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吉祥圖像藝術

編者按：葫蘆作為人類最早馴化的一種植物，在伴隨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中，產生了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葫蘆文化，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以福祿吉祥、納福招財、驅邪禳災的美好寓意，在中華文化譜系中佔據重要地位。《葫蘆文化叢書圖像卷》從葫蘆題材繪畫、剪紙、雕刻等吉祥圖像入手，對葫蘆吉祥文化進行了系統研究發掘闡釋，不僅從一定角度展現了傳統藝術的發展脈絡，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觀念。

葫蘆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瓜類植物之一，在距今約七千多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發現破碎的葫蘆和葫蘆籽,另外在江蘇、湖北、江西、四川、廣西等地的商、周、春秋墓葬中也都有葫蘆和葫蘆瓢出土。有學者在對甲骨文的研究中，認為甲骨文中的「壺」字即指「葫蘆」，並推斷我們的先民已經用葫蘆作為盛水容器，也直接影響了後世陶器與青銅器的造型。而在中國古籍文獻中有關葫蘆的記載最早可追溯到《詩經》,《詩經·邶風》云：「匏有苦葉，濟有涉深」；《詩經·衛風》云：「齒如瓠犀」；《 詩經·幽風》云：「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詩經·小雅》云：「南有木，甘瓠累之」。其中的「匏」、「瓠」、「壺」、「甘瓠」均指葫蘆,陸佃《碑雅》曰：「長而唐上日瓠，短頸大腹曰匏」、「似匏而圓曰壺。」之後，記載葫蘆的文獻更多，據清代《古今圖書集成》統計提到葫蘆的古書有近百部（篇），至於葫蘆的名稱也紛繁多樣，如瓠、匏、壺盧、蒲蘆、胡盧，還有機盧、瓤蘆、範盧、扈魯等。

圖像中的葫蘆形象印跡可以說隨著葫蘆文化的誕生就已經產生了。在民間，葫蘆不僅是人們日常的生活器具，也是民間重要的吉祥物。葫蘆造型渾圓中空、密封性強，常被老百姓用來盛酒、盛藥，做水瓢，做浮子、做播種器……，是最佳的天然盛器。另一方面，由於葫蘆藤蔓延綿，果實多產，外形飽滿，加上其諧音「福祿」，也成為民間的寄情之物，因此也產生了眾多的葫蘆吉祥圖像。表現在民間繪畫、雕刻、剪紙、刺繡、年畫以及文玩、掛件等藝術中，且都與吉祥寓意密切相關。作為中國民間藝術的中心觀念，「吉祥」這一民間追求是中國一個延綿千年的永恆主題。按漢字訓詁，「吉祥」可解釋為「吉利」和「祥和」， 說謂「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說文》曰「吉，善也；祥，福也」，《釋名》曰：「吉，實也，有善實也。」「羊，祥也，祥善也。」《周易·繫辭》：「吉事有祥」。吉祥觀念是中國人對萬事萬物希冀祝福的心理願望和對自我生活的美好追求，具有極強的理想色彩。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祈子延壽、納福招財、驅邪禳災是每一個人恆常的生命願望。無論是生子繼嗣、情戀婚嫁、喜慶壽禮、終老喪葬，還是勞務、應酬、家居、旅行等，都要圖個吉利，俗話說「出口要吉利，才得人歡喜」。在中國傳統的民間圖像中，任何形象都富有吉祥寓意，「圖必有意，意必吉祥」。可見，中國民間藝術中的形象多是意向性的造型，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最具典型性的象徵性藝術。雖然民間藝術中的形象是對事物的客觀描述，但其中卻蘊含了特定的寓意和內涵。因此民間藝術圖像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裝飾中所用的形象，二是通過這些形象所表現出來的寓意。可以說，當自然之物注入審美主體的特定觀念時，它便會與審美主體相聯繫並形成較為穩定的社會意義，從而也由最初的自在之物轉化為作為藝術的為我之物。例如葫蘆的形態構造等自然屬性，在審美主體的參與下很自然地與生命生殖聯繫起來，使它具有了特定的人文寓意。通過託物寄意、以物寄情的藝術方法，寄託了民眾現實生活中的理想化追求和願望，這也是中國傳統民間藝術中極富色彩的部分。

