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燁的《推拿》溫暖而殘酷，複雜而矛盾。畢飛宇非常欣賞這一點，他最怕改編後的作品給觀眾一種錯覺：盲人生活得已經很好了。「中國盲人的處境其實非常艱難。從人性角度講，每個人是平等的。但從社會保障體系說，一定要把殘疾人當弱者看。」 （劇組供圖）
「我把《推拿》扔給他就不管了，任由他處置。」畢飛宇指著婁燁笑，然後補了一句，「這次你一定會通過審查。」
審查很順利，只用了一周；剪輯卻用了一年半。一般電影的片比是1∶7，這次婁燁一共拍了兩百個小時，片比是1∶100。「婁燁告訴我，他可以用素材剪出三到五部不同的《推拿》，所有可能性他都想好了。」畢飛宇說。
對婁燁而言，這次他面對的兩大難題是：如何改編小說，如何面對一個從未曾體驗過的、看不見的世界。
2014年第64屆柏林電影節上，婁燁執導、根據畢飛宇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推拿》獲得「最佳藝術貢獻獎」。
美國《綜藝》雜誌將《推拿》視為婁燁最好的作品之一，它認為婁燁解決了這兩大難題：「電影《推拿》沒有糾纏於原著小說的敘事語言和人物結構，而是採用乾淨、簡單、聚焦的敘事線，像拍攝紀錄片一般去觀察盲人的世界……畢飛宇小說被許多讀者稱讚為避免了此前許多中國大陸文學裡對殘疾人居高臨下的語氣，在婁燁的電影裡，他通過站在盲人的視角、讓正常人進入黑暗的體驗，傳遞了與小說氣質相似的一致性。」
相當於改編微型《清明上河圖》
畢飛宇和婁燁相識於2006年。那年，他們受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舉辦的作家培訓班，兩人做了三個月同學，彼此稱對方「老同學」。
「老同學」一直希望合作一次。最早商量的題材是關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後來畢飛宇拒絕了，「這對我來講動作太大，我得先到耶路撒冷生活很長時間」。
2008年，畢飛宇寫完《推拿》，電影版權賣出後，投資方屢屢找不到合適的導演來拍攝，畢飛宇想到了婁燁。2012年，婁燁接下了《推拿》。
「這當然是畢飛宇的《推拿》，我認為它也應該是我的《推拿》。」婁燁對南方周末記者開門見山。
小說《推拿》裡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叫「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的地方。「沙宗琪」是一個小社會，上演著盲人生活悲喜劇。小說裡，王大夫、沙復明、小馬、都紅、小孔……十幾號盲人推拿師，畢飛宇給每個人安排的篇幅幾乎一樣——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沒有主人公的小說。
「這是一個犯忌諱的小說，可以說是問題巨大。」畢飛宇這樣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自己的編排，「為什麼沒有主人公？因為平等觀念是這個小說裡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我要求自己從寫作的第一步就開始實踐這個觀點：不能再讓小說的盲人分出等級——誰是主要人物、誰是次要人物。」
這種設計要轉移到電影、電視裡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意味著要給予每個出鏡人物平等的時間和空間。從2008年小說《推拿》發表後，電影、電視、話劇版權相繼賣出，編劇和導演們的抱怨就從來沒從畢飛宇耳邊消失過：「男一號是誰？女一號是誰？沒有。對每一個改編的人而言都很費勁。」
