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3日的《上海書評》刊登了王弘治老師的《十三點與白烏龜》一文，箇中看法，讀之頗有啟迪，故不揣冒昧，以求教於方家。
「白烏龜」與「我」王弘治老師在文中提到，「蘇州、上海把白鵝稱為『白烏龜』，或許也跟避諱『痴傻』的意義有關」。此說或有可商榷之處。
何以如此說呢？白鵝在陸地行走時一搖一擺，有點滑稽，行走時頭頸伸得很長，還不斷地發出「gang-gang」叫聲，與吳方言中的「戇」字發音十分相近。故而在上海東、南郊的舊川沙、南匯、奉賢一帶，當地方言直接將「鵝」叫做「戇大」
（見《上海地區方言調查研究》），這恐怕是為了特意取其中的「痴傻」之義了。
若是照此說來，將「鵝」稱為「白烏龜」又是出於什麼緣故呢？恐怕還是「忌諱」的關係，只不過忌諱的是「我」字。眾所周知，鵝是家禽的一種，通常來說，終究難逃端上餐桌前的那一刀。如此一來，「殺鵝」變成「殺我」，豈不是聽上去很糟糕的感覺。正因如此，編撰於上世紀晚期的《吳方言詞典》與《簡明吳方言詞典》裡都在「白烏龜」的條目下註明，如此說法即是為了避「我」字之忌諱。
《簡明吳方言詞典》「白烏龜」條目這種說法究竟有沒有根據？以筆者的拙見，確實是有的。誠然，在普通話裡，「我」與「鵝」的讀音差別很大。但是將「鵝」稱為「白烏龜」的地方——實際不限於蘇州、上海，向西一直到江陰、丹陽、丹徒一帶，當地的吳方言有一個共同點，「我」跟「鵝」兩字的讀音非常近似（兩字的中古音本也接近）。這兩個字在蘇州話讀[ηəu]
（據《蘇州方言詞典》）、丹陽話讀[ηə]
（據《丹陽方言詞典》），只有聲調略不一樣。至於在（老派）上海話裡，「我」跟「鵝」更是變得乾脆完全同音
（[ηu]，據《上海方言詞典》）了，「鵝」字需要避開「我」字之忌諱卻有其語音基礎。
《丹陽方言詞典》（局部）反過來的例子當然也是有的。譬如在同屬吳方言的寧波話裡，就沒有「白烏龜」這個說法。這是因為寧波話的「我」字讀[ηo]，「鵝」字讀[ηəu]
（見《寧波市志》），兩個字發音截然不同，殺起[ηəu]來自然毫無心理壓力，關[ηo]屁事。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近代寧波人在上海人多勢眾地位高，不但寧波話裡表示第一人稱複數的「阿拉」取代了上海話原本的「我伲」，新派上海話的「我」字音值也向寧波話靠攏，變得跟「鵝」不再同音了。好在這個語音變化發生的時間距今不過幾十年，所以上海話裡的「白烏龜」的說法還是存留了下來。
話說回來，寧波畢竟距離蘇、滬稍遠，何況鄰近太湖流域的杭州方言雖然「我」、「鵝」發音雷同
（[ηo]，見《杭州方言詞典》），杭州話裡也未見「白烏龜」一說。更有說服力的例子其實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島上。由於歷史上移民的關係，從十八世紀起，崇明人向北擴展到了啟東、海門、通州、如東甚至更遠的蘇北沿海一帶（當地稱為「啟海人」或「沙裡/上人」），啟東甚至直到1928年仍是崇明縣的一部分。儘管在地理上已經分離了兩百多年，本島的崇明話與江北的啟海話至今仍然十分類似，彼此之間也有「大家說話差不多」的認同感。但是「白烏龜」指「鵝」這個用法，卻是崇明話裡有之
（據《崇明方言詞典》），啟海話裡沒有。箇中緣由，恐怕仍不脫避「我」之諱的窠臼——崇明話「我」「鵝」同念做[η]，但啟海話的「鵝」字讀[ηu]
（據《海門縣誌》、《啟東市志》），不再與口語中的「我（[η]）」同音，因此改用「白烏龜」的需求自然也就消失了。
崇明-啟海話分布圖算不上避諱「白烏龜」的來源，大抵如上而言，想來也是個能夠自洽的解釋。「鵝」字不說，偏要迴避「我」之讀音，這算不算是「避諱」呢？認真說起來，似乎還算不上。因為「避諱」一詞，在《辭海》裡的解釋是「封建時代對於君王和尊長的名字避免直接說出或寫出」。區區「白烏龜」還輪不到這個待遇。
中國歷史上的「避諱」大約始於周代，「周人以諱事神」，只是諱死者之名。進入秦、漢時代就大不同了，為了鞏固與神化，「天子」一即位，就必須避諱，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為「端月」，或讀作「徵月」；漢高祖名邦，改「邦」為「國」；東漢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為「茂才」；漢安帝之父名慶，改「慶」為「賀」，於是全天下姓「慶」的都要改成姓「賀」……
