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網際網路指北
據說2006年，美國胡佛研究院開始陸續公開《蔣介石日記》的時候，遠在臺灣的郝柏村很興奮。
原因是老先生雖然長期擔任過「總統府侍衛長」等能夠陪伴在蔣介石身邊的要職，但面對後輩們的質疑，他也常常不知道應該怎麼為「偶像」澄清，比如國民政府為什麼要接受「明顯吃虧」的雅爾達協議？為什麼國軍總是出現相似的戰略錯誤，並且基本沒有任何建設性的調整？
所以哪怕那年的郝柏村已經87歲，他仍然決定親自飛赴美國進行抄寫和摘錄，並計劃進行解讀成書。原因無他，想要還原那段歷史，沒有什麼比「日記」更合適的信源佐證了。
不過郝柏村還是低估了「日記」作為文本的複雜性。「日記」能夠作為信源來還原歷史，也能在解讀語境充分變化的前提下成為「誤讀」的新源頭，國學大師季羨林就「深受其害」。
在兩年前一份廣泛傳播於中文社交網絡世界裡的「季羨林日記」裡，季羨林曾經直白地表示「我今生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幾個女人，（和）各地方的女人接觸」。
（圖源：知乎作者「西湖天下景」）
事實上正如這張影印版標註的一樣，「日」大概率是誤讀。根據語義以及筆跡參考，這個字大概率是「同」，包括在2009年的出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季羨林全集·第四卷》裡，「日」字已經被校對為「同」字。
但畢竟社交網絡的裂變速度，足夠在短時間內形成一個公眾記憶的橫截面。如今當你打開搜尋引擎，輸入「季羨林」的時候還能很輕易地觸發「日幾個女人」這樣的聯想詞，並收穫超過40萬正兒八經討論「為什麼季羨林會這麼說」的相關結果。
當然嚴格來說，《蔣介石日記》《季羨林日記》能夠進入公眾視野，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作者本身的名人光環以及特殊的寫作環境，本質上並沒有改變「個性文本」這個內核。
更難以解釋的是出現在帶帶大師兄微博下、李文亮醫生微博下、虎撲步行街裡的各種「共同創作式日記」。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著名的「浮生日記」），幾乎消解了我們傳統印象中日記的一切應有特質——私密感、個性化、隨意性——甚至還增添了許多「反日記」的文體特質，比如抽象話的刻意採用，以及過於文學性的意境延展，這些倒很符合「非虛構寫作」的定義。
很難知道這樣的流變，是不是已經到達了「日記」所能承載的職能極限。但即使是這樣，「日記」也足以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意涵最複雜的內容載體：
無論是成為記錄者、見證者，還是成為被記錄者、被見證者，它總是能以那個時代最需要的方式進行自我修正，從而獲得一種難以描述又無可取代的特殊使命。
人類吐槽精華
人類文明的每個階段，幾乎都能找到日記的身影。即便是沒有文字的遠古時代也不例外，比如中國上古時期著名的「結繩記事」，每當發生一件重要的事，古人就在繩子上打一個結，並按照時間的推移延長這根繩子，口訣是「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按照口訣，末端這幾年似乎大事不少）
美洲大陸的印第安人也有過類似的「創作思路」，只不過繩結變成了繩子串起來的貝殼。到後來有了文字，日記的載體也從繩子轉移到了龜殼、竹簡和牆壁上。
並且與今天相同，「創作日記」從來不僅僅是為了陶冶情操助助興的。人類歷史上著名的「史官制度」，就是日記文化的產物。古人相信這樣的記錄不僅能夠彰顯政權的延續性、正統性，「後世之名」的存在一定程度也能約束被記錄者的行為。因此幾乎從黃帝時期開始，史官基本上是世襲的，游離於人才體制之外，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利益相關」以求制衡。
也正因為這樣的存在——或者說為了防止作者在日記裡瘋狂吐槽——古代發生過很多慘烈的故事。
公元前500多年，被國君齊莊公戴了許久綠帽子的崔杼沒有選擇原諒，而是直接把齊莊公剁了。發生了這麼大的事，齊國的史官太史當然要記錄下來，於是他在竹簡上寫下了「崔杼弒君」四個字。
殺紅眼的崔杼直接把太史也給砍了，然後他找來了太史的兩個弟弟，讓他們重寫，這兩個弟弟面對哥哥的鮮血並沒有退縮，依然寫下了「崔杼弒君」，於是他們倆也成了刀下之鬼。
這時候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來了，崔杼說：你想好了，你仨哥哥都因為瞎說大實話被我殺了，你要是再不聽話，他們就是你前車之鑑。
誰知道太史一家人都是硬骨頭，最小的弟弟把頭一梗：我們做史官的就是要如實記載，你殺了我我還是寫你弒君，而且這事你也掩蓋不住，早晚成為千古笑柄。
崔杼想想似乎是這麼個道理，於是無奈之下只好放人。這最小的弟弟一出門遇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趕忙打招呼：您怎麼來了？