婁燁也曾試圖從畢飛宇那裡尋找答案。他向畢飛宇諮詢過一些問題，畢飛宇沒有回答。「我給他提議也許會幹涉他的工作，而創作必須是獨立和自由的。」畢飛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整個電影項目進行的過程中，畢飛宇只給過一個確鑿的建議：希望能在南京拍攝。婁燁接受了。
婁燁對《推拿》很熟，有時候他和畢飛宇說話，會無意識地用起《推拿》裡的句子來，這時候，往往畢飛宇自己也沒能察覺。後來，他和編劇馬英力模仿那些句子的語氣和風格，為電影寫了畫外音，這讓畢飛宇覺得非常「好極了」：「這個改編是高級的，我渴望的也是這樣的東西。改編，你不能把它弄成跟小說一模一樣。」
李安拍《色，戒》時，也有過一段類似的體悟：「改編劇本最重要的，是不被原著的文學手法欺騙和約束。」當年他想方設法，把被張愛玲用文字掩蓋的東西用電影找出來。
婁燁也一樣，他熟讀了小說，然後扔掉小說，把《推拿》想像成一部微型的「清明上河圖」。決定遵照中國畫的作畫邏輯拍電影：「首先出現的是一個白的畫面，就像一個中國畫宣紙一樣，然後開始慢慢有了一些墨跡，接著，影片開始了。」
映在畫面上的第一塊「墨跡」是小馬。小馬是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的推拿師，他原本是個視力正常的孩子，但童年時在一次車禍中失明了。自己已經失明這件事，小馬是通過別人的嘴巴才知道的，那一刻，小馬的世界坍塌了。
婁燁和編劇馬英力沒有選擇在「清明上河圖」上平鋪十幾個人物，而是把筆墨聚焦在了最富戲劇衝突的五位盲人推拿師身上：小馬、準備創一番事業的「王大夫」、「王大夫」的戀人小孔、推拿中心老闆沙復明、漂亮的盲人女推拿師都紅——她是沙復明熱烈追求的對象。
小馬成了這幅「清明上河圖」上的主線人物。後來，婁燁悄悄告訴畢飛宇：事實上小馬並非著墨最多的那個人，那只是剪輯造成的假象。小馬在片中還沒有秦昊飾演的沙復明，和郭曉冬飾演的「王大夫」戲份多。
畢飛宇的作品很「冷」，婁燁看見的是「冷」背後的「翻騰」。「《推拿》不會是一個非常安靜的電影。」婁燁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影片裡，剛剛失明時情緒崩潰的小馬，用一種決絕的方式來對抗自己——他將一把刀直接割向脖子上的大動脈。汩汩地，鮮血噴湧而出，血淋淋的。
另一場「翻騰的」、「血淋淋」的場景，發生在中年盲人推拿師王大夫身上。王大夫有個遊手好閒的弟弟，因為好賭，欠下了巨額債務，債主上門追債，一籌莫展的父母情急之下給王大夫打電話求助。王大夫身上有一點積蓄，但那是他和小孔一塊攢下來準備結婚用的，積蓄對小孔來說就是全部，但對債主而言，只是冰山一角。王大夫決定割肉償債。他提起刀，對著追債的人，一刀一刀朝自己身上割下去。
「要是沒有劃脖子、割傷自己，就表現不出影片的力量，這是很難跳躍過去的。即使是同樣的愛與痛，盲人也會比普通人更敏感，來得也更強烈些。」婁燁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自己的用意。畢飛宇對此非常贊同：「盲人的世界就是殘忍的，命運就是殘忍的。」
畢飛宇的小說很「冷」，婁燁的電影卻是「翻騰的」、「血淋淋」的。中年盲人推拿師王大夫面對著追討弟弟賭債的債主，無錢還債，便一刀一刀朝自己身上割下去。「即使是同樣的愛與痛，盲人也會比普通人更敏感，來得也更強烈些。」婁燁解釋。 （劇組供圖）
「如果有能力做別的， 我不會推拿」
「我們就是演自己，就像在生活一樣。」盲女張磊靦腆地說。她是電影《推拿》裡小孔的扮演者，一位真正的盲人，和其他幾位盲人演員一樣，拍《推拿》前沒有任何表演經驗。柏林電影節《推拿》新聞發布會上，她的這句話讓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張磊有一雙漂亮的大眼睛，看上去並不是空洞無光的，反而顯得炯炯有神，這讓與她交談的人會一時忘記她失明這件事。2012年暑假，《推拿》劇組到南京盲校找演員，同學們都放假了，劇組在教務處看到了學生張磊的證件照，乾乾淨淨的臉，漂亮的大眼睛，還有樸素的笑容。
