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俞墩墓地再辨析

若干田野考古現象分析

劉 緒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在探討遺址的聚落變遷時，大家往往容易從宏觀方面考慮，比如同一遺址不同時期聚落的分布狀況，聚落內各階段功能區的劃分與演變，等等。而由個別考古現象去復原聚落局部的場景則往往被忽略，翻一翻我們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研究文章，就會發現涉及這方面的內容確實很少。在田野考古發掘中，常常會遇到一些僅揭露出局部或遭受破壞的遺蹟現象，有的容易理解，有的則頗費琢磨；有的看似平常，但卻包含著特別的內容。局部現象或許正是某重要遺蹟的初現，殘存的遺蹟則是復原聚落或復原聚落局部的重要依據，都需要認真思考。只有對它們進行合理的復原，才能較完整地再現聚落場景。我以為，這是從事田野考古，探討聚落結構與變遷不可缺少的內容，是對聚落變遷進行宏觀探討的基礎，應該引起重視。以下就若干考古遺蹟現象談談個人的想法，是否合理，與從事田野考古的學者共同探討。

所談涉及兩個方面七種現象。

一、由殘存遺蹟復原當時地面

在田野考古發掘中，有些聚落當時的地面未遭大的破壞，基本保留原樣。如鄭州大河村遺址仰韶文化第三期的地面建築，牆體保存高的尚有 1米（F1），其大小房屋不僅室內地面保存完好，室外地面亦存在不少，它將各種遺蹟串聯起來，有助於復原彼此間的關係。再如河北藳城臺西商代晚期居址的10餘座地面建築，牆體保存高者可達3.27米（3號房子），室內外地面無疑保存更好，清楚地再現了聚落的局部場景（圖一）。

圖一 藳城臺西商代遺址晚期部分房屋復原圖

（引自《藳城臺西商代遺址》第32頁，圖二一）

室內外完整地面的保留，對推斷各遺蹟的功能至關重要。然而，在更多的田野考古發掘中，很難遇到這麼理想的地面，當時的地面多被後來者的行為破壞，甚至一些大型建築，乃至城牆都被夷為平地，僅存基槽。至於破壞了多少，有的無法推斷，但有的可以根據部分特殊遺蹟的現存狀況，並結合已知的保存完整的該類遺蹟的規律性特徵對其本身和當時地面作出大致復原。茲舉以下3種特殊遺蹟現象予以說明。

現象之一——袋狀坑。

袋狀坑在黃河流域和北方地區的先秦遺址中普遍存在，是挖在當時地面以下的地穴類遺蹟。其基本特徵是圓形，口小底大，袋狀壁，平底。一般形制規整，加工細緻，建造講究，絕大部分是儲物的窖穴。唯一的出入通道是上口，出來就到了當時的地面。如何出入，肯定要藉助梯子一類的器具。作為儲物的窖穴，其口部當然要予以遮蓋，而且所在位置不會低於周圍地面，因為需要防止雨水的侵入。因此，凡有袋狀坑的地點，當時的地面應該較高。由於是袋狀壁，容易塌毀，為使其牢固，避免塌落，故多數袋狀坑挖建在土質較硬的地層中，尤以生土為主。田野發掘中最常見的形態如圖二所示。我們可以想像，此圖所示的坑，其口可是當初使用時的口？其開口的地面可是當初使用時的地面？如果當初的口就是這樣，顯然難以承重，使用者一旦靠近，便會把口部踩塌，跌落坑中。即使無人靠近，這樣的口也容易在短時間內塌毀。這方面，在田野考古發掘中大家都有體會。因此，這種袋狀坑的口實非其當初之口，當初之口已被破壞，即當初的地面已不復存在。

圖二 袋狀坑之一

（西周時期，引自《天馬-曲村》第189頁，圖二一二）

完整的袋狀坑的口部，應該如圖三所示。近口部為直壁，猶如瓶頸，以下為袋狀壁。因為只有口部加厚才不易塌落，才更結實，才能承重。當然，圖三所示袋狀坑之口，也未必是當時真正的坑口。用什麼標準來判斷是否為當時的坑口？則需要看口部外圍有沒有當時的活動面，亦即有沒有當時的地面。如口的外圍有活動面，說明當時的地面還存在，口部也是當初狀態。反之，如在坑口外圍沒有發現活動面，說明真正的口被毀壞，當時的地面被削去一部分。圖三是天馬-曲村遺址發掘的西周坑，坑口外圍沒有發現活動面，故口部應被削去一定的厚度。

