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1日，美國，第一例愛滋病病例被診斷。自1987年始，世界衛生組織將12月1日定為世界愛滋病日。
三十年來，愛滋病一直以社會性疾病的面目出現，既與複雜的社會議題緊密相連，又作為一種隱喻象徵某些身份或行為，社會對愛滋病的討論遠超出了其作為一種生理疾病本身的範疇。
在中國，愛滋病的隱喻和所指，隨著社會情境，大致有三次變化。而其中不變的，是一條清晰的他者化線索——愛滋病永遠在被話語構建成一種遙遠的「他者」。這種「我們-他們」的劃分，既助長了公眾對愛滋病的恐懼想像，也不斷拉開病毒攜帶者與主流社會的距離，使他們邊緣化，更加成為事實上的「他者」。
可以這樣說，愛滋病在中國三十年的歷史就是一部「他的歷史」，與你、我都無關。
▌被隱喻化的愛滋病
蘇姍·桑塔格認為，疾病作為一種隱喻，往往象徵著一種有缺陷的人格與道德上的瑕疵。她說：「疾病最令人恐懼的，不是喪失生命，而是喪失人格。」
古代，大規模瘟疫，比如霍亂、黑死病等，常被認為是對眾人的審判。在《鼠疫》中，加繆就描繪過帕納盧神甫在鼠疫期間的布道。在擠滿善男信女的教堂裡，帕納盧堅定地說：「我的弟兄們，你們在受苦，我的弟兄們，你們是罪有應得。」神甫為鼠疫侵襲奧蘭城做出解釋：奧蘭居民對天主不虔誠，行為不加拘束，鼠疫便是對他們的懲罰。
▲ 《死神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 Mort）描繪了十四世紀一場鼠疫的可怖情景。 Pieter Bruegel de Oude
而突然出現、迅速傳遍全球的愛滋病仿佛像真正到來的末日審判一般，愛滋病背後的吸毒者、濫交者、同性戀者、性解放運動者，被拉上道德法庭。患病成為道德敗壞的「象徵」。
最初，愛滋病在美國被稱為「男同性戀免疫綜合症」(Gay-related immunedeficiency)，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被視為「同性戀者的癌症」(Gay cancer)。另外，當時也有宗教團體稱「愛滋病是上天對性解放運動的懲罰」。因此，一個人對愛滋病歧視，可以等同於其對同性戀憎恨的象徵性表達，甚至於對性解放運動的保守立場。
韋伯(Max Weber)曾引用約翰·衛斯理(Wesley John)的話說：「增加了的財富的佔有者必將接受財富的誘惑，人們變得不那麼禁慾了，人們變得追求驕傲、對現世的愛、享受。以禁慾和對上帝的愛為特徵的宗教精神衰落了，世界變得功利主義了。」漸漸地，性解放背後所體現的對欲望、快感的追求，也成為了資本主義的一個象徵。
在這套以「消費-增長」為核心動力的體系下，關於性解放的運動被保守主義者認為是放縱的、甚至是罪惡的。在運動的最高潮，愛滋病出現了，成為新時代的「罪與罰」。
▲ 1983年，紐約街頭的「驕傲遊行」中，遊行者呼籲為愛滋病研究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 Mario Suriani / Associated Press
可見，從一開始，愛滋病所代表的就不僅是「一種疾病」，更是被隱喻為「一種人格類型、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當社會大多數人開始認可這種隱喻時，疾病的社會屬性就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它的自然屬性，更加引人關注。在中國的獨特社會情境下，其隱喻和所指也在隨時代不斷變化。
▌他國的愛滋，他們的愛滋，他的愛滋
他國的愛滋：舶來的「愛資」病（1985-1999）
1985年6月4日下午4點40分，因持續高燒和呼吸困難，一名34歲的男子到北京協和醫院就醫，經檢測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又稱愛滋病病毒)抗體呈陽性。這是在中國發現的第一例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巧的是，他正好是一名外國人——美籍阿根廷人。
