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黃廣明
這是一次「送舊迎新」的會議。10月25日，中共襄樊市委九屆九次全體會議召開。會議表決通過了棗陽市、宜城市、襄陽區和樊城區黨委書記擬任人選。
在此之前，這四個地方的一把手已經「消失」好長一段時間。因為涉嫌腐敗，四地的前任黨委書記或已被定罪量刑，或正在接受紀委調查。這只是涉案官員的一小部分。
10月6日，武漢《楚天都市報》報導，湖北省紀委透露，正在查辦的襄樊原市原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孫楚寅案，牽扯到領導幹部74人，其中該市相關單位、縣市「一把手」30餘人，廳級幹部11人。儘管湖北省紀委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相關數字並不準確，還有待確認，但襄樊官員大規模涉案已經鐵定。
位於長江最長支流漢江上遊的古城襄樊，這座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正經歷著一場反腐洗禮。
市委書記的脾氣
「頭一天我還在會上見過他，第二天他就被紀委帶走了」，一名湖北日報駐襄樊站記者說，孫楚寅出席的最後一次會議，正是襄樊市貫徹落實中共十六大精神動員會。其時是2002年12月初，距孫楚寅出席十六大回來只有半個月。
一個細節可以看出孫楚寅對他全國黨代表身份的珍視。十六大閉幕後不久，他接受湖北日報記者採訪時津津樂道：5年前作為黨的十五大代表，他的代表證編號為「1253」。這次作為十六大代表，代表證的編號又是「1253」。據說這種巧合是極少見的。說話時，孫「撫摸著兩個編號相同、相隔5年的珍貴證件。」
在這起大規模的腐敗窩案中，孫楚寅是焦點。紀委人士透露，長期養尊處優的孫書記受不了「雙規」之苦，很快交代了幾十個向他行賄買官的縣局級「一把手」以及一些重大經濟案件。
《襄樊日報》10月17日頭版刊出《依法罷免孫楚寅市人大代表職務》的消息，其中稱孫「利用職權，在為他人提拔、調整職務中，受賄數額巨大，涉嫌犯罪，且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與多名女性發生兩性關係。」
據孫楚寅的履歷表，孫是湖北黃岡人，歷任老河口市經委主任、市委辦公室主任、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1991年任襄樊市委副書記，後兼任市政協主席，1996年任襄樊市委書記，直至案發。
一位了解孫楚寅的襄樊市老幹部說，孫的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他從做企業轉向仕途，當時「文革」結束不久，國家開始重視知識分子。
1991年，孫楚寅剛提拔為襄樊市委副書記，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亮相，是在襄樊市舉辦的首屆「兩會一節」（諸葛亮研究會、諸葛亮文化節、經貿洽談會）動員會上，「形象工程」推進緩慢，孫楚寅在會上發了脾氣，說：「『兩會一節』理解也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與市保持一致就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誰砸我的鍋，我端誰的碗。」
1997年，襄樊市在搞城建時，推倒了一段古城牆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播出了這座歷史文化名城毀壞文物的情況，孫楚寅觀後又發了脾氣。不久，中央某大報就受託發表了一篇報導，稱襄樊市歷來重視文件保護，其中孫在報紙上侃侃而談，只有成績，沒有過錯。
有一年，保康縣天旱，一名老幹部下去檢查災情。車行至南漳縣某地，車堵了好幾裡路，交警忙前忙後地命令來往車輛稍安勿躁。原來，前面孫書記正與馬路邊的一農戶促膝交談，電視臺、報社的記者忙個不停，好記錄孫書記體察民情的這一幕。孫書記的車馬橫佔了整條馬路，來往車輛一堵就是一個多小時。
市委書記的脾氣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襄樊政界對孫楚寅的評價並不是一邊倒。相當一部分襄樊市委市政府的幹部表示，孫楚寅給不少人的感覺「像一位學者。」在他們看來，上述孫的言行在官場並非過分之舉。孫對襄樊的發展還是有不少貢獻的。
襄樊市紀委一名幹部說，對孫楚寅兩種相悖的評價並不難理解，現實中，有許多與孫類似的貪官，他們可以在「人民公僕」和「腐敗分子」兩種角色的轉換中遊刃有餘，心安理得。現實給他們提供了演戲的良好土壤，箇中原因令人深思。
