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格蒙·鮑曼
1月9日，齊格蒙·鮑曼在英國利茲家中去世，享年91歲。這位社會學家著述甚豐，若算上再版，中譯本便有二十餘種。鮑曼對現代性的闡釋，以及那本負有盛名的《現代性與大屠殺》，確實讓我受益不少。
我上一次想起齊格蒙·鮑曼已是去年的事，而且起因也非《現代性與大屠殺》。那時難民危機正席捲歐洲，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抵制最烈，其中就包括了鮑曼的祖國波蘭。「民粹主義興起，全球化大倒退」的說法成了時評界的流行。其後，英國脫歐公投、美國大選、義大利修憲公投，一系列事件都令時評人哀鳴。
我曾在華沙親眼目睹波蘭人抵制難民的大遊行。我也曾在鮑曼的故鄉波茲南徘徊，那裡爆發過1956年波茲南事件，是為波蘭人擺脫蘇聯控制的發端。也就在那個人們爭論著「該不該接受難民」的當口，我想起了鮑曼和他的《全球化》。
這本書出版於1998年，中譯本出版於2001年。在這本書中，鮑曼闡釋了一個觀點：全球化既有融合，又有分化，縱向來說，貧富階級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橫向來說，文化卻日益趨同。
這是一個十幾年前的預言。如果以剛剛過去的2016年為例，所有紛亂似乎都在印證鮑曼的觀點。時評家擔心的民粹在我看來固然是危言聳聽的騙稿費習氣作祟，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其背後本質都是人們在全球化中面對兩難處境時的掙扎與不安。至於難民危機，僅僅是加劇了這種不安。
在《來自液態現代世界的44封信》一書中，鮑曼闡釋了「液態現代世界」概念，即指高速運轉、目不暇接的現代流動生活，流動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會帶來恐懼與不安。
在《全球化》一書中，鮑曼這樣告訴我們：「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處於本土化，這是被社會剝奪和貶黜的標誌。在這個由所謂『全球精英』制定人生遊戲規則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既不愉快又令人不能容忍的處境。」「我們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劃分階層的過程。……對某些人而言是自由選擇的東西，落到其他人身上就成了殘酷的命運。全球化在對少數人極為有利的同時，卻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並將他們邊緣化了。」
對於從小聽著「全球化」長大的我們來說，在十幾年前讀到這些話，或許會覺得鮑曼在杞人憂天，但在當下回望這一切，又怎能不為這預言所震撼？
所以，探討「該不該接受難民」只是個表象問題，真正擺在我們面前的終極問題是：人類該如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恐懼與不安，尤其是這種恐懼與不安還披著一層糖衣，那是曾讓我們甘之如飴的各種便利和進步。全球化下的消費主義如同毒品，它確實改善了人們的生活，但也讓你越陷越深。人們逐漸發現，在消費主義之下，作為公民的話語權漸漸消失，甚至階級通道都已關閉。
2004年，鮑曼還寫過一本《廢棄的生命》，其中文版出版於2006年。所謂「廢棄的生命」，即指移民和難民等「多餘人口」。在鮑曼看來，這是全球性帶來的必然後果，當出現地區性人口過剩時，就會產生移民與難民，但可收容他們的地方卻越來越少。
他認為，政府往往通過難民、移民衍生的一些社會問題（如治安惡化乃至或許與難民並無直接關係的恐怖襲擊），有意無意將這些元素聯繫在一起，激起大眾的厭噁心理，從而轉移大眾對政府無力解決難民問題的關注。在這本書誕生的十幾年後，想想歐洲的恐襲陰影，再想想川普在競選時的煽動，我們只能感慨鮑曼作為預言家的功力。
國內時評界常有「民粹主義興起，全球化大倒退」的觀點，將全球化視為進步，將反全球化視為保守，但在鮑曼的《全球化》以及後來與之觀點相近的一些著作中，他卻或隱晦或直接地將「全球化」視為倚仗經濟學思想和科技進步進行的保守主義復闢。比如，金融市場的統一併非自由選擇的結果，而僅僅是由少數大國決定規則——這個說法是否能讓你有些理解英國人一直以來對歐元的抵制？又是否能讓你有些理解義大利人退出歐元區的呼聲？
至於文化的趨同，鮑曼在《全球化》裡引用了「單景監獄」概念。它不同於少數人監視多數人的全景監獄，而是讓大多數人在各種大眾傳媒上注視著少數人，由這些少數精英提供一種「正確的」生存模式，並使得民眾爭相效仿，繼而通過消費主義的盛行達到文化趨同。鮑曼認為這是「只引導，不統治」，我倒認為這就是一種引導性的統治！
