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4，一部名為《鹿鼎記》的武俠小說開始在香港《明報》連載。待刊載完畢，已經是1972年9月23日了，一共連載了兩年十一個月，風行香江，洛陽紙貴。
類似這樣的小說連載盛況，在香港已經頻繁出現近20餘年，人們早已習以為常，安之若素。但是，幾乎毫無徵兆地，又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在此書面世之後，它的作者，一代武俠小說宗師金庸，正式宣布掛印封筆，不再寫作新的武俠小說作品，讓所有人始料未及。文壇大俠從此「金」盆洗手，瀟灑地退出江湖，而那個俠骨丹心、快意恩仇的武林世界，也隨之從此隱沒。
關於他封筆的原因討論，歷來眾說紛紜，口舌為勞。我也湊熱鬧談三點最核心因素，是耶非耶，頭條朋友教我。
1，寫武俠小說本非所願
如果條件能允許他封筆不再涉足武俠，也許金庸早就「金盆洗手」，將筆束之高閣了。只因為寫這類「遊戲文章」，從來就不是他平生所期，是形格勢禁使然。
金庸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家。他年輕時，大學上外交系，自學英語，關注國際新聞，去香港入《大公報》，甚至傳聞與第一任妻子離婚，都是這種抱負所衍生的言行。而後，所願不遂，退而求其次，辦報有成，布衣論政，處士橫議，多少能獲得一種心理上的補償。所以，晚年，他說，除了妻子兒女，他最愛的就是新聞事業。
他以武俠創作暴得大名，完全是造化弄人，誤打誤撞，無心插柳柳成蔭。他並無心成為一通俗小說家。檢點他的生平，自少及老，他基本從來都不曾說過武俠小說創作是他所愛之業，反倒不斷地「夫子自道」無奈心境。
金庸說他所以寫武俠小說，一為交差，二則是為好玩。這是實話。 一者，他的小說創作純粹是出於商業目的，是出於以小說養報的策略；其二，他自己也對這個沒有自信，至少在晚年以前都不會視之為「名山事業」。所以，在訪談中、文章中，他屢屢都說，武俠小說是「娛樂性的庸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
他為何會有如此傳統而古板的觀念與偏見，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海寧查家的出身給他帶來的「影響的焦慮」太大了。海寧查家，是世代「文宦之家」，入宋以來名人大家輩出，都是嚴肅的文學之士，讀小說、寫小說就其家訓而言，不見的是多少光彩的事情。
甚至以他歷代先祖的眼光看，大概都是「有辱門楣」的吧。我們看金庸自己對武俠小說的不自信，不能忽視這種來自家族觀念的桎梏意識。
2，江湖退隱夢的誘惑
金庸寫了一輩子江湖，「製造」了一批又一批栩栩如生的大俠，而他自己，儘管嚴肅，內心又何曾沒有仗劍走天涯的「千古文人俠客夢」？
他這一生，出身清貴，學富五車，閱人無數，才識過人，既腳踏實地，又可謂眼空四海，佩服的人極少。他自述生平，曾經說過，他最敬服的人，當代是廣安鄧先生；而在古人中，則是範蠡與張良。何以故？因為他們都是在轟轟烈烈的功業成就之後飄然遠去的人物。
金庸在文章中，數次表露心跡，認為自身心中也一直有著這樣的一個「退隱夢」。在1980年宣布封筆後不久，他對記者說過，「我希望把筆想停下，把大部分的報社工作也交出去，讓自己進入退隱狀態，過些自己喜歡的生活，比如：弈棋、讀書、旅行，讓大家忘記我的存在」，這完全是一種「隱居式生活」的想像與安排。
他選擇封筆，選擇「退隱」，當然也有「月滿則虧」「見好就收」的智者認知在裡面。他比一般名人都要清醒，任何事物，皆有一個盡頭，就理論而言，甚至宇宙也有盡頭。小說創作也不能例外，一旦走到了盡頭，若再想前進，實在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在《鹿鼎記》完成之後，他也表示過，他已經寫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無法再創造比之更好的東西來了，也已經無法再超越自己，再寫出來，還是在盡頭邊徘徊，何如不寫？