中國傳統的葫蘆圖像文化源遠流長，且分布廣泛，也形成了包羅萬象、多姿多彩的藝術形象, 體現於各個民族的生活、生產中，究其原因應在於葫蘆蘊含著多層意義。按照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的理論，對葫蘆圖像的闡釋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前圖像學描述」，它主要探討葫蘆圖像的再現、模仿的「自然意義」，包括形式、線條、色彩、材料及技術手段，是關於圖像本體語言的闡釋。第二層次稱為圖像寓意闡釋學，它主要探討葫蘆圖像所暗含的「常規意義」，是源於某種普遍的因果記憶或邏輯推理，即葫蘆的「圖像內容和寓意」。第三層次是圖像研究的解釋，它關注的是葫蘆圖像生產的文化密碼，即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圖像證史》中所說的「揭示決定一個民族、時代、階級、宗教或哲學傾向基本態度的那些根本原則」，可稱為圖像文化闡釋學。古往今來，葫蘆被人們賦予了各種寓意和象徵意義，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民間藝術題材，從而也產生了大量的葫蘆圖像藝術，形成了紛繁多樣的葫蘆圖像體系。

「瓜瓞綿綿」織錦圖案（明代）

葫蘆圖像作為吉祥文化，首先是被作為生殖崇拜對象而被描述的。在古人的觀念中，許多民族都有葫蘆生人的傳說，認為葫蘆是「太古之器」，是人類的始祖。人類學研究也表明，古人在長期的生活中很可能發現葫蘆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且外形圓潤飽滿，內腹中空，其內多籽，與女性孕育有著某種聯繫，因此產生了與生殖的關聯。《詩經·大雁·綿》：「綿綿瓜瓞，民之初生。」這「瓜瓞」就是指葫蘆，意指「人從葫蘆出生」，這綿綿延續的葫蘆就是人所誕生的母體。在我國仰韶文化出土的人頭形陶器——葫蘆人，頭為女性頭，身為葫蘆體，也正是母體崇拜的證明。在我國雲南省的滄源巖畫中有一幅圖像，據專家分析推測就是「出人葫蘆」——是一對葫蘆的橫置鏡像，有人形模樣的形象正從葫蘆形穴心中鑽出，這種描述也與當地佤族「葫蘆生人」 的神話傳說相吻合。也有學者指出傳說「盤古開天闢地」中的盤古就是槃瓠,, 也即葫蘆，它是創造人類和萬物的造物主,是人類的先祖。另外，古代婚俗有喝合巹酒的風俗。「巹」，古代結婚時用作酒器的一種瓢。舊時夫妻結婚時，將一瓠瓜分為兩瓢，用線把兩個瓢柄相連，新郎新娘各執一瓢以合飲，名合巹，也稱合瓢，《禮記·昏義》曰：「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象徵夫妻從此合為一體，也寓意夫妻好合、早生貴子。更有意思的是，還有人認為葫蘆崇拜也極有可能與男根崇拜有一定的關係。從葫蘆尤其是「瓠瓜」的外形來看有男根的象徵，恰似男根勃起的狀態，也體現了葫蘆所具有的生殖能力。這樣的認識在晉西北地區有所體現，據說當地生男孩時都要在窗外貼一對剪紙的葫蘆作為象徵。由此，葫蘆一體多喻，與人類的生殖建立起了有機聯繫，也成為了繁衍的象徵。

