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都倫敦：現代早期城市的能源與環境》，[美]威廉·卡弗特著，王慶獎、蘇前輝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 月出版，388頁，69.00元
《煙囪與進步人士：美國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工程師和空氣汙染（1881-1951）》，[美]大衛·斯特拉德林著，裴廣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348頁，98.00元
眼下正值2019年的隆冬時節，一旦冷空氣停止肆虐，霧霾就如期而至。近幾年來，京津冀地區每年冬天嚴重的霧霾成為中國環境汙染的典型事件，嚴重威脅著我國的生態安全和民眾的身心健康。從中國遙看世界，從現實追溯歷史，我們發現世界工業汙染史上嚴重的空氣汙染事件，如1930年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1952年倫敦煙霧、1942年洛杉磯光化學煙霧、1948年多諾拉煙霧等，這些罹難並非一日之禍，其問題的最終解決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漫長歷史時期的摸索，方能守得雲開見日月。
2019年5-6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先後組織翻譯出版了美國學者威廉·卡弗特的《霧都倫敦：現代早期城市的能源與環境》和大衛·斯特拉德林的《煙囪與進步人士：美國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工程師和空氣汙染（1881-1951）》兩部著作，它們共同展示了美國學者對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空氣汙染早期史的關注，著者們用豐富的歷史事實向我們揭示了現代化早期英美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環境治理之間遭遇的張力。立足現實，以史經世，放眼世界，心憂中國，關注發達國家的空氣汙染及其治理史，最根本的還是為中國當下嚴重的空氣汙染，特別是為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治理提供資鑑，我想這也是編輯和譯者的先見之明和良苦用心。
一、「曼德維爾悖論」：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宏觀理論譜系
自英美發達國家的早期現代化開始到當下的中國，歷經數百年的發展演變，環境問題儼然已成為嚴重的全球性困境。從現代發展觀的角度考察，世界各國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然而，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讓人無限嚮往又悖論重重，其間涉及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張力便是世界各國實踐探索和理論建構過程中難以迴避的核心問題。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和美國未來學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沒有極限的增長》早已向我們呈現了二者的理論背反。從宏觀經濟理論角度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或矛盾衝突，或對立統一，或和諧共生。諸多學者，特別是經濟理論家結合自己的實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論觀點和模型假設。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們把自然環境作為經濟資源的來源，主要關注的是增長和效率問題而不考慮環境的承載力。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在19世紀後期提出了著名的傑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旨在表達經濟發展和環境資源承載力之間的矛盾。美國在20世紀60-70年代嚴格的環境管制時代開啟伊始，面對環境管制對實體經濟的壓力，最早流行二者的對立衝突論，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有條件協調轉換論之後，1991年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假定的提出為環境治理設定了經濟閾值。1995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麥可·波特教授正式提出波特假設（Porter Hypothesis），認為利用市場和技術的進步，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能夠並行不悖，高度耦合。21世紀初中國政府大力推進生態文明戰略，倡導美麗中國建設，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世紀中國人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係認知。