所以，在創作的最高峰、最頂點抵達之後，他適時地選擇封筆退隱，去追求另外的人生目標了。人說，讀史使人明智，他確實至老不糊塗，有極好的自知之明，退一步海闊天空。
3，有激而然的好勝心與安心讀書的願望
晚年的金庸，毅然封筆，給武俠小說創作最終作結，又顯然和他後來的一些境遇有關。最明顯的，是他想在學術上得到承認，同時彌補自己年輕時因戰亂沒有繼續求學、安心讀書的願望。
就自我的文人身份歸屬定位而言，金庸一直有一個深重的情結，即並不樂戴「小說家」的頭銜，而對別人稱呼他為「學問家」特別是「歷史學家」更感受用，甘之如飴。他對「歷史學家」的看重，遠遠超過「小說家」的自命與被命。中國歷代文學評價系統中，」小說「從來都僅是「小道」，難登大雅之堂，他一生都沒法擺脫這個傳統觀念。
可以說，這是一種隱藏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結。他不是史學科班出身，但寫下的那些著作，幾乎處處皆是，他把他對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的所學所識基本都灌注到了哪些小說之中，他對自己所寫的《袁崇煥評傳》等史論也是自豪的，他自認為自己是一名歷史學家。所以，當他晚年就任浙大文學院院長時，會如此公開申辯，「請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鏞，我是研究歷史的教授，我是歷史學家」。
但是，他「史學家」的自我期許，卻一直得不得學界的承認與看重，甚至中國史學界內部議論蜂起，非議頗多。
當初，當他準備接掌浙大文學院時，學術界幾乎清一色地表示不苟同之意，認為這將損害浙大的學術聲譽，是一個小說家與史學者的「一場錯位」認定。
他的很多史學觀念，也得到了很多批評，比如他談羌族的歷史，就被認為是「大笑話」。華東師大歷史系某教授說，以金庸的水平，甭說是院長了，在系內當個副教授都不夠格！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董健，甚至公開說，「金庸不過一介武俠小說家，當院長根本不合適」；董健還說，金庸曾在南大開講座，歷史知識錯漏百出，還是被轟下臺的，說金庸還為此事羞而自辭院長一職云云。
這些並不友好的議論，對金庸而言，顯然是倍感挫敗的，他被刺痛的，是內心最脆弱的那個地方。對這些批評，他也並不服氣，他說了很多反擊的話，這些言論至今還隨處可查。他曾黯然地回應，「能被承認當然好。但是有時候一旦妨礙到別人的利益……他們就不肯承認你，就情願打倒你，來貶低你」。
可以說，他的「非科班」出身和學術的不被承認，成為他晚年最大的缺憾，也給他構成了巨大的壓力。當一個人的人生攀登到頂峰時，越是沒有得到過的，往往會越想滿足，尋求彌補。因此，他反覆強調，他在東吳大學念書時，是因為戰亂，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他說，「人說我的小說俗，我並不在乎——有人公開批評我學問不好，我就相當重視了」；他稱，「我最喜歡的還是大學生活，我快80歲了，最大的願望還是到大學去做學生，從一年級念起」；他也坦誠，「求學，並未為了學位，而是感到自己學問不夠」。
可以推測，正是這兩方面的缺憾，不僅使得他徹底「封筆」，也讓他作出了各種讓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已經是劍橋榮譽博士了，偏偏還執意以80歲高齡，跑到劍橋做真正的學生，從碩士念起，攻讀歷史系博士學位。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作為旁人，僅看到不解，但是，也許對於金庸這位老人而言，他終生都在尋求生命的平衡，尋找自己最好的位置，「生無所息」。從這個角度理解，他從未「封筆」，也永遠不會真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