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90後公開愛滋身份：舅舅「恭賀」他給家裡長臉）
2013年8月，劉石在西單門口徵婚。
四年前，只是在門口抽根煙的功夫，劉石發現整個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都在找他。當他拿到了HIV陽性的檢驗報告後，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朋友的鼓勵下，劉石重拾生活的信心。「知道是愛滋感染者後，一開始讓我住院的醫生忙改口讓我回家。」劉石對「北京時間」（ID：btime007）說起自己的遭遇。
「社會上對愛滋病人的歧視的情況依然存在，依舊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劉石此後加入了愛滋病相關的公益組織，並成為近60萬愛滋病患者中為數不多敢於公開身份的人，「為這個群體吶喊，爭取基本的權利。」
但即使是這個勇敢的「鬥士」，「不會主動跟室友說明病情，很有可能會被趕出來。」他坦言，沒有公益組織給予的生活保障，他也不會選擇在媒體公開身份。
確診後一門心思想「尋死」
「得知感染後的第一感覺就是想死。」說這話的時候，劉石竟是一臉的陽光。
劉石個頭不高，身穿運動褲和套頭衫，顯得很有活力。頭上還抹了一點髮蠟，左耳帶著一個很別致的耳釘。如今談起自己的患病經歷，他表現地非常淡定從容。
劉石是一位男性同性戀，2012年7月，他身體出現嚴重不適。因為曾有過高危性行為，他意識到自己應該去疾控中心做HIV病毒檢查。很不幸，檢查結果最後顯示為陽性。
那一年，他剛20歲。
回到四年前，他極度消沉，一門心思想「尋死」。
確診成為HIV病毒攜帶者之後，他以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理由辭職，回家後便開始不停地查資料，找網友諮詢，就是為了找個「不那麼痛苦的死法」。
「一幢靠近海邊的別墅！」從小生活在內陸城市的劉石想到了一個最佳的自殺地。
他把真實的病情告訴了一位最信得過的朋友。聽聞他的病情，朋友立馬趕來安慰並照顧他，這也成為了他「向死而生」的轉折點。
「他陪了我一個月，幫我做一切我想做的事，陪我吃一切我想吃的東西。」劉石很慶幸自己有這樣的朋友，「等他離開的時候，他問我這段時間快樂嗎？如果感到快樂，為什麼不能快樂地過好每一天？」
「從內心底講，我畢竟是想活下去的。」一個月後，劉石打消了輕生的念頭。
他開始學著接受現實，並進行了系統的治療。四年來，他的免疫力細胞（CD4）由極低的2個上升到500個左右（正常人是500-1600）。「我的身體已經和普通人基本無異。感冒發燒的小毛病，吃正常的藥物也可以好。」
選擇正視病情，並不意味著可以坦然面對他人的目光。
「舅舅在醫療領域做事，對愛滋病的了解會比別人多。當時他看我身體不好，頻繁地去傳染病科和疾控中心，就開始有所懷疑了。」劉石不得已告訴了舅舅實情。
「千萬不要告訴我爸媽。」劉石對舅舅千叮萬囑，父母始終是他心裡最難邁過的坎。劉石覺得父母肯定承受不了自己的獨子既是同性戀又是愛滋病患者的事實。
直到有一次離家時，媽媽把他送上公交車，回頭時，劉石看見媽媽在哭。他擔心母親是不是知道了什麼。「畢竟這麼大的事情，家裡人肯定得知道。」後來證實，舅舅確實告訴了母親。
「此前，身體不舒服父母總是會刨根問底。知道我感染愛滋以後便不再問了。」劉石發現父母的關心變得異樣起來，說話越來越小心，桌上的飯菜越來越多。
「不太聊生病的事情，總是說『多吃點這個增加免疫力』、『天冷了要多加衣服』的話。」劉石聽了覺得五味雜陳，「就像一個人快要死了，見一面少一面，需要臨終關懷。他們會背地裡哭，不讓我看到。」
劉石在一場關於愛滋病的報告中做演講。
公開愛滋身份家庭被孤立
真正的重生是在劉石加入公益組織之後，他在那找到了心靈的慰藉，並且大膽做出了公開身份的決定。
2012年10月，走出生命中最陰暗的一段時光後，劉石首先加入了山西一家防艾志願團體做兼職，學習如何快速檢測，如何幫助別人檢測，如何對陽性患者關懷陪同。
「因為周圍的人和我一樣，志願者知道我的病情，也會鼓勵我。那段時間我非常開心。」劉石對「北京時間」（微信號：btime007）說。
此後，劉石認識了魏建剛，他在一家專注於中國性與性別以及性健康問題的NGO工作。
有一次，魏建剛問劉石：「你願不願意站出來以感染者的身份去發聲，這個時候我覺得應該有一個人做這件事情。」
劉石告訴「北京時間」（ID：btime007），在周圍的朋友及志願者的鼓勵下，他做出了公開身份的決定。
2013年7月，劉石在一場愛滋徒步發布會上首次公開了自己的身份。為了能讓大家記住他，他給自己取了「劉石」這個名字，「好記」。1個月後，他來到北京加入魏建剛所在的組織，開始從事全職公益工作。
「儘管每月只拿五六千元的薪水，但能夠滿足在北京的開銷了。」劉石為生病之後仍能夠養活自己而感到驕傲。
初次的曝光並沒有帶來如潮的關注。前來報導的媒體把視線放到了參加活動的一位影視明星身上。
一個月後由他策劃的在西單門口公開徵婚的活動，對他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影響。那年的七夕節，劉石來到西單大悅城門口，微笑著舉起寫有「我是愛滋病感染者，七夕徵婚」字樣的粉色牌子，向大眾宣傳愛滋病人的正常權利。
次日，一條關於「90後愛滋病感染者徵婚」的消息登上了各大網站的頭條。
「幾乎各大網站的醒目位置都是這條新聞。各大新聞客戶端的頁面，甚至彈窗也推送。」劉石有些竊喜，心裡覺得「好牛逼呀，到處都是我」。