隨著時間的推移，需要迴避更改的文字自然越來越多，實在是防不勝防，連皇帝自己也覺得「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為了儘量減少諱字，從西漢至東晉，皇帝普遍採用單名（這樣比雙名需要避諱的字減少了一半），並傾向採用冷僻字取名，譬如漢成帝（劉驁）、晉穆帝（司馬聃）之類。
這也算是體恤民生了，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兩漢魏晉時期，單名佔了統治地位，這從《三國演義》裡看得最清楚了，從劉關張到諸葛亮，幾乎都是單名，個別例外者如江東豪帥嚴白虎，其實也是原名「嚴虎」，別號「白虎」，只是西晉「八王之亂」後，少數民族紛入中原，避諱制度遭受嚴重衝擊。避諱既無定製，寬嚴隨意而異，這一來，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顧慮便不便於避諱。於是，神州大地復名才逐漸多了起來，並在封建社會的後期成為主流——明清兩代的皇帝，皆用雙名。
說起來，清人入關之前的幾代君主名字，如努爾哈赤，連名字都是根據滿文音譯的，漢字寫法也不統一，朝鮮史籍就寫成「老乙可赤」，自然無需（也無法）避諱。順治帝的名字福臨其實也是個滿文音譯，但用漢文解釋倒是很有開國吉祥的寓意。野史傳說順治帝曾言朕有福，不能因此令天下人無福，故不須避諱。若真如此，這件事也算是頗值得嘉許。
朝鮮史籍中的「老乙可赤」康熙皇帝是清代第一個用漢文起名的皇帝，結果「避諱」也從此開始，而且越來越嚴。康熙帝名叫「玄燁」，結果凡寫字刻書，都要以「元」代「玄」，以「煜」代「燁」，連傳統幼兒教材《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黃」也要改成「天地元黃」，實在滑稽。到了乾隆時期，有個河南商販劉峨把《聖諱實錄》賣給應試的秀才，這本書本來是教人們如何避諱的，所以勢必列出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大名，結果劉峨因此獲罪丟了性命，實在是冤比竇娥。直到愛新覺羅·溥儀退位成了末代皇帝，困擾了中國人二千年的「避諱」問題才宣告壽終正寢，至少從理論上講，每個人愛用什麼字起名都不會因此獲罪了，只留下了一個「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典故。
《千字文》筷子的出處從這個角度上講，大概「白烏龜」只能說成是「忌諱」「我」字的讀音。這種民間對特定用字的忌諱，在各地都有，譬如「操」字，在《廣韻》裡有「七刀切（平聲）」與「七到切（去聲）」兩讀，但後者（cao4）在北京話裡只用於一個眾所周知的粗俗含義，有文化有教養的人是羞於啟齒的。於是諸如「操勞，操演，體操」等詞彙裡的「操（cao1）」都避開了這個讀音。連帶同屬「七到切」的「糙」字也跟著倒黴，只能改換門庭讀到平聲去了……
但是這種忌諱，與避諱不同，往往沒有什麼強制效應，更多的只是「約定俗成」。所以各個地方的忌諱都不一樣。比如《清稗類鈔》裡就提到，北方人忌用「蛋」字。所以舊時的北京人在以下這幾個詞中都避用「蛋」字：雞子兒（雞蛋）、炒黃花（炒蛋）、松花（皮蛋）。但蘇滬一帶則變成說「蛋」無所謂，「卵」字成了忌諱。兩者的共同之處大概只有都用作罵人話了，比如北方話的「混蛋」約等於上海話裡的「戇卵」……
有些忌諱詞的通行範圍很小，譬如上海人忌諱送病人蘋果，這是因為上海話聲調數量在吳方言裡倒數，造成「蘋果」與「病故」同音，稍遠一點的蘇州、嘉興就沒有這種顧忌了。但有些忌諱卻是跨地域的，比如沿海居民舊時候吃魚時，不能吃完半邊再將魚身翻轉來吃另半邊，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忌翻、沒也」。更有一些忌諱最終登堂入室，在全國普及開來，「筷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古時不說「筷子」，謂之曰「箸」。直到明代，才出現了「筷子」這個說法的雛形。陸容在《菽園雜記》記載，「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從這段文字的內容看，是江南水鄉的船家首先忌諱「住」字，因而忌諱與之諧音的「箸」。結果反其道而用之，將「箸」喚作「快」，寄託了人們對「行船暢快無阻」的美好願望。明末清初的蘇州才子馮夢龍曾經編纂了以明代蘇州方言為代表的吳語民歌集《山歌》，裡面的《詠物四句·箸》就寫有「姐兒生來身小骨頭輕，吃郎君捻住像個快兒能」。
