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之花（下）
宋代沈子蕃《梅鵲圖》軸。
宋代林椿《梅竹寒禽圖》。
清代汪承霈《三春韶牡丹圖》。
北宋牡丹圖。
細想來，梅花成為思鄉之物，或與南北朝劃江而治有關。這種情愫，在數百年後的趙宋南渡時，蔓延出前所未有的悲情。梅花，是國讎家恨裡生出的閒情逸緻。
在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銅鼎中，考古學家發現了梅核。有關於梅的記載，只是可以吃的梅子，如《尚書》裡「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如《禮記》裡「桃諸、梅諸、卵鹽」，如《詩經》裡有「縹有梅，其實七兮」「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山有嘉卉，侯慄侯梅」。
春秋時期的越國使節出使梁國，會手執一枝梅花作為見面禮，向梁王問候致意。因梅花普遍生長於氣候溫潤的吳越之地，大概是取其在北方罕見，所以才千裡迢迢地作為禮物帶給梁王。
而真正的觀賞梅，應始於漢。《西京雜記》裡有記載「漢初修上林苑，遠方各獻名果異樹，有朱梅，胭脂梅」；「漢上林苑有同心梅、紫蒂梅、麗友梅」。揚雄的《蜀都賦》裡有「被以櫻、梅，樹以木蘭。」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成都的綠化工作和今天一樣也有栽種梅花這件事。賞梅，逐漸成為漢人的一種習慣。
自然而然，詠梅的詩歌也開始出現。魏晉時的樂府詩集《子夜四時歌》裡唱道：「梅花落已盡，柳花隨風散」「杜鵑竹裡鳴，梅花落滿道」。
南朝宋武帝劉裕的女兒壽陽公主，某日午後在含章殿的屋簷下靜臥，一朵梅花飄零而下，正好落在了沉睡中的公主的額頭上，五朵花瓣栩栩如生，淡雅秀美，宮女們以為公主頂著個花瓣到處走，結果發現這朵花竟是花痕，拂之不去。鑑於梅花不是四季都有，於是愛美之人就用很薄的金箔剪成花瓣形，貼在額頭或者面頰上，這便是風靡千年的「梅花妝」。
還是在南朝，名士陸凱行走在橫浦驛的梅嶺之上，盛開的梅花忽然讓他想起身處長安的好友範驊，便折梅一枝，託驛使送去，並附紙贈詩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這種饋贈仿佛接引了千年前越王與梁王的情誼，但比千年前更有情調。
南宋都城杭州，皇家、官僚、士人中賞梅之風盛行，王公、貴族家多闢有「梅林」「梅溪」「梅園」「梅圃」「梅屏」「梅坡」等。錢王宮梅崗亭有千樹梅花；孤山之陰繚歲寒亭皆古梅；皇宮御園內的梅堂苔梅；張功甫梅圃玉照堂觀千葉緗梅；西泠橋有紅白梅花五百株……均賞梅佳處。偏安的諸皇帝中，第一梅痴當屬高宗趙構，某日謁款泰壇，過易安齋，見有梅巖，喜愛之餘作詩誇讚，但這梅他卻不認識。於是便問主僧：「此梅喚作甚梅？」主僧答：「青蒂梅」。顧名思義，此梅之花蒂應為綠色，或是「綠萼」，但無論如何，這種梅花應未見於當時的宮苑之中。其實，這些皇宮深苑裡的梅花，就是「宮梅」。一百年後的宋理宗趙昀，召見畫家丁野堂問道：「卿所畫者，恐非宮梅。」丁野堂回答：「臣所見者，江路野梅耳。」可見宮梅與野梅的區別之大。
在南宋，有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梅花專著，即範成大的《範村梅譜》；而張功甫的《玉照堂梅品》更是一幅南宋貴族官僚賞梅的詳細畫卷，富麗奢華之氣濃鬱。
仍是在南宋，如果說生活在早中期的詩人、詞人們，是以梅花標格比擬自己，意在表現抗金圖存的愛國之志的話；那麼到了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勢下，大多文人的詠梅之作，則是在表達他們效仿梅花潔身自好，寧當亡宋遺民也不願委身事元的悲苦無奈之感。
