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中| 東方道種智,證得依林藪——《吉檀迦利》新譯本跋

【聞中引言：尚需說明的是，我個人雖對該詩集情有獨鍾，二十年的閱讀史，堪是我第一最上心喜的詩歌集。然畢竟天賦所限，此新譯之文字功力多有未逮，而泰翁所給出的精美妙義確實深不可測，這是最高的「詩的哲學」，它透過了生死難關，光輝熠熠。故即便是黽勉自期，求譯辭之博洽，然可商可議處必是不少，還望方家指正。此處，我想還是借用詩翁自己的話語來結束此篇後記，讓詩歌的香氣縈繞、舞動，令百年之後的我們，也是滿心歡喜，滿身清香】

一

真是奇蹟一般，居然一氣譯完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的《獻歌》（Gitanjali），即我們通常音譯為「吉檀迦利」者。時屬印度的高溫，酷熱的暑夏之氣盛大而無敵，我大概是身中熱毒的中國朝聖者，在馬不停蹄、密不透風的時間中高強度作業，幾乎是在飲著甘美的詩篇，和著盛夏的繁華，終其篇章而擱其筆墨。

惟願此嶄新的中文譯筆能得著眾人的歡喜，雖說是新譯，卻不得不向前輩譯人與各個時代的譯家致敬，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冰心譯本，自有其不容無視的豐碑式的價值。

民國時的白話翻譯，因語言尚在擦試之間，別有一番撲茂的拙勁之美在突顯，自具一股不奪的氣象。而現在的漢語則愈發膩滑，以至俗爛，好端端的意思，經常找不到半個鮮亮的語辭與句子，收攝不住意思，呈現不出物像與人心，故有德國詩人蓋奧爾格的感慨:「語辭破碎處，萬物不復存」，這其實也是譯人的內心甘苦，於此不一一細表。

有趣的是，譯畢全卷，記得正好趕上了泰翁的生日。然而，第二天的夜晚，我住在加爾各答靠近恆河西岸的般若樓裡，與印度的朋友聊天，他們突然告訴我說：明天是泰戈爾的生日！彼時的我不免是一愣：他的生日不是5月7日嗎，我們中國這邊的詩翁之信徒們，還剛剛在《外國詩歌精選》的微信公共號上紀念過他呢！他們說：是的，那是英國人提供的時間，而我們有孟加拉的日曆，正好相差兩天。原來如此！

泰戈爾的生日既是孟加拉地區的慶典，亦是國家的節日。無論是東西孟加拉，還是那個與《吉檀迦利》的成書關係甚密的寂鄉（Santiniketan，桑地尼克坦，意為＂和平村＂、「沉靜之鄉」），都在舉行系列的紀念活動。彼時，我曾拿出一幀泰翁與甘地的合照，問一些當地的大學生。他們笑著答曰：我們惟是喜歡泰戈爾，不喜甘地！

而我終於能夠結束此一譯事，似乎也當是得詩翁之授意了，曾幾番夢魂與共，終於心願以償。可能，離他的住家之直線距離甚近，便是其中一個比重不小的原因吧！畢竟隔河相望，不過十來公裡的路程。上海的一位朋友如此說道，「實得地力之助也！」愚甚以為然也。

猶記得去歲初至詩翁在加爾各答城裡之王侯一般的舊宅邸，還有此後三次朝聖之深刻印象。譬如，第一次我入其故居之時，恰如徹盡心源，直奔究境，故曾記之如次：

「曾經的那個人算是什麼呢？渺小的造物，失路的童子，驕傲、懵懂、無比虛妄，於無明深纏中，惟是沉淪與自棄。若非借著您的歌唱，以您詩國豐裕的光輝來照亮，今日還當於生的黑夜、死的迷途中徘徊，瞻前顧後，左右無望。有一種慈悲堪稱盛大，如同恆河流溢，您盛裝在身，卻走下了高聳的王座，把他自塵埃中扶起，給出榮耀，給出道路與方向。故我有此劫波度盡，艱辛歷遍，一路禮拜而來的一萬裡的長夢，終於，抵入了您的門前，立在這裡，夢想成真。」

嗣後，我又隨著泰戈爾的私人腳蹤，朝覲過他曾經在喜馬拉雅山生活過的阿莫拉、拉姆格爾等僻靜山區，那些舊日歲月曾行走過的聖者屐痕，猶如一個一個時間之外的夢境。後來我也一併寫入了《從大吉嶺到克什米爾》一書中。

