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日，電影《三毛流浪記》在上海外灘開拍。《大公報》報導：「三毛跳上銀幕了，這部電影中的三毛由一位童星王龍基擔任，（現在還不到十歲），由崑崙公司攝製。導演趙明、嚴恭，攝影朱今明，化妝辛漢文。他們一行在四月一日上午到外灘開拍第一個鏡頭。」
漫畫《三毛流浪記》是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報》開始連載的，1948年出版了單行本。張樂平先生以其震撼的藝術魅力，使得流浪兒三毛迅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崑崙影業公司準備將漫畫三毛搬上銀幕，借用製片人之一的韋布先生的話來說，「當時，上海的電影刊物、小報等都傳播得滿城風雨了」（見（《電影藝術》1993年第1期文章《從<三毛流浪記>的「恐嚇信」說開去》）。
就在影片積極籌拍時，張樂平和韋布幾乎同時收到了恐嚇信。幾位拍攝電影的當事人曾經回憶過這段往事。
《三毛流浪記》製片人之一韋布先生回憶：
「正當籌備工作即將就緒的時候，樂平和我同時接到上海反動派向我們進行威脅的警告信：『三毛再搞下去，當心腦袋！』大概由於當時社會上發生恫嚇信的事太多了，而這種卑鄙無恥的行徑，正是反動派日暮途窮的虛弱暴露。因此，我們未加理睬，只是略加小心就是了。」(1982年9月《大眾電影》文章《「三毛流浪記」上銀幕的前前後後》)
「接到怪信的第二天，樂平和我在聚會中把情況平平淡淡地和大家談了。有意思的是，籌劃《三毛》拍攝的『難兄難弟』們，聽到這個意外的顯然是政治恫嚇的信息後，反應很一般，誰也沒有表露驚慌退縮的不安情緒，而是像上海話說的『象煞無介事』。直到影片完成，也都一直『象煞無介事』。所謂恐嚇信，倒可以說真的只是『恐嚇』一下而已。不過此事從當時的具體情況來說，確實也反映了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讓我們又一次領教了反動派的拙劣與無能，已經近乎無聊了！」(《從<三毛流浪記>的「恐嚇信」說開去》)
《三毛流浪記》導演之一趙明先生回憶：
「在攝製工作籌備階段，最初的製片人韋布同志曾接到過一封匿名恐嚇信，信中威脅韋布：『三毛再搞下去，當心腦袋！』與此同時，漫畫作者張樂平同志也接到一封同樣內容的恐嚇信，這顯然是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解放前夕困獸猶鬥的一種表現。當時我們分析了形勢，對我們租用的攝影場偽中電二場內的某某曾引起懷疑。可是工作照常進行，韋布同志和我們對這封恐嚇信都未予理睬，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放在心上，這也許是過去長期在國統區經受鍛鍊的結果，現在回想起來，多少還是有點冒險的。」(1984年第12期《電影藝術》文章《<三毛流浪記>的回顧與隨想》)
《三毛流浪記》導演之一嚴恭先生回憶：
「此時，我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瀕於滅亡的蔣家王朝更加瘋狂，暗殺、綁架時有發生，街上經常截路搜捕，即使是深夜，也能聽到憲兵抓捕的警車（時稱『飛行堡壘』）悽厲的警笛聲。張樂平和韋布都收到了無頭無尾的恐嚇信：『不準拍三毛電影！不聽話，於你不利！』『三毛再搞下去，當心腦袋！』信中赫然夾著子彈！韋布拿來給我們看，但我們都毫不遲疑地堅決搞下去。」（2007年7月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像詩一樣真實——嚴恭自傳》第123頁）
《三毛流浪記》剪接師傅正義先生回憶：
「《三毛流浪記》的編劇是陽翰笙，他根據當時影響甚廣的張樂平的三毛漫畫，編寫了電影劇本。外界得知崑崙將把三毛推上銀幕，紛紛表示支持。但國民黨特務卻寄來匿名信進行恫嚇，說『不準將三毛搬上銀幕，假如不聽的話，將予以不利！』崑崙同仁不為反動派的威脅恫嚇所動，堅持拍攝。」（2007年3月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剪輯人生——傅正義自傳》第52頁）
以上當事人的回憶，有兩個共同點：恐嚇信沒有嚇倒攝製組任何人，攝製工作絲毫沒有受到恐嚇信的影響；恐嚇信只是恐嚇一下而已，沒有後續行為。
《三毛流浪記》反映的是社會的陰暗面，這肯定會引起當局的反感。張樂平先生回憶：
「1947年12月30日國民黨反動派的《中央日報》卻假惺惺地以『關懷三毛』為題發表了一篇『評論』，在扯了一些『關懷』『同情』的謊言之後，緊接著便指責我『這表現太殘酷了，太冷落了』。並且列舉勸募寒衣，提倡社會教育等『德政』，來掩飾《三毛流浪記》中所揭露過的當時社會的醜惡面目。在反動派這種文武夾攻的情況下，我並沒有退縮。」（1957年5月18日《文匯報》文章《三毛何辜！》）