與生殖崇拜相聯繫，我國民間還以葫蘆作為多子的象徵。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人們都期望子孫滿堂，多子不僅能解決勞動力，使家族富裕，更代表著家族興旺，繁衍不絕，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所形成的觀念。為了這種情感的需求，人們在生活中便從自然界中選擇具有繁殖和生存能力強，或外在形態和內在性質上能產生「多子」含義的事物來表達家族繁衍的理想。由於葫蘆是藤蔓生植物，果實纍纍、籽粒飽滿，自然令人產生興旺、繁茂的聯想，故賦予了它「多子」的寓意。聞一多先生認為瓜類多子，是子孫繁衍的最好象徵。早在春秋時期，《詩經》中因瓜田裡遍布著大瓜、小瓜，彼此又有瓜蔓相連，就以「瓜瓞綿綿」來代表子孫綿延、越來越繁盛。另外，葫蘆藤蔓枝莖蜿蜒纏繞，還被稱為「蔓帶」，諧音「萬代」，故葫蘆與它的藤蔓一起又被稱為「福祿萬代」「子孫萬代」。這種理想化的比擬產生了大量的葫蘆圖像藝術，在剪紙、刺繡、雕刻藝術中都有體現，諸如「葫蘆娃娃」「葫蘆童子」「葫蘆生子」「子孫葫蘆」「萬代長春」等，其造型多是枝葉藤蔓纏繞，碩果纍纍，一派繁榮氣息。有的是葫蘆中有娃娃，「葫蘆生人」在民間剪紙中是常出現的內容。陝西富縣的一幅「生人葫蘆」剪紙，在葫蘆形中剪出一孩提，直發、曲腿，呈中心對稱，以面為主，樸實渾厚；山東萊西的一幅「葫蘆童子」剪紙，是葫蘆中有一小兒，手持荷葉，坐於蓮花上，整個形象構圖飽滿，線條疏密得當；還有一種是葫蘆與童子形象結合，整個娃娃就是一個葫蘆，將兩種形象合二為一，表現「葫蘆生子」的吉祥寓意。另外，「瓜瓞綿綿」也是剪紙葫蘆最常見的題材，借葫蘆結籽多、藤蔓長的蔓生植物特點來寓意多子多孫、家族興旺、延綿不絕的美好期盼。

葫蘆在民間還有神仙法器、濟世救人的寓意。葫蘆外表堅硬，內部中空，可以說是最環保、最實用的盛器，因此古時也是醫家、道人盛裝丹藥的必需之物。古代醫者、道人、神仙圖像中常有葫蘆相伴，代表著醫藥、健康，也有庇佑平安之意，也成為濟世救人的象徵。藥店、行醫也常以葫蘆為幌子，「懸壺」也成為買藥行醫的代名詞。中國古代的醫道往往是合為一體的，醫家多道人，道人即醫家，歷史上的陶弘景、孫思邈皆是如此，葫蘆也成為他們的必須之物。另外，由於葫蘆內部具備封閉、容納、包藏的自然性態，使葫蘆呈現出某些神秘的意味，也逐漸成為求仙之人追求的世外仙境。《神仙傳·壺公》曾講述過一仙道賣藥濟世的故事：仙人壺公常在集市賣藥並廣濟民眾，賣藥時常懸一「壺」於座上，天黑後轉身跳入「壺」中不見蹤影，一個叫費長房的人偶然發現壺公遁入壺中，很是驚奇。壺公見其秉性不錯，便帶他跳入壺中，但見壺中「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壺天仙境，別有洞天。這是有關「壺天」靈仙之氣的生動描寫，也反映出人們對葫蘆這一自然物的鐘愛。葫蘆也是道家做法的法器、寶物，道家認為它內含天地之氣，發力無邊，可以招神遣將、降魔伏妖。傳統的神仙圖像中，如太上老君、南極仙翁、鐵拐李等身邊常有葫蘆相伴，或背於肩上，或掛於杖頭，或捧於手中。傳說太上老君有一個紫金紅葫蘆，產自崑崙山下仙藤之上，具有無比的威力，此外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旁還有五個葫蘆，內盛仙丹，孫大聖大鬧天宮時曾偷吃裡面的仙丹。「八仙」之一的鐵拐李也有一個從不離身的葫蘆，相傳是太上老君所賜，裡面有飲不盡的瓊漿玉液，也有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更有降妖伏魔的法力。山東高密的一幅「鐵拐李」剪紙，雙手拄拐、後背葫蘆，腳踩雲朵，線面結合，簡約概括，已看不出鐵拐李粗陋笨拙的形象，倒有幾分可愛。山東膠南的「鐵拐李」剪紙形象更為概括，畫面基本以線為主，面部陰刻出五官，正面側肩舉葫蘆，腳下祥雲如團花，稚拙而精巧。山西浮山的「鐵拐李」作品面部和服飾都為陰刻，曲腿拄拐，肩背葫蘆，精神抖擻。而一幅「李鐵拐」剪紙則採用寫實的手法，將人物形象、體態以及鐵拐、葫蘆和祥雲交代的清晰可見。在民間圖像中，人們還常常用葫蘆直接代替神仙本人，比如「暗八仙」，是以神仙所持的法器指代神仙本人。

