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惶惶的成都市，一有風吹草動，就更加動蕩不安。街頭跑了一隻兔子，傳到街西就會說成跑了一群牛。這天下午4時22分，金家壩街口上一家的5隻羊，不知怎麼地跑到房頂上去了，趕都趕不下來，成都市民的房屋在那時都房連著房，屋連著屋，5隻羊在驅趕中，從這家房頂竄到那家房頂，人們越著急，越是趕不下來。羊在房子上還像哭一樣，咩咩咩地叫個不停，東跳西蹦，把房子上的瓦都踩碎了。這件事本來在平時算不了什麼新聞，但在這特別時期卻具有特殊的新聞價值，被記者們搬上了報端。
大街上，人群雖仍成堆成片，亂鬨鬨的，但明顯比前幾日減少了以往兩種引人矚目的目標：一是軍車，許多車輛正開往川西，準備那裡的「會戰」和「突圍」。原呆在城中能開車坐車的，這時該走並有辦法走的也都走了，車沒人坐也就沒人開，更主要的是汽油，因全部保證飛機的用油，許多燒油的車輛不得不趴窩等待解放；二是由於戰局的緊張，許多妙齡姑娘誰還敢再出門，太太小姐們坐藏在家中，開始欣賞起「父母」服裝，長的稍有姿色臨街膽小者，下至剛成年的少女，上自還自我感覺能引起濫兵遊勇歹意的半老徐娘，萬不得已非得出門，也要在臉上塗抹上看上去讓人噁心的鍋灰油垢。有些報紙竟故作玄虛登載《尋人啟示》：「時裝女郎都到哪裡去了？」
傳聞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離奇。但勵志社中傳出的片片哭聲卻是真的，原來昨日12時由成都起飛的空軍第226號運輸機，於當天晚上7時飛抵海南島三亞機場上空時，由於天氣惡化，汽油燃盡，被迫降落失事，機上所載國防部、中央社眷屬40多人遇難。這天上午，三亞的消息傳到成都後，還未離開成都的國防部、中央社的官員們哪有不痛哭失聲的。沒有眷屬遇難的人一方面慶幸沒搭那架航班，一方面更擔心自己是否能走得成。人心更加浮動。
成都市民再次得知蔣介石已離開成都的消息，是在今天中午過後，《新新新聞》報在該日的報紙頭版頭條以醒目大字寫道：「蔣總裁巡視蓉市區」，有的市民也的確在那天下午的城門口或街頭見到過乘車巡視的蔣介石。而現時仍戒備森嚴的北較場，更使市民們懷疑蔣介石是否是真的離開了成都，離開了北較場(檔案記載：北較場內執勤的學生兵，是在12月18日由軍校教育處副處長徐幼常率領最後一批離開北較場西移新津方向)。
蔣介石的離蓉在當時即成了一個謎，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說是一個未解的謎。臺灣學者李敖所著的《蔣介石研究》中，寫到關於蔣介石如何在危急時刻脫險，借用別人的一句話說，是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運用了特種技術，終於將領袖送到安全地帶」，李敖說：「我不知道毛人鳳的『特種技術』是不是就是戰車。若不是戰車，哪將又是什麼呢？」那麼，蔣介石離蓉真的成了一個難以解開的謎嗎？下面我們不妨根據有關史料作一分析。
「離蓉之謎」的主要焦點，首先在於蔣介石究竟是在何時何機場離開成都飛往臺灣的？這在當時的新聞報導就有多種說法，在時間上主要有8日、10日、13日等幾種說法：在地點上主要有鳳凰山機場、新津機場兩種說法。
「8日」之說主要見於當時成都發行量最大的各晚報，上載：「蔣總裁已於今晨乘中美號專機離蓉，因事前未通知，故王主席等均未趕上送行。」這一消息在戰時的成都無疑引起了巨大震動，以致到今天筆者在採訪一些「老成都」時，他們都肯定地說蔣介石是在8日離開成都的：那天是「大雪」節氣(農曆十月十九)的第二天，是一陣白茫茫的「大雪」為蔣介石送別的，白軍飛走，紅軍到來。
那時曾多次在北較場受到蔣介石約見的國民黨第十六兵團司令陳克非，在1962年發表回憶文章時，也多處指明蔣介石是在8日離開成都的。前面已提到過的地下黨「留蓉工作部」在時間相距剛一個月的《策反報告》中，也是白紙黑字地寫著12月8日，蔣匪離蓉。」筆者在訪問當時被挑選出任「捉蔣敢死隊」的隊員們時，他們也無不惋惜地說：「我們計劃是在10日左右晚上行動，可是蔣介石提前在8日跑了。」然而，「8日」之說顯然是錯的，這在本文前面已有表述。