劉有慶「仕途怪相」帶來的負效應
紀委人士透露，襄樊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有慶案發，牽出了孫楚寅，孫又牽扯出了眾貪官。
8月11日，襄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襄樊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劉有慶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並處沒收財產3萬元。
劉有慶早有前科，成名已久。1994年7月30日，經中央紀委和湖北省紀委聯合調查，從1990年10月至1993年4月，擔任穀城縣委書記的劉有慶連續三次更換轎車，將乘坐的一輛黃色桑塔納轎車先後換成新白色桑塔納、進口藍鳥王和進口現代王轎車，購車挪用企業流動資金和專項資金共計40多萬元。
帶來的後果是：穀城縣一些單位和領導幹部效仿劉有慶，競相買車和換車，購車資金多數來源不正當，有的動用企業流動資金，有的挪用水利、林業、交通、城建等專用資金，有的甚至挪用「新災夏糧救濟款」和群眾捐款。
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報導了他因違規超標購買轎車被查處的消息後，劉有慶被撤銷縣委書記職務。
知情人士稱，1994年人代會，襄樊市政府換屆選舉時，劉本來已列為副市長候選人，就在人大代表表決的前一天，接上面通知，取消劉的候選人資格，原因即在他的超標購車行為暴露。
按照官場慣例，一名官員經過這麼一折騰，其政治生命不說終結，至少也是止步不前。但劉有慶卻不然。1996年底，劉有慶被任命為襄樊市委副秘書長。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就是市委書記孫楚寅。知情者稱，孫提拔任襄樊市委副書記的曾任老河口市委書記，與主政谷城的劉有慶私交甚篤。
劉有慶就任市委副秘書長後，行為未曾收斂，反而變本加厲。
湖北奧西達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谷城一家小有名氣的鄉鎮企業。1997年春節前，公司負責人盧某某為了請劉有慶「支持工作」，送給劉有慶4000元現金。此後不久，經劉有慶打招呼，趙某某所在的公司承接了襄樊市交通局養路徵稽處辦公樓建設工程。
1998年底，劉有慶更上層樓，被任命為襄樊學院黨委副書記（副廳），主持工作。
根據法院調查，1997年至2002年，劉有慶在擔任襄樊市委副秘書長、襄樊學院黨委副書記、襄樊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財物共計46.3萬元。
劉有慶的仕途經歷大難而不死，相反還屢攀新高，這背後相助的神人，就是孫楚寅。例如，劉有慶在襄樊學院的權錢交易早已觸犯眾怒，100多名教職工聯名告狀，甚至有人貼出了大字報，但後來，劉有慶仍擢升到地位更重要的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位置。而這時的襄樊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正是由孫楚寅兼任。
而劉「仕途怪相」，直接成了當地部分官員的一個「活教材。」
腐敗鏈條的延伸
在襄樊，買官賣官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從現在已經判決的幾個領導幹部的案例看，無不涉及。
1999年，棗陽市鄉鎮領導班子換屆，同年10月的一天，時任棗陽市興隆鎮鎮長的王道山為能提拔為鄉鎮黨委書記，以給市長尹冬桂匯報工作為由，到尹的辦公室送給尹1萬元現金，並請尹做工作，在這次鄉鎮班子換屆時把他調整為興隆鎮黨委書記。同年11月，尹冬桂和棗陽市原市委書記曾憲榮二人商議，更改了對王道山的調整方案，將王改任為興隆鎮黨委書記。同年11月，王如願以償。
「在襄樊不少幹部看來，沒有花錢辦不成的事，這已經成了他們的一個信念。」
在襄樊官場盛行一名順口溜：10萬元保位子，20萬元挪位子，30萬元選位子。買賣官位幾乎成了一種市場行為，當事者都算過一筆經濟帳，投入多少，收益會有多少。
據襄城區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局長透露，一段時間裡襄樊官場只要官至科局級，主政鄉鎮或一個單位，心思大都就不在工作上了，跑官要官就成了他們的頭號大事，每天夜幕降臨的時候，襄樊市上一點檔次的酒店就被公車包圍，其中不乏下面縣市牌照的車輛，其中不少就是為跑官請客送禮，疏通關係的。
