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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曹丕以魏代漢，「漢魏故事」便成了帝制社會中禪代的代名詞。司馬炎以晉代魏是「漢魏故事」的第一次翻版。此後，南北朝、隋、唐、後梁、南唐、北宋各代帝王紛紛效尤，如法炮製，亦以禪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
必須指出的是，歷朝禪代都同九錫制聯繫在一起。為了效仿上古時期的堯舜禹禪讓故事，使改朝換代能符合當時的法理觀念，權臣在易代更祚之前，必先晉爵建國，封公或封王，賜九錫，然後登上九五之位，這儼然成了禪代的慣例。從這個意義上說，九錫乃是魏晉以降權臣奪取政權的一種制度。
九錫制從西周春秋濫觴，漢代形成，一直延續到北宋。魏晉南北朝開國之君的《本紀》中都有新君受禪前的「九錫文」，這就使我將問題意識上升到這樣一個層面，即：九錫制度乃是解讀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皇權更迭的一把鑰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九錫制度緣起
「九錫」究為何物?溯其源流，頗費周折。清人趙翼曰：「漢書武帝紀，諸侯貢士得入者，謂之有功，乃加九錫。張晏注曰：『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然皆不言九錫出處。據後漢書章懷注，謂九錫本出於緯書禮含文嘉。」
其實，早在唐章懷太子李賢注釋之前已有東漢經學家何休及北魏徐彥對九錫作過考證。《公羊傳·莊公元年》云：「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注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周天子為何要賜諸侯九錫?九錫具有哪些功能?
徐彥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裡，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洩，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意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徵。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
可見，被賜予九錫的諸侯在道德操行及文治武功上皆為楷模，受賜後即享有服飾、車馬、儀衛、居所，祭祀等禮儀制度上的特殊禮遇，並執掌專殺祭祀等權力。
「錫命」一辭首見於《易經·師卦》九二：「王三錫命。」錫命亦稱賜命。段玉裁曰：「錫者，賜之假借也。」《尚書·禹貢》曰：「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又《禹貢》「錫土姓」，《史記·夏本紀》作「賜土姓」。
《春秋》成公八年經：「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左傳》作「召桓公來賜公命」。由此足證錫、賜兩字古時通用。錫命時必有策，故亦稱策命。《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典籍中，九錫之名不盡相同，且排列次序亦前後不一。《禮記正義》卷一《曲禮》疏引公羊說，「九錫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日輿馬，五日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韓詩外傳》卷八云：「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鐵鉞，九錫秬鬯。」九錫名稱次序不一的原因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然大略同也。」
以金文考之，九錫之濫觴並不像漢儒所說的那樣整齊劃一，也不局限於九種物品，經學家所未言及的如貝、族、圭瓚、彝器、玉環等數十種物件，甚至一切日用品，周天子皆可賜予諸侯，但西周時尚未有朱戶、納陛，漢儒依漢制而創九錫，而未知其與西周錫命制度並不完全等同。
由於「九錫經無明文，周禮以為九命」，故後世有人將九命與九錫等同。如三國時李嚴勸諸葛亮「宜受九錫，晉爵稱王。」諸葛亮答曰：「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命)邪。」諸葛亮雲「十命」，乃指「九命」之外再加「一命」，其「九命」之謂與李嚴勸進「九錫」毫無二致。