「10日」之說，較為普遍流行，主要有12月11日的《新新新聞》報，文載：「蔣總裁離蓉飛臺」，具體時間是10日中午12時30分。國民黨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1965年的回憶文章中亦說是十日，具體時間是早飯後不久，他說那天黎明他剛準備躺下睡一會，忽得知蔣介石要走了，他立即驅車趕到鳳凰山機場送行，與蔣介石說了幾句話，蔣的座機便升空飛走了。
熟悉成都附近地形的人知道，從北較場到鳳凰山機場，小車行駛充其量不會超過半個小時，按王陵基的說法，蔣介石起飛時間不會超過上午九時。而據另一當事人蔣經國的「日記」稱，他們蔣氏父子是於10日下午2時從鳳凰山機場升空飛臺的。其它一些文章所載「10日」之說，便多是源於以上「一報兩人」之文，但在具體時間上，三者又不相一致，究竟誰是誰非呢？同是蔣經國的「日記」，在11日卻是空白，而在12日的「日記」中寫道：「日昨尚在成都」，這個日昨與昨日是沒有根本區別的，說明蔣氏父子11日還在成都。
另據許多回憶文章載，蔣介石是在聽說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起義通電和駐宜賓的國民黨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的起義通電後，才決定離開成都的。蔣經國在10日的「日記」中就這樣寫著：「父親返臺之日，即劉文輝、鄧錫侯公開通電附共之時」。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六處處長徐文山回憶說：「蔣介石在成都聽到郭汝瑰在宜賓起義的消息，氣得捶胸頓足。」那麼，劉、鄧、潘和郭汝瑰的通電起義時間究竟是在何時呢。
檔案史料證明，劉、鄧、潘的起義通電所署時間是12月9日，但是，通電發出的時間卻是十一日深夜，據當事人稱，之所以時間不署11日而署9日，是為了表示不落後於在9日通電起義的雲南盧漢，關於此事已有專門文章論述。這也就是說，蔣介石若得知劉、鄧、潘的起義通電，最早也得是12日凌晨的事。由此可見，蔣經國的「日記」正如本文前面多處列舉，在日期上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特別是對照檔案史料看，蔣經國在寫到這一段時好像總是在隱瞞著什麼東西。
關於郭汝瑰的正式通電起義時間，經考實查證，也不是過去一些文章所說的9日或11日，而是12日，這有當時解放宜賓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的戰鬥日誌和戰史為證；「我軍主力進抵宜賓後，野司電令我軍與其接洽談判，該軍於12月12日12時通電起義。」這又說明，蔣介石若得知郭汝瑰部起義的消息，最早也得在12日下午，那他的離蓉時間也顯然是在12日之後。
劉文輝的第24軍代軍長劉元在1984年12月6日寫的《國民黨二十四軍起義概況》(載成都軍區《黨史資料》1985年第1期)中寫道：「劉、鄧、潘宣布起義後，十三日蔣介石就倉皇逃到臺灣去了。」參謀長楊家禎在1984年底《國民黨二十軍起義始末》中也寫道：「劉、鄧、潘宣布起義後，蔣介石感到絕望，就於十三日飛逃臺灣去了。」時任成都警備司令的嚴嘯虎，在1962年的回憶文章中對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記事後寫道，「蔣遂於13日飛逃臺灣」。以上種種跡象也表明，蔣介石在13日之前，仍住在黃埔樓內，等待著國際、國內形勢能有個轉機，但這個轉機卻始終沒有到來。此日深夜，實已是12日凌晨，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起義通電傳入黃埔樓。通電如雷貫頂，驚得蔣介石從床上跳了起來。通電開篇寫道：
「北京毛主席、朱總司令並轉各野戰軍司令暨全國人民公鑑：
蔣賊介石盜取國柄二十餘載，罪惡昭彰，國人共見。……所望川、康全體軍政人員，……努力配合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之殘餘，以期川、康全境早獲解放，坦白陳詞，敬維垂察。」通電中開頭「蔣賊介石」幾個字，更是驚得黃埔樓內所有聽到這一消息的人為之瞠目結舌。