二

1913年12月10日，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Grand H tel舉行的諾貝爾頒獎盛典上，由該屆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了當年的文學獎，頒給英屬印度（Anglo-Indian）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其頒獎理由是：

「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雅的詩句，出之於完美的技巧，並由詩人自己用英文翻譯表達，使他那詩意盎然的思想構成了西方文學的一部分。」

瑞典皇家學院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哈拉德·雅恩（Harald Hj rne）在頒獎辭中進一步說道：

「泰戈爾的『吉檀迦利』（Gitanjali），即《獻歌》，是一部宗教性質的頌詩，他的這部作品尤其引起了評委們的關注。去年伊始，這部詩集裡面的作品，已實實在在地歸屬到了英語言的文學傳統裡面。雖然，就作者本人的教養與創作實踐而論，他確實是一位印度語的詩人，但他卻為自己的這些詩歌披上了一件新裝，而這一新裝，在其形式與個人靈感的獨創性方面，堪稱完美。故使得英國、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文明世界裡，那些對高雅的文學尚抱有興趣，並予以重視的人士能夠接受與理解他的這些煥發異彩的詩作。現在，各方面的讚譽紛湧而至……」

彼時，因泰戈爾本人住在西孟加拉蔥鬱林藪中的寂鄉深處，不能親與現場，便自印度發來一封電報，由英國的朋友克萊夫（Mr. Clive）代讀，以作為臨時之答辭，其辭云：

「我向瑞典皇家學院致以衷心的謝意，感謝這種恢弘的理解，俾使遙遠的距離變短，陌生的人們成為了地上的兄弟。」

吾人曾在另外一個地方說過，雖然憑其薄薄的一卷《吉檀迦利》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整個過程看似事出偶然，其獲獎也的確充滿了戲劇性，其中，缺了無論哪一個環節，都不會有後來的文學之歷史。但我認為，泰戈爾獲獎，非僅泰戈爾之榮幸，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榮幸，是它一百年多年的頒獎史上最值得慶幸、最無爭議的一次頒獎，理由很簡單，因為它把這個詩歌獎直接頒給了詩神，沒有比這種頒獎更準確的了！自此，一個區域性的文學獎，也真的如其設獎人之最初理想主義的遙想，而成為了世界性的獎項，亦成了全球化文明的一個重大標誌。

換言之，此一獲獎事件不但改變了文學與文化的世界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改變了文明史的整體進程。因為，東西方文化的角色亦藉此得以重新調整，並進一步激發了當時業已於歐洲文明世界漸漸瀰漫開來，並出現了以斯賓格勒、凱薩琳伯爵等人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懷疑論與沒落論。獲獎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直至1921年5月，詩人泰戈爾終於有機會到了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在他那份遲到的諾貝爾獎的長篇答謝辭裡，他充滿深情地說到了那個著名的寂鄉：

「在那裡，我每個白日都在啜飲著這份歡樂。而在傍晚，日暮時分，我又經常一個人獨坐著，望著林蔭道的樹木灑下了陰影，在那種靜默中，我還可以清晰聽到孩子們於空氣中一直流蕩的回聲。在我看來，這些喊聲、歌聲與歡笑的聲音，就像那些高大的樹木，它們是自地心中生長出來的，如同生命的噴泉一般，直指天空最是無限的懷抱。它是一種象徵，它鼓舞了我的思想與意志，人類生活中的一切呼喚，——即從人類的心靈，到這個無垠的蒼穹，把人的所有歡樂和願望都一起表達了出來。」

並且，詩人還論及了這部《吉檀迦利》於寂鄉的創作：

「在這種氣氛與環境中，我完成了我的詩集Gitanjali，我在印度的天空布滿輝煌星子的中夜，常把這些歌唱給自己聽。在晨光中，在午後的閒暇裡，在日落時的暮色中，我曾一一地把它們寫下，直至新一日的到來，我感到了彼種創造的衝動，我遇見了廣大無邊的世界的心靈。」