據《周禮·春官·典命》及《禮記·王制》載，九命乃西周從一命至九命的九個等級。它是西周等級制度的產物，表現為周天子對大小貴族有差別的褒獎與分封。如最高的伯為上公九命，最低的公侯伯封國中的士及子男封國內的大夫為一命。鄭玄認為九命之後始有九錫之賜，可見九錫不是官爵，而是諸侯功高，已無官爵再加，只得賜予象徵極高禮遇及權力的九種器皿，即九錫也。
先秦時期，究竟有無諸侯公卿受九錫，這是值得探究的問題。《漢書·地理志上》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舜以玄圭賜大禹，以賞其治水之功。禹亦因此而受禪，成為夏的開創者。圭者受封者之符信，所謂命圭也。《崧高》之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玄圭」近似於九錫中的一種器皿，然唐虞之時，禮儀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故舜賜玄圭予禹大概可作為後世九錫與禪讓制度的濫觴。
九錫制有個濫觴嬗變的過程。九命與九錫固然有所區別，但也不能排除它們之間所存在的密切聯繫，甚至可以認為後世的九錫禮就是由西周春秋時代的九命禮嬗變而來。因為九命禮中包括了賜物的內容，凡命數越高，賜物就越多。所以九命的享受者就意味著能得到來自周天子的嘉獎與實物的賞賜。例如上述齊桓公、晉文公等霸主所受的九命賜物，好多都與後世的九錫賜物相同。
這就為九命與九錫之間的聯繫提供了有力的依據。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周代有錫命之禮，而無嚴格意義上的九錫制度，至漢代才有九錫名稱及其制度的出現，而且是「緯書仿之而演為九耳」。
可見，九錫是漢儒依西周九命之禮所創建的。
為何三代社會，君臣之間的禮制不如後世那樣有著天淵之別呢?錢大昕指出：
「考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處茅茨土階，食土簋土鉶，而以匹夫匹婦之饑溺為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知足樂也。」
由此推知，周天子的「錫命」之禮，就是準許有功之諸侯使用比自己原來級別高的禮儀制度，這就成了後世九錫制度的由來。
二、九錫與禪代的奠基人：王莽與曹操
從嚴格意義上說，歷史上第一個真正被授予九錫的是西漢末年的王莽。
1、王莽的九錫
漢祚中衰，成帝母元後王政君長壽，王莽借其勢而輔政，手握大權，詭託周公輔成王。元始元年，他由大司馬新都侯晉官爵為太傅安漢公，元始四年，又加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對王莽稱「敢言之」，大小官吏不得與王莽同名。王莽離代漢當皇帝的目標越來越近。如何才能使自己革除漢命，建立新朝，王莽與其手下的心腹黨羽密謀策劃，精心炮製了「加九錫」的步驟，為王莽居攝踐祚打開了通道。
第一步，在王莽的授意下，由張敞之孫張竦為大司徒司直陳崇起草奏章，大肆頌揚王莽之功德：奏文極盡鋪排典麗華美之詞，讚譽王莽的忠孝仁義以及其蓋世之功。王莽「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陳崇等援引周公故事向平帝提出王莽「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這是正史中出現的第一次請皇帝賜九錫之疏。陳崇上奏後，元後交與群臣廷議，「群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故暫時延緩了王莽「加九錫」的步驟。
第二步，王莽為使自己獲得更大的政治資本，遂向朝廷倡議「起明堂、闢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又提出恢復秦火時被焚的《樂經》，增設博士名額，凡通曉儒家經典或「一藝」，教授學生十一人以上者，皆由朝廷派遣公車，載赴長安。這一招果然奏效，通過此舉，王莽遂把朝野的絕大部分士人學子羅致帳下。
群臣奏議，稱頌王莽此舉是「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故要求朝廷厚賞安樂公。王莽「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至此，王莽加「九錫」已見端倪，平帝下「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
第三步，元始五年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安漢公九錫。」老奸巨猾的王莽雖迫不及待欲受九錫，但卻故作姿態，「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
