞洲動物基金會對「活熊取膽」的抨擊，這一次撞上槍口的是福建「歸真堂」。亞洲動物基金會利用「歸真堂」準備上市的時機，發起輿論風暴，聲稱「任何一種活熊取膽方式都是不人道的」，認為中國養熊業應被取締。於是，「活熊取膽」的企業歸真堂該不該上市，成為輿論風暴的暴風眼。
不過，我們也看到一個事實，過去十年非政府組織「敗事有餘成事不足」。
尤其是國際組織，很多項目半途而廢，或者項目推進很慢很淺，主要的原因是碰到了「與政府的相處」的壁壘。以樂施會為例，這個創立於英國的國際組織，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就很不順利。
雷勵青年公益發展中心是一個好例子，雷勵也是一個全球組織，但雷勵中國創始人陸豐很有智慧，他只要雷勵文化，自立門戶，不接受境外領導，如此在中國大陸開展活動越來越深入。
在僵持的局面下，精明的英國公益人開始向中國傳播一套新公益觀念——社會企業。英國文化協會，在中國變通為英國駐華使館文化教育處，其實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從2009年起在中國大陸辦班培訓「社會企業家」，他們傳播的是這樣一種新理念：「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它鼓勵NGO、NPO轉型經營一些社會企業，亦鼓勵一些社會創業者創辦社會企業，同時鼓勵企業家用社會創投的方式支持社會企業，當然也鼓勵政府用減稅、免稅等政策支持社會企業。
在英國確實是這樣，每個部門都可以支持社會企業發展，首相還親自頒布政策支持社會企業。
問題是，社會企業適合中國土壤嗎？起初人們還這樣懷疑，但是5年下來，英國文化協會已經在中國培養了1000多名「社會企業家」學員，2012年中國社會企業深圳殘友集團獲得英國社會企業聯盟頒發的「年度國際社會企業」大獎。
社會企業在中國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局面，2012年11月11日，上海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主辦的「首屆社會創業和社會創投高峰論壇」吸引了近300人參會，論壇最後階段的社會企業路演環節，吸引了全國上百家社會企業報名。把2012年稱之為「中國社會企業元年」也許過了，但社會企業熱潮真的來臨了。
比起非政府組織，社會企業是一股相對中性而柔軟的力量，至少它已經讓中國公益生態變得更多元，並把「多元合作」的平臺和價值帶進來了。
草根待扶持
伴隨著社會企業的興起，各種社會創投競賽此起彼伏。此外，還有很多公益項目競賽，類似「選秀」，五花八門，撒錢的主很多，但拿到錢的不一定是最能做事的人，反而是最會寫文案的人。
2012年4月，無錫第四屆春暉青年公益發展論壇上，公益圈選秀泛濫的現象引起了與會者的反思，其中一個惡果是誘發非理性的公益創業。民間公益行動者寇延丁每年都問現場的大學生，沒有拿到資助就做公益創業的請舉手，結果，90%以上是舉手者。
由於無法獲得資助機構的可持續支持和長期陪伴，公益創業或社會創業死在沙灘上的案例多得不計其數。以谷歌「益暖中華——大學生公益創新」項目為例，每年收到2萬多個參賽項目，最終評出30多個獲獎項目，再深究30多個項目有幾個轉化為公益創業或社會創業，答案是少得可憐。有些大學生團隊獲獎後，將獎金瓜分了事。
在春暉論壇上，有人直接批評說「益暖中華」就是一個「選秀活動」。黑蘋果青年公益發展中心總幹事沈旻直言，願意支持青年公益或社會創業並「扶上馬送一程」的機構或基金會太少了。
很多時候，「選秀機構」把「秀才」們選出來，獎金也發出去後，卻缺乏團隊來陪伴「秀才」們成長，亦沒有配套相關社會資本支持「秀才」們把項目做起來。一家航空公司與媒體聯合舉辦社會創新創投競賽，一支海南大學的學生創業團隊拿到了二等獎和5萬元獎金。之後，那名學生領導到全國各地進行公益考察就把獎金花完了，問他項目呢，他答：破產了，也解散團隊了。
社會創投的目標是，選撥和資助一批優秀人才，提供創新性解決方案，並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公益考察對這名學生的成長有價值，卻不是辦競賽的出發點。