隨後，《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系列關於愛滋病的報導，其中《談談「超級癌症」——愛滋病》比較典型地把愛滋病描述為一種來自西方的「傳染性癌症」。
此後14年間，在中國的媒體報導中，都把愛滋病視為資本主義的疾病，報導多以國際新聞為主，消息常來自外電，鮮有國內民間、個體的內容。這更給人們一種「愛滋病離我很遙遠」的感覺。
至於國內的病毒攜帶者，則被歸咎於他們採取了資本主義貪圖享樂的生活方式。彼時，「愛資病」這樣的譯稱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感染風險也通常與「外賓、歸國人員、邊境居民、外國人」等形象相聯繫。
九十年代初，人們對「性」有了新的看法，在生育功能之外，年輕人開始從快感、親密關係與個人自由等角度來看待性。據李銀河在1989年做的隨機抽樣調查，當時中國人發生婚前性行為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5.5%。
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愛滋病的隱喻已經和「追求性自由」「資本主義無節制的欲望」密不可分，因此在這一時期，為避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性革命，主流媒體便在愛滋病的性傳播途徑與性道德方面大作文章。
性社會學研究者潘綏銘認為，愛滋病在當時被當成是千鈞一髮之際整肅性道德的工具。於是，愛滋病成為「有不良作風問題的、沾染資產階級自由習氣的花花公子」的疾病。
總之，從發現伊始，病毒攜帶者就被建構為一個遙遠的「他者」，無論是來自大洋彼岸的外賓，還是揮金享樂的花花公子，都與大眾的距離十分遙遠。
他們的愛滋：底層農民工的汙名化（2000-2009）
2004年，清華大學曾啟動一個關於賣血的口述史研究，來自安徽的一位農村婦女講述了她所親歷的90年代——
「我的病已經確診了，我丈夫前幾天去化驗，結果還沒出來。我們家已經因為這個病死了四個人，我大伯、大伯母，還有父母親。家裡還有兩個弟弟，都還沒娶媳婦。大概就是1990、1991年開始，政府大力支持賣血，在開發區那還掛了一個賣血光榮的大橫幅。
「很多人那時候開始在血站賣血，後來是血頭上門抽血。那時候賣血的情況比較慘，很短時間抽血很多次，把人抽得腳都麻了。如果血抽太多次後，就流不出來。他們就把人倒掛在牆上接著抽。
「1993到1994年特別嚴重，血頭帶著離心機到村裡抽血。胳膊一伸，50塊錢，還管吃喝。我們賣血就是因為太窮了。王懷中在位的時候，一個人7分田，雜交水稻雖然能收一些，但是政府要求每人交196元，加上孩子上學要很多錢，如果不交就搶豬、背玉米、扛糧食。收成即使夠了基本的生活，但是送個禮就得萬把塊錢，蓋房子要三四萬，娶媳婦、小孩上學都需要很多錢。要不是政府讓賣血我們也不知道賣血可以掙錢。」
可以看到，由於貧困和當時對有償獻血的鼓勵，在90年代的中國，特別是中原農村地區，形成了巨大的血液買賣市場。缺少安全的衛生條件，針頭混用等不規範的操作導致交叉感染，愛滋病疫情由此蔓延。
▲ 安徽省阜南縣一個「愛滋村」，醫療人員抽空去探訪感染者。 騰訊 / 賣血村的後愛滋生活
由於較為漫長的潛伏期，愛滋病病毒大範圍交叉感染的嚴重性到千禧年之後才暴露出來。2000年8月，國內媒體界首次披露愛滋村，《中國新聞周刊》的封面報導《國難當頭》一出，舉國震驚。到2003年，中國政府向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瘧疾基金提出申請書，申請中指出，豫冀皖魯鄂晉陝七省56個縣的150萬農民中，估計25萬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
世紀之交，恰逢數量龐大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到2008年底，全國農民工就業總量為2.25億人，農民工群體進入城市人的視野，並且與城市人形成了一種生活資源上的競爭關係。排外心理加上愛滋病在賣血農民群體中泛濫的報導，農民工似乎「理所當然」成為這個時期愛滋病病毒的新「宿主」。