三

寂鄉，即＂Santiniketan＂，這個名字取自印度古奧義書中的祝福之語＂Santi＂（和平），亦有人襲其聲音，叫做＂香緹＂者，其實皆源出古時印度人的森林夢想。這種祝福與夢想，乃是古人從天地自然那裡領受過來的生命啟示：人，不是爭競的異族，而是互助的同類。加之人類個體先天的脆弱，無法孤獨如獸，寂寞如神，在關係的隔絕當中，力量、智慧與慈悲，皆會萎縮，故啟之以此種祝福，以謀求存在界的至大和諧。

這塊充滿田園風光的孟加拉僻靜之地，原是詩人的父親代溫德拉納特·泰戈爾選中的，是「作為他的生命與神交流的適宜之所。」而復又作為永久性的饋贈，指定這個地方供給那些為沉思和祈禱而追求寧靜和隱居的人們使用。如今已經被詩人辦成了舉世聞名的印度國際大學（VisvaBharati），這是由詩人泰戈爾於1901年開始造夢，直至1921年初步締造完成的和平之鄉。在那份答謝辭裡，他明其初心：

「我決心創建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令西方和東方的學生可以在彼處相會，分享著共同的精神盛宴。……把這所大學當做東西方文明的共同之橋梁。願他們能夠以自己的生命為之獻策建言，作出貢獻，讓我們一起努力，使它富有生機，以代表這個世界永不可能分割開來的真實人性。」

幾十年下來，它已經為印度培養出許多第一流的人才，譬如著名舞蹈家李·古塔米、共和國總理英迪拉·甘地、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等。

我們知道，泰戈爾雖是一個受人尊崇的婆羅門家族之後裔，但這個家族也曾因歷史原因，與穆斯林有過一些關係，故反而不被那些自詡尊貴的婆羅門家族看重，這或許倒成就了此家族的革命性基因。確實，它已在許多領域都證明了其傑出而不凡的智力秉賦，無論是哲學、藝術，還是宗教。在他們的家中，不僅洋溢著高雅的藝術教養，而且對於古聖先賢的智慧與吠陀精義深為敬重，那些經文與頌讚，也常常在他們家族的禮拜當中使用著，尤其是精神高邁，遠愈塵間種種俗諦的《奧義書》聖典。

除了廣受人們敬戴、被譽為「大仙」（Maharaj）的父親代溫德拉納特·泰戈爾是印度近代新興宗教社團「梵社」的第二任領袖之外，家族中傲視群雄的豪傑尚有不少，據印度的一位朋友告訴英國詩人葉芝：

「……好幾代偉人，都從這個家族的搖籃裡面誕生人世。今天，這個家族裡面就有葛貢德拉納特·泰戈爾（Gogonendranath Tagore）和阿班尼德拉納特·泰戈爾（AbanindranathTagore），他們都是藝術家；而羅賓德拉納特的兄長德維金德拉納特（Dwijendranath Tagore）則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松鼠會從樹枝間出來，爬到他的膝蓋，小鳥們則會飛到他的手上棲息。」

四

時輪轉換，甚是迅捷。記憶中的八月總是炎熱的，加爾各答這個時候居然如此涼爽，這是我殊未料及的。夏日的芒果與椰果雖是我日常的必備美物，然風中吹動的氣息，分明是南中國早秋的意味。此間八月份的西孟加拉，屬天時中的雨季，落入我目中的一切，無不驚動了深心中最是恬靜與和平的夢。這些時候，我除了與自然的詩心為伍之外，正可藉此，進駐聖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幽深的思想當中。

我便是在這樣的時節，訪問泰戈爾念茲在茲的教育與詩的聖地：加爾各答北郊的寂鄉，與藏身蔥鬱林藪中的那個印度國際大學（VisvaBharati）。

我已經記不清自己這是第幾次踏上＂豪拉＂這個火車站了。豪拉站（Howrah）邊上的許多房子，尤其這個火車站廣場，至今還是英人初造的風格，想想一百年前鐵路尚屬罕物的舊時歲月，這種工程堪稱碩大無朋，教人揚眉吐氣。而英屬印度的農產品諸如棉花、咖啡，還有需求與產量日益高漲的東方茶葉，藉之運往不列顛。就大英帝國而言，美國獨立後的所有經濟依賴，大體以印度為最，故成了帝國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使得印度內陸的交通開始了蓬勃的發展，鐵路網覆蓋了各大城市，孟買、馬德拉斯、貝拿勒斯、德裡，還有原東印度公司的首善之區加爾各答。印度鐵路線的總裡數，遠遠超過了英法等歐洲的領主國家。光緒12年（1892年）的中國人剛剛看到鐵路的好處，起心動念準備修建鐵路時，彼時的印度已經擁有了將近3萬公裡的鐵路線。