圖三 袋狀坑之二

（西周時期，引自《天馬-曲村》第186頁，圖二0七）

完整袋狀坑口部直壁部分有多厚，應與整個坑的體量、口的大小和土質硬度有關。在黃粘土地帶，最薄也需要半米厚，而且不能溼度太高，這是保守的估計，實際當在半米以上。所以，如果在田野發掘中遇到像圖二那樣的袋狀坑，應該馬上想到，此坑開口的原始地面已不復存在，至少被削去半米。若是範圍較大，且比較平整的文化層將其疊壓，可以想像，被削去的範圍也不會小，據此可大致推斷當時地面的高度，並由此推知該坑附近與之配套的地上設施，如地面房屋等，都已隨之消失。這是在復原聚落結構與布局時必須考慮的問題。

現象之二——陶窯

依目前的考古發現，先秦陶窯有多種形態，除坑內堆燒和南方流行的龍窯外，可分兩大類：升焰窯和半倒焰窯（饅頭窯）。升焰窯又分兩種形態，即「窯床式升焰窯」和「窯箅式升焰窯」，前者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後者出現於二里頭文化時期，並很快取代窯床式升焰窯成為夏商周三代陶窯的主流。半倒焰窯最早出現於二裡崗文化時期，之後與「窯箅式升焰窯」並行存在，到漢代才徹底取代窯箅式升焰窯，成為陶窯的固定形態。無論升焰窯，還是半倒焰窯，都是火膛在下，窯室在上，因此，它們需要利用既有平面，又有斷面的轉折地段挖建（圖四）。

圖四 山西垣曲寧家坡窯床式升焰窯

（廟底溝二期，引自《文物》1998年第10期彩色插頁叄·1）

圖五 山西垣曲寧家坡窯床式升焰窯

（廟底溝二期，引自《文物》1998年第10期第29頁，圖二，Y501）

升焰窯的窯門與火膛挖在斷面上，窯室上口挖在靠近斷面的平面上（圖四、圖五），以便火焰通過火道進入窯室，再從窯室上口排出。升焰窯的窯室與袋狀坑相類，均口小底大。絕大多數窯室上口是放入和提取陶器的唯一通道，如圖六所示。也有少數例外，如山西垣曲寧家坡廟底溝二期兩座窯 （圖四），窯室上口很小，另在窯門上方的窯室之壁上（建窯的斷面一側）開一稍大之口，以放取陶器。燒制時封堵，放取時打開。

圖六 華縣泉護窯床式升焰窯

(仰韶時期。引自《華縣泉護村》第30頁，圖26 Y107）

半倒焰窯的窯室猶如小型窯洞式房屋（圖七），頂部需有一定的厚度，太薄容易塌毀，太厚不易挖建窯室後部的煙囪。因此，窯室頂部的厚度至少需要半米，即當時的地面至少比窯室內頂高出半米。窯門挖在斷面上，它既是添加燃料之口，也是放取陶器之口。窯室內近門是火膛，其後是窯床。煙囪設在窯室後壁上（先在後壁挖一槽，然後除下端留出排煙孔不封閉外，將以上槽口全部封閉使之形成煙囪內腔）。煙囪內腔向上通往當時的地面。

圖七 天馬-曲村半倒焰窯

（春秋時期，引自《天馬-曲村》第183頁，圖二〇〇、第184頁，圖二〇一）

無論那種陶窯，其結構和功能決定它必須選擇土質結實的地段挖建，考古發現表明，多數也是挖在生土上。通常所見陶窯的構建，是先在平地上向下挖一大坑，形成斷面——坑壁。若挖建半倒焰窯，此坑一定要深，因窯頂需要留足夠的厚度，依此來決定窯門的高低位置。若挖建升焰窯，則根據整個陶窯的規模，在坑壁上挖建窯門與火膛，在與火膛正對的地面上挖建窯室。升焰窯窯室上口的平面和半倒焰窯煙囪上口的平面即當時的地面。這個開設窯門的大坑就是向火膛內添加燃料的場所，通常稱為「操作坑」，或「操作間」，它是陶窯的組成部分。有的操作坑很大，周壁挖建多座窯。當然，也有的陶窯利用自然斷面處挖建而成，這與聚落地貌的實際狀況有關。

