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智主義
紀思道前一段時間在《紐約時報》批評學者固守象牙塔，寫的東西就幾個人看。於是質疑：學者這麼做有意思嗎？難道不是浪費了寶貴的頭腦麼？並且建議學者要走出大學，面朝大眾進行寫作。
對此，學界大體有兩種反應。一種就是「嗯嗯嗯」，你說的沒錯，學者可能要寫得更通俗易懂一點；另一種就是「去你的」，哪怕只寫給一個人看，也很有意思，看不懂是媒體編輯有問題。後一種看法，就差直接說媒體是反智主義了。
中國媒體的反智主義也不缺例子。到目前為止，還有人討論「讀書有無用處」，然後試圖將接受高等教育與找到一份工作直接掛鈎，一旦畢業生沒找到合心意的工作，就說高等教育失敗了，讀書無用了。而兩會代表說不鼓勵農村娃上大學時，這就實在讓人有點啼笑皆非了。
一旦當人們開始將教育的目的降格到作為找工作的敲門磚時，反智主義就已經生根發芽了。這裡關鍵的問題是：讀書，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高等教育，為什麼沒有像「那些人」設想的那樣起作用？
二、讀書何為？
那些人設想的高等教育有什麼作用呢？主要的功能是畢業時候能有塊敲門磚。李零於是感慨，這種模式之下，必然是大學變成養雞場。
也就是說，之所以高等教育沒有像「那些人」設想的那樣起作用，是因為那些人本來就誤解了高等教育。因為你的目標和期許都完全不對頭，怎麼能指望結果合人心意呢？
讀書何為？當然有多種答案。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讀書的態度都有點功利主義。「書中自有」各種好，美女黃金烏紗帽。還有什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還沒什麼，但你看後兩句「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就不像話，仿佛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全不顧讀書可能只是一個要件。但讀書本身就是自我充足的。
「自我充足」這話不太好理解，我換一種說法。那就是與大多數人將讀書當成掙錢的工具不同，讀書本身是一項「消費活動」。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你花大量的時間和金錢閱讀康德、邊沁、羅爾斯、森以及桑德爾的作品，不一定能給你的工作帶來什麼直接的好處，甚至也未必能給你帶來一份體面的工作。事實上，你本就不應該期待這種閱讀能帶來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因為這本身是一個消費行為，你得到了精神上的滿足。或者按照經濟學的看法，是效用最大化的結果（我在《以讀書獲得自由》一文裡還舉過消費莎士比亞的例子）。
扭轉僅僅將高等教育當成敲門磚的觀念是很要緊的，因為高等教育本身是一項昂貴的奢侈品消費活動。讀者可以仔細考慮下，為了消費康德可不僅僅靠你有錢就能消費得了，最重要的是你得投入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讀書都是極其昂貴的消費。期望值落空的那些人多少將消費活動誤作生產性努力了。
無非是社會化建構將讀書搞得比較神聖，顯得不同於去東莞桑拿或者下館子吃飯，但就其消費本質而言，其實沒有太大區別。這也使得讀書本身附加了太多不應該有的社會期待，例如將讀書和當官、找工作、甚至找情人聯繫在一起（例如最近圍繞哥倫比亞大學所產生的一系列緋色新聞）。當然這不能全怪讀書人，你本來好好讀書消費，但太窮了又遇不到能包養的人或機構，總得為生計做點努力。多少才子佳人風流事，都不說些稻粱謀，虛得很。
三、即便讀書作為一種生產性努力
歲月真是神奇的東西，改革也一樣。高等教育產業化一來擴大了招生規模，這樣就把原來上不了大學只能進技術院校的學生「硬生生」變成了「大學生」。
但市場短期內未能及時調整，這就導致大部分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與此同時，市場上的技術工作又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這種結構性錯配與「硬生生」被變成的「大學生」群體有很大的關係。這種高等教育領域的通脹已經被批評很多了。