如今，歲逝月移，令人驚詫的是，它們居然仍是一百年前的舊物，舊式的模樣，舊式的設施，故不免破爛不堪，印度鐵路局亦是印度體制腐敗的重災區。如今的印度鐵路已成了人類交通史上的一大笑話：延誤、開掛、緩慢，而且因歷史原因，四種不等的殖民時代的軌道無法並軌，稍長一段路，人們必須不斷換乘。我想，這應是不思進取的文明之誤，亦是早年歐洲人統治時留下最先進的時代地標終被坐吃山空的典型案例。

這次，我為了趕赴寂鄉的國際大學，故搭乘豪拉通往波爾普爾（Bolpur）的第12337號列車。這是較好的選擇了，無論是時間，還是車廂空調的品質。波爾普爾是去往寂鄉的最後一站，保證了和平村的寧靜。一百多公裡，運行三個小時，若是不與中國大陸比較的話，在這裡已屬人們的首選了。

由於泰戈爾後半生超過四十多年的苦心經營，這裡早就聞名全球，成了世上無數熱愛這位聖詩人的重要朝覲之地。包括幾代的中國人，記住名字最深的，恐怕也是這個地方了。而且，這裡的中國學院自1937年創建，今年也將迎來了它80周年的院慶。

1924年的春天，泰戈爾曾專程拜訪過中國，誠然，他的祖父、他的父親也都先後去過中國，惟只是與沉默的旅人一樣，並不是一位恰當的文化信使。最後一個佛教徒帶著佛陀的慈愛與和平信息去中國一事，更是已經過去了一千多年。而泰戈爾確是想恢復兩國的古老文化與傳統的聯繫。這種聯繫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裡一直中斷。可以說，自佛教衰落以來，印度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優秀而又聲名顯赫的文化大使。

泰戈爾自中國回來之後，便一直謀劃在國際大學創建「中國學院」一事。此後復得民國政府資助，陸續邀請中國的學者訪學、施教。湘人譚雲山，是中國學院於1937年正式創立時的首任院長，至1968年退休，而詩人徐志摩、哲學家徐梵澄、畫家徐悲鴻、佛門大德太虛上人、學者季羨林等，還有周恩來總理，都曾到訪過此所著名的大學。

我這次趕赴這和平之鄉，頗希望搭乘上這一個和平的祝福，以回給這個喧囂與不安的世界。剛剛踏入了列車裡的空調艙，我便遇見了泰戈爾的兩張大幅照片，懸掛在火車的車廂裡，似乎成了＂泰戈爾專列＂。而他目光中安定的氣質，一如往常，靜靜地看著，看著我們，看著這個世界。

我拜訪了國際大學，也拜訪了大學裡面的「中國學院」，與院長阿維傑特（AvijitBanerjee）見面。從2011年9月份上任始，阿維傑特先生已經擔任了將近8年的院長職位了。在他的院長辦公室裡，我看到了掛在牆上，由中國政府於2014年9月19日頒發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誼獎的獎框，下方還掛著中國的吉祥物：一幅熊貓圖。

另外，我也朝覲過泰戈爾詩歌中的靈感之源：庫拜河（Kopai River）。彼時，我是在寂鄉的暮色中拜訪了這條河流的，一路上真是鋪滿了詩人詩歌中的音樂、色彩與韻律，我看到根須匝道的大班楊樹（Banyan）樹，遇見了安靜的蓮花湖，還與鄉間漫步的牛羊陌路相逢，一直乘到了庫拜河的橋上，「在庫拜河之潺潺流動的河水當中，有著與我的詩歌類似的一種自然節律。」泰戈爾曾經這樣深情回憶道。我也似乎被寂鄉的這種無盡詩情觸及了深心，如同亙古未去的殘夢，教人歡喜，復又教人辭窮。

五

這次在國際大學，最讓我驚喜的是，殊無心緒準備，我居然便在大學院牆外面的一家舊書店裡，品嘗到了＂如獲至寶＂的激動感覺。——我意外地遇見了那份特殊的《吉檀迦利》手稿之複本！