迅速地，農民工與愛滋病劃上了等號，愛滋病仿佛成了他們的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報導中，對攜帶者的稱呼都會冠以愛滋的前綴，如愛滋男、愛滋女、愛滋媽媽、愛滋孕婦，社會關係也會被打上愛滋的記號，如愛滋家庭、愛滋夫妻，違法亂紀行為中被稱作愛滋扒竊、愛滋犯罪團夥等。這些稱呼最大的問題是都有強烈的異己色彩，強化了「我們」與「他們」的分別。
不難看出，進入新世紀之後，雖然對愛滋病的關注轉向國內，《人民日報》從2003到2015年間在愛滋病日的報導，出現在國際版的比例降至3%(這一比例在1994-2001年為69%)，但是愛滋病也僅是由遙遠的他者變為國內的他者，他者化敘述的特點仍沒有改變。如此一來，報導數量再龐大，內容再豐富，愛滋病也永遠是他者的疾病。
他的愛滋：男同性戀與愛滋病的話語同構（2010-2017）
中國的男同性戀進入公眾視野，比美國要晚得多。在中國，即使改革開放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男同性戀」仍被看作是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的一種，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當時這類人群的存在並不被承認，甚至直到1997年，男男性行為仍被模糊地歸為「流氓罪」。直到很晚，同性戀才被剝去意識形態的外衣，能被公開討論。傳統紙媒更是很少去觸及這類題材。
真正的改變發生在被稱為微博元年的2010年前後。網絡媒體興起，特別是自媒體如微博進入人們的行動裝置，大大改變了同性戀群體在大眾傳播上的缺位狀況。
▲ 2011年，呂麗萍反同言論在微博發酵，蔡康永對此事的回應轉發量達到數萬次。
因為網絡媒介整體上的匿名性、互動性、平等性，同性戀者獲得媒介話語權的難度大大降低，他們可以匿名或實名傳播自己或社群的信息，經過一對多的人際傳播，話題被爆發式地放大，同性戀自己走到了大眾的面前。
而不湊巧的是，此時愛滋病病毒通過男男性行為傳播的所佔比例在持續上升。據中國衛生部和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的數據顯示，2005年之前，我國新發感染者病例一直以注射毒品和血液傳播途徑為主，隨後，注射毒品和血液傳播途徑導致的傳播得到顯著控制，但性傳播病例卻快速上升。
從2006到2014年，通過同性傳播的比例從2.5%激增至25.8%。但到2014年，仍有66.4%為異性傳播，而出於傳播效果和經濟利益的考量，相當多網絡媒體更關注「同性傳播」。在搜尋引擎裡檢索，新聞標題帶有「愛滋 同性」或「愛滋 男男」的有13610篇，帶有「愛滋 異性」的只有236篇，差異巨大。
媒體將愛滋病與男同性戀捆綁在一起，給大眾營造出「愛滋=男同」的印象，導致了男同性戀與愛滋病的話語同構。
▲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將「同性戀」「愛滋病」「引誘」等字眼放在一起。
因此，與美國的男同性戀群體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以權益為旗幟進入主流視野不同，中國男同人群剛剛走到大眾面前就成了「愛滋代言人」，愛滋病成了一個指向人群範圍更為狹小的他者的疾病。
▌為什麼會是「他」的愛滋
蘇珊·桑塔格指出：「對瘟疫的通常描述有這樣一個特點，即瘟疫一律來自他處……梅毒，對英國人來說，是『法國花柳病』，對巴黎人來說，是『日耳曼病』……在對疾病的想像與對異邦的想像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它或許就隱藏在有關邪惡的概念中，即不合時宜地把邪惡與非我、異族等同起來。」
回顧愛滋病在中國的歷史，它也一直是「非我族類」的、他者的疾病，只是「他」的具體內涵在不斷演變。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三點，
其一，愛滋病本身的特質：致死性、可傳染、不可治癒。
無法被治癒的疾病有很多，包括很多常見病，比如糖尿病。可傳染的疾病種類也不少，但是在醫學技術手段下，大多都被消滅，或逐漸有疫苗相對抗。能夠致人死亡的疾病更多，比如心臟病、癌症。
