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宮博物館的精華很多，比如歷代的水井遺蹟、曲流石渠遺蹟等等，可移動文物藏品方面，可看點也不少。當中，有一種飾有熊紋的空心磚，看著憨態可掬，卻是獨一無二的寶物。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卜松竹
這種空心磚
應該是臺階的踏跺
1995至1997年，廣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廣州市中心的中山四路發掘了南越國宮署遺址，揭露出石築蓄水池和曲渠等人工園林水景，出土了大量石、磚、瓦等建築材料以及一大批能明確遺址年代和性質的遺物和陶文、石刻。國家文物局組織有關專家學者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察和論證，一致認為這是南越國宮署遺址的部分御苑遺蹟。1995和1997年的發掘分別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遺物以建築所用的磚、瓦、石出土量最大，當中就包括這種「熊飾空心磚」。
這種空心磚呈長條形，中空，兩端封閉。大多數朝上的一面模印幾何圖形，個別兩面施紋，紋飾與方磚相同；其餘三面拍印繩紋。兩端面為立體感很強的範制熊紋。一般長130釐米、寬31釐米、高26釐米、壁厚4.5釐米。
據《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1995-1997年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簡報》）所言，南越國宮署發現的空心磚只有一種用途，「就是階陛的踏步。這種長條形的踏步秦鹹陽宮就已發現，秦漢的建築遺址也常有，但兩端飾熊紋的僅見於南越宮署。」
據《簡報》的說法，在南越宮署遺址的範圍內，發現為數不少的磚材。但只有1997年發掘御苑的迴廊遺蹟保存原位及結構，其餘幾次都是散亂出土，砌磚結構已被後世破壞。有的方磚在東漢時被用來修砌排水溝，還有不少磚塊出土於晉、唐文化層之中。宮署發現的磚主要是方形磚，另有長方形磚、長條形磚、三角形磚、空心磚和券形磚等，「就目前所知，空心磚用作階陛的踏步，扇形磚用於砌井，其他磚主要用來鋪地或欄邊。」
踏跺具有保護臺基、防潮的功能。有研究者指出：「這種具有極強結構邏輯的裝飾藝術在散水印花磚、萬歲瓦當中也被表現出來。厚重的印花磚保護了臺基，萬歲瓦當遮擋了梁架簷柱的日曬雨淋。」
在漢代
熊紋飾是特殊地位的象徵
據宋人記述，番禺城是個僅「周回十裡」的小城，其核心區段就在今中山四路西段，數十年來廣州市發現南越國時期的墓葬都在這個範圍以外，即城外，這為南越國都城的確定提供了可靠的旁證。
有文博學者指出，在傳統禮儀制度系統內，建築與禮樂重器的裝飾同等重要，神秘圖案和色彩被賦予了「惡以戒世、善以示後」的實用禮儀功用。商周時期的宮廷建築已經發現精美的裝飾材料，如商代建築師設計建築時，在支撐宮殿的木構件施以雕刻和彩繪，牆壁上進行壁畫裝飾，在門、窗、槅扇的顯著部位用銅、石包裝。南越國宮署建築空心磚踏跺兩端的熊飾，也充分說明了建築裝飾在禮儀制度中的作用。
從圖案上可以直觀地看出，熊紋主體表現了熊頭部的圖案，熊兩眼正視前方，炯炯有神，前後掌緊握、並列相聚、威武有力，活靈活現地塑造出熊的形象，特別突出頭和掌的作用。因為卡通影視的宣傳，熊這種動物在部分小孩子看來相當「萌」，城市生活中的一些人們也似乎忘記了這是一種攻擊力很強的猛獸。在南越王宮署遺址出土的熊飾空心磚，也有這種兩面性，一方面似乎有些憨態可掬，另一方面又比較霸悍威猛。
據《周禮·天官·司裘》記載：「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射其鵠。」王之射禮以「三侯」即虎、熊、豹，諸侯射以「二侯」即熊、豹，卿大夫射以「一侯」即麋，士射以犴為侯。學者指出：所謂「侯」者，指不同的獸皮裝飾製作的箭靶，實際是田獵時貴族等級的符號標誌。熊在百獸之中的突出地位，令它在尊崇尚武精神的漢代成為一種特殊地位與身份的象徵。
遠古的神話
說明古代人與熊的密切關係
關於熊的裝飾，在南越國時期的其他出土文物中也見到不少。西漢南越王博物館館員霍雨豐在《南越王墓的動物世界》中就進行了歸納：「南越王墓西耳室的熊圖案出現在節約中，節約是車馬器中馬飾的飾件，南越王墓的熊形節約主要有兩種圖案，以及大小不同的式樣。兩組圖案的熊形節約都呈半球形，球面所鑄的熊突出熊首和四爪，呈蜷縮狀，也像在啃咬的樣子。」他指出：「這類熊形節約，和其他漢墓所出的熊形節約基本一致，如河北滿城漢墓、河南永城芒碭山梁王墓等。此外，南越王宮所出的熊飾磚，和南越王墓節約上的熊形一致。」
此外「西耳室的一件玉珌的一面有一熊淺浮雕熊紋，這隻熊雙掌拉著螭虎尾，並用口銜咬，作嬉戲搏鬥狀，表現極為生動。此外，東耳室和西耳室出土的3組共12件銅瑟枘，呈博山形，每一件都有若干動物造型環繞其上，其中就有熊蹲坐著。」
霍雨豐還指出，熊形和熊飾在漢代出土文物中常見，最常見於各類銅、陶用器的器足，此外，也見於鎮、節約、磚等器物之上，「這些熊飾表現歡快，似乎反映了漢代生機勃勃的氣息。」
有研究者指出，現存的漢代遺物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熊圖像，形態各異、配置多樣。體現出熊在漢代身份的多重性、地位的特殊性。在漢代之前的古史中，有大熊伏羲氏、黃帝有熊氏、鯀禹化熊等神話，都提示中國上古時代應當有一脈與熊關係十分密切的文化，且中華文明起源與熊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紅山文化等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玉熊、陶熊、熊頭骨等，都是與這種文化有關的證據。
具體到漢代，漢代人將熊圖像施於畫像石、畫像磚、壁畫、玉器、搖錢樹等各種藝術形式之上，配置在不同場景中，有刻畫在西王母旁的熊圖像；有出現在祥禽瑞獸間的熊圖像；有手持鼓槌狀物的熊圖像；有蹲坐支撐器物的器足熊；有擊掌舞蹈的熊圖像等等，實際上也是一種遠古熊文化的遺風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