元後王政君雖是王莽姑母，但畢竟是漢朝太后，故她對是否立即加王莽九錫頗為躕，她下詔說：現禮樂制度尚未完成，賞賜事暫緩，俟「製作畢成，群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
王莽認為加九錫的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有等待，遂授意心腹黨羽富平侯張純等九百零二人上書云：安漢公制禮作樂，已使天下太平，其功高伊周，「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禮》、《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臣請命錫。」在王莽的步步緊逼下，加九錫已箭在弦上，成必然之勢。元後再也無法滯止，遂只得「奏可」。
第四步，元始五年五月庚寅，由古文經學大師劉歆起草的、以太皇太后王政君名義頒布的策書公之於天下，策書以最高規格的褒美頌揚之詞綜述了王莽輔佐漢室的豐功偉績，最後言道：「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在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策書宣讀畢，在太皇太后的主持下，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安漢公受九錫之禮。
九錫成為王莽通向皇位道路上的加速器，元始五年十二月，距王莽加九錫僅半年時間，安漢公王莽竟然「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南面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按照禮制，王莽居攝時，「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
居攝三年，王莽由攝皇帝變為真皇帝，正式宣布即天子位，國號新。王莽以加九錫為易代之契機，順利完成了漢新王朝的更迭。
以加九錫的形式完成王朝鼎革，確是王莽創新，是前無古人，史無前例的，然而王莽代漢為何要採取加九錫的舉措?這是值得檢討的。王莽加九錫可能與西漢封爵制度及其託古改制，恢復《周禮》有關。西漢建國後不久，異姓諸侯王皆被漢高祖相繼剪除。
劉邦在消滅異姓王后，就與大臣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按此規定，只有宗室子弟才能封王，異姓大臣最多只能封侯，外戚除非建有軍功，否則也不能封侯。
然而劉邦一死，白馬之盟就遭到破壞，呂后臨朝稱制，大封呂氏子弟為王。「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呂氏集團垮臺後，外戚封侯雖繼續存在，但封王已絕無可能。王莽早在漢成帝永始元年(前16)就被封為新都侯，綏和元年(前8)，王根病免，王莽繼為大司馬。平帝元始元年，因「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賜號為安漢公」。可見，王莽已突破了漢高祖劉邦制定的不對異姓大臣封公的制約。
王莽此時官為太傅，爵為公爵，按照漢制，位極人臣的王莽要在其功高不賞的官爵上再進一步突破，已無可能。故必須另闢蹊徑，在禮儀制度上尋找攀登權力頂峰的途徑。
王莽之世，西漢政權建立已二百餘年，統治基礎相當鞏固，急切間難以動搖。故王莽代漢並不容易，如不採取非常手段，很難奪取漢家天下。
趙翼說：「古來只有禪讓、徵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則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託於周公輔成王，以攝政踐祚。」王莽輔政，每每以周公自許，他只有效法周公故事，行天子之禮，才能達到其最終目的。九錫之禮規格極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錫之中的「虎賁」乃天子之衛士也，「天子卒曰虎賁」，「斧鉞」乃徵討殺伐之權的象徵，亦屬天子之滷簿。
「秬鬯」為天子祭祀天帝時所用之酒，「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禮記·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錫中又有「納陛」。「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