英國文化協會的「社會企業家」培訓班也與國內幾家公益基金會合作，聯合舉行「社會企業家技能項目獎勵資助計劃」競賽，歷屆學員可以競投，2012年設立4項大獎，其中只有增愛基金會有「長期陪伴」的理念，它承諾提供至少連續3年的資助，給予每個獲獎社會企業總額6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根據獲獎社會企業的發展態勢，還可以酌情提高獎金總額及資助時間上限。同時，還注重提供智力支持，將會聘請各界專家組成專門的顧問委員會為獲獎機構提供長期諮詢服務，並不定期地向被資助機構提供專門培訓、講座等機會。
像增愛基金會這樣「選秀」和陪伴，公益「秀才」們才能慢慢成長起來。面整個中國草根公益創業組織和社會創業組織都處在起步階段，給一筆錢是遠遠不夠的。反過來說，大學生和青年公益或社會創業者，也要懂得說「不要」，如果資助方沒有長期陪伴的理念和支持，是一錘子買賣，寧可說不。
「長期陪伴」這個理念，需要形成整個社會的共識，公益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出發，不是為了競賽而競賽，也不是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
深耕一畝田
萬通董事長、阿拉善生態協會會長馮侖 (微博)希望公益人士從簡單做慈善，轉變成更多去推動公益事業，通過組織、制度、效率的改善，通過治理結構的提升，通過專業人才的努力服務，逐步擴大公益的覆蓋面，使它在被考核、被監督的前提下，更好更有效地開展工作。他說，這對公民社會的建設具基礎性作用，是近百年來社會進步的重要創新。
2012年底「黑蘋果青年」項目提出未來3年的「三千萬計劃」，即資助300個青年公益項目，支持1000名青年公益領袖，培育10000名青年社會化積極分子，為此需要募款2700萬元。對於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這樣一個年輕的公益組織，總幹事沈旻亦坦言自己是「公益新兵」。
黑蘋果青年項目運作也不過2年多，就提出這麼大的目標，沈旻憑什麼有這個膽魄？「黑蘋果青年」項目的定位，即「推動青年社會參與」。因此說，黑蘋果青年的「三千萬計劃」，是一場廣度運動，它的價值在於為公益的深度運動提供社會資本，它把原子化的大學生和白領網絡化，同時陪伴他們成熟，就如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理事長袁嶽所說，黑蘋果青年的特質是「衝動」，「衝出來還能行動」。「那麼，我們就有必要提供深度公益的平臺，讓他們有「衝動」的去處。
海南返鄉大學生所做的社區營造事業即是一場深度運動，胡詩澤已經帶領海南大學生返鄉做公益10年，以自己老家村莊和小學為原點，開闢現實版「開心農場」等社區營造項目，為城鄉兒童互動，城鄉公益資源互動搭設了一個多元合作平臺。胡詩澤也是一名「黑蘋果青年」，胡詩澤這類人多起來，「黑蘋果青年」項目才會具備「深度運動」，成就「T型公益」。
中國公益需要「廣度運動」，也需要「深度運動」，尤其需要有人願意埋頭深耕一畝田。過去10年，南都基金會的「銀杏夥伴成長計劃」受到公益人士的欣賞，它不是資助具體的公益項目，而是資助草根公益機構的領導人或創始人，同時本著「長期陪伴」的理念，至少連續資助3年，每年10萬元。這個項目資助的人數雖然很少，但包括立人圖書館創始人李英強、雷勵中國創始人陸豐等人，在基金會的持續資助下，他們和他們的機構都成長起來了，所做的公益事業亦越來越大。
「深度運動」正是把「把公益做對」的那把鑰匙。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是豐富多彩的，但無論哪一個方案，都需要「深耕一畝田」，都需要「了事」思維，光「做事」是不夠的，必須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因為這是公益人的使命。
紅十字會怎麼改？
「中國紅十字會是一個官方色彩很濃的組織，它尋求突變的這個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個信號。當然，要把這個突變落到實處，還有一段比較長的路要走。」