儘管經濟理論的推演和模型構建源於大量經驗事實，但總有難以觸及的紛繁歷史對象和微妙的現實世界。威廉·卡弗特和大衛·斯特拉德林的著作，則是立足個案，從歷史角度探討英美兩國現代化早期的空氣汙染問題，最終上升到對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的宏觀思考。威廉·卡弗特在第八章明確提出了「蒂莫西·諾斯洞察了倫敦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都市生活的中心就是一個殘酷的悖論」，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直接論述了這種悖論，「倫敦難以在繁榮前達到清潔」，因此在選擇 「繁榮」發展道路和「清潔」發展道路問題上，曼德維爾面對人類的欲望，傾向於選擇繁榮道路，「此過程中必然伴隨著環境的惡化」。大衛·斯特拉德林雖然沒有明確表達當時的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難以兼容的論調，但不可否認書中暗含的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完全治理煙霧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把單個著作置入發展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理論譜系，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發現相似的問題超越時空與國界，「曼德維爾悖論」不僅提升了個案研究的理論層次，拓展了當代有關環境與經濟理論思考的時間尺度，更從宏觀角度給我們留下了深度的理論闡釋空間。
二、是其所是：空氣汙染問題的客觀性與認知的主觀性
環境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弄清環境問題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才能對症下藥。劉家和先生曾言，做研究要講定義，首先要把定義弄清楚，認識一個事物是什麼，還要認識到不是什麼，看問題時，只有看到是什麼又不是什麼，才能認清事務的本質。（梅雪芹：《從環境的歷史到環境史》，《學術研究》，2006年第9期）當下中國在討論空氣汙染和霧霾治理的時候，還沒有就汙染物的本質、含量、來源和化學反應機理形成定論。威廉·卡弗特和大衛·斯特拉德林的研究在對空氣汙染問題的本質，特別是對概念內涵的界定和外延的捕捉清晰獨到、簡潔明了。客觀而言，空氣汙染物的屬性、含量和彼此之間的化學反應等問題是可以通過物理分析和化學實驗手段予以認知的，但問題在於不同時代和不同群體在應對空氣汙染問題時，時代局限和個體知識缺陷為問題的理解與認識增添了濃烈的主觀色彩。縱觀英美兩國早期的空氣汙染治理，可以發現對空氣汙染問題的認知因其治理主體的不同而經歷了明顯的階段性演進。英美兩國在19世紀之前普遍存在的是「煤煙對健康有益」和「煤煙是消毒劑」的論調，人們試圖使用煤煙來「淨化」疾病肆虐的空氣。1881-1951年美國空氣汙染治理的歷史演進表明，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美社會才開始將空氣汙染問題與健康和現代工業社會相連，此時汙染才具備現代的貶義。治理過程中婦女、醫生、工程師、市政當局、商人和學者等群體的依次參與使得空氣汙染問題的本質從健康、美麗、清潔和道德等文明的話語模式開始，逐漸經歷了法律問題、技術問題、能源結構問題、政治問題、效率和經濟利益問題等類型的衍化。最關鍵還在於每一種新的單一的主導性認知承繼轉換之時，空氣汙染幾乎沒有減輕，僅僅意味著人們對其內涵豐富性、複雜性和特殊性挖掘的深入。這種鮮明的階段性特徵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空氣汙染問題的主觀性特質，每個不同的群體從各自角度貢獻著對問題的局部認識，直至最終接櫫問題的全部本真。這有利於我們反思當下自身的問題，創新思維方式，在弄清問題本質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探尋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
三、從認知到行動：利益的多維度與任務的艱巨性