很快，壓力接踵而至。
第一通「問罪」的電話是上海的一位親戚打來的，「你是感染愛滋病了麼？」
「我只是配合當地的媒體做新聞，沒感染。只是配合他們演出。」劉石慌亂極了，本能得想把事情隱瞞過去。
緊接著是舅舅電話，「恭賀」他給家裡人長臉了。
很快這條消息也被父母知道了，來自家庭的巨大壓力讓劉石後悔了一段時間。有些朋友也開始疏遠他，甚至乾脆不再聯繫。
但他很快調整了自己，「我覺得自己還是做了件好事，覺得自己也算偉大了一回。」
令劉石感到欣慰的是，周圍真正親密的朋友沒有離開他，工作的夥伴也沒有離開他。
但他始終對父母抱有歉意，「他們（父母的親友）會想為什麼我們家是這樣？雖然見面的時候表面上依然和氣，但背地裡的猜疑甚至中傷早就把隔閡建立了起來。」
劉石在美國參加世界同性戀運動會。
生活若無保障不會選擇公開
「如果沒有公益組織的工作作為保障線，我確實不會勇敢站出來。這條保障線可以確保自己不會因為曝光而無法生存。」劉石對「北京時間」（ID：btime007）坦言。
「一些人公開身份後最終卻沒能承受住後果。」他解釋，身後沒有保障，公開後遭受到的壓力和歧視是一個人處理不了的，站出來也顯得單一無力。
2005年，一段名為《以生命的名義》的視頻向公眾揭示了同性戀的愛滋病患者這一群體。視頻中，北京某一大學學生大瑋選擇完全暴露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患病史，希望獲得公眾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劉石說，事後學校很快便找到了他，建議他休學一年。一年後，以跟不上課程為由，建議他退學。
所以，愛滋人群在生活中只能「躲躲藏藏」。
劉石的一個朋友也是愛滋病毒感染者，有一天室友偶然間看到了他的藥瓶，便「很關心地」問了很多問題。之後，委婉地表達了要他離開的意思。迫於壓力，朋友不得不捲鋪蓋捲走人。
有了「保障」的劉石也並非無堅不摧，無所顧忌。
「如果室友知道了有可能會把我趕出去。」 劉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敢過於坦白，他表示自己也沒有主動跟房東說過自己的病情。
讓他更不安的仍然是父母的反應，首次公開身份後，劉石和父母之間維持著脆弱的平靜。
2014年，劉石參加了在美國克利夫蘭舉辦的第九屆世界同性戀運動會，在18-24歲男子組年齡50米蛙泳比賽摘得銀牌。消息很快被家人知道了。
「媽媽知道我參加運動會後表達了不滿，她覺得我過分的曝光會引來更多的指責。媽媽還說，『你能不能為我們想想』。」劉石覺得母親一直望子成龍，但自己得了病，身份又曝光了，媽媽這樣的希望應該沒有以前那樣強烈。不過劉石認為，在母親的內心深處至少有一塊柔軟的地方還是認可他的，「至少她會為我現在做的事情驕傲吧」 。
公開身份不是為了出名
「我去看病，醫生建議我住院。但當我和醫生說明自己感染HIV的時候，這個省級醫院的醫生連忙說，『不用住了，回家吧』。」劉石的遭遇更加堅定了他為愛滋群體發聲的決心。
「在全國能夠完全公開身份的人，一隻手就能數完。」劉石略帶自豪的伸出手比劃著，但他高調的宣傳方式也引來「炒作」的質疑聲。
「這些事情不是人們普遍理解的『炒作』，而是一種為群體的『吶喊』。 」劉石認為，「既然選擇站出來了，就有義務向大家宣傳愛滋的常識，消除公眾對它的誤解。」
劉石記得有次在計程車上和司機談起了愛滋病的話題，「共用馬桶圈都會得愛滋病」，司機的回覆著實讓他一驚。
「這樣群體的人很多，他們表現出來的是無知。給他們宣傳正確的理念，改變原有的想法，倡導平權，這是我一直也是未來要做的。」劉石篤定地說。
除了無知和誤解，「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心態下的過分恐懼是導致歧視的根本原因。
此前，上海有一檔節目打算安排紅絲帶小學的學生去一般學校體驗生活，和沒有感染HIV病毒的孩子一起上課。然而卻得到了這所學校幾乎所有家長的反對。家長說我們也不想歧視，但這些愛滋孩子如果出現，我們的孩子就請假。
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醫務工作者對愛滋病人的「區別對待」，「這可能代表了一個更為嚴重的體制問題」。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在中國的一項調查發現，在職場和學校這兩類場所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視現象最嚴重，而醫療機構對感染者也存在著較高的歧視態度。
2012年11月，因術前被查出攜帶愛滋病病毒，天津25歲的腫瘤患者小峰（化名）在求醫時屢次遭拒。在轉入第三所醫院時，小峰私改病歷隱瞞病情，最終手術順利進行。
不少網友斥責小峰隱瞞病情，但劉石覺得，這樣的做法雖然有些不妥，但小峰終歸得到了治療，延長了生命。「我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生活權需要得到保證。」
「希望有更多的愛滋病患者——無論匿名與否——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讓更多人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劉石稱，他希望公眾明白一件事——愛滋人群和正常人是沒有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