以上列舉的陶窯，除華縣泉護Y107窯室破壞稍多外，其它都保存基本完好，在田野考古發掘中較難遇到。如果統計一下田野發掘所見的陶窯，絕大多數殘缺不全，尤其是窯室上部多遭不同程度的破壞，即升焰窯窯室開口地面和半倒焰窯頂上的地面 （煙囪開口之面）被不同程度削去。削去多少，根據遭受破壞陶窯的類別和體量可予以大致復原，推測上部被削去的厚度，以恢復當時之地面。以下按陶窯類別舉例說明。

先看窯床式升焰窯。

例一，如上舉華縣泉護仰韶時期陶窯Y107，窯室僅存下部，室底——窯床上面近圓形，直徑約100釐米，室壁殘高40釐米。根據保存較好的同類陶窯窯床與窯室之高的比例，可以大致推算泉護Y107窯室上部被削去的高度。現知保存最好的窯床式升焰窯，即上舉垣曲寧家坡Y501和Y502，其中Y501窯室亦為圓形，底徑1.7米，高約1.4米 （參考Y502 數據），依此推算，泉護 Y107 窯室之高應為82釐米左右，可知其上部被削去大約42釐米，這就是從現知窯室口部應向上恢復的當時地面的高度。泉護髮掘報告沒有提到窯門所開的斷面是自然斷面，還是人工挖出的斷面，即沒有涉及窯前操作場所的情況。從發表的Y107剖面圖可知，窯門所在斷面尚有近100釐米高（圖六），若加上被削去的40多釐米，則此斷面原高應為140釐米左右。Y107屬第Ⅱ發掘區，從第Ⅱ發掘區的照片看，這裡地勢較平整。既然Y107所在地面被削去40多釐米，其附近的地面也會遭受不同程度的損毀，第Ⅱ發掘區除見大量灰坑外，確未發現當時地面，更無地上遺蹟存在。

圖八 侯馬東呈王窯床式升焰窯

（廟底溝二期。《考古》1991年第2期，第112頁，圖五，2號窯。）

例二，圖八是山西侯馬東呈王廟底溝二期文化時的陶窯，編號為Y2。由剖面圖一看便知，該窯窯室部分幾乎全部被削去，依發掘簡報介紹可知，窯室底徑168釐米，室壁殘存最高處為16釐米。參照上述同樣的方法換算，本窯窯室之高應不少於130釐米。也就是說，本窯所在位置當時的地面比現在窯室之底高出130釐米，破壞的嚴重程度不可謂不大。

再看窯箅式升焰窯。

例三，圖九是山西垣曲商城發掘的二裡崗文化時期的窯箅式升焰窯（Y6），系在當時平地上向下挖一坑，此坑即窯前操作坑，於坑壁上挖窯門（簡報之火門）、火膛，在火膛上方的地面上挖出窯室。窯室殘高60釐米，室壁向上內收，窯室底徑115釐米。此類升焰窯的窯室之高一般與底徑相當，也就是說，此窯窯室原高約115釐米，即上部被削去50釐米左右，這就是現存窯口距當時窯口所在地面的高度。由於此窯為平地挖坑建成，疊壓其上的（4A）層比較平整，且分布範圍較大，估計此窯附近較大範圍的原始地面遭到同樣的破壞。

圖九 窯箅式升焰窯

（山西垣曲商城早商時期。引自《文物》1997年第12期，第 11頁，圖一六，Y6）

例四，圖一〇是鄭州商城發掘的洛達廟類型的窯箅式升焰窯（Y2）。窯室無存，幾乎全部被削去，殘存室壁最高處僅高2釐米，現僅存窯室之底（窯箅）及其以下的火膛、窯門部分。發掘簡報沒有提供窯室底徑的數據，根據平面圖的比例，大致推算底徑約100釐米，按照上述窯箅式升焰窯的窯室之高一般與底徑相當的標準，可知此窯窯室原高應為100釐米左右。此窯位於鄭州商城內城東北部二裡崗時期的宮殿區，建在生土上，被疑似二裡崗下層早段的宮城城牆的基槽疊壓，顯然，此窯窯室是被挖城牆基槽時挖掉的。城牆基槽大部打破生土，底部不平，深淺不一，最淺處為120釐米，這與窯室高100釐米左右的推斷相符。由此可知，當時城牆基槽開口的地面可能就是陶窯使用時的地面。

