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時鐘操縱

◎ 王國華 （長春 媒體人）

臨睡前，我是一定要上鬧鐘的；跟人家有約會，比如約到九點到某某地方，我計算好路上的時間，再預留幾分鐘提前量，把鬧鐘調到八點半；單位三點有個會，我一邊忙著手頭的活兒，一邊把鬧鐘調到兩點五十五分……據不完全統計，我這一天差不多要上四五次鬧鐘。

其實，我的生物鐘已經進化到跟時鐘差不多準確。早晨八點需要出門，七點四十分的時候我一定準時醒來，洗漱二十分鐘，掐著點走進電梯。知道三點鐘開會，一過兩點五十，腦子就開始敲鈴鐺。周圍的朋友都認為我守時，辦事具有職業精神。殊不知，我認為這是個毛病。身邊有些人，無論幹什麼都姍姍來遲，特別沉得住氣，天大的問題在他們那裡都不是問題。任你在樓下摁壞汽車喇叭，人家像沒聽著似的梳洗打扮。你急得火燒眉毛，他那裡一步三搖。我是真佩服這樣的人。你次次準時又能怎麼樣，該挨罵還是挨罵。人家姍姍來遲又怎麼樣，照樣該吃吃該喝喝，也沒見少了骨頭斷了筋。

按照多年前的價值觀，我的表現可以稱之為「上進」、「積極」，對立面可以稱之為「懶散」、「消極」、「不靠譜」。但按最近這幾年的價值觀，後者可視為「慢生活」。我認為這是好事，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可以包容多種並存的生活方式甚至工作方式，而不是單一的所謂「積極」。旅澳作家蔡成在一篇文章裡提到，一個中國人在澳大利亞找到一個郵遞員的職位，工資不低，每小時16澳元，工作輕鬆，每天只需給20多幢高不過四層的公寓房送信。他用最短的時間把活兒幹完，但他被辭退了。上司給出的理由是，你幹活兒太快，你要是多幹幾份活兒，別人就會失業。工作似乎只是人們生活的必需，而非養家的方式。這些在我們看上去遙遠的東西，也許就是我們的未來。

在我的面前，時間是一塊土地，上面劃了一個又一個的方格。我嚴格地在這些格子裡跳來跳去，不能睡到自然醒，不能隨性地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悲催地跟自己較勁兒，與慢生活背道而馳……

不過，我已經習慣了被自己規劃的生活。無論大事小情，只有上了鬧鐘，心裡太踏實。時間於我，只有規劃好的，才是時間；浪費掉的，都是生命。本來無意義的生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賦予其價值。我也知道這是自己對自己的狡辯。無意義就是無意義，賦予其價值，也是無意義的價值。這段時間的流行語是「有錢，任性」，我覺得有時間的人才是真正的任性。而我，不敢任性。

守時與懶散，可以互為「圍城」吧？你羨慕我，我羨慕我，都是真心羨慕。但這種羨慕真的很「隔」，在一種生活中習慣了，再進入另外一種生活就難了。

想著這些問題的時候，仿佛聽到時鐘滴答滴答地想起來……不寫了，我要按時去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