撰稿｜陳統奎
關於中國紅十字會，2012年底有一則新聞被大家當作笑話來閱讀：在「中國基金會透明指數2012排行榜」上，它獲得滿分，和另外16家基金會並列第一名。新浪網針對這一結果發起網絡調查，高達95%的網民對紅會的排名表示質疑。
後來，中國紅十字會回應稱，儘管在排名中得了滿分，但這個滿分只能說是「一個及格分」。為了應對「郭美美事件」以來的形象危機，中國紅十字會剛成立了社會監督委員會，目的是機制化解決社會監督問題，推動透明慈善，挽回公信力。
事實證明，社會監督有多重要。與拿到「及格分」幾乎同時，成都紅十字會募捐箱善款發黴事件再給人們心中添堵。社會監督監督委員會出動，目前得到的結論是，調查結果與成都紅十字會的自我辯解有出入。
此前，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剛剛製造了荒唐「筆誤」，重挫公眾對中國公益基金會的信任。有人檢舉，在2011年的帳目上，一項「支付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金額為48.4億元，遠遠高於當年接受捐贈收到的現金8000多萬元。該基金會回應稱，工作人員錯將帳目中一項本應為4.75億元的金額，寫成了47.5億元，「多輸入了一個零」。
一本糊塗帳揭露了這家基金會形容虛設的財務監管體系。中國公眾還要被忽悠到什麼時候？「郭美美事件」還不足讓公益基金會們警醒嗎？
不改不行
旁的不說，我們看到，作為「郭美美事件」的受害者，中國紅十字會已經啟動改革。改革者們拿出的改革策略是，「老樹結新枝」，就像當初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路數。
「新枝」就是社會監督委員會。由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出任主任，委員有白巖松、王振耀、楊團、俞可平、袁嶽、鄧國勝等16位社會知名人士。這份名單顯示了一些「組委邏輯」：包含精英、專業、多元、影響力等要素。於是有人質疑，是否過於強調「名人效應」？中國紅十字會的回答是，選擇這些成員主要是「側重專業性和影響力」。
有人注意到，中國紅十字會用的是「選擇」這個詞，而不是「選拔」，這才是本屆社會監督委員會留有遺憾之處。選一堆名人來當監委，效用如何，仍需觀察。不過，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創新研究院發起人、壹基金髮起理事、前執行主席周惟彥對《新民周刊》表示：「我個人不太建議用名人，名人效應雖然好，可以用名人去給做廣告去做推廣。但監督這件事，首先要懂，不然他發現不了問題，另外得有時間，願意為紅十字會貢獻時間。」
在周惟彥看來，紅十字會在選人的時候應該先公布一個標準，怎麼選，標準是什麼，誰來選，然後如何一步一步選到符合這個標準的人，「現在我看到很多的慈善機構，理事會裡都是名流，到最後很多事情都落不了地，或者執行的時候容易走偏，徒有虛名。」周惟彥與紅十字會有幾年的合作經驗，算是比較了解這家「百年老店」，樂見它邁出改革的步伐。
遲福林對記者說，紅十字會的轉型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後推進社會組織改革的重要信號。周惟彥認為，大家對公信力和透明度要求非常高，其實已經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必須要改，紅十字會早和晚一定要走出這一步，「民政部在做很多的嘗試和探索，包括組織結構、透明度，鼓勵更多『民非』的出現，用了很大的力度。民政部做出這些大家能夠看得到的大幅度調整的姿態，挺好。」
從紅十字會的角度看，它希望監委會是一個可信任的、有公信力的、緊密合作的「第三方機構」。為了保證監委會的公信力，紅十字會沒有派人兼任主任或秘書長。
周惟彥提醒公眾注意，中國紅十字會是一個官方色彩很濃的組織，它尋求突變的這個精神是很可嘉的，是很好的一個信號。當然，要把這個突變落到實處，還有一段比較長的路要走。