我一直知道傳說中有這樣的一份手稿。

彼時，詩人泰戈爾正在抑鬱與病痛的特殊歲月，起初，是自己的妻子勞瘁離世；然後，最是心愛的智慧超群的二女兒生了肺病，在十二歲幼齡早夭；最後，連最小的兒子也因霍亂離開了他。懷著至親的人相繼離世而帶來的深深沮喪和疲憊，復又出於一種百無聊賴的心境，他在帕德瑪河畔的什拉依德赫養病期間，把自己在寂鄉等地創作的三個孟加拉詩集《渡口》、《祭餘》、《獻歌》，以及發表在加爾各答城裡的一些孟加拉語詩歌，抽出了一百來首，一一譯成了英文，塗塗改改，形成了一個嶄新的詩歌集子，後來他單把這個英文手稿本也取名為《獻歌》（Gitanjali），嗣後，泰戈爾在寂鄉消磨了一些時辰，便偕同自己的長子和兒媳，帶著這一份手稿，於1912年5月27日出發，去了英國的倫敦。

剛至倫敦，他們一行投宿在伯樂姆斯布利旅館裡，就在這裡，一件不幸事故的發生，幾乎改變整個事件的進程。泰戈爾的兒子後來回憶道，他們提著父親的一個書包，裡面裝著英文《吉檀迦利》的手稿和一些書信。在乘坐從查林卡洛斯到魯塞爾廣場的地鐵時，他們把書包失落在車廂裡了。翌日清晨，當泰戈爾向他們索取書包時，才發現了這個重大的失誤。萬幸的是，他們事後在「失物招領處」找回了它，便拜訪英國友人羅森斯坦。

在印度時，泰戈爾已經認識了英國畫家威廉·羅森斯坦，這是自己的畫家侄兒阿班尼德拉納特·泰戈爾（AbanindranathTagore,1871-1951）的一位英國朋友，他知道羅森斯坦喜愛自己的詩歌，故抵達倫敦後，便直奔羅森斯坦的住處，把自己英譯的這個詩集手稿交給了他。最後，帶入了倫敦那些高級的文學精英的圈子。

「那天傍晚，」羅森斯坦寫道，「我讀了那些詩，感到這是一種嶄新類型的詩，是神秘主義高水平的偉大詩作。當我把那些詩歌給愛德魯·布萊德雷看時，他同意我的觀點：『看來，一位偉大的詩人終於來到了我們中間。』我也通知了葉芝。起初，他並沒有回應，但當我再次寫信給他時，他讓我把一些詩作寄給他，他讀了那些詩之後，也與我們一樣的興奮。他趕到了倫敦，仔細地閱讀了全部的詩歌。」

據葉芝的回憶，這份手稿有一段時日，自己是隨身攜帶的，他說道：

「這些詩歌的譯稿，我隨身攜帶了好一些日子，我在火車裡面讀它，在公共汽車中，或者餐館裡面讀它。我時常不得不把它合上，以免陌生人看到我那種受感動的樣子。這些抒情詩篇——據我那些印度的朋友告訴我，其孟加拉原文是充滿了微妙的節奏，充滿著任何別的語言無法翻譯與傳遞的輕柔色彩，還充滿著詩韻與格律的新發明。這些詩歌顯示了我畢生夢寐以求的境界。」

於是，藉著葉芝的推崇，更是在倫敦的文學圈子內，引發了爆炸一般的影響，人們似乎是相信了詩歌之神的親自化身降世了。熟悉詩稿的龐德說，詩篇中的「這種深邃的寧靜的精神，壓倒了一切。我們突然發現了自己嶄新的希臘……當我向泰戈爾先生告辭時，我確實有那麼一種感覺：我好像是一個手持石棒、身披獸皮的野人。」後來成為泰戈爾終生摯友的安德魯斯這樣記述他聽到葉芝誦詩時的感受：「充滿著這種樸素英語的回聲的聲浪，像孩童優美的聲音，完全懾服了我。我在深夜裡，在袒露的天空下一直躑躅到東方吐白。」總之，此等崇奉的消息，在英語世界裡很快流傳開來。

最後，泰戈爾便被以詩人斯塔傑·穆爾（T.Sturge Moore）為首的＂大英國協皇家文學學會＂提名為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推薦給瑞典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學院。

在一本舊式的書籍裡，我看到過這封推薦信的內容，就是穆爾親自寫給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委員會」的存檔，信中如是說：

＂主席先生，

作為大英國協皇家文學學會的成員，我榮幸地向你們推薦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他是我認為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最為合適的人選。