得到了劇本，張磊懵了。劇中她要有兩場激情戲，不僅要和王大夫熱烈擁吻，還有性愛鏡頭，還要裸體出鏡。「我還是學生，也從沒有表演經驗，再加上中國的教育還是保守的，我一下子非常不能接受。」張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劇組告訴張磊，導演追求的是真實，但只要她自己不願意，絕不勉強。最後在家人的鼓勵下，她同意演出。
這兩場激情戲讓歐洲電影觀眾豎起了大拇指。戲裡，張磊的青澀、不自然、不熟練和害羞，甚至潮紅的臉，都恰到好處地表現出情竇初開的小孔應有的狀態。
張磊最初並不喜歡小孔，看小說時，她覺得小孔有時候說話比較直，這和她的性格正好相反，「如果我有什麼事情看不順眼、看不慣的話，我是不會說的。」後來，在戲裡與小孔相處了一段時間，她看到了小孔討人喜歡的一面：溫柔、心思細膩、會為別人著想。
張磊是先天性失明，對「光明」從來沒有什麼概念。她出生於1990年，在江蘇南通市轄下的一個小縣城長大。上幼兒園時，小朋友們都欺負她，在放學的路上扔東西打她，或者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灌到她的書包裡。和普通的孩子一起上學，念到小學一年級就跟不上了。學校勸她退學，推薦她去培智學校念書，這是為智力不好的孩子開辦的學校。報到後，學校的老師勸她不要在那裡上學，對智力發育沒好處。他們只能回了家，媽媽買來黑板和課本，成了張磊的老師。
直到小學三年級，張磊才插班讀了南通盲校，班裡連她在內只有六個人。因為家遠，她很早就開始了寄宿生活，直到節假日才回家。最開始媽媽來接她，後來家裡添了弟弟，媽媽太忙，她就自己來回，往返輾轉四小時車程。
再後來，她念了南京盲校、中專、南京中醫藥大學盲人班，一直在盲人的圈子裡生活。盲校的生活帶給張磊的回憶是美好的，除了基本課程外，學校還有器樂課，可以到民樂組裡學民樂，也可以學鋼琴，還可以學電聲樂；也有家政課，老師會教她和同學們縫縫補補，如何疊東西，教她們如何出去購物，怎麼挑米，教她們做菜。除此之外，還要學習禮儀知識，比如面試時，怎樣穿戴才得體大方，能贏得面試官好感。
電影裡、小說裡的盲人生活是灰色的，張磊的世界卻是彩色的。她對未來有各種期待。比如，她對角色配音非常有興趣，曾在「聲音工作室」實習過，做一些小的音頻，還做過一些公益廣告的音頻，老師覺得很棒，還放到廣播節目裡面播放。
「從我有記憶時我就是這樣，可能因為一直待在盲人的圈子裡，大家都一樣，沒有跟外界的對比，也就沒有什麼落差，所以我一直都過得特別開心。」張磊露出了她在電影裡常見的、羞澀的笑臉。
推拿這門技藝是張磊2008年念中專時才開始學的。那是一個南京盲校和走讀中專合辦的學校，只有一個專業，就是針灸、推拿，她在那兒學了三年。後來南京中醫藥大學針對盲人開辦了一個班，也只有推拿一個專業，後來改名為康復治療技術專業。除了學習人體解剖，還要學中醫、學養生、學按摩，基礎的都學好了，就學內科按摩、婦科按摩、兒科按摩。
張磊一點也不喜歡推拿。小時候在縣城裡，聽老家人講按摩不是什么正經工作。但推拿仍舊是盲人謀生最重要的一種工作。她手指的關節特別軟，時間長了，整個人用力，一按就特別疼，在推拿房實習時，一天工作11個小時，大部分時候，是做完一個客人，就連著做下一個客人。
「如果我有能力去做別的，我還是不想做推拿的。」張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他媽的》
經常，畢飛宇會和婁燁聊起一些他和盲人交往的故事。一些沒有被畢飛宇寫進小說的情節，婁燁把它們放進了電影裡，比如「下樓梯」。
