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魔都」上海是什麼樣的？那是個什麼樣的年代？作家傅星用小說《怪鳥》帶領讀者穿越回那個年代和空間。
《怪鳥》書影
6月16日下午的博庫書城，原《萌芽》雜誌執行主編、作家兼編劇傅星，用他的長篇新作《怪鳥》，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龔靜一起，為讀者復原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到七十年代初「上海新村」的歷史時空：雖尊嚴落塵，信任崩塌，死亡司空見慣，這裡仍然還有少量的日常生活，還有愛情、歡樂、理想，還有難以泯滅的人性善。
《怪鳥》作者傅星（右）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龔靜座談
傅星筆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上海西區新村，少年慶慶的一隻眼睛受了傷。無論有多麼悲痛，那隻受傷的眼睛始終是火辣辣的，流不出淚來。他成了一個分裂的怪人。在那個兵營一般的新村裡，有女孩薇拉，彈鳥的小三子，堅強的外婆，站垃圾箱的大衛爺叔，圍著四條馬路繞圈的七室爺叔，棚戶區來的業餘畫家，外國女人，雞王海洋，吳老太和她的幽靈，性感的阿姐，失語的男中音，臉盲症患者，西樂團的北方人，死於針刺麻醉的鮑廠長，以及騙子和貝雷帽老先生等等，他們操著南腔北調，不斷上演著一出出令人唏噓的荒誕劇。少年的命運就是在那些劇中擔當角色，並隨之頑強地長大。
「新村」顯然是傅星的文學之鄉。他塑造了一組性格各異、形象鮮明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民群像，他們的原生家庭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態度，但是由於匯聚到了這一方建築極其相似的城市角落，拼貼出了一幅既五彩繽紛又緊湊集中的上海文化拼圖。
在新書分享會現場，傅星談到了《怪鳥》的創作動機：非常希望如今的年輕人能夠接受《怪鳥》這部小說，對祖輩、父輩的記憶和故事不要排斥，畢竟無論年代與空間如何變化，每個時代都不缺乏痛與撕裂的經驗，而代際間感受的互通有助於青年一代更有勇氣地直面當下現實生活。
「我以前和女兒講講過去的事情，她不要聽，什麼文革、批鬥、大字報，這些歷史對她來說是遙遠陌生的。她的反應也讓我想起當年的自己，我在小時候上學時，學校請了一些命運坎坷的勞動者來講述他們悲苦的過去，目的是讓我們這些學生能夠憶苦思甜。我記得有一次請來了一位紡織女工，她在臺上悲戚地訴述著自己的故事，我們在臺下唧唧咋咋吵鬧著完全聽不進她在說什麼。彷佛她的眼淚與我們是兩個世界的，忽然間她在臺上暈倒了過去，這個場景才刺激到我的腦袋，『原來她在說一件很嚴重的事情啊』。」
這件事給傅星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也影響到了他的寫作風格，用平實、甚至是荒誕的手法去寫那些沉重的過往。「當我們寫苦難史的時候，不要完全用回憶錄、傳記的方式，用文學的體驗會更好一些。」
龔靜在現場說道：「讀《怪鳥》真是一次暢快而豐沛的閱讀體驗，笑中帶淚，荒誕而沉重。」
《怪鳥》收錄的二十個故事均可獨立成章，章節間的勾聯是鬆散的，在某些部分甚至可以重新拼裝。傅星說，本來並沒有打算作為長篇小說，而是作為故事集的形式來發表《怪鳥》的，後來在調整了人物、時間的統一性後，發現這樣的結構也比較有意思，就保留了下來。此外，這種開放性的結構便於讀者的隨意進入，也是一種更符合數字時代及青年人文本閱讀習慣的敘述模式。
雖然是一位「50後」作家，但是《怪鳥》中卻充滿了青春氣息，是一部能夠引起青少年共鳴的「成長小說」。《怪鳥》不乏當時少年的各種軼事：比如把外國女人當成間諜進行跟蹤，比如養了一隻所向披靡的鬥雞四處徵戰，比如「上只角」的親戚家款待客人時美味的生煎包……這些極具「日常氣息」的故事被敘述出來，如夢似幻，但又無比真實，是在「新村」中生活過的上海人的共同童年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