現在有些介紹影片《三毛流浪記》的文章，誇大了當時攝製工作受到的阻力。坊間流傳一種說法：「《三毛流浪記》從1948年10月開拍，由於尖銳地觸及了社會現實，攝製時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阻撓、恐嚇，遇到很大困難，結果該片1949年8月才完成。」這就是一種誇張和不實的說法。
電影是在1949年2月才選定了由王龍基擔任主角（有當時多家媒體報導為證），怎麼可能在1948年10月就開拍呢？《三毛流浪記》無論是原作還是被改編成電影，都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當局，所謂「攝製時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阻撓、恐嚇」，所謂「籌備期間數次受到特務威脅，數次收到夾有子彈的恐嚇信」，都是誇大事實的說法。張樂平和韋布各收到過一次恐嚇信，當時也只不過是把它當成是某個小流氓的惡作劇或某個小特務的鬧劇，因為按照常理分析，當局即使感到很反感，一般也不至於做出這種小兒科的愚蠢的恐嚇行為，直接阻止電影拍攝不就可以達到目的了嗎？張樂平先生並不懼怕，解放前夕，他一直在上海公開參加進步活動，甚至在這個時候將全家從嘉興接到上海居住。
國民黨當局對電影的控制是相當嚴格的，專門設立了一個新聞檢察署，所有的電影劇本都必須要經過他們的審查，允許你拍攝，你才可以拍攝；不允許你拍攝，你是不可能開機的。攝製組如果是按照已經通過當局審查的劇本拍攝，完全沒有必要對拍攝保密，完全不必擔心當局的阻礙；如果不按照已經通過當局審查的劇本拍攝，無論拍攝內景還是外景，都是隱瞞不了的，結果只能是給當局提供了「阻礙」甚至封殺的藉口。
張樂平先生在《撫今思昔話三毛》（見1957年第23期《大眾電影》）一文中回憶：
「後來得到陽翰笙、陳白塵等同志的鼓勵，建議由上海崑崙影片公司改編攝製電影。並由陽翰笙同志執筆改編，承他費了很大的力氣與時間，改編得更尖銳更具體，可是，不講真理的反動派，竟不準這個劇本通過。只得再來刪改，而又沒通過。正當反動派百般留難之際，後來陽翰笙同志也因政治原因被迫離開了上海，這個劇本乃由陳白塵同志幫助整理。仍是費了很多手腳，百般修改，才算勉強通過。」「當初我們是不同意的，可是電影公司老闆已下了一筆大本錢，只好依從了。」
流浪兒三毛深入人心，當局也只能表示政府也在同情和關懷流浪兒的窮困生活。筆者認為，當局不會愚蠢地阻擾影片的具體拍攝，當事人提到的「國民黨特務的阻擾」，應該是指對劇本的阻擾。
有些人可能出於對電影《三毛流浪記》的熱愛，就以強調和誇大影片拍攝「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阻撓和迫害」，來突出影片的進步性和正確性。然而，不合情理的過分渲染，反而適得其反。《三毛流浪記》無論是漫畫還是電影，沒有一句政治口號，沒有把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卻能引起人們對舊社會的強烈不滿，引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熱烈嚮往，國民黨當局對此又無可奈何。
1949年4、5月份，三毛生活展覽會，三毛畫稿義賣，三毛樂園會，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演出木偶劇、舞臺劇《三毛流浪記》，以及電影《三毛流浪記》的拍攝，都是在人民大眾和新聞媒體的關心和支持下，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公開進行的，當局都沒能敢公開阻止，在表面上還得做出支持的姿態，以籠絡人心。這些情況，從當時上海多家報刊不時對「三毛」的新聞報導可以看出來。
影片一部分拍攝於解放前，一部分拍攝於解放後。例如「大鬧公館」場景，室內一片狼藉，一張蔣介石的畫像倒吊在牆上，曾有人以此作為解放前拍攝電影「諷刺國民黨，罵國民黨」的證據，殊不知這個場景是解放後拍攝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電影《三毛流浪記》攝製組繼續拍攝那些未完成的內容。攝製組人員更加理直氣壯地加緊工作，他們知道，那封恐嚇信出現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七十多年過去了，《三毛流浪記》漫畫書至今仍在暢銷，《三毛流浪記》電影至今仍在放映。筆者感到有些遺憾的是，有些人還是沒有理解《三毛流浪記》為什麼會成為經典。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張樂平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