葫蘆除五毒（山東蓬萊）

葫蘆的神性在民間也廣泛出現於民俗時令中，成為收毒祛疾、驅邪禳災的吉祥物。既然葫蘆是神仙的法器，人們自然確信在日常生活和歲時節令時，也可以用它來闢邪禳災。在我國不少地方，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都有或貼或掛葫蘆圖像的習俗。根據氣候來看，這個時節是蚊蠅孳生，疾病流行的時候，因此民間習俗端午節有插艾草，飾「五毒」剪紙、喝雄黃酒等活動。民間「五毒」一般指蛇、蠍子、蜈蚣、蜥蜴和蟾蜍五種有毒的蟲子，這些蟲子經常在居室和田間出沒。為了避除毒害，一方面用草藥防止害蟲盯咬，另一方面則用刺繡、剪紙等形式創作五毒圖案、吸毒葫蘆、倒災葫蘆等飾於身上、貼於門上，用以避邪。河北端午節在門旁插艾一枝，上懸紙葫蘆一枚，藉以避邪免災。這類圖像一般是在葫蘆中剪出「五毒」形象，或再配以利劍、老虎、剪刀、雄雞等，象徵消災避邪、追求平安的期望。遼寧在清代「端午節」門上要掛紙葫蘆，曰避瘟疫。有些地方這月的初一就剪彩色葫蘆貼於門楣上，初五晚上取下棄之；有的則是初五清晨將剪紙葫蘆倒貼於門媚上，到午後取下丟掉，謂之洩氣、洩毒。山東地區端午節多是剪葫蘆裝五毒，並飾以老虎、寶劍等，表示葫蘆有收毒功能。除了端午節有懸紙葫蘆的習俗外，其它節令也有用葫蘆驅毒祛邪的傳統。明代北京除夕就有門窗貼紅紙葫蘆的風俗，曰收瘟鬼；清代河南滎陽元旦也有懸葫蘆祛災的傳統，「懸瓠於戶，富來災去」；在河南，舊時二月二常置葫蘆於室內，敲屋梁以祛除蠍蟲；在晉北地區，穀雨節時家家牆上要貼葫蘆吸毒或寶劍斬蠍子的剪紙，寓意葫蘆寶劍一出，五毒害蟲俱亡；雲南舊時，在立秋時則以紅布剪出葫蘆形，並縫在兒童後裙上，用以祛疾。山東蓬萊的一幅「葫蘆除五毒」是在葫蘆底部剪出五毒，上部剪出猛虎，葫蘆則以拐子紋裝飾，葫蘆口部是方孔錢，葫蘆後部則插一把利劍，其信息量很是豐富。還有一種「除五毒」剪紙是將五種毒蟲圍繞在葫蘆外部，有些則只選擇幾種毒蟲作為裝飾。民間普遍認為葫蘆是有仙根的寶物，多為神仙的降魔器物，用葫蘆來降伏毒蟲、驅邪禳災是最好的寓意手法。