圖一〇 窯箅式升焰窯

（鄭州商城洛達廟類型。引自《考古》2000年第2期，第43 頁，圖七，Y2）

例五，圖一一是鄭州銘功路發掘的二裡崗下層時期的窯箅式升焰窯Y102。一看便知，這是窯箅式升焰窯的火膛部分，屬此類窯的最低部位。此窯不僅窯室被毀，而且窯箅和火膛的上部也破壞無存。火膛內有大量塌毀的窯箅殘塊，有的可見圓形箅孔，窯箅厚度一般15釐米左右。現存火膛上端呈圓形，直徑125釐米。窯箅式升焰窯火膛的直徑一般與窯室之底的大小相當，據此也可推知，Y102的窯室高約125釐米，若加上窯箅的厚度15釐米，再加上火膛上部被毀的高度，若按10釐米估計，則此窯被毀部分至少高150釐米，這就是應該復原的挖建此窯時的地面的高度。

圖一一 窯箅式升焰窯

（鄭州銘功路二裡崗下層時期，引自《鄭州商城》（上冊），第 391 頁，圖二三七，Y102）

此窯所在的銘功路位置，是一處二裡崗時期的制陶作坊，延續時間較長，其中尤以二裡崗下層偏晚和二裡崗上層偏早階段為繁盛。Y102是被二裡崗上層偏早時期的一條較大的壕溝所破壞，說明此處制陶作坊在內部功能區的布局上，於二裡崗上下層之間發生過大的變化。

現象之三——土窯洞房屋

在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地區，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的土窯洞房屋已在諸多遺址發現，其營建方式與陶窯有點類似，也是挖在斷面上。依斷面情況，分兩類，一是利用自然斷面，將其修整後挖建窯洞；二是先從當時地面向下挖出一個斷面，然後在此斷面上挖建窯洞。前一種的自然斷面當時有多高，難以推斷。後一種因是從當時地面向下挖出的斷面，故可以根據現存房屋有關信息，對當時的地面進行大致推斷復原。依考古所見，後一種通過人工挖斷面營建的窯洞又可分四種類型。

A型 在坡狀地面上挖建，即從坡狀地面的低處向高處挖一溝槽，形成兩側與頂端三個斷面，俯視呈長「U」字形。當溝槽頂端達到可以挖建窯洞的高度時，則挖一窯洞房屋，此溝槽即出入窯洞的通道，底部基本水平，或內端稍高於外端，以利排水。如寧夏菜園林子梁新石器時代晚期窯洞房屋LF9和LF13，二者建在林子梁東坡上，其中LF9發掘較全，其通道（發掘報告稱為「路溝」）朝東，呈長條形，寬 120-185釐米，長 1166釐米，通道西端即進入窯洞（圖一二）。此窯洞為拱形頂，雖頂已塌毀，但現存窯洞之壁最高處下距室內居住面尚有232釐米，上距現存地表290釐米。如果這290釐米都是生土，說明當時坡狀地表破壞不大，因為對窯洞式房屋來說，頂部厚290釐米還是可以的，實際當然高於此數。

圖一二 A型窯洞式房子

（寧夏菜園林子梁新石器時代晚期。引自《寧夏菜園——新石器時代遺址、墓葬發掘報告》，第74頁，圖四三，LF9。）

B型 亦在坡狀地面上挖建，方法和A型相同，但結構與布局有別。即在坡狀地面的低處向高處挖槽時，於通道和窯洞之間增加一個小院落，形成的斷面比A型複雜。如內蒙岱海地區園子溝遺址二區F2026，屬龍山時代老虎山文化。F2026位於朝向東北的緩坡上，依發掘報告介紹，由「主室、外間和院落三部分組成」。從平面、剖視圖上看 （圖一三），主室是窯洞式房屋，所謂外間與院落是一碼事，與主室不同，上部是露天敞口（當然可以用頂棚遮蓋），報告在介紹時，也是把二者合在一起，說其「大體長方形，總長465釐米，寬275-400釐米」，因此，可將其統一視為院落。平面圖上還顯示，院落的東北角，順著北壁朝東有一豁口，寬不足1米，應是進入院落的通道。