南宋江山裡的「一國之花」，苦得放不下，濃得化不開。
呂本中的《早梅》：「獨自不爭春，都無一點塵」，是一種先受佞臣秦檜之苦、再遭棄國離家之痛後仍能做到的不爭與不染；「清夷長者」楊無咎多次辭謝朝廷徵召，終身不仕，《柳梢青》裡的梅花，就是與「茅舍疏籬」「淡煙寒月」為伴的自己：「寧寧佇立移時。判瘦損、無妨為伊。誰賦才情，畫成幽思，寫入新詩」；韓元吉的《梅花》：「本來淡薄難從俗，縱入紛華亦絕塵」，落筆天成，不事雕鐫；陸遊的《梅花》：「與卿俱是江南客，剩欲尊前說故鄉」，是北望中原的哀愁；尤袤的《梅花》：「望遠可無南北使，客愁空費短長吟」，充溢著世路艱難、思鄉卻不得歸的愴痛之感；辛棄疾的《臨江仙·探梅》裡：「更無花態度，全是雪精神」，梅花的冰肌玉骨為詞人所景仰；姜夔的《疏影》裡：「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仿佛聽得見哀怨悲涼的笛聲《梅花落》；劉克莊的《落梅》詩云：「一片能教人斷腸，可堪平砌更堆牆。飄如遷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花開花落的「權柄」，全在「東風」掌握之中，它忌恨梅花孤介清高，不讓迎春含笑，「謬」作「主張」，到了何等程度！詩雖詠梅，詩人自我卻隱含其中，又哪句不是在說南宋末年的黑暗腐朽？
牡丹成為觀賞植物，是在南北朝時期，這比梅花要晚得多。由隋至唐，牡丹逐漸超越百花，成為「花中之王」。盛唐時期上至宮廷，下至民間，開闊大氣、雍容華貴的牡丹之盛，盛如唐詩。也就是從盛唐開始，牡丹的生物特性與審美屬性，被強大的政治象徵所覆蓋。牡丹最熱情盛放的地方，是蜜糖般豐腴美好的帝都——洛陽、開封。
「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國色一詞，在劉禹錫《賞牡丹》詩以前，都是用來形容美女的。自他以後，稱牡丹為國色者漸眾：李正封有「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羅隱有「當庭始覺春風貴，帶雨方知國色寒」，李昉有「眼底見伊真國色，鼻頭聞者是天香」，王十朋有「月陂春色滿花枝，國色天香照雪肌」，王沂孫有「國色微酣，天香乍染，扶春不起」，張孝祥有「洛下根株，江南栽種。天香國色千金重」……宋及之後，國色幾乎成為牡丹的專名。
「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喚作百花王。」花王一詞，在皮日休《牡丹》詩以前，並無花王之稱。自他以後，稱牡丹為花王者漸眾：毛滂有「小雨新晴，才過清明後。初見花王披袞繡」，韋驤有「天意似嫌群卉雜，花王留在晚春開」，李綱有「我昔驅車遊洛陽，正值名圃開花王」，楊萬裡有「東皇封作萬花王，更賜珍華出尚方」，黃裳有「已覺遍韶容，最後有花王，芳信來報」，方回有「忽見花王大如鬥，始知天地有君臣」……宋及之後，花王也幾乎成為牡丹的專名。
可以清晰地看到，國色、花王之謂，已與國家社稷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聯繫，自唐發軔至北宋，已定型為一種特殊的思維模式。牡丹，這朵承載著士大夫道德情懷、社稷安危的國色花王，開至南宋江山時，已明顯水土不服了。
後來的明清，由於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牡丹又再次被視為國家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