襄樊是湖北省第二大城市，在這場查貪風暴中，其下轄的南漳、谷城、保康3縣，棗陽、宜城2市，襄城、樊城、襄陽3區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汽車產業經濟技術開發區和魚梁洲旅遊開發區，連同代管的老河口市，幾乎全線「淪陷」。
按涉案性質不同，此次被查處官員分作兩種：一種是有經濟犯罪行為者，一種是行賄買官者。
據省紀委協助辦案人員透露，孫楚寅交代出來向他買官者有幾十人；而襄樊市機關的內部版本是：涉嫌買官的市直局級幹部至少有70多人。
2003年7月30日，襄樊市紀檢監察工作會議透露，又有15名縣級領導幹部正在接受查處，僅「一把手」就有12人。受到審查的縣、市、區委書記包括：棗陽市委書記曾憲榮、穀城縣原縣委書記周無宵、老河口市原市委書記劉金元、宜城市委書記唐有月、原兩任襄陽區委書記謝光國、陳治華等。市直機關中，幹「肥差」者基本不保，如前兩任交通局長魏偉、陳琦，城建局長劉順學等。
進入到2003年下半年，查處的貪官轉移到市直高層。就在最近兩個月內，襄樊市副市長趙成霖、趙振，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克祿、公安局長柳維志、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陳玉國等陸續因涉嫌受賄等經濟問題被人大罷免。
一時間官場人人自危。
2003年1至9月，襄樊市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汙賄賂等經濟犯罪案件329起，涉案人數341人，已偵查終結284件，移送起訴274件，通過辦案，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4000餘萬元，其中最大的一筆個人涉案金額為150多萬元，查辦的貪汙賄賂等經濟犯罪案件在立案數、大案數、要案數以及案件起訴率等各方面在湖北省均列第二位。
在孫楚寅2002年「雙規」後不久，襄樊市的反腐工作勢如破竹。據襄樊市紀委的一份資料顯示，2003年上半年，襄樊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核調查案件線索476件，立案399件401人，結案241件；處分233人，其中涉及科級以上幹部36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7人；挽回經濟損失1062萬餘元。其中已經查結處分的縣級領導幹部9案11人。
他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官場文化？
襄樊市委市政府大院門口的一條街叫荊州街，在襄樊百姓心中，這條街有一個別稱：菸酒一條街。記者統計了一下，一裡左右的荊州街，集中了近30家名煙名酒商鋪，一家接一家，裝修一家比一家豪華，分外張揚。
較之普通的菸酒商店，這裡賣的要高檔得多，如煙多以中華、玉溪等為主，酒則多以茅臺、五糧液等為主。緣何名煙名酒商店多集中於此？一位店主告訴記者，首先，這裡是市委市政府大院所在，機關幹部住宅區也集中於此；其次，如今辦事時興請客送禮，可謂世風不幸商家幸，在這裡開菸酒店，佔盡天時地利。據介紹，幾年前這裡開了第一家名煙名酒店後，生意異常火爆，眾人紛起效尤，直到今日成蔚然之勢。
在這裡開菸酒店有暴利可圖，有一家店光今年春節期間就獲純利30萬元。店家不指望多做生意，一天做一筆就行，因為這裡買幾條煙幾瓶酒就要兩三千元，而店家的獲利通常有30%—40%。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利潤率，是因為他們兩頭賺，賣給送禮的人要賺一道，而收禮的人通常又會壓低價格賣給店家。如此往復不絕，店家無本萬利。
襄樊官場的另一怪是裙帶風嚴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曾經擔任原襄樊地委某領導職務的某退休老幹部，有三個女子均為縣處級幹部。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女子的騰達就是受了父親的佑護，但正如許多人議論的，「這在普通人的家庭是不可能的。」
讓人痛心的是，這種意識在當地幾乎無處不在。一位襄樊市委的同志告訴記者，有一年春節他值班，在寄來市委的信件中，他發現了一張從老河口市寄來的寫給孫楚寅的明信片，上面寫道：「孫爺爺，我爺爺與你共事多年，也沒得到提拔，您現在是當書記了，能不能幫我爸爸一下……」顯然，這是一位小學生寫的。
「形象工程」在群眾中的形象