圖一三 B型窯洞式房子

（內蒙岱海地區園子溝龍山時期。引自《岱海考古》（一），第 39 頁，圖三三，F2026。）

下面可依其保存狀況，大致推測當初地表高度。依發掘報告介紹，主室（窯洞）進深350釐米，面寬325釐米，挖在生土與黑壚土內。牆壁殘高130-170釐米，下部100釐米直壁，其上向內平收5釐米的折稜繼續直壁向上70釐米達塌落面，即現存頂部殘口內面。此類窯洞房子應是拱形頂，頂部弧度接近半圓。在距室內地面170釐米高的位置，兩側直壁面闊為315釐米，即使由170釐米的高度開始起拱，若按半圓之高計算，至室內拱頂正中尚有150餘釐米高，這是窯洞頂部塌毀的高度。至於洞頂以上斷面的高度——室內洞頂至其上當時地面的厚度，則宜厚不宜薄，越薄越不結實。若參照寧夏菜園林子梁窯洞房屋LF9的厚度，即最少290釐米，依此推算，則本建築主室上部塌毀與被破壞的生土厚度不少於150加290釐米，即不少於440釐米。若加上主室殘壁之高170釐米，則主室前端斷面高度不少於610釐米。發掘報告說本建築的地面「距地表深320-425釐米」，因為是坡地，425釐米應是主室部分的深度。而本建築被第二文化層直接疊壓，依本發掘區層位堆積的剖面圖可知，一、二層均為坡狀堆積，總厚約20-60釐米。也就是說，主室地面上距現存生土表面約是425減20-60釐米，為405-365釐米。由當初610釐米減去405或365釐米，則實際被破壞的厚度是205-245釐米。以上都是保守的估計，實際要大於此數，可知地表破壞相當嚴重。

以上是對主室位置的推算，至於院落，因位置比主室靠坡下部，若當時地表緩坡均衡，則可依坡度大小推算其各部位的深度。

C型 在平地挖建而成，具體而言，是先從地表向下挖出下沉式院落，然後在院落周壁斷面上選擇合適位置分別挖建窯洞和通道，有的在院落內還設有燒灶或窖穴等設施。本類型窯洞式建築至今仍見於黃土高原地區。2011年在周公廟遺址發掘一座，時代屬客省莊二期，院落不大，有並列的窯洞房子兩孔。若參照寧夏菜園林子梁窯洞房屋LF9洞頂以上厚度不少於290釐米的標準推算，則周公廟一處建築被破壞的生土厚度不少於1米。

統觀以上三型窯洞建築，無論A型的通道，還是B、C型的院落，跨度都不大，很容易遮蓋。至於如何遮蓋，若當時地表沒有破壞（機率很小），應該有跡可尋，這是需要今後田野發掘時留意的，也許會僥倖於萬一之中。

D型 先在平地上挖出壕溝，然後在溝壁上挖建窯洞等建築，如東下馮遺址第三期所見，時代屬二里頭文化時期。東下馮發現的壕溝「共有裡外兩圈，平面呈『回』字形」（圖一四）。內圈壕溝長寬均120餘米，口寬4﹒9-5﹒6 米，底寬 2﹒6-3﹒5米；溝壁較整齊，溝底平坦，溝深2-2﹒9米。在揭露的136米長的溝壁上，挖建有窯洞式房子17座，儲藏室8個。外圈壕溝與內圈壕溝相距 5、5-12、5米不等，其寬與深與內溝相當，在揭露的範圍內也發現有窯洞式房子和儲藏室。此外，在內壕溝圍攏範圍內的西南部，距內壕不遠還有從平地下挖的大「土坑」（圖一四），在大坑的坑壁上也挖建有窯洞式房子和儲藏室。總之，東下馮遺址共發掘二里頭文化時期窯洞室房子41座，附屬於房子的儲藏室14個，其中12個儲藏室也是窯洞式，僅是比房子小一點而已。

圖一四 東下馮壕溝與窯洞式房子

（二里頭文化時期。引自《夏縣東下馮》，第10頁，圖一一。）

這些窯洞房子的頂部多已塌毀，少數保存完好。如中區第五地點的F556（圖一五），它位於內壕的東壁上，門道略呈梯形，拱頂，高 0﹒87、寬 5﹒55、進深 0﹒8 米。門道底部高出內壕底地面31釐米，呈緩坡狀連接，二者均有一層厚5-15釐米的路土硬面。居室為穹廬頂，高1﹒94米。居住面低於門道底16釐米，整齊平坦，形狀橢圓，唯開門一側略扁平，長3﹒1、寬2﹒2米，北端緊靠北壁有一燒土面，為用灶痕跡。依發掘報告介紹，內、外壕溝均打破第5層（屬廟底溝二期）和生土，說明窯洞式房子也是挖在生土內的 （部分可能會挖破第5層），至於室內穹頂距其上方現存生土表面的厚度，報告沒有提及，從發表的剖面圖上看，大約厚10多釐米，這個厚度顯然不是當時的厚度。如上所述，若參照菜園林子梁窯洞房屋LF9洞頂以上厚度不少於290釐米的標準推算，則東下馮中區第五地點F556一帶當時挖建壕溝和房子時的生土 （或含第5層）地表比現存生土面高約280釐米左右，上部破壞非常大。如果將這280釐米復原，當時內壕溝的狀況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觀：壕溝之深要增加約280釐米，達500釐米以上；溝口的寬當然也遠大於現存的口寬。如此，進入溝內的通道，排水以及跨越壕溝的設施等等，就會更加複雜和氣派。外壕溝及大「土坑」的情況大抵也類似。如果今後繼續在東下馮遺址開展考古工作，這些方面都是應當考慮的。