十二生肖（遼寧葫蘆島 馬松林）

在眾多葫蘆圖像中，有一種將葫蘆與十二生肖結合的表現形式。生肖是古代以十二種動物代表十二地支來記錄每個人出生年的方法，即子鼠、醜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以動物紀年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明代李果補校《事物紀源》載：「黃帝立子醜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十二命獸屬之。」清代考古學家趙翼的《陔餘叢考》中也有此記載。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秦代墓葬出土的一批《日書》竹簡中，記載了戰國時秦關於選擇吉兇日子的內容，其中有十二生肖的祥述，但同今天的生肖獸屬略有不同。最早完整記錄十二生肖且與今天相同的是漢代王充，在他的《論衡·物勢篇》中記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醜未亦土也，醜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幹》一文中根據《陶齋》「新莽嘉量銘文」認為，十二生肖「始見於東漢。但非創於王充，亦不始於東漢。」可見十二生肖習俗大約產生於戰國後期，西漢時趨於完善，東漢時已定型並在民間流行。十二生肖流傳於民間不僅成為中國的紀歲傳統，也為民間藝人提供了更多的創作題材。然而，十二生肖成為民間藝術中的形象並非單純為紀年所用，而是與「生辰」崇拜、求子生育的等吉祥觀念有著密切聯繫。在各種民間藝術創作中，藝人們不僅將普通動物融入到人們的生活中，而且在這些生靈自然習性基礎上融入了更多文化意義，譬如賦予「鼠」多子、豐收的寓意，給予「羊」仁義、知禮的美譽。在葫蘆生肖圖像中，十二種動物形象或是置於葫蘆內，或是站於葫蘆上，形態誇張變化，富有裝飾情趣，另外還有的運用擬人手法創造出具有人格的藝術形象，這種構思不僅包含著深刻的社會現實寓意，也能看出中國人對動物特有的情感。

在中國民間吉祥圖像中，諧音是最為常用的表現手法。「諧音」是指在同音或近音的不同事物之間相互借用或轉換，也即「以聲託事」， 它是以生活中常見的原型事物的語音去諧音被表現事物的語音，從而達到從特定意義上表現事物的目的。由於中國文字與語言很多是以象徵手法構建起來的，因此形聲或象聲、諧聲成為構成漢字的常見方式。漢字中的形、音、義互相依託、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文化邏輯，也使中國的傳統圖像藝術產生了無窮的變化。在吉祥圖像中，諧音有同音和近音兩種。同音如以「蜂」代「封」、「猴」代「侯」，組成「封侯掛印」；近音如「大」與「太」、「小」與「少」而構成「太師少師」。葫蘆作為吉祥事物，人們自然少不了對它的演繹。葫蘆諧音「福祿」、「護祿」,「福」即幸福、福祉，引申為榮華富貴；「祿」指俸祿、薪給，引申為高官厚祿，同時「福祿」也包含著「壽」、「喜」、「財」，象徵著幸福、福氣，這是人生追求的最高願望。另外，葫蘆其延綿不斷的藤蔓被稱為「蔓帶」，諧音「萬代」，故而葫蘆與藤蔓合稱「葫蘆蔓帶」、「蒲蘆蔓帶」，寓意「繁育生育、子孫萬代」，是「福祿吉祥」、「健康長壽」、「大吉大利」的象徵。有關這樣的吉祥圖像很多，譬如葫蘆與藤蔓寓意「福祿萬代」，葫蘆與猴子表示「代代封侯」，葫蘆與花卉組合象徵「萬代長春」，葫蘆與銅錢寓意 「葫蘆納財」， 葫蘆與蝙蝠組成「福上加福」,五個葫蘆可稱為「五福臨門」，葫蘆與笙組合代表「葫蘆升」。另外，還有一種以福、祿、壽、喜等文字或花卉、器物組合的葫蘆圖像，多用於祝壽、賀喜等民俗活動，都充分表達了人們對幸福的美好追求,同時也豐富了葫蘆圖像文化的內容。

葫蘆與文字的結合也是剪紙中常見的形式，多選用具有吉祥寓意的「雙喜」、「壽」、「福」等文字，再配以花卉、器物、盤長等，具有吉祥喜慶之意。山東濱州的壽喜葫蘆，在葫蘆內上部剪出「壽」字，下部剪出「雙喜」，簡潔大方。另一幅壽字葫蘆在葫蘆丫腰部位安排「壽」字，上部是壽桃，下部裝飾雙鳳牡丹，端莊縝密。與北方風格不同，廣西桂林的一幅壽字葫蘆，葫蘆內部篆書「壽」字，外部花卉裝飾，線條纖細，玲瓏精巧。在葫蘆中通過不同的程式化裝飾形象來組成吉語也是剪紙藝術中常用的手法，如葫蘆與蝙蝠組成「福在眼前」、葫蘆與鳳凰、牡丹組成「鳳戲牡丹」等。