斯塔傑·穆爾。＂

六

彼時，拿到那個手稿不久，羅森斯坦便向英國的＂印度學會＂負責人建議，認為它們應該為泰戈爾出版這份手稿。而葉芝也同意了為該詩集制序一篇。這樣，《獻歌》英文本第一版的七百五十冊就這樣在倫敦問世，然而，僅二百五十冊供市場銷售與流通。故而又在羅森斯坦的堅持之下，麥克米倫公司再次出版了普及本，此事發生在1913年宣布諾貝爾獎金之前。

當時，為了出版一位不知名的且是異域如印度這等遙遠的地方詩人的作品，無疑是需要承擔相當的風險的，出版者必然要提出一些要求。然「稍微猶豫了一下，最後，麥克米倫出版了羅賓德拉納特的全部作品，出版商和詩人均沾溉受益。」為此，麥克米倫公司的業務得到了巨大的酬報，泰戈爾的系列作品，以及他的自傳，還有後來他父親的自傳，亦由之在歐洲先後問世，備受歡迎。所以，當泰戈爾把《獻歌》這一詩集，獻給友人羅森斯坦的友誼，無疑是適宜的。

有意思的是，後來在英國和在印度，為數不少的評論家們卻不大相信：從來未曾用英文創作或出版過著作的泰戈爾，其英語竟然會如此漂亮！他們便把《吉檀迦利》的成功，歸因於英語詩人葉芝，認為在他把手稿藏於身上之際，或是重寫了這些詩歌，或是進行了徹底的修改。這種猜測當時在一些地方廣為流傳。

所以，那一個手稿，在我們看來非但如此關鍵，復又如此神秘。而我，這次在寂鄉，就在這個加爾各答的北郊，發現了這個舊跡斑斑的手稿印刷本。

我在那家舊書店出來時，起初還以為這只是一般的泰戈爾詩歌手稿，直至我回至賓館，一經打開，才真是喜出望外，我手中所拿著的，正是那個神秘手稿的原件複本。而且因裡面一仍舊貌，幾無修改，也再次證明了這個詩集乃是詩人泰戈爾的原創無疑，頗印證了羅森斯坦的話：

＂我知道，在印度有一種說法，認為《吉檀迦利》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葉芝，他改寫了羅賓德拉納特的英文本。可以很容易證明，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英文和孟加拉文《吉檀迦利》的原始手稿都由我保存著。葉芝是作了一些修改，但主要的內容，均出自於羅賓德拉納特的手筆。」

七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了當年瑞典的＂諾貝爾委員會＂最後把這頂榮譽的桂冠，獎給了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孟加拉詩人呢？那年的文學獎之競爭其實非常激烈，獲提名的主要作家有二十八人，其中有英國的名作家哈代（ThomasHardy），西班牙的蓋勒道（BenitoPerez Galdos），有義大利，瑞士，丹麥，芬蘭，瑞典，比利時，法國，德國等國的候選人。

皇家學會的成員斯塔傑·穆爾爵士雖然提出了最初的建議，然委員會的主席團還不免有些猶疑，該《獻歌》中，有多少是泰戈爾自己的創作，又有多少是以＂作為古典印度詩歌的現代仿作＂而存在，殊無把握。在1916年獲得諾貝爾獎的瑞典詩人維恩·馮·海登斯坦寫道：＂正如選擇歌德的詩歌，可以說服我們歌德的偉大，即使我們不熟悉他的其他作品。所以，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這些詩歌，被泰戈爾寫出，在這樣一個夏天，它們到了我們的手中，而通過對它們的閱讀，我們已經認識了我們自己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這也許是當時最有決定性的意見。據說，諾貝爾委員會中，是有一位學者通曉孟加拉文的，他閱讀了孟加拉原文，深加讚賞，甚至認為遠勝英文譯本的《吉檀迦利》。結果，在公正的審查時，以十三票中的十二票，肯定了泰戈爾的卓越成就，而榮膺1913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至於「Gitanjali」這個詩集名字，其意義為「獻歌」（Song Offerings）。為什麼命之以「歌」，而不是以「詩」呢？這一語意的關鍵，泰戈爾自己確實是有著很深的生命經驗在裡頭，譬如，他曾如此提到自己在寂鄉關於《吉檀迦利》一書的書寫過程，說道：