圖一五 東下馮窯洞式房子

（二里頭文化時期。引自《夏縣東下馮》，第52頁，圖五一。）

東下馮遺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回」字形遺蹟及其窯洞式房子位於後來的二裡崗時期商代城址內的西南角，緊依商城城牆，而疊壓在「回」字形遺蹟之上的文化層恰好屬二裡崗時期，之所以被挖去大約280釐米厚的生土，可能與築城有關。

二、由現存或已知遺蹟現象推測當初實況

田野考古發掘猶如猜謎，隨時需要根據已有現象推測其實際狀況，求其全貌，並決定下一步如何做，從何做起。也許很平常的一段邊界線，恰好是某重要遺蹟局部的顯露，推測對了，重要遺蹟便會及時呈現；推測錯了，重要遺蹟則失之交臂。這裡先舉一實例予以說明。上世紀70年代中葉，河南登封告成鎮發現王城崗龍山城址，這是較早發現的並能確認屬龍山時期的城址，由並列的東、西兩個小城組成。雖然規模不大，面積約1萬平方米，但因恰好位於東周陽城近旁，故有學者認為可能是禹之都陽城。不過，由於規模太小，也有學者認為難和禹匹配，視之為禹都太過勉強。本世紀初，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現稱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合作，再次在王城崗遺址開展工作，進而發現了更大的龍山城址，它不僅有城牆，還有護城壕，面積30多萬平方米。到目前為止，該城仍是河南省發現的龍山時期最大的城址，為禹都陽城提供了新的證據。為解決大城與小城的關係，2004年，根據鑽探獲取的信息，我們在初步判斷大城與小城相接的位置布設探方，並將70年代發掘部分重新揭露，以確定大城與小城的關係。結果發現，是大城的北城壕將西小城的北牆東段（僅存基槽部分）打破。而這一關鍵現象恰在70年代發掘的探方中顯露出來。由於當時發掘範圍有限，發掘者把打破小城的大城城壕誤判成洪水的衝溝，認為西小城「北牆的東段和中段因被西北部王嶺尖下來的山洪衝毀無存外，西牆……或多或少都有保留」。其實，這所謂衝毀北牆東段和中段的洪水證據，就是方內看到的大城城壕的一段。細看此段城壕的邊壁（上部被晚期地層破壞，現存下部），比較規整和平直，且有一定坡度，不像洪水衝擊而成的斷面。另外，所謂的王嶺尖不高也不大，而且距小城很近，難以形成體量若城壕那樣的衝溝，再說，現存地表也看不出有衝溝的痕跡。這就是當時對田野現象沒有正確判斷的結果，倘若當時多考慮一種可能，將打破小城的壕溝視作另一遺蹟，勘探一下它的走向，大城也就發現了，遺憾也就避免了。