南史氏說：聽說你全家都被砍了，你要是也死了，崔杼弒君這事就沒人記了，所以我得過來接著寫啊。
看，沒有這些史官的鐵骨錚錚，沒有這些史官們筆耕不輟的寫日記，我們的歷史將大概率像沒有出土過系統性文字的「夏朝」一樣，被西方學界默認為「純屬虛構」了。
（司馬遷也是因為「日記裡夾帶私貨」，被漢武帝瘋狂針對）
日記還曾經影響過明朝的國本。
萬曆皇帝20歲那年，在宮裡閒逛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宮女。大家都知道，20歲身體健康的成年男性，基本就是行走的打樁機，只不過我們普通人有法律和道德的約束，不能隨便造次。
但貴為九五之尊的萬曆富有四海，還在自己的皇宮裡，管你什麼道德法律的？於是直接脫褲子和宮女來了一發。
和所有渣男一樣，萬曆也是個拔那什麼無情的主兒，很快就忘了這件事，但誰知道他20來歲正當年，精子質量也好，那一發直接讓宮女懷孕了。
宮女生下來之後說這是皇子，傳到了太后那裡，太后找到萬曆：孩砸，你平時不控制也就算了，這都生下龍種了，咱可得負責啊。
和所有渣男一樣，萬曆「我不是，我沒有，別瞎說」否認三連，那時候沒有DNA檢測，萬曆覺得自己一推二六五，就可以矇混過關。
太后表示你少來這套，把日記拿上來。那本日記就是著名的《起居注》，有專門負責的官員，整天就是記錄宮裡發生的大事小情，皇帝今兒把哪個妃子睡了，哪個妃子懷孕了，哪個妃子犯錯了，皇上被太后罵了等等。
起居注一拿出來，某年某月某日，皇上和某位宮女為愛鼓掌，時間完全對的上，所以這孩子就是你的。
這孩子就是後來的明光宗朱常洛。不過因為不是愛情的結晶，所以萬曆怎麼看這個兒子怎麼不順眼，總是想把太子廢了，但大臣們不同意，雙方進行了為期數十年的國本之爭，搞得萬曆後來幾十年沒上朝——再後來的事情，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大萌段子」了。
（清宮戲的繁榮，與清朝《起居注》的充分執行不無關係）
當然不光是歷史，科學的發展也離不開日記。科學家對實驗設想、過程、結果觀測和記錄的訴求，天然地與「日記」這種文體形式相契合，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許多靈感創造最具體的發源地。
比如著名的《達文西日記》。達文西習慣隨身帶著筆記本，將自己隨時會迸發出來的想法，或者無意間路過的有趣事物記錄下來，已提醒未來的自己「記得執行」或者「可以試試這麼做」。傳說中著名的直升飛機設計圖稿，就是來自此。
後世的費曼、圖靈、發現DNA雙螺旋的沃森等著名的科學家，都充分借鑑了這種工作方法。包括著名的愛迪生發明燈泡的故事，我們都能見到「日記」的影子——沒有之前對一千多次實驗失敗結果的記錄，愛迪生也不會排除掉各種不可能之後找到了鎢絲。
裡世界與表世界
上面說的都可以概括為「功能型日記」，其最核心的要求就是真實、客觀、詳細。發生了什麼，那你就如實記載，不能夾帶私貨，否則報導出了偏差，是要負責任的。
但在80後、90後的共同回憶裡，日記毫無疑問是標準的私人物品，是專門把內心不為人知（或者是不願意為人知）的想法或事寫在其中的裡世界，也因此有一條清晰地紅線：永遠不會拿給別人看。
這種共同記憶在影視作品裡也得到過充分的表現。比如在1994年播出的《我愛我家》裡，為了弄明白女兒賈圓圓到底有沒有早戀（賈圓圓系1982年生人），賈志國兩口子不僅要趁賈圓圓買報紙的空檔期，趕緊把賈圓圓的日記找出來，還要專門等到半夜12點賈圓圓睡著後（並且還交由保姆薛小桂看守），才敢召開家庭會議公開研究日記內容。
末了，憋屈的和平還自我吐槽：「我是她媽！我幹嘛還這麼藏著掖著的啊！」
（全家人還張羅了這麼一塊家庭日記）
大概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共同回憶，培養出了一代人的慣性思維：能寫在日記裡的，一定是真話，一定是受制於外部條件的束縛想說卻不能說的真情實感。
而這個慣性思維就直接促成了開頭我們描述的一幕——當學者大師們的日記在成為出版物後，不僅讓讀者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也讓不少人篤定「這才是大師們真實的一面」。
《胡適日記》可能比季羨林的《清華園日記》更具有代表性。在網上流傳的版本裡，他天天打牌，偶爾會覺得自己墮落如斯、決定洗心革面，但第二天打牌「真香」。
這當然不完全是壞事。「打牌」之類的描述讓人們看到了這些寫在教科書裡的學者也有凡人的一面，他們也會在青春歲月對異性充滿了好奇和嚮往，也會罵髒話，也會犯拖延症。
這幾乎是我們每個人日常的真實寫照，所以我們覺得這些學者更加親切，甚至可愛了很多，也更有動力來品讀他們的著作。畢竟相比起枯燥的宣讀教材，人們更願意和有血有肉的人交流。
可問題是閱讀已經成為標準意義上的「高成本行為」。被新媒體小編們截取出來的《胡適日記》《清華園日記》，對於許多人來說就是日記的全本，是摸魚口嗨的最有力支撐——「你看胡適他們不也天天這樣，還不是照樣成了大師？」「諸葛亮27歲前沒帶過兵，你憑什麼要求我有經驗？」——而如果看了這些日記的真正全本，你會發現這些墮落的事只是偶爾出現，他們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求學、參加活動、拿獎。