＂歌曲並不是為少年的心靈而特別創作的，而是一個詩人為自已的歡悅而寫作。實際上，我的《吉檀迦利》所表達的詩歌大部分是在這兒寫成的。當詩剛一寫成，還是如鮮花初開的時節，我便把這些詩歌唱給孩子們聽，他們聚在一起，學唱這些詩歌。到了七月，在閒暇時分，在雨季即將來臨的黃昏之際，在夜晚的月光沐浴下，孩子們就圍坐在露天歡唱這些歌兒。＂

我想，單就「歌」與「詩」的區別而論，以歌（song）命名，更屬於人類的共同體，近乎永恆，如同顯教；而以詩（poem）命名，則只是屬於有教養有閒的階層，行猶未遠，如同密教。作為深諳存在界的萬物同倫、人類一體的神秘經驗的詩人，泰戈爾所追求的，正是彼種普遍的、永恆的、無限同情共感的生命精神，無論是就其文學，還是就其教育言，皆是如此。詩人葉芝曾把泰戈爾比作英國詩人喬叟與那些民間先輩，他們為自己的作品譜曲，流行於通都大邑、廣遠河海：

「隨著時間的流逝，旅人們在大路上、舟子們在河岸邊，他們皆會詠誦與歌唱著這些詩篇。戀人們在彼此等待的間隙，也會低首吟哦，並且會發現，這裡面那種對上帝的愛是一個神奇的海灣，因為他們自己痛苦的激情居然可以沐浴其中，而重放青春的生氣。在每一個時刻，這位詩人的心會向這些人打開，並且毫無自貶身價、折節下交之意，因為這些人會理解它；因為它的裡面充滿了他們自己的各種生活情境。」

正因如此，泰戈爾在孟加拉地區，甚至整個印度都是廣受崇拜的，《吉檀迦利》裡面的最初孟加拉形態的詩歌都是可以演唱的，然而現在，它卻以另外一種語言，即英語進行重新表達時，居然依舊能夠神足氣圓、形神兼備則實屬不易。

而這一切成就的獲得，除了詩人的卓越天資，詩人思想的深度蘊藉外，我們或許不可忘記是寂鄉這個田園與森林遍布的和平之地，它曾給予詩人的無數重要的靈感。

1941年5月，詩人病體衰微，只好告別了寂鄉，告別他晚年最是苦心經營的印度國際大學，這傳遞世界和平與人類大同夢想的地方。幾個月後，詩翁逝世，中國的哲人方東美先生曾有詩一首專門志念泰戈爾，他頗敏銳地指出，泰戈爾所受的詩的天啟，與寂鄉的林藪蓊鬱之自然環境關係甚密，故其詩云：

東方道種智，證得依林藪。

園丁新月夜，玄覽淨群有。

歸神託性天，博大真人後。

燦爛死中生，發心獅子吼。

逝者全其天，榮名長不朽。

生人綿博愛，萬古以為壽。

八

我們知道，羅賓德拉納特 泰戈爾不但是一位詩人，同時還是一位靠近精神聖域的社會行動家。在五天竺的漫遊途中，我曾遇見過無數的人們，不分僧俗，對他一律充滿敬意，甘地譽之為「聖師」實在並無誇張，允為當之而無愧。在印度的文化裡面，最完美的人一生都當致力於兩個使命：第一、自我證悟；第二、服務社會。沒有前者，後者是盲人；沒有後者，前者是瘸子。就泰戈爾而論，所謂「自我證悟」，就是一位生命的歌者，即詩人泰戈爾的誕生；所謂「服務社會」，即社會與文化的行動者，或教育家泰戈爾的誕生。而後者，也正是有待於吾人去充分認識的。

此處，為了讓廣大讀者對於《吉檀迦利》以及泰翁的詩歌與生命思想有一些較深入的了解，本譯收錄了幾篇重要的附錄，也附上一些不易見著的圖片，還有當年各種各樣的報章剪輯，從不同的語種與譯本裡面對該詩集的各種導論性質的精選摘錄，希望能夠給中國的讀者一種對詩人，尤其是《吉檀迦利》（Gitanjali）有一種相對確切的認知與感覺，以明了它首次登上了人類文明的國際舞臺所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後續的影響。