可見，對田野考古現象的細心觀察和合理推斷是何等重要。以下就部分遺址的已有發現，試舉幾例，予以推斷，是否合理，提出來與大家共同探討，以引起今後注意。

現象之四——二里頭遺址的路及其相關設施。

二里頭遺址圍繞宮殿區的大路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探出約200米長一段，惜未繼續追尋。本世紀初，新組建的二里頭考古隊在翻閱以往發掘記錄時，發現了這一重要線索，於是繼續勘探，結果發現了圍繞整個宮殿區的「井」字形路網遺蹟。「四條大路的走向與1、2號宮殿基址方向基本一致，其圍起的空間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的集中區，面積逾10萬平方米」。每條大路都筆直筆直，且兩兩垂直交叉。大路的使用時間是從二里頭2期到4期晚段，二期時路面最寬處可達20米，約在二里頭三期時，沿大路內側修築了宮城城牆，即早期路面的內側被宮城城牆疊壓，外側成為牆外的大路，繼續使用。這裡需要關注的是，在第二期——沒有修築宮城城牆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有四條筆直且兩兩垂直交叉的大路，其圍攏的內部是同時期的宮殿基址。這是發掘現象，表露已很清楚，似乎無須深究。其實不然，我們可根據這些現象，進一步仔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在沒有修築宮城城牆之前，四條筆直且垂直交叉的大路是如何形成，即如何走出來的。當人們最初行走時，如果地表沒有標識物界定，他們能走成這樣嗎？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因此，面對已有的現象，就應該進一步推測這「井」字大路一定是經過統一規劃，在當時的地表存在標識物。那麼，以何物為標識？依趙海濤先生電告，在解剖北牆與東牆時，均發現最初的大路是先挖出低於當時地面的溝槽，然後在其內不斷踩踏、墊土而形成，顯然是經過統一規劃的。新出二里頭發掘報告特以2003VT55解剖溝為例予以說明 ，並特別強調，「值得注意的是，此探方內的早期路土，低於當時的生土面0﹒32-0﹒46米，即挖建於一個深0﹒32-0﹒46米的槽中，殘留的宮城北牆及其使用時期的路土的高度均未高出此槽」 。從2003VT55解剖溝西壁剖面圖來看，在城內一側（南側），確實如此，殘留的宮城北牆及其使用時期的路土均未高出其南的生土面 （圖一六），這條大路的南邊生土確經挖切。至於城外一側 （北側）是否如此，因路土超出2003VT55的範圍，不得而知。若果真是宮城城牆底部及其使用時期的路土均在槽內，則比較難以理解，因為槽內容易積水，會對城牆造成傷害。因此，不排除城牆外側路土高於生土面的可能，這需要查看2003VT55北面探方的資料才能知曉。不過，大路內側挖生土成直線已經界定了大路的內側邊界，有意規劃是可以肯定的。也許為防止積水，當時將挖下去的溝槽很快填平並稍增高，使整個路面略高出當時地表，猶如現在的公路路基那樣，自然就會整齊劃一，形成明顯的地上標識。即使如此，在宮城城牆未築之前，僅用四條大路將宮殿區圍攏，而沒有其它任何設施，總覺得有點怪異。因此，我以為，在宮城城牆未築之前，沿大路內側應該有木板或籬笆一類木構設施。這樣，即使大路路面不高出當時地表，木構設施也可作為大路的地上標識以限定人們的行走路線，同時還能成為隔離宮殿區與外界的屏障（當然，大路內側圍繞宮殿部分的木構設施與繼續向外延伸部分的木構設施在構建上可能有所不同），使宮殿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大院落。籬笆式木圍院落在當今的鄉下仍可見到，歷史上也應一直存在。如陶淵明居住的院落可能就是以籬笆圍繞的 。再早點的周代，如《周禮·夏官·土方氏》記載，「王巡守，則樹王舍」，何謂「樹王舍」？鄭注云「為之藩羅」，即在王舍外圍樹藩羅，以與外界隔開。類似的能起界標作用的木構設施，不僅用於院落，在其它方面也會使用，只不過難以保存下來，田野考古無從發現就是。

圖一六 二里頭宮城北牆與大路路土結構圖

（二里頭文化時期。引自 《二里頭·1999-2006》，第590頁，圖6-2-4-3A。）

現象之五——二里頭遺址的壕及其走向。

在二里頭遺址 「東北部至東緣一帶斷續發現的多處溝狀遺蹟，已知長度達500、寬10米左右」 ，其走向「大體呈南北向而在北端又圓轉向西」，南端進入圪壋頭村民居下，其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至四期 。由於這一溝狀遺蹟由一連串大型灰坑組成，其間有多處中斷，故發掘者排除其作為防禦性壕溝存在的可能，同時也認為「它是二里頭聚落的東部邊界，顯然具有區劃的作用」 。從發掘的現象來看，由一連串大型灰坑組成的長達500米的壕溝確實有點特別，而且多處中斷，因此發掘者排除其作為防禦性壕溝的結論是有道理的，並以「溝狀設施」稱之，反映了為學的謹慎態度，值得提倡。可近500米長，寬10米的溝狀設施，長度可觀，體量非同一般，甚是特別，而且北端又「圓轉向西」拐彎，總覺得有必要順著拐彎繼續向西追尋，以徹底排除防禦性壕溝的可能。因為這個拐彎實在讓人不放心，它若繼續向西延伸就為排除防禦性壕溝的可能增加了難度。