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陛」乃帝王宮殿之臺階也。蔡邕《獨斷》卷上載：「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後引申其意，稱天子為陛下。所以，權臣即可由受「納陛」而後晉升陛下。由此可見，誰受了九錫，誰就具備了「假皇帝」的資格，為將來當「真皇帝」鋪平道路。
需要說明的是，九錫與《周禮》的「九命」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九命禮是由上而下的禮儀，即周天子對諸侯的優遇，主動權在周天子手裡；九錫禮形式上也是由皇帝賜予大臣，但實際上主動權卻掌握在權臣手中，一切都是在權臣的操縱下進行的。
九錫禮是一種君主專制制度下權臣逾越人臣名份，向準君主邁進的一種非常手段，因為它從禮儀的角度把人臣與君主放在一個大致相同的位置上。九錫禮的授予是新舊王朝即將鼎革的昭示，是易代更祚的宣言書。自從王莽改造九命之禮而推出九錫之禮後，魏晉南北朝隋唐君主在禪讓前都要預演九錫禮儀。
通過加九錫與禪代兩個階段，王莽完成了由權臣向攝政宰衡、再到假皇帝、最後通過禪讓為真皇帝的飛躍。居攝是對周公與伊尹的模仿，而禪代則是對堯舜禪讓的效仿。必須指出的是，王莽的加九錫不是對堯舜禹時代原始禪讓的簡單模仿，而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它綜合春秋篡奪、周公居攝、堯舜禪讓為一體，使九錫、禪代制度成為帝制社會異姓之間更移國祚的一種重要途徑。
王莽雖然通過受九錫而登上皇位，建立新朝。但王莽代漢為時不長，很快.就以失敗而告終，故新莽政權在歷史上多被視為「偽」，王莽禪代亦不為後世所認同。基於此因，王莽時期，九錫與禪代制度還未真正的確立起來。「漢魏故事」始作俑者為曹操。操加九錫，封公建國，曹丕因之而終於完成禪代。這一「變局」對後世影響深遠，筆者認為，可以把九錫與受命禪代制度的最終確立定在曹操封公建國及曹丕受禪時期。
2、曹魏嬗代「九錫」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打敗馬超，平定關中，完全統一了北方，曹操戰功顯赫，挾天子以令諸侯，於是獻帝下詔允許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曹操諸事獨專，引起漢獻帝及伏皇后的憤怒。史載：「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孕，累為請，不能得。後自是懷懼，乃與父(伏)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
可見，曹操此時儘管大權獨攬，但仍處在漢獻帝及擁漢派勢力的威脅之下。孔融、楊彪等人亦以士林領袖、漢朝元老大臣的身份屢屢向曹操發難。所以，曹操欲移漢鼎，必須考慮加九錫，封公建國。從而以正當的名義常居鄴城，遙控朝廷。
建安十七年十月，諫議大夫董昭揣度操意首倡為曹操晉爵賜九錫，然而尚書令荀彧卻表示了不同意見。
曹操的九錫禮：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為車馬。袞冕之服、赤舄為衣服。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為懸樂。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合成為弓矢。秬鬯一滷，圭瓚副焉，為九錫中供祭祀用的酒與酒器。其他諸如朱戶、納陛、虎賁之士三百人、斧鉞各一前已敘述，此處不贅。
從曹操九錫禮的內容來看，它按照周禮規定的車馬、衣服、樂舞、居室、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秬鬯的順序賜予，確實井然有序。反之，王莽的九錫禮倒顯得順序錯亂，最明顯的就是同類的賜物前後隔離，如賜予王莽的衣服類——「綠韍袞冕衣裳」，在間隔其他賜物後，又有「句履」、「皮弁素積」等衣服的內容；車馬類與玉器、玉飾物類也是前後分隔。曹操九錫禮的內容簡潔明了，除了弓矢類較具體外，大多是一兩個字的籠統記載，最多是加「副」以補充。
王莽的九錫禮則較零碎，如衣服之賜就細小到刀劍鞘的飾物、腰間的帶子；其人員配置不僅有虎賁，還有宗官、祝官、卜官、史官等管理祭祀、政務、勤雜、家政的服務人員，甚至細小到這些官員的屬吏配置。王莽的九錫禮內容儘管凌亂雜碎，卻不完整，它缺少了樂舞。而樂舞是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一般是不可或缺的。