晨曦中，已聞遠處傳來隆隆解放炮聲，蔣介石癱倒在床上。
解放大軍的「鐵掃帚」終於掃到了成都，蔣介石及其侍從人員不得不作出了馬上離蓉的決定，著手在選定具體時間等技術細節上絞盡腦汁。
巧施金蟬脫殼計，鐵甲護送登機去
蔣介石離成都的方案定下後，胡宗南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拔掉去機場路上的釘子，急調部隊攻打城南交通要道上的武侯祠。
武侯祠，是成都市南郊的一個古蹟勝地，有三國時期劉備的墓地和後人專門為紀念一代名相諸葛亮建造的祠堂。在臨解放時，這裡駐紮有劉文輝第二十四軍起義部隊的一個團。這個團原系劉文輝部第一三七師特務營。駐於城南郊本來只是作為劉部往日販運煙土的一個關卡，並無很強戰鬥力。在胡宗南部由陝入川到了成都附近後，有些川籍的士兵不願隨軍奔波，便滯留了下來，加入了特務營，於是這個營由原來兩個連200多人迅速擴展到2000餘人。有些進步人士也來到這裡。武侯祠內官兵推舉原第一三七師的團長聶文清指揮。又因為原來這個營的營長是董旭坤，故人們稱這個營(團)為「董營」或「董團」。
本來，劉文輝在宣布起義之前，曾準備撤出駐武侯祠的這支部隊，但出於某種政治上的考慮，又堅持留下了這個營，並堅決地說：「天亮了，我們還沒有什麼表現，縱然犧牲這支隊伍也在所不惜。」因此，這個團在危機四伏的險惡局勢下，仍踞守在武侯祠中。
胡宗南為了保證蔣介石的轎車安全通過武侯祠關卡，竟不遺餘力調動了10輛裝甲車和坦克車，先一日聚集在北較場軍校操場上。
很顯然，若僅是為了攻打一個已處於胡宗南大軍包圍之中的「孤島」，而又非堅固工事的祠堂，何以動用如此多鐵甲兵，並把攻打時間選在深夜，且戰車也在行動之後開往新津呢？其背後肯定隱藏著更大的機密——這便是用裝甲、坦克車開路並藉以混淆視聽，掩護蔣介石出城登機離開大陸。
盛文在胡宗南的授意下，特制定並下達了《攻擊武侯祠戰鬥方案》：
一、以第七師一個師的兵力，包圍攻擊劉文輝駐武侯祠部隊；另以一個營的兵力部署在由城內到武侯祠必經之地南門大橋及大橋與武侯祠相連的地區，斷絕這一線的交通。
二、戰車營的輕型坦克及15噸裝甲車，掩護部隊攻擊前進。
三、先對武侯祠守軍實施炮擊，儘可能地保護祠堂。對於劉湘墓園建築毀壞與否，視戰鬥需要由第十七師自己決定。
四、以第二五四師五五五團一個團的兵力，由南門至西門設防，預備阻擊其他川軍部隊及中共地下黨遊擊武裝的攔截或增援。
五、為防止駐城內華興街鄧錫侯部第九十五軍秦述觀輸送營在城內截斷出城道路或出援武侯祠守軍，特先派第二五四師五五四團以一個團的兵力，在對街居民房頂架設重機槍、無後座力炮，一旦秦營出動，即消滅之。
六、以第五五五團四個加強連兵力，包圍劉文輝在城內的新玉沙街公館，嚴密監視不使該公館內劉部一個營出援。然後，可視情對公館封查之。
胡宗南看了以上方案後，又特別叮囑：以上行動方案，嚴格保密。各部戰鬥布置必須在13日午前完成。違令者以軍法論處，就地正法。他在親自部署好由北較場到武侯祠沿途各要道、街口兵力後，又沿此路線秘密驅車走了一圈，在確信不會出什麼問題後，才放心地返回黃埔樓，向蔣介石覆命。
這天晚飯後，蔣介石已作好了離開成都的準備，他很清楚此行將是他與大陸的告別之行，也或許是永別，胸中別有一番悽涼滋味，多少往事湧上心頭。他把公子經國叫到身邊，二人合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中華民國國歌，傷感至極。一旁的人也灑下了同情的淚水。窗外，那棵高大的銀杏樹在寒風中面對黃埔樓低歌。眾枝頭丟出一柄柄心一樣形狀的黃葉，在冬的時令中翻滾而下。
蔣氏父子痛苦未止，侍衛人員慌慌張張從樓下跑上來報告說：「軍校前門附近發現有可疑人行蹤。」為了安全起見，請示是否可以出軍校後門或東門，繞道再由裝甲車輛護送出成都南門。
蔣介石厲聲斥道：「餘由軍校正門進來，必由正門離去。」他因憤怒而有些失態。他悲感交集，心力憔悴。
侍衛人員只得趕緊打電話令國民黨軍盛文等部協助，設法引開軍校正門前附近的嫌疑人員。