「裡世界效應」的兩面性在切格瓦拉的《玻利維亞遊擊戰日記》裡體現得更耐人尋味。1968年這本日記公開發表後，很快與西方世界的「嬉皮士」運動完美契合，成為那個年代年輕人們的「精神聖經」，切格瓦拉本人也因此成為一代人的精神領袖，出現在各種T恤、紋身和旗幟上。
用薩特的話來說：他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完美的人。
但這本日記也帶來了兩個截然相反的結果：在日本，參與全共鬥運動的年輕人們將格瓦拉的畫像貼在了他們的「活動室」裡，採取暴力手段進行了一系列的過激封鎖抗爭。你能夠在村上龍（《69》）等經歷過當年的作者筆下，找到當年的細緻描述。
（不要想歪，69的意思是1969）
但也給予了人們足夠的反思。比如周總理就在1971年的《在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結過他閱讀格瓦拉日記的心得：
「他每天都有日記，寫得一清二楚，就是採取大燒、大殺，脫離群眾最後被俘……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其結果是遊擊隊員一個個犧牲了，最後他自己被殺。我國革命過去有盲動主義血的教訓，有戰爭的失敗經驗教育我們。」
我們應該怎麼看日記？
其實在中國受過義務教育的人，都接受過關於「日記」的系統學習——哪怕沒有在日常課程中單獨設置「日記」環節，日記也總能以寒暑假作業的形式出現——我小學最後兩年，班裡要求每天都要寫日記，老師也會定期檢查。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學習寫日記」的日子還會讓我感到生理不適。如果說別的作文還能體會到過關斬將，攻堅克難的快感，日記則純粹是東北話中的「沒屁隔了嗓子」。
畢竟每天基本就是上學放學，和小夥伴玩耍加寫作業，小孩的世界就那麼大，哪裡有那麼多可以記的事？而且，即便是心裡話，誰腦子能抽風到寫到一個老師要檢查的日記本裡？
於是大部分同學的日記都是「流水帳」，稍微用心一點的同學會複述一下電影劇情，以「真是一部好電影，給了我很多啟迪」結尾；或者找一本十萬個為什麼，把裡面的某一個知識複述一遍，最後說兩句類似於「恍然大悟」、「原來如此」的話。
但學習寫日記，並不代表我們會看日記。或者說「如何看日記」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答案，因為閱讀是充滿了主觀性，每個人的經歷和視角不盡相同，再加上日記本身的個性化色彩，以及社交網絡時代下必然的碎片化傳播，管中窺豹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
更何況「第三者效應」告訴我們，當我們預先知曉自己的言談舉止會有第三方見證（即使這個第三方不直接與你對話），我們總會在表達之前進行「預先的自我審查」，從而讓自己的言談舉止，能夠推動一個良性的第三方反饋產生。
不然單純如櫻桃小丸子，上交給老師的日記，和給自己「鐵瓷集美」、象徵著深刻友情的交換日記，為啥是完全不同的兩本呢？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我們，太難自說自話了。
而人們對於日記的集體回憶，以及因為這些集體回憶而產生的集體慣性思維，讓日記這個意涵豐富的問題太適合成為一個陷阱了。
所以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避免掉入這個陷阱裡？
1.讀日記之前，記住日記的複雜性
歷史上「日記」的確時常作為有參考價值的信源，來幫助我們完成研究和思考，也的確大部分人習慣用「日記」來說說心裡話，但這些並不是「放之日記皆準」的通用標準，任何寫作環境上的細微差異都會導致最終的差之千裡。
尤其是當「公開發表」的權利，隨著網際網路對於出版行業的解構，正在從金字塔尖全面下放，「日記」越來越適合成為一個有著明確功能導向的內容載體了。
2. 讀日記的時候，記住作者的局限性
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裡，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前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作者也是人，再有文學性再有文筆的作者，傾述也終歸是為自己服務，或是完成邏輯自洽，或是尋找自我辯解，最理中客的科學家本質上也是「記錄當時環境下自己的所見所得」。
3. 讀日記之後，看看別人怎麼說
很多時候你能夠看到的一篇日記，尤其是經過社交網絡廣泛傳播後的日記，往往是一個公共事件或一種公共情緒的代言。
畢竟偏聽一家之言，往往是參與的公共事件中最危險的信號。畢竟我們很難做到「不預設立場」，也越來越難定位自己的「立場」了。（本文首發鈦媒體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