統觀中原地區二里頭時期重要遺址的發現，防禦性壕溝比較常見，頗值得關注。茲舉例如下。

新密新砦遺址。「除了城牆和護城河以外，新砦遺址還發現了外壕和內壕」，外壕以內的面積約達到100萬平方米 。

鞏義花第嘴遺址。本遺址共發現四條環壕，「經過勘探得知，四條環壕與外界的連接通道均在東南部位，並且都處在同一條近西北至東南向的直線上」 。

新鄭望京樓遺址。本遺址發現二里頭時期和二裡崗時期城址各一座，其中「二里頭城址由外城和內城組成。外城未發現城牆，由一條人工壕溝與自然河流組成了水域外圍防護圈」，此人工壕溝為東西向，長1181米，東與黃溝水相通，西與黃水河相連。水域防護圈內面積約168萬平方米 。

登封南窪遺址。南窪遺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壕溝有兩重，分別編為G1和G3，G3略晚於G1，G3在內，G1在外，都與西部河相通，形成封閉的範圍。G1的走向彎彎曲曲，不規整，總長820餘米，與水的圍攏範圍約13、3萬平方米。G3比較規整，近長方形，總長536米，與水的圍攏範圍約4、6萬平方米 。

垣曲商城遺址。本遺址位於亳清河與黃河交匯的三角地帶，在商代城修築之前是一處二里頭時期的圍壕聚落，此時的聚落由相互貫通的北壕（G26、G27）、西壕（G1）與南流的亳清河及東流的黃河圍攏，「大體呈東西橫寬的長方形，東西約400，南北約250米，總面積約為10萬平方米」 。

由以上發現可知，作為防禦性的壕溝在二里頭文化時期比較流行，且往往與自然河流相結合，共同構成一防護體系，此點頗具有啟示作用，在今後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對於所有本時期規模較大的遺址都應引起注意，所以，我覺得二里頭遺址東部發現的溝狀設施，有必要順著西拐一端繼續向西探尋，並對特殊部位進行較大範圍發掘。

其實，對後來的商周時期，各聚落中是否有防禦性壕溝存在，也需關注。近年來，學界對商周時期大型聚落的另一類溝狀設施——水利設施有了突破性發現和認識，如殷墟、周原、灃西等遺址，其中有的壕溝可能具有雙重功能。如灃西遺址近年發現的人工 「河道」，東接灃水，西通靈沼河，總長2600米，寬11.75-15.84米 。這條人工河道位於灃西主要文化分布區之南，就位置而言，頗與邯鄲趙王城之南新發現的壕溝類似 ，不排除也具有防禦功能。再如周公廟遺址，在大型建築區的南部也發現有很深的壕溝，應該屬防禦設施 。

壕溝，特別是遺址外圍具有防禦功能的壕溝，它如同高聳於地上的城垣，發揮著同等重要的作用，在夏商周時期各遺址的考古工作中，應予以足夠的重視。

現象之六——偃師商城「大灰溝」及其性質轉換。

熟悉夏商文化分界之爭的學者都知道，當偃師商城發現之初，主張該城是成湯所建都城——西亳的學者，為保證其始建年代早於鄭州商城，無視最初發掘者對該城始建年代的推斷（當時都限於大城） ，而是根據第二次發掘的材料——西二城門及門內側墓葬的現象，推斷該城年代早於二裡崗下層，認為「興建年代不會早於二里頭文化二期，有可能在三期，也可能在四期」 ，「是我國目前考古發現的商湯建國後的第一個王都」，「即湯都西亳」 。雖然這一推測影響了很多人，爭取到更多的贊同，但終因缺少實物證據而難以坐實。為了找到與推測結論相合的實物證據，尋找商城始建時期的遺存成為歷年發掘任務的重要目的之一。早在發掘初期——上世紀80年代，於宮城內宮殿區的北面發現一條大溝，發掘者稱之為「大灰溝」，溝口還有夯土圍牆，牆上有門。在溝內最下層發現了比商城遺址任何地點都早的堆積，時代屬二裡崗下層。為保證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早於鄭州商城，於是，發掘者充分利用這一發現，據此構想出一個使宮殿建築早於「大灰溝」內最早堆積的方案，即認為「大灰溝」是為建築宮殿與宮城取土挖成的，而溝內堆積為宮殿建成後使用時形成，意思是說大溝取土挖成後就成為宮殿區主人們堆放垃圾的地方。既然成湯們的生活垃圾屬二裡崗下層，則挖溝所建的宮