遲福林亦直陳，以紅十字會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組織存在很多問題：官辦行政化色彩太突出，很難反映社會公眾利益；公信力不夠，透明度不高，社會對其缺乏廣泛了解。「如不能代表公眾利益，就會失去自身活力，紅十字會監委會成立目的之一，就是聯繫社會各個方面，更進一步參與社會事業。」
遲福林提出了社會組織代表公眾利益的核心觀點，並認為中國紅十字會的改革方向是「去行政化，實現社會性的回歸」。遲福林認為，一個國際化的社會性組織需要具備三要素——運行機制社會化，而非行政化和官僚化；廣泛的社會參與平臺；運作堅持公開性和獨立性。
中國紅十字會往哪裡改，這三要素就是答案，但知易行難，一個百年老店的轉型、革新需有耐心和韌勁。
去行政化
環顧華人地區的紅十字會，臺灣紅十字會的轉型可以為中國大陸紅十字會的改革提供參照。
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臺灣紅十字會屬於官辦性質，這段時期的會務與工作表現相對停滯。轉折點出現在1976年，總會理事會改組，新任理事大幅增加了工商企業、醫學界、婦女界的民間領導人，由官辦轉向「社會共同舉辦」，隨後各分、支會完成改選、改組、立案、推派代表等事項。1992年，順勢舉辦了首次全臺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任理事，邁向民主化之路。如今在臺灣，紅十字會雖然不是最大的慈善團體，但公信力和影響力均首屈一指。
摩納哥紅十字會的蝶變亦值得中國學習。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1958年，摩納哥王妃、美國好萊塢明星格雷絲·凱利被任命擔任摩納哥紅十字會主席，她將主要精力放在社會福利上，關心老年人和窮人，為他們修建住宅，還為發生自然災害的地區四處籌款，參加重大的國際互助活動，大大地改善了摩納哥王室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也為摩納哥的發展贏得了機會。
我們很好奇，格雷絲·凱利也代表官方背景，為什麼她領導的摩納哥紅十字會能夠獲得如此成功？周惟彥的答案是，關鍵要看摩納哥紅十字會組織系統怎樣去運作，它不是一個官僚化的機構，而是類似公司的高效運作組織，再加上摩納哥王妃的強大力量，她用政府的力量結合非政府機構的高效運作，這樣發力，成功是必然的。「今天中國政府，如果跟民間機構能夠合力，舉國上下協作，肯定也能提高整個中國的國際形象。」周惟彥如是說。
當前中國紅十字會的問題，要害在於過於官僚化，導致運作低效，缺乏透明度。「中國紅十字會的流程過於複雜，做一個事情要請示領導，感覺是一個衙門，不像是一個公益機構，這是最大的一個感觸。」周惟彥感慨，相比而言，她接觸其他國家的紅十字會，都是比較國際化的基金會管理流程，「內部的分工很明確，做決策也非常清楚，整體感覺像公司化的管理。」
在周惟彥看來，中國紅十字會危機不斷，就危在「體制落後」4個字上。
「什麼叫非政府組織，就是不能按照政府體制來運作。非政府機構，公益慈善機構它一定是補充政府職能的，如果你在政府的系統裡面你怎麼補充？」周惟彥反問。
中國紅十字，就是一個不尷不尬的角色。「紅十字會的運行應該社會化，不能太依靠政府機制，體制上的問題不解決，別的都很難真正突破。就像當初國營機構改制，改制的結果是市場一片繁榮，民間組織也是一樣，社會化運作是第一要突破的，只有這個突破了別的才有可能。中國民間機構實際上都在政府部門的監管之下，社會化運作之後，政府監管依然存在。」
不過，對於紅十字會改革，也不能太心急，改革需要一個過程。
讓中國紅十字會由官辦轉向「社會共同舉辦」，時機也許還沒有到，但周惟彥認為，它的運作機制，應該可以做到「公司化」：「我們都曉得政府的效率其實很低，全世界都一樣，不光是中國。非營利性機構要想成為一支很有活力的力量，如果它的運作依然像政府流程一樣複雜，那就很可惜了。」
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網友頗受關注，這個自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的20歲女孩，其認證身份居然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