蟈蟈葫蘆（河北蔚縣）

葫蘆圖像也常常出現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農閒之餘或談情說愛的藝術形式。「蟈蟈葫蘆」是民間葫蘆剪紙中的題材之一。蟈蟈葫蘆是民間用來盛裝鳴蟲的蟲具之一，其剪紙作品常採用小團葫蘆和丫要葫蘆，或者在上部開口，或者在側面開口，蟈蟈或趴於口部，或伏於內部，或在口部露出半個頭，雙須翹立，身體收緊，仿佛要爭相鳴叫，另外用花卉裝飾，生機盎然。河北蔚縣的一幅蟈蟈葫蘆染色剪紙中，蟈蟈碩大，身體的每個部位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葫蘆刻畫以線為主，纖細輕巧，側面裝飾蝴蝶和花卉，採用五、六中顏色染色，整個效果色彩豔麗、玲瓏剔透。在蟈蟈葫蘆的剪紙中，無論是葫蘆上的紋樣裝飾，還是蟈蟈的形態造型，都充分表現了剪紙藝人豐富的想像力。香包，也稱荷包、香囊、香袋等，是人們日常佩戴的裝飾品。又有錢荷包、煙荷包、香荷包、針線盒包、褡褳荷包等，用途不同，結構也有差別。據《清嘉錄》載：「在蘇杭一帶婦女制繡香囊絕小，內裝雄黃，稱雄黃包，系襟帶之間以闢邪。」這也是端午時節的節令風俗。香包還是愛情的信物，在民間，當姑娘芳齡來臨時便憑藉著自己精湛的刺繡技藝，將自己的夢編織在這小小的荷包上，送給自己的情人以寄託愛戀。山西的民間小調《繡荷包》唱到：「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兒高，那春風擺動楊呀楊柳梢。三月桃花開，情人捎書來，捎書書，帶信信，要一個荷包袋。」可見這小小的荷包寄託了男女戀人綿綿無盡的情意。傳統荷包通常以絲織物做成，上施彩繡圖案，有些配以長長的線穗，其造型、質料、紋樣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一種荷包造型上小下大，中有收腰，形似葫蘆，稱之為「葫蘆荷包」。這種刺繡荷包外形為葫蘆狀，其上裝飾吉祥圖案，諸如人物鳥獸、花卉草蟲、山水樓臺、文房四寶以及吉祥符號、吉祥語、詩詞文字等，不僅起到裝飾作用,更重要的是蘊含著吉祥寓意。作為一種祁福納祥的文化符號, 其題材如「麒麟送子」、「鳳穿牡丹」、「蝶戀花」、「魚戲蓮」、「喜鵲登梅」、「榴生百子」、「福在眼前」等，皆取意吉祥觀念，從愛情、婚姻、子嗣、仕途、富貴、平安、長壽等多個角度展現了民間勞動大眾的淳樸觀念和情感寄託。紋樣也有繁有簡，並且巧以色彩搭配，或色明豔麗，或古樸雅致，根據不同的價值取向賦予刺繡「尚俗」、「尚雅」的不同情調，也強化了女工造物的藝術感染力。

中國葫蘆圖像藝術蔚為大觀，透過這些藝術形式，我們不僅能感受到葫蘆純樸的生命品性，更能窺見不同生態環境中不同文化、審美、信仰、風俗所塑造的人文景象。作為具有獨特美學特徵的葫蘆圖像，它不僅從一定角度展現了傳統藝術的發展脈絡，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中華民族獨特的審美觀念。借用各種民間藝術形式，葫蘆以獨特的寓意特點也成為普通大眾表達或寄託美好願望的重要藝術題材。隨著時間的推移，葫蘆圖像藝術在不斷地變換著不同的藝術形式，也成為新時代表達美好生活嚮往一條重要途徑。

來源：《葫蘆文化叢書》 作者：扈魯 苗紅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