而愛滋病是致死性、可傳染、不可治癒這三個條件的交匯點，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懼。恐懼導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確立了恐懼，因此，愛滋病成了一個魔鬼般的他者。
其二，愛滋病從一開始就冒犯主流，人們樂於劃分界限，對其進行他者敘述。
愛滋病在中國的隱喻和所指，無論是八九十年代的外來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千禧年後的農民工群體，抑或是男同性戀群體，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非主流的。
加之，愛滋病以被視為生命象徵的體液作為傳播途徑，在主流人群中增添了一種「汙染」和「入侵」的意味。那麼，作為冒犯主流的侵略者，愛滋病被構建出的社會屬性便催生了對「你-我」、「異-己」的劃分。
其三，愛滋病的汙名化，讓攜帶者隱藏自己，自覺成為「他人」。
「作風有問題、骯髒、地位低下、性亂」等汙名與「農民工、吸毒人員、同性戀者、性工作者」等身份緊密相連，顯示了愛滋病在中國的疾病汙名和身份汙名的交互。社會心理學者林克和費倫認為，與汙名相聯繫的人會繼而被分離為「他們」，而不是「我們」的一員，導致社會隔離。因為害怕遭到歧視與侮辱，攜帶者們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進而更加遠離人群，成為了事實上的他者。
三十年來，愛滋病在治療與控制方面有著長足的進步。最新的醫療研究表明，攜帶者只要在藥物輔助下，將病毒數控制在低水平，完全可以過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又因其體液傳播的特性，非暴露前提下也不會造成傳染。但對於愛滋病的他者化敘事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直到今天，愛滋病似乎依然被放在禁忌的另一頭，攜帶者也依然被放在社會的另一端，連帶著他的人格、名譽與權利。
參考資料：
1.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1978．
2. 李銀河．《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M〕．內蒙古大學出版，2009．
3. 潘綏銘．愛滋病恐慌：整肅性道德的最後武器〔J〕．街道，1996（08）．
4. 張有春．汙名與愛滋病話語在中國〔J〕．社會科學，2011（04）．
5. 楊慧瓊．烙印、他者和道德化色彩——中國愛滋病報導話語分析〔J〕．新聞學研究，2009（11）．
6. 張梅花．從《人民日報》關於愛滋病的報導看媒體中政府的角色〔J〕．傳播研究，2011（09）．
7. 嚴娟．《人民日報》愛滋病日報導研究（2003-2015年）〔J〕．新聞知識，2016（04）．
8. 景軍．血災之惑：愛滋病中的人性與功利主義〔J〕．開放時代，2017（01）．
9. 高一飛．疾病汙名與身份汙名的交互——以愛滋病汙名為例〔J〕．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04）．
10. 尚紅 張林琦．中國男男同性戀人群與愛滋病感染〔J〕．國家科學評論，2015（02）．
11. Hong Shang, and Linqi Zhang．MSM and HIV-1 infection in China〔J〕．Natl Sci Rev, 2015, Vol. 2, No. 4．
12. 耿延庭．微博群體傳播對同性戀文化社會認同的影響〔J〕．青年記者，2014（09）．
13. 同性戀中國大事記〔J〕．南方人物周刊，2008（03）．
14. 黃柘淞．報導同性戀需要聯繫愛滋病嗎〔J〕．南方周末，2016．
15. 張廣涵．詞語：愛滋病——話語、權力、變異〔OL〕．十五言，2015．http://dwz.cn/6YSLY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