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本文作者在北京同鄧小平一起打橋牌，左起：蔡公期、鄧小平、鄧楠、喬廷相。
我和鄧小平打橋牌15年
作者簡介：蔡公期，1922年11月28日生於北京一書香門第，祖父蔡金臺為光緒恩科二甲第四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外祖父吳錡，清朝政府駐俄羅斯大使。父親蔡孝肅1918年北大工科畢業，從事鐵路技術工作。
蔡公期1948年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共地下黨。1949年3月參加接管北平二中，先後任教導主任、校長，從此投入教育事業，曾任北京崇文區教育局局長。1983年任中國教育學會秘書長、常務理事。
他長期致力於推廣橋牌運動，曾任中國橋牌協會秘書長、中國女子橋牌隊教練。中國橋牌協會成立30周年紀念中獲得特殊貢獻獎和終身貢獻獎。
1979年「五一」勞動節到鄧小平家裡去打橋牌
1962年和鄧小平打過橋牌後，我慢慢恢復了打橋牌的愛好。1978年後，我擔任北京崇文區教育局長。當時教育事業百廢待興，我的工作很忙，幾乎就顧不上打橋牌了。
誰知道，1979年「五一」勞動節前夕，我接到通知，過節那天到鄧小平家裡去打橋牌，有人來接我。
結果到了那天，是王漢斌坐著車來接我，到米糧庫胡同鄧小平家中。所以我估計這次和鄧小平打橋牌，應該是王漢斌推薦的。
第一次到鄧小平家，不知該有什麼禮數？
我的心裡很興奮，因為鄧小平領導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使我和無數人看到了希望和前進的方向。所以我很希望再一次近距離地看到鄧小平。
但我不免有心理緊張的一面，惴惴不安。誰知當汽車準時於下午3時把我送到米糧庫胡同鄧家會客室(也即打橋牌之處）門前時，鄧小平正站在門前，我下車以後，他主動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很誠懇，很平易近人。他的手很厚實，有力量又暖和，一股暖流令我的不安立刻為之一掃。
我很快恢復了常態，隨後就打開了橋牌，他的搭檔是王漢斌，我的搭檔還是祝壽河，時任友誼醫院院長。
從洗牌、切牌、發牌到叫牌、打牌……整個過程全部依序進行，這裡沒有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區別，人人平等，機會均等。
那天下午打牌後，鄧小平還陪我們幾個在他家裡吃了一頓晚飯，席間特意向我說明，今天為你加一個菜。
這天的幾盤菜中有紅燒肉，是鄧小平喜歡吃的。吃飯時，鄧小平動手往我的盤子裡夾菜，說：「這是你頭一次到我家來，所以要加一個菜。以後就不這樣了，有什麼吃什麼。」
從那以後，雖然我到他家的機會多了，但不在一個桌吃飯。通常情況下，如果鄧樸方在，是他陪我們吃飯；如果他不在，就由鄧楠招呼我們幾個一起來打牌的客人。
從那次以後，我經常有機會陪同鄧小平打橋牌了，一直持續到1994年，前後整整15年。
離休以後，朱成、喬廷相還有我，和鄧小平打牌的機會多了。我們幾個在鄧家打牌，叫做「值班」，由張寶忠通知。「值班」有紀律，首先是不對外人道，我們都認真遵守。通常每周三、六、日「值班」，共4個單元。經常「值班」陪同鄧小平打橋牌的3個人，我是中國教育學會秘書長，朱成是北京軍區總醫院的老院長之一，喬廷相是鐵道部高級工程師。我們3個離休幹部不僅平時「值班」，每年暑期都陪同鄧小平去北戴河，冬天多去南方，在上海、杭州居多，也曾陪同去過深圳。在離開北京期間，往往每天打兩個單元（一周共14個單元），包括在坐火車的路途上。
1989年下半年，老人家退休後將打牌時間改為每周二、四、六、日「值班」，共5單元，每單元改為3個半小時。平時由朱成、喬廷相和我3人「值班」，星期日王漢斌多有「值班」，佔2/3；丁關根和朱成、喬廷相，還有王大明輪流與鄧小平搭檔，我則從未做過老人家的搭檔，但每場總有我參加，輪流和王漢斌、老丁、朱成、喬廷相做搭檔。
因為我「值班」最多，幾乎場場有我，鄧辦人員戲稱我「常委」，是「橋牌常委」。
我遵守打牌的「紀律」
我坐車去鄧小平住處打牌大約只有兩三次。前幾次是派車來接我的，都由鄧小平的警衛秘書張寶忠安排。但是他派車來驚動太大，鄰居看見了，有知情的人，紛紛說那是「中央軍委的車」。我就覺得坐車去鄧小平那裡不自在，就向張寶忠提出，我不坐車，騎自行車去。張寶忠同意了。
此後十多年，凡到鄧小平家中打牌，我都是騎自行車，因為當時我家住得也不遠。
剛去鄧小平那裡打橋牌那陣子，我擔任教育局長，於是鄧小平的工作人員老是叫我「橋牌局長」。
話說回來，我那時工作很忙，但局長的事情沒有耽誤。因為平日裡打橋牌總是在晚上，我有時候忙得沒有吃晚飯就趕到鄧小平家裡，張寶忠就安排我隨便吃一點，經常吃的是炒麵。吃過之後就上牌桌了。
在常去鄧家打牌的人裡，我職務較低，為什麼可以和鄧小平打牌那麼久呢？我想可能有一個原因是我長期搞教育，當過教師，說話聲音洪亮，而鄧小平有一個耳朵聽力弱，我說話他聽得清楚。另外，我覺得可能是我遵守打牌的「紀律」，在鄧小平家裡打橋牌是有紀律的，最明確的一條就是「打牌不談工作」。這一點我是做到的，我去那裡就是打橋牌。別的事情不說也不問，牌桌上不說橋牌以外的話題，看來鄧小平認同我這一點。
只有一次例外，那時我還當著教育局長，有一天我晚到了一兩分鐘吧，鄧小平已坐在牌桌前了。在當時打牌的這些人中間，我畢竟還是年紀較輕的，從未遲到過，所以鄧小平問我：「今天怎麼來晚了一點？ 」
我解釋，剛才向夫人卓琳同志匯報了一下教師情況。我說，現在教師的住房很緊張，我每年都要在緊張的經費中擠出一點為教師蓋房子，這件事情處理起來很費精力。
鄧小平聽了說：「現在要處理的事情很多，有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地辦。」說罷，大家打牌。
1979年，我去打了幾次牌以後，卓琳和我談過一次，對我說：小平同志總是在想事情，無論看電影、看書的時候都想著工作，休息不了；他只有在打橋牌的時候非常專注，不想別的。這樣只有在打橋牌的時候，他的大腦才能夠得到休息。所以請你們來一起打牌，也是幫助小平同志得到一個休息的機會。
聽了卓琳的話我覺得，如果我陪鄧小平打牌能讓他得到必要的休息，這樣的付出我是願意的。
「文革」後鄧小平東山再起，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使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衷心擁護鄧小平率領全黨和全國人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如果我和他打橋牌，使他能調節大腦，有所休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服務，那不是我也間接地做了有益的事情？而且，鄧小平投身於打橋牌，對於在中國推廣橋牌運動有非常積極、重大的意義。我應該把這件事情做好。（轉自《世紀》雜誌2019年第五期，作者：蔡公期口述；錢江記錄整理）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