孫楚寅在任時，每年都要把「一節一會」當作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斥巨資舉辦，當作一張和政績緊密相邊的牌子打。
所謂「一節一會」，在襄樊指「諸葛亮文化節暨中西部經濟技術協作區經貿洽談會」，2001、2002年，襄樊市政府連續舉辦了兩屆。原計劃每年一屆地辦下去，2003年，孫楚寅「下課」後，便戛然而止。
每年的節會閉幕後，襄樊市都要總結一下所謂的「重要成果」。但在許多襄樊普通幹部群眾看來，這樣的「人造節會」勞民傷財、得不償失，而且「養肥了一批貪官。」
襄樊市政協常委、退休特級教師李治和說，為迎接每年的「一節一會」，都要建設大廈的形象工程，比如建廣場，修道路，而這些工程投資，少則數百萬，多則上億元，按照法律規定，這些工程應該實行公開招投標，但他們多數都屬於暗箱操作。
這些年襄樊市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重大工程都分解到各領導幹部負責，這樣一些工程，不少不報規劃、土地、計劃等部門，邊設計邊建設，經濟上也封閉運行，雖然工程完工後報上都說全部通過了審計，但老百姓心裡有相當多的疑問。
李治和舉例道，馬路上的燈杆，如果招投標3000元就可以買一個，但一些官員在幕後操作後進價達到15000元。
不止一位機關幹部在談到襄樊荊州街的改建時都義憤填膺。荊州街位於襄樊市委市政府大院門前，本來已建設得很不錯，路面平整硬化，人行道上彩磚鋪地，但竟以迎接一節一會的名義毀建達三次之多，樹也是栽了又拔，老百姓議論，荊州街400米用了400多萬元，真是走一步一萬元。襄樊市有這麼多下崗工人，還有許多地方馬路破破爛爛，這些冤枉錢怎麼不花在該花的地方？
襄樊城區不到50萬人口，近年來卻好大喜功地興建或擴建了十多個城市廣場。如諸葛亮廣場、人民廣場、明珠廣場、東門廣場、西門廣場、夫人城廣場、陵園廣場、南湖廣場、隆中廣場等等，僅諸葛亮廣場一個，投資據說近億元人民幣。
襄樊市一位人文學者說，近兩年襄樊市搞建設，雖然某些方面確實改善了城市形象，方便了群眾生活，但把今後五年的錢都花光了，許多重點工程指揮長拍屁股走人，卻將沉重的負擔留給後任，如建隆中廣場，就欠下兩三千萬元的債務。而且，相當一部分工程建設不注重規劃，破壞了襄樊歷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像諸葛亮故區，近萬平米全部鋪設花崗巖，與諸葛亮「躬耕隴畝」的鄉居特色十分不和諧。當初建隆中廣場，人大、政協、老百姓、學術界有許多人反對，結果政府還是上了項目。
盲目決策的惡果誰來承擔？
今年9月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襄樊市魚梁洲旅遊經濟開發區局部地區，居民損失慘重。錦繡家園小區住戶孫亞生存放在一樓的20多臺電焊機就遭水淹，損失十多萬元。
現在看來，就在不久前，開發區和開發商承諾的「魚梁洲可抵卸五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洪水」的承諾，聽起來就像一個天大的笑話。
從1996年起，襄樊市決定大舉開發漁梁洲，要建成為「襄樊的浦東」，「湖北最大的生態旅遊島」，「國家級旅遊度假區」。
可是漁梁洲自古為漢江行漚區，這麼一個建在行洪區沙灘上的城市，竟沒有經過水利部門的審批。湖北省水利廳向媒體透露，魚梁洲的開發未經水利主管部門審批同意，屬「違規開發」，違反防洪法。
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林發明承認，魚梁洲的建設在審批程序有問題。1999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將開發區列為省級開發區。魚梁洲開發區內部一位人士透露，去年湖北省政府已行文撤銷「湖北襄樊魚梁洲旅遊經濟開發區」。
襄樊許多人士稱，魚梁洲這樣的地方即使要上項目，也應該是公園綠地類的休閒項目，而不應該建住宅小區這樣的永久建築。
目前，島上各類建設投資近20億元。在魚梁洲起步區3.5平方公裡規劃範圍內，水、電、通訊、有線電視等基礎設施均已基本配套，已建成的房地產等項目達數十個，其中房地產項目最多，常住人口近2萬人。
現在，魚梁洲在襄樊已由一個紅極一時的寶地變成了一個燙手的山芋，如欲使之合法化，必然面對來自各方的質疑，如果承認建設違法，如此重大的經濟損失誰來承擔責任？
深受其革的當地居民搖頭：長官一個拍板，百姓半輩子遭殃，官管不好，百姓就過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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