夜幕低垂，約十一時左右，蔣介石、蔣經國、陶希聖、谷正綱、俞濟時以及秘書沈昌煥、曹聖芬一行，與繼續留守軍校中的顧祝同等人告別。一切都在無言中進行，個個都明白對方的「啞語」。
裝甲車、坦克車已起動轟鳴等待在校門旁，蔣介石一行在軍校第二十三期二總隊一個大隊乘車護送下，出軍校正門直向城南馳去。悽風苦雨中，街上已斷行人，連近在街旁鋪面門板後的夜狗狂叫聲，也顯得十分遙遠。
隆隆馬達聲蓋過街面，由於這兩天裝甲車、坦克車經常上街，市民們對這些鐵甲怪物也已習以為常，並不多加注意。直到武侯祠槍炮聲很快響成一片，市民們才意識到這一夜晚不同尋常。
可想而知，武侯祠內這支剛組合的隊伍，怎能抵擋得住胡宗南用六個團的兵力配屬重武器的攻擊。
市民們也滿以為很快就會解決戰鬥。但說也奇怪，如此懸殊兵力，胡宗南解決這個團競持續到次日拂曉八時前。炮彈呼嘯聲，彈藥爆炸聲，士兵們的衝鋒吼叫聲，亂糟糟的人群哭喊聲，一直折騰了一夜。天亮有消息傳來，「董團」傷亡一百餘人，大部被俘。
武侯祠一戰，在當時的成都各大報都有報導。市民驚聞一夜激烈槍炮聲，相距有兩站路漿洗街一帶的幾位居民在床上竟被穿過房頂的流彈打傷。
至今許多當年住武侯祠附近的居民仍對此大惑不解，為什麼那鐵甲怪物停在武侯祠門口轟鳴作響，既不向祠內進攻，也不熄火，相繼輪番開炮，後來又不等步兵進攻展開，急急忙忙向新津方面開去了呢？
其實，說怪也怪，問題就在於胡宗南的任務並不是以解決「董團」為目的，掩護蔣介石順利離蓉登上飛機才是第一要旨。
胡南宗在攻打武侯祠同時，為掩人耳目，攪亂視聽，又令所部在城內繳了駐守劉文輝公館一個營的槍，藉口是「董團」和這一個營不聽讓其早日遷出城外40公裡遠的招呼，並無別的理由。
劉文輝公館的被佔，胡宗南部的目的是在於搶劫公館內的財物。劉文輝佔據、統治川康多年，私宅中的財物不計其數。這次入宅搶劫，僅大項計搜去財物：保險箱7個，其中多為金銀首飾和珠寶；黃金3000多兩：銀箱26個，8000多塊銀元；鴉片煙1萬餘兩；大小皮箱52個，內裝貴重皮毛衣物；大小汽車3輛及各種貴重物品、名人字畫等。這裡雖然也駐有劉部一個營，但胡宗南根本沒把這幾百人看在眼裡，因此在強入公館時，也就根本用不著裝甲車、坦克車之類的重武器。對付有差不多兵力的武侯祠劉部守軍，那是為掩護蔣的逃離戰，當作別論。
再說蔣介石一行人的車輛，在那裝甲、坦克車轟鳴馬達聲和激烈的槍炮聲吸引住不明真相人的耳目之時，從夾雜在裝甲、坦克車輛的行列中駛出，經武侯祠門口向西逕直衝去。
蔣介石等人到此時才稍放下心來。
在車隊將抵新津飛機場時，突遭地方武裝力量的攔截，隨行擔任警衛任務的軍校學生立即還擊，戰鬥較激烈，「每當一名軍校學生遭受襲擊傷亡時，即以另一名學生遞補，以維護蔣公的安全」(臺灣出版《傳記文學》一作者語)。
軍校學生蒲劍虹在1987年對筆者回憶這段往事說：「我們在卡車上邊打邊向前衝，蔣介石的轎車就緊跟在我們卡車後面，車隊一停也未停，穿過火力網，直開進新津機場。」
蔣介石走出轎車後，向卡車上的軍校學生招了招手，沒等後面的車輛來到，就直奔中美號專機，上機稍回過神來後，又再次向站在飛機一旁的胡宗南等人作別。
中美號專機已發動，旋即駛入跑道，騰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黃鶴一去不復返，只剩空樓悠悠
1975年4月5日11時50分，蔣介石因心臟病突發病逝於臺灣，他趕緊了僅10分鐘，死在了這個清明節的晚上。蔣介石從成都一別，從此再沒有踏上大陸半步。
現在，蔣介石的靈柩，停放在臺灣「慈湖行館」正廳，其遺體經防腐處理。
蔣介石躺在黃色大理石的靈柩內，身著長袍馬褂，這是他在26年前的成都，最後離別大陸時的一身裝束，只不過死後，別人又在他胸前配戴了一串勳章。
與安放蔣介石靈柩正廳相連接的廂房，現保持著蔣介石生前臥室的樣子，臥室的茶几上放著一張蔣介石生前手書的便條，上書「能屈能伸」四個大字。
這正是：
慈湖行館屈難伸，留身也難大陸遊。
多少反攻豪言去，夢裡依稀黃埔樓。
本文摘自《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日子》，陳宇 著，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