《菽園雜記》大概各地船夫都有忌諱「住」的心病，「快」的說法很快向各地擴散並進入通語，形成了「俗呼著為快子」的局面。人們又出於造字的習慣定勢，很自然地為這個來自於吳方言的名詞增加義符而成為「筷子」。在清代中期成書的《紅樓夢》裡，「筷子」的用法已經看不出什麼鄙俗色彩，從鳳姐到賈母都說「筷子」。在書面的使用頻率上，「箸」也有江河日下之勢，《紅樓夢》裡「箸」對「筷子」尚是二十八比四的巨大優勢，到了晚清成書的《官場現形記》裡，兩者的比例已經反過來變成四比十二。至於近代小說如《金粉世家》裡，「筷子」在書面語裡也取代「箸」的大局就已經確定了。
終於無所顧忌按照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裡的解釋，「忌，憎惡也。」既然是憎惡的，便希望避開它們。但總的來說，民間對詞語的忌諱跟人的思想意識有關。大約是科學越昌明，文化環境越寬鬆，這種實質上並無意義的忌諱就變得越少。
忌諱「死亡」大概是人類的共性，對於「死」字的忌諱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故而現代漢語往往用「去世」、「逝世」、「成佛」、「安息」、「長眠」、「永眠」乃至「見馬克思去了」等詞語委婉表達「死」的意思。今天的普通話裡，「si3」這個音節只有「死」這一個字煢煢孑立，當然也是這個道理。而在蘇州話、上海話裡，「死」的同音字不少，就算是在區分平翹舌音的評彈藝人嘴裡，也有「史使駛屎」這些字跟「死」同佔一個戶口。於是上海話口語裡的「死」乾脆改念「喜」這個音。結果又造成「死」、「洗」同音，乾脆不用「洗」這個詞，改用同一含義的「汰」或「淨」。
這麼做的道理也很簡單，不如此則「儂先洗」一變為「儂先死」』也，姚慕雙、周柏春的傳統滑稽戲裡就說過這個段子。舊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是廣東籍的華僑開的，不曾留意上海話的忌諱問題。結果那些老上海都不願意到先施公司購物，而寧可到永安公司去，因為在這些人讀起來，「先施公司」無異於「先死公司」。但這畢竟是過去的事情了，先施公司早就變成了如今的上海時裝商店，而在當代的上海話裡，韻類合併更甚於舊日，「死」不但依舊跟「喜」同音，進而跟「線」的讀音也一樣了。只不過現在每天都有無數人上上下下地鐵，卻沒有人再忌諱到底是幾號線（「死」）了。
「先死公司」這大概不是一個孤立現象，許多過去各地的忌諱詞已經或正在成為歷史。以往的老虎威脅平民的平安和正常生活，連上海的地方志裡都有「虎患」的記載。因此舊時許多地方忌「虎」，每遇「虎」時皆改用「貓」代稱。如溫州人把「老虎」改稱為「大貓」。長沙人將「腐（與「虎同」音）乳」稱作「貓乳」，北方人乾脆把「老虎」叫成「大蟲」。但近代出現的「老虎鉗」，溫州人倒也不曾改成「大貓鉗」，上海人索性把「roof window」翻譯成了「老虎窗」。至於「大蟲」，如今也只有在《水滸傳》裡才能見到了。早已淪為瀕危物種的老虎在人們眼裡早就沒有那麼可怕了，不但可以直呼其名，更有某些「猛士」竟敢在野生動物園的老虎散養區下車了……至於今天的網絡語言，用「百無禁忌」來形容，大概也沒有什麼誇張之處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諸如「白烏龜」之類忌諱詞的來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只會在人們的記憶裡變得越來越模糊，終究變成詞典上的陳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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