威廉·卡弗特和大衛·斯特拉德林對空氣汙染本質的系統縷析使我們感受到了空氣汙染問題的認知複雜性，但他們對現代早期英美兩國空氣汙染治理成效的價值判斷說明在類似空氣汙染等環境問題的治理更受到現實複雜經濟利益的牽扯，使得治理難度遠遠超過認知的複雜程度。這個利益包括國家利益，社會集團利益和民眾個體利益等多個維度與層級。從國家層面看，美國內戰之後進入鍍金時代，工業化高歌猛進，煤炭是那個時代文明的精髓所在。「煙霧象徵著繁榮」，代表著健康的經濟和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即使反對煙霧的人士同樣享受著煤煙型經濟增長和工業秩序帶來的巨大益處。譬如一戰期間的煙霧意味著戰爭後勤保障的高效運轉，意味著航空母艦的生產潛能，意味著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前方戰場的勝利。因此空氣品質已經成為一種經濟和國家戰略考量，就如戰場上前方戰士需要的麵包、肉類、醫療用品一樣。於是當時的主流觀點是為了戰爭的勝利，民眾應該忍受煙霧，為愛國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軍事和政治局勢導致了空氣汙染治理的失敗。英國同樣如此，倫敦的煙霧似乎不可避免的地成為了這座城市偉大的政治和經濟成就，並奠定了其自由、貿易和現代性的地位。倫敦的煤炭貿易對整個不列顛的工商業、海軍建設和財政收入至關重要，飽含著巨大的國家利益，即便王國的君主討厭煙霧，查理二世等「不列顛君主選擇自己遠離城市煙霧而不是讓城市煙霧遠離自己。」
社會集團利益方面，製造煙霧的眾多企業和社會團體開展經濟活動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潤。因此治理空氣汙染最早的動力基本都來自汙染企業周邊遭受煙霧之苦的個體公眾。當二者的利益發生衝突時，法院的判決很大程度上能夠代表當時社會主流的觀點。1871年賓夕法尼亞州最高法院在判定居民起訴制磚廠的案例中，法官阿格紐約認為「制磚是必要的工作，法院不願幹涉這種有益的事業……他們自願屈從於城市的特性和不適，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從居住或在那裡做生意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阿格紐的法理邏輯本質是上鍍金時代利益邏輯的反映，當時以集團利益形式呈現的各種冶煉公司、煤炭公司（無煙煤商人和煙煤商人的貿易戰）、鐵路公司、愛迪生電力公司等煙霧製造者組成的企業家和商人協會，以治理煙霧為名成立的婦女健康保護協、工程師協會、醫學團體和公民煙霧減排協會等組織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多種形式的較量，法院的判決並非每次都偏向汙染製造者，但絕大部分情況依然是利益邏輯代替了汙染治理的邏輯。伯明罕的一家製造業公司經理甚至認為「那些想要潔淨空氣，遠離煙霧和其他城市元素的人，應該搬到農村去務農。煙霧一直是，而且永遠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減少煙霧的鼓動者應該搬到鄉村去，因為那是他們離開城市煙霧的唯一方法」。在倫敦近代早期木材危機的情況下，燃煤成為必然趨勢，家庭用煤，釀酒商行會、玻璃廠老闆、咖啡館、各式各樣的手工作坊等製造了威斯敏斯特討厭的煙霧。但在裁決釀酒廠老闆鮑威爾與附近居民瓊斯的訴訟中，法官認為釀酒和煤炭的使用均合法，問題關鍵是「如何平衡兩個人的利益衝突，進而如何協調清潔空氣與經濟生產之間的公共需求」。於是在後續的諸多案件中，二者的協調與平衡依據不同利益主體的政治地位和力量大小而定，可見當時煙霧妨害法令包涵了高度的政治性和不平等性。
就普通民眾而言，煙霧一方面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生存環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另一方面意味著就業、收入和基本的生存保障，基於個體生存邏輯使然，他們在個體情感和理性之間出現了二難困境。在美國，煙霧意味著就業和進步，與煤礦工人的工資單和全家的生活緊密聯繫。鐵路工人安德魯·凱利堅決反對婦女俱樂部的煙霧治理行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鐵路公司的觀點一致，認為只有有經驗的男人才最終的決定權，本質上「鐵路工人並不打算犧牲工作和工作的安全性」。在英國主張王室強化對煤炭的管理的人認為必須在煤炭的使用與清潔空氣的訴求方面做出平衡與妥協，因為煤炭是當時的生活必需品，特別寒冷的冬季，必須保證煤炭貿易的正常進行以維持適中的價格，否則窮人將會凍死。在此煤炭與食物一樣是維繫民眾生活、社會穩定和英國王室統治的關鍵所在。
國家、社會和個體三者交織而成的複雜的利益網絡使得現代早期英美兩國的空氣汙染治理舉步維艱，困難重重，結果適應煙霧，學會與空氣汙染共存成為當時人們的普遍選擇。在美國要麼逃離城市、歸居田園，要麼像鋼鐵巨頭卡內基一樣有實力離開公司所在地匹茲堡而定居紐約。在英國，「倫敦似乎就不能沒有煤炭，因此那些為倫敦汙染了的大氣所困擾的人們需要為倫敦，也為他們自己，學會與煤炭共存，這甚至適用於現代早期最雄辯的、視煤煙為敵的約翰·伊夫林，」 所以即使約翰·伊夫林具備超越常人的智慧與見識提出了《煙塵防控建議書》，在當時的影響畢竟有限。當然不同利益主體因自身經濟實力和個體社會地位殊異所表現出的應對方式亦呈現著巨大的非對等性，國王可以離開威斯敏斯特，「富人在郊區建別墅，隱居鄉村；中產階級偶爾去城外來一次短途旅行；窮人和弱勢群體則幾無良策。」在此經濟利益的交織和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環境治理變成了複雜的政治經濟學。