新漢九錫禮與漢魏九錫禮最大的不同是，漢魏九錫禮對所賜每一禮的意義作了詮釋。這些詮釋全是圍繞被賜者的德行功業展開的，基本上每一禮對應於被賜者的一種美德與一項業績。如車馬之賜是為了嘉獎曹操以禮安民的功績。衣服之賜是為了嘉獎曹操因實行「勸分務本，穡人昏作」與「興屯田」政策而帶來的國家「粟帛滯積」，農業經濟發展的功勞。「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所以樂舞之賜是為了獎勵曹操「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鹹和」的德行。朱戶之賜與曹操重視教化四方的功勞相連。納陛之賜則與曹操「官才任賢，群善必舉」的用人政策有關，而任賢使能是「思帝所難」，故以納陛賜之。虎賁之賜則是因為曹操擔任「秉國之鈞」的宰輔，他能夠「正色處中」，剷除奸佞與邪惡，所以要有虎賁這樣的侍衛親兵作為除暴安良的前提。斧鉞與司法相聯繫，賜斧鉞是對曹操嚴厲懲處作奸犯科者的嘉獎。
弓矢用於疆場，所以弓矢之賜是對曹操「掩討逆節，折衝四海」，平定各地割據勢力的獎勵。秬鬯為祭祀的醴酒，祭祀要恭敬心誠，秬鬯之賜則是對曹操「溫恭為基，孝友為德」的讚美。通過殊禮與功德的比附，來論證曹操享受逾越人臣之禮的特殊待遇九錫禮的合理性。
九錫禮從西漢末年漢新禪代時的初創到漢魏禪代時的具體運用，中間有東漢初年《禮·含文嘉》對其完善與定型作為嫁接。曹操所受的九錫禮就是採用《禮·含文嘉》的模式，為了減輕政治輿論的壓力，使曹魏公國的建立能夠名正言順，故採納了來自於先秦典籍，託名於《禮·含文嘉》的九錫制度，這為魏之後歷代相踵襲。
後世的受禪者在模仿漢魏九錫禮時，基本上丟棄了王莽在這方面的開創之功，他們動輒稱頌漢魏故事，而從不提及漢新故事，這與後世只承認漢魏禪代而否定漢新禪代的傳統有關。
曹操為何要通過加九錫來完成易代鼎革呢?其一是王莽開創先例，曹操受九錫無非是循漢新故事；其二是考慮到古代社會國家機器的重要職能是祭祀與徵伐，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九錫則完全體現出這二大功能，九錫中的虎賁、弓矢、鈇鉞、秬鬯與祀、戎緊密相連。
《白虎通義》卷三云：「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徵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獲九錫者既可代表天子徵討叛逆、不臣，亦可以天子名義祭祀上帝。《禮記·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以此觀之，只要獲得九錫，亦即掌握了「國之大事」。當然，與祭祀相比，徵伐之權亦即兵權更為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加九錫即是執掌殺伐徵討之權。當然，九錫並非人臣之常器，它絕不是人君對人臣的恩寵與賞賜，而是舊朝國祚氣數將盡，君主大位難保的徵兆。
當然，只要不是低能白痴，凡為君主者絕不會不懂得掌握兵權重要性的這個簡單道理。以制度而言，人主早就把兵權操之於己手，戰國時期出現的虎符既是明證。然而，東漢王朝「自安帝以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漢獻帝時，「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
自董卓、李傕、郭汜作亂後，漢獻帝流離顛沛，無處可依，惶惶如喪家之犬。還是曹操將獻帝迎至許昌，其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可見，獻帝能保住性命及皇帝名號已是萬幸，何談控制兵權。
從表象上觀，加九錫與禪讓似乎是新舊王朝以和平方式交接政權，但其背後隱藏著的是武力威懾。曹操父子仍是以武力奪取政權，只不過是以禪讓的方式給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罷了。
前文曾引錢大昕的觀點，他認為，自秦以降，「禪讓」同「徵誅」並無「正否」本質上的區別。正如十六國時期，韓桓對前燕大將慕容廆說：「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兇，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一言以蔽之，只要「除群兇，靖四海」，即可獲九錫，做皇帝。
這裡，我們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即曹操因何僅加九錫而無禪代，在離皇位僅一步之遙而裹足不前。千百年來，人們對這一歷史現象困惑不解，試圖探尋其奧秘的興趣始終不解。曹操之所以遲遲不敢代漢稱帝，說穿了，還是忌憚後人言其「篡位」，留下漢賊的惡名，正如司馬光所言：「以魏武之暴戾，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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