「郭美美事件」重創中國紅十字會多年以來塑造的聲譽，其他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組織也受到牽連，公眾對慈善組織的信任跌入低谷。
別墅事件
2012年12月12日，一名網友在其微博舉報中國紅十字會在奧運公園旁購置三四十棟別墅，已經營達10年之久。對此，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回應稱，經初步查證，紅十字會總會從未在「御園公寓」購置房產，並稱已成立調查組，將迅速進一步展開相關調查。
新成立的中國紅十字會成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已經介入調查，目前尚未公布調查結果。
善款發黴事件
2012年12月25日，有網友在微博曝料稱，成都市紅會在汶川地震後設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導致箱內紙幣長出白毛。據當時出資製造募捐箱的公司負責人表示，原本應放在公共場所的募捐箱，有些被嚴重損耗，甚至被盜，最後超過500臺募捐箱被棄於倉庫。
兩天後，中國紅十字總會新聞發言人姚立新回應，經調查發現，成都市紅十字會在募捐箱管理方面確實存在「疏於管理」的問題，總會已責成成都市紅十字會整改。
兒慈會小數點事件
2012年12月10日，網絡曝料人發現，在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2011年年度工作報告中，有一筆48億元的巨額現金不翼而飛。該微博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不少網友質疑兒慈會「洗錢」。兒慈會官方網站回應稱，此錯誤系財務人員將一筆4.75億的理財資金誤寫成47.5億所致。
隨後，曝料人又指出，兒慈會將1800萬元打入成龍基金會，而其用途很有可能是基金會為了提取10%的管理費。面對質疑，兩家基金會都否認了網友的說法。
宋慶齡雕像事件
2011年11月，佇立在鄭州市黃金地段旁的宋慶齡雕像惹來爭議，創作者認為雕像不像其原作，而投資方河南宋基會否認雕像為宋慶齡像，而是「黃河女兒」。
媒體在報導此事時挖出更多隱情。「河南宋慶齡基金會青少年兒童活動中心」原是一個公益項目，由河南宋基會承辦。2011 年8 月中旬，當時施工現場的公示牌顯示(顯示牌目前已沒有)，這塊土地已「變成」兩塊，活動中心所在地用地面積已「縮水」至不到47 畝，剩餘約160 畝地成為15 幢樓房———「宋基綠城玉園」。此前，河南宋基會還身陷 「善款放貸」、「善款投資」等質疑。
成立於1992 年的河南宋基會，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同樣都是公益性組織。儘管中國宋基會聲明跟它沒關係，但也曾表示，地方宋基會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宋慶齡的聲譽。
鄭李錦芬論「商與善」
作文題「螞蟻與蜜蜂」。 小學生向父親解釋：「老師說，螞蟻勞動為自己，蜜蜂勞動為別人，所以蜜蜂更好更無私。」父親回答：「蜜蜂勞動也是為了自己，只不過它在為自己採蜜的時候也可以釀更多的蜜給我們吃。」父子之間的問答，正好是一場關於企業角色的辯論。越來越多的企業把自己當做蜜蜂，盈利之外，他們更希望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贏得尊重和長遠的發展。
撰稿｜舍 文
現代商業文化，試圖顛覆「無商不奸」的社會偏見，「企業社會責任」這樣的新名詞，變得流行。
如果細細分析會發現，一些企業將社會責任當做事業發展的「賣點」，另一些，則因領導層個人的理念，而將社會責任看得更加純粹。兩種動機都無可厚非，重要的是，企業的參與，讓原本孱弱的公益，變得堅挺。
談「商與善」 ，鄭李錦芬有很多「優勢」。從上世紀90年代帶領安利一手開拓中國市場，服務安利34年的鄭李錦芬最知商場風雲和經商的不易；2011年，卸任安利全球副總裁、安利中國董事長，僅僅休息3個月後，鄭李錦芬接下安利公益基金基金會主席的重任。如今作為專業公益人士，鄭李錦芬也深知公益的艱難。