此書得以譯成，並最終出版問世，首先必須感謝近一百年以來，漢語譯界幾代譯家的共同努力，使得《吉檀迦利》這一部詩集的用語，保持了罕見的純粹與精神上的明亮，吟誦之間，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令人心神俱醉，迷戀至今，廿年以來，無日或忘。我是相信的，這些譯家，他（她）們對於詩人泰戈爾皆有著發自深心最真實的喜愛，此自民國時候的陳獨秀、鄭振鐸、冰心老人等開始，一直到當代的吳巖、白開元、林志豪等先生，作為詩性精神愚蒙得開的後來者，我理當向他們致意，感謝他們為泰戈爾的漢語轉譯工作代代相繼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當然，我應該向為拙譯製序的兩位學者孫宜學教授、徐達斯先生表示感激之情。孫宜學教授是泰戈爾的中國知音，也是國內不多的一直在孜孜不倦勞作，並致力於為泰戈爾與中國的友誼進行深度史料挖掘的學者。憑我原先的粗淺了解，他是一位學者、一位優秀的譯家，然而他還是一位詩人，這是我所意外的，也是我所深為驚喜的，故蒙他賜序，備感榮幸。徐達斯先生專攻史前文明，對古印度的文化和瑜伽哲學皆有獨到而深入的理解，兼之學殖豐贍博洽、悟力遠屆天人，中西冶鑄，梵道會通，我一向以為，他是前輩學者徐梵澄先生之後，可以承其餘緒，並把印度精神說下去的中國學人。他為本詩集所寫的序言獨樹一幟，以印度孟加拉地區的巴克提（Bhakti）傳統為此序文的背景與源流，溯清了泰戈爾詩篇裡，彼種宗教精神之來路，此在漢語學界，道人之所未道，言人之所未言，其文堪稱弘篇炬眼，愚深以為幸，亦深以為然也。

最後，我必須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華翔鳳、李猛等諸位編輯的細緻勞動，而這一切又起於張杰兄長，令人感懷。因各種因緣所助，我與張杰兄相遇於京師，復又得殊勝良機，人在印度時便已得知，拙譯有望在素有盛譽、欽慕已久的該出版社問世，心中歡喜。還有，我應該感謝那些在彼種特殊的夜色裡，一直能夠共感共情的詩人朋友、學者朋友、學生朋友們，感謝他（她）們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場合傳播與流轉過這個譯本。尤其是那些來加爾各答專程訪我的由馬菁帶隊的瑜伽界的學生們，彼時，楊真真的一句話勾起了我對泰戈爾的很深記憶，便有了一份譯詩的衝動；彼時，趙麗還於渡河之後，留下了一段文字：

「天竺之行，前世今生。恆河之上，師徒共舟。傳道解惑，歡欣之聲。

宛在耳畔，揮別黃昏。心焉戚戚，人焉茫茫。雲聚雲散，福喜相隨。」

當然，我還願意畢生銘志莫忘的定然是：印度加爾各答的那座位於恆河邊上的精美神廟貝魯爾（BelurMath）與辨喜大學之邀請；位於該城北郊寂鄉的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之幫助。此文製成，勉強做了此份代序，亦多少可以為這一部詩集的最後工作畫上了一個舊欠未贖的句號。

九

尚需說明的是，我個人雖對該詩集情有獨鍾，二十年的閱讀史，堪是我第一最上心喜的詩歌集。然畢竟天賦所限，此新譯之文字功力多有未逮，而泰翁所給出的精美妙義確實深不可測，這是最高的「詩的哲學」，它透過了生死難關，光輝熠熠。故即便是黽勉自期，求譯辭之博洽，然可商可議處必是不少，還望方家指正。此處，我想還是借用詩翁自己的話語來結束此篇後記，讓詩歌的香氣縈繞、舞動，令百年之後的我們，也是滿心歡喜，滿身清香：

「你是什麼人，我的讀者，百年之後讀著我的詩？我無法從春天的財富裡送你一朵花，也不能從天邊的雲彩裡贈你一片金色的雲霞。

請打開門來四望吧。從你群花盛開的花園裡，採集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兒的芬芳記憶。在你心靈的歡樂裡，願你能夠感覺到一個春晨吟唱的活的歡樂，正把它歡樂的聲音，傳過了一百年的時間。」

聞中

丁酉年印度雨季

初稿於恆河水岸的般若樓

丁酉年中國冬天

復改於中國杭州古墩路

戊戌年仲春花開

三改於中國杭州古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