四、環境史學術史視野下的價值評判與未來趨勢
威廉·卡弗特和大衛·斯特拉德林的著作不僅揭示了英美兩國現代早期環境問題的複雜性及其任務的艱巨性，而且最終都不約而同的導向了一個相似的結論：「即至少在技術革新最終允許無須通過付出巨大環境代價就能獲得增長之前，發展、能源和環境退化將攜手並行，」環境治理和經濟發展嚴重對立，顯然是先發展、先汙染、後治理的思路。從環境史的學術脈絡和價值評價看，屬於典型的衰敗論敘事，當然這並不能斷言作者們的學術思想就一定如此。因為威廉·卡弗特對倫敦的研究側重現代早期，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尚未發生，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場景只能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也可謂論從史出，實事求是。大衛·斯特拉德林的研究時限止於1951年，且出版於20年前，他在中文版自序中對其不足有著明確的反思與足夠的警醒：如果我今天開始這項研究，這本書會有什麼不同？畢竟從1950年至今，世界範圍內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的理論闡釋與實踐探索「又翻開了很多重要的篇章，」特別是20世紀中後期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和諧共存，取得了實質性的成就。1995年波特假設正是對二戰以來美國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複雜經驗與曲折道路的理論總結。
對於兩部著作表現出的衰敗論敘事，環境史學界已經逐漸開始反思，顯現出一些新的趨向。一系列新的概念如「生態技術系統」（eco-technological systems）、「工業有機體」（industrial organisms）、 「新穎生態系統」（novel ecosystems）和協同演化（coevolution）等概念的湧現，超越了學界早期「自然之死」和「地球終結」的提法。筆者看來，環境史學者們應該堅持歷史主義的立場，回歸徹底的人本主義，以人的生存質量為第一要義，強化環境變遷與人類演化之間的「複雜性（complexity）」 研究，摒棄主觀上的生態原教旨主義和將人類行為妖魔化的取向。
實證研究方面，對於兩部著作尚未涉及的二戰後英美國家經濟發展與環境管制之關係的研究應該得到強化和深入。我們不能簡單停留在環境公共政策的演進和環境立法的梳理上，必須深入挖掘環境政治的經濟根源，分析汙染企業的經濟動因和行為表現，明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內在辯證關係。目前學術界在研究環境公共政策時忽略了20世紀60-90年代美國的 「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與環境治理的關係。去工業化浪潮下的高汙染高能耗企業的關停，世界經濟大分工中汙染企業的跨國轉移浪潮是同期環境治理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把環境政治和經濟因素結合，才能明晰環保高壓態勢下汙染企業的因應與變通，才能透析環保壓力倒逼出的汙染企業的經濟策略和生產方式的創新，最終窺探產業結構升級和環境友好型經濟培育的門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威廉·卡弗特和大衛·斯特拉德林的著作聚焦英美兩國現代早期的煤煙治理，為我們展示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環境治理的「不能」及其內在緣由。如果把目光放在二戰後的當代史，當歷史條件發生轉移且汙染源更加複雜多元的情況下，歷史經驗表明環境問題是能夠治理的。回到當下中國在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方面遇到的嚴重困境，與1950年以來英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具有相當的同質性，我們一方面既要從威廉·卡弗特和大衛·斯特拉德林的著作中汲取智慧，開展宏觀理論思考，認識問題的本質和複雜性，釐清中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複雜利益格局，另一方面應該從當下的歷史條件出發，面相未來，超越衰敗論敘事，克服歷史虛無主義。誠如馬克思所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的創造和問題的產生具備歷史性和時代性，問題的解決同樣如此，「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直面問題產生和解決的歷史性和現實性，我們才能找到正確的認識和解決問題的辦法，盲目樂觀不可取，悲觀的世界末日論亦非正途。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