有段時間，畢飛宇天天跟盲人推拿師們在一塊泡，好幾個女孩叫他爸爸，男孩叫他大哥。他一般是夜裡十一點多去推拿中心，十二點結束後，一群人手拉手往各自家裡走。
有個夏天晚上，下班前，畢飛宇來到了他們的宿舍聊天。其中一個小夥子和女友想請他吃飯。畢飛宇和女孩走到了門口，過道裡的燈不知什麼時候壞了，黑咕隆咚。
因為太黑，畢飛宇很本能地把女孩的手拉了起來，準備攙著她往前走。等感覺要下樓那一剎那，他的腳突然不敢動了——他怕踩空了。這時候，小女孩說，我來攙你吧。女孩在黑暗的樓梯上走得飛快，直到最後一個階梯，女孩轉身說：畢老師，你不如我吧。
「那是非常動人的一剎那，這是人的能力在不同環境下的互換，誰究竟是強者，究竟誰可以幫誰，這個世界能不能缺少幫助？」畢飛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件事曾是觸動畢飛宇寫《推拿》的第一推動力。
小說《推拿》的結尾，是一場集體的告別，像現實世界避難所一般的「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關門大吉，一群人集結在一家餐館，各自告別，往後單打獨鬥地面對外面的世界。
這和現實生活一樣。畢飛宇經常去光顧的盲人推拿中心建在繁華的市中心，房租天天見漲，漲到推拿中心已經承受不了的地步，只好關張。那些與他天天泡在一起，親切地叫他「爸爸」、「大哥」的年輕推拿師們，各自離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小型的家電生活館。
推拿中心拆了，電影《推拿》也不能在原址復建。劇組找到了南京五臺山體育館附近的一家老年服務中心。畢飛宇把南方周末記者帶到這家老年服務中心，指點起故事裡發生的場景：門口的「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牌匾是臨時搭建的，一樓的儲存間就是戲裡推拿師們更換工作服的地方，二樓一個老年活動室，昏暗、陳舊的環境，正好改裝成了一個跳舞的迪廳，構成了盲人的社交圈，三樓原本就是一個推拿中心……
婁燁把結尾改了，改成了小馬一個人的告別。小馬在紅燈區的洗頭房遇見了同樣年輕的「洗頭妹」小蠻，兩人原本只是簡單的性關係，後來他們漸漸愛上了對方。小馬帶著小蠻私奔了。鏡頭搖向了兩人私奔的住所，小馬從外面辦事歸來，慢慢靠近正在走廊洗頭的小蠻，小蠻的頭髮剛剛浸水，溼漉漉的還冒著熱氣。她立起身，望著小馬笑了——儘管讓人看見了溫暖的愛情，但現實的環境依然是一個嚴酷的冬天，在城市裡一個完全被忽略的、潮溼而破舊的骯髒角落。
畢飛宇非常喜歡這一段處理。他曾看了一段電視劇版的《推拿》。在那個版本中，盲人和主流社會混跡在一起。這部被譽為「零差評」的電視劇，被媒體認為「為觀眾們描述了一個完整的盲人世界」——正是這句評價，讓畢飛宇十分抗拒。
「我渴望描繪一個完整的盲人世界，但《推拿》寫的是盲人推拿師，這註定了它只能描繪盲人世界的精英階層。我特別擔心中國的老百姓從電視劇裡產生一個錯誤的結論：盲人生活得很好了。」畢飛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盲人的處境其實非常艱難。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我認為每個人是平等的；但從能力的角度出發，我們一定要強調人是不平等的。我要對社會保障體系說，殘疾人和健全人一點都不平等，一定要把他們當弱者看。」
正如畢飛宇所欣賞的，婁燁的電影裡，盲人的生活始終溫暖而殘酷、複雜而矛盾，就像片中的那首歌一樣，「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那是一首愛情歌曲，它的名字卻叫《他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