安利多年來保持著公益傳統，從安利(中國)成立至今投入公益資金大約6億元人民幣，開展公益項目7600多項。善款大多用在支持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環保等事業上。安利在全國登記註冊了187支志願者隊伍，6萬餘名志願者遍布各地。
2011年6月，安利公益基金正式啟動，標誌著企業的公益行為將以更加專業化的方式開展。一年多的時間裡，「春苗營養計劃」已經建成754所廚房，佔國內廚房公益項目的七成份額，培訓了超過1000名廚房管理員，讓35萬名貧困兒童吃上了營養餐。
另一個少有人及的「優勢」是，鄭李錦芬的美好姻緣也與公益有關——當年做義工的過程中邂逅的一位同為義工的年輕人，最終成為鄭李錦芬的終生伴侶。因此，公益已經融化為鄭李錦芬生命的一部分，而這種「基因」，也隨之被移植到企業文化之中。
角色變化後，人們常常看到鄭李錦芬俯身與小朋友對話的形象，在建設「春苗營養廚房」的貧困山區小學，鄭李錦芬會為孩子們的黃豆飯而難過。
但這並不意味著公益只剩下同情和眼淚，鄭李錦芬對企業的公益行為有理性的判斷與認識。企業的社會責任，如今是個時髦的詞彙，但如何將它變成誠實的行動，卻是不比成就企業商業價值更容易的事業。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新民周刊》：據說你與先生的相識，也與你做義工參與公益有關？
鄭李錦芬：我一直認為一個合格的另一半應該是一個有責任有擔當的人，做義工沒有什麼報酬和獎勵，其實最容易看出一個人的品行和性格。在一起做義工的過程中，我發現一名很帥的醫生做事情非常認真，待人也很誠懇溫和，經過接觸我發現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很自然地，我們就走到了一起。在我後來在安利公司和安利公益基金會工作的過程中，他也給予了我非常多的鼓勵和支持。所以，做公益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做好事總有回報。
《新民周刊》：你的公益觀念是怎樣培養的？與家庭、學校教育和社會環境有怎樣的關聯？
鄭李錦芬：香港是一個很小的社會，鄰裡之間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有很悠久的傳統。不會有人感到自己做義工有什麼了不起，當時我周圍的很多朋友和家人，也都利用自己的空餘時間到老人院、福利院去做義工，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年的義工。可能就是這個過程，讓我感覺到，其實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快樂很有價值的事情。
《新民周刊》：你是否會刻意地對自己的孩子灌輸公益的觀念？
鄭李錦芬：公益觀念真的不需要刻意的灌輸或者教育，重要的是以身作則。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這種公益的觀念，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成為他的榜樣。另外，在香港做公益非常普遍，香港和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樣，香港捐款的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民眾，很多人會選擇每個月捐贈一定的金額給某個公益組織，大家都習以為常，這樣的潛移默化會影響到青年人對公益的態度。
《新民周刊》：企業從事公益事業，怎樣平衡商業利益與公益事業的付出？
鄭李錦芬：其實公益的本身應該是一種社會的共贏，無論是助人者、受助者還是全社會，都應該從公益慈善行為中有所收穫。當然這種收穫是多方面的，並非簡單的物質回報，而是更廣義的回報。企業做公益，不能急功近利、追求轟動效果，要有更長遠的眼光。
因此，在企業從事公益的過程中，我認為首先還是要將社會性放到第一位，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我們所開展的項目，是否能夠真正解決受助群體的問題，是否有足夠的社會價值，而不是企業從中可以獲得什麼樣的經濟利益。