如果要為《全球化》尋找一本配合性讀物，我會選擇鮑曼2003年的《被圍困的社會》（中譯本出版於2006年）。在這本書中，他依然在講述全球化的危機，儘管這只是此書的一部分內容。在他看來，全球化是一個必將導致政治失控的過程，因為全球化會造成國家的弱化與邊界的模糊，它不但不是進步，反而會衍生出一種倒退：即曾經存在於主權國家的權力，被轉移進「流動空間」中，形成新的且不可控的邊界。
在難民危機期間，許多申根區國家為了控制難民流入而實行邊界管制。申根作為歐洲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的一大嘗試和成果，確實在很多年裡令人甘之如飴，它打通了大半個歐洲疆域，國界不再存在，連我們這些旅行者都大為受益。因此，多年後重現的邊界管制儘管只屬於部分國家，但仍引來一片哀鳴，呼籲保衛申根協定這一人類文明偉大成果。
作為一個享受過申根協定好處的人，我其實也有這樣的念頭，但這恰恰是一種吸毒式的掙扎：既不想放棄那些好處，另一方面又對國家的弱化和邊界的模糊心存疑慮。今日歐盟的風雲飄搖，難道不是一種政治失控嗎？
鮑曼的深刻也許源於他的背景。作為一個經歷過二戰、面對過兩種極權統治的人，他曾經相信過狂熱的「主義」，繼而在殘酷現實中遭遇理想的幻滅，他曾積極投身於革命與建設，但最終遭遇放逐。因此，他並沒有許多歐美學者的小清新傾向。他認為，20世紀的標誌是「邪惡源於文明的訓練，它不僅毫髮無損，而且還在更新與加強」。
在鮑曼看來，現代性的種種問題，全球化必然衍生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與當代知識分子的智識低下有關。在《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中，鮑曼講述了「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誕生與歷史，以及當下處境。兩次世界大戰也許是個分水嶺，啟蒙時代以來的種種價值觀遭遇衝擊，隨之而來的消費主義形成了另一種話語體系，而信息社會的到來加劇了這一體系的無孔不入。知識分子的定位也發生了變化，作為以往的「立法者」，他們在多元化社會裡再也無法成為普遍性的理論權威，只能以「闡釋者」的形象出現，而這種闡釋又有著趨同化傾向。
這顯然與鮑曼眼中的自由相悖。在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自由》一書中（中文版出版於2005年），他便已告訴我們：「自由的魅力來自於差異；自由的存在與否，往往反映且標誌著尊與卑、善與惡、美與醜之間的巨大反差，同時也是對其間的差別進行辨識的基礎。」
那麼，如何重拾自由？鮑曼從來都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或者說，在他看來，這個問題無解。但如果一定要在他的書中找出辦法，那麼他一再強調的「重建日益廢棄的公共空間」，或許是一個選擇。
在許多著作中，鮑曼都曾強調消費主義帶來的公民話語權缺失，公共空間也隨之崩塌，人變成各不相連的個體，以「隱私」「空間」等名詞彼此隔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或許不壞，但從公共事務上來說，鮑曼顯然不贊成這樣的局面。在《流動的生活》中，他再次提出「重建日益廢棄的公共空間」。在《流動的現代性》中，則提到了奧威爾的《1984》以及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他看來，前者並未到來，而人們沉淪於瑣事，不再關心公共事務的社會現狀，則與後者如出一轍。
至於鮑曼最著名的那本《現代性與大屠殺》，並非與前文所述的那些著作毫無關聯。這部誕生於1990年的著作，已然闡釋了現代性的可怕，而後來的種種觀點，包括對全球化的審視，其實都或多或少立足於對現代性的闡釋之上。他的結論是「現代理性社會正是為希特勒那樣操縱冷酷、徹底和系統的種族滅絕的人鋪平了道路」「設計賦予了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它工具；社會的癱瘓則賦予它道路暢通的信號」。
解決辦法呢？就像在《自由》中認為「自由的魅力來自於差異」一樣，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裡認為：「多元主義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動上出現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