但即便是作為一種生產性努力，高等教育依舊是擺脫貧困、走出農村的一條重要路徑。當我們討論高等教育的不盡如人意之處時，首先要界定的是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
我的看法是你首先要比較讀書和不讀書的平均收益；其次要看到即便是接受高等教育，不同學習帶來的收益也不一樣。清華大學的李宏彬教授領導其研究團隊，從2010年起做分層隨機抽樣調查，在全國2305所高校裡抽取了100所，第一輪調查了其中的19所學校的共6059名應屆畢業生。不同於政協委員王平近年來所提出的不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這種「雷人提案」，如果你大學畢業往東南方去，那麼你的平均工資要高出至少200元每月，考慮到東南部地區的平均起薪為2262元，200元是很大一個數。我在農村就不可能有這個收入。
李宏彬教授及其團隊還有一系列研究與此相關。例如他們統計從1988年到2009年，城市職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兩年半。這是什麼概念呢？平均而言，城市職工每增加一年教育，教育回報率就從1988年的2%增加到2009年的8%-10%。很少有投資可以像教育一樣有年均8%-10%的投資回報率，所以即便將教育當作一項生產性努力，其回報也非常可觀。靠「身邊人」、「我的朋友」、「鄰居家的小孩」那些成功或不成功的例子無非是貶低教育的回報率的。
當然有人會說，你剛剛不是說高等教育嗎，這會兒怎麼又轉說教育了。因為受教育年限不斷增加，其平均回報越高。所以這背後的潛臺詞是高等教育的回報在中國遠高於基礎教育。那麼這是不是真的呢？李宏彬等指出中國大學的回報率為16.3%，但高中的回報率很低，只有4.5%。從教育投資回報率的角度看，高中教育又是不得不進行的投資，因為為了獲取高等教育高收益。平均而言，多讀一年大學相比於不讀大學而言，收益會增加16%。與此同時，他們也指出職業教育的回報也很可觀。
高中的回報率低，有很大一個原因是高中僅僅就是為了考上大學，一旦考不上，高中三年獲得的技能其實不能用於其他地方。相比於龐大的考生群體而言，儘管實行了大學擴招，能變成大學生的也不是多數人。這就拉低了高中的回報率。
在大學裡學什麼呢？李宏彬等發現學好英語很重要，學英語的回報達18%，也就是說，英語成績好的畢業生起薪要比英語不好的畢業生起薪更高。
當然了，數據也的確顯示出農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好的高等教育，以211、985院校為例）的機會正在收窄。但相比於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村孩子來說，還是遠遠勝出。
媒體偶爾胡說八道也不要緊，政協委員提案就要稍微嚴肅一點，不能誤導。儘管媒體和政協的聲音其實也無足輕重，進不到決策層。想到這，我既有點欣慰，但更多是莫名覺得悲從中來。
四、讀書關乎自由
悲從中來是因為覺得即便如我不斷進行公共寫作，可能也產生不了什麼影響。但回頭想想，至少作為一個讀書人而言，必須抵制反智主義的傾向，同時要告訴大家讀書更多是個消費性活動，並且實際上即便將讀書當成生產性努力，現在也是回報很高的時期。
勸人不讀書，不管是以何種方式，苦口婆心、痛心疾首、假裝中立、揣著明白裝糊塗等，都是需要批評的。我倒不是說這些人短視，基本上錯誤來自或者抽樣有問題，或者沒搞清楚因果關係，又或者悍然一般化（關於抽樣、因果、一般化論述的例子，可以參見《大小城市的實證論法》和《抑制生育論錯在哪裡？》）。
但這些錯誤歸根結底，恐怕還是讀書不夠導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勸人不讀書的，基本上也放棄了自己作為讀書人的責任。我在《以讀書獲得自由》一文裡已經闡釋過相關的道理：因為此時此地，讀書關乎自由。所以談什麼不讀書，談什麼讀書無用論，談什麼勸人不讀書，都是有意無意去往奴役之路。讀書或入窄門，或走窄路，當然是並且一直是改變人的命運的。
（《中國教育報》 作者：李華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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