其次，我們認為，企業在回饋社會的過程中，也一定會有所收穫，社會的進步，最終會使得每一個社會個體都得到好處，這是一種間接的收穫，是基於社會財富、社會價值增長的過程中，企業從中獲得的增值部分。
拿安利公益基金會的「春苗營養計劃」為例，這個項目是配備廚房設施，培訓廚房管理員，與公司的業務領域相隔很遠，公司不會從中收穫到什麼直接的好處。不過，我們相信，如果貧困兒童的營養問題得到解決，他們的未來發展機會也會更多，未來的中國社會也會更加和諧和進步，在這一過程中，企業也將成為未來的受益者。
「授人玫瑰，手有餘香」，幫助別人的過程中，也是自己心靈提升和人生充實的過程。英國詩人約翰·多恩說過，「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我們都生活在社會中，與他人有著密切的聯繫，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其實也在為社會的發展做著貢獻，我們是奉獻者，最終也是受益者。
企業行善需要誠意
《新民周刊》：最近這一年中國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機構誠信受到巨大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中，企業的公益事業怎樣應對公眾質疑的眼光？
鄭李錦芬：安利公益基金會在2011年正式成立，那一年可以說是中國公益行業信任危機最嚴重的一年，但我們很幸運，這一過程，讓我們很快認識到了公信力是公益組織的生命。這些風波促使我們從基金會成立一開始，就把公信力建設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
目前，安利公益基金會已經建成了一整套公開透明的運作體系，每一筆捐款，我們都會在官網公示，現在已經公示了超過12000筆捐款。我們春苗營養廚房的檔案也在基金會的官網進行了公示，供捐贈人和社會公眾監督。2012年年底，我們還邀請了一些主要的捐贈人回訪考察了他們捐贈的項目。
基金會管理的是社會的財富，公眾的監督與關注理所當然。對於公益組織來說，與其擔心公眾的質疑，倒不如努力做好公開與透明，用誠信的態度贏得公眾的信任。
《新民周刊》：目前內地公眾的公益觀念還處於啟蒙階段，在這樣的環境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鄭李錦芬：我堅信，善的觀念植根於每個人的心中，只要有能力，每個人都會尋找機會幫助別人，回饋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的慈善觀念並不落後。中國公益領域和國外的最大差距在於我們的行業剛剛起步，譬如公信力等方面還與國外存在著一定的距離，這就制約了公眾的慈善行為。所以安利公益基金會從成立到現在，我們也一直在思考著怎麼樣提升公益行業的管理和運作水平，我們試著將安利公司跨國企業的管理經驗運用到公益行業中，並且把我們的經驗和其他的行業夥伴分享。在此，我也希望我們的公益行業，能夠多多借鑑國際先進經驗，做好自身能力建設和項目開放，讓公眾的善心能夠找到恰當的地方安放。
《新民周刊》：企業在內地推進公益項目，有一個特點是需要與傳統的慈善機構或者黨政機關合作，這一點對於你來說是否是挑戰？
鄭李錦芬：我並不認為是一個挑戰，在中國有這樣一種說法，「下善為慈，上善為政」，中國的政府機構有很多的社會資源，做任何的公益項目，我們都需要和政府密切配合，去影響和促進公共政策的改善，這才是對弱勢群體最大的幫助。將公益和政府對立起來的觀念不可取。
在安利公益基金會項目運作的過程中，我們也始終與政府密切配合。以「春苗營養計劃」為例，安利公益基金會提供的主要是現代化廚房設施，廚房的基建、水電和未來日常的管理，都需要政府的支持與配合，我們每個廚房投入約6萬元，政府配套的資金是這個數字的4倍，可以說，沒有政府的支持，這個項目也不會收到這麼好的效果。對於公益組織來說，應該把政府當作同盟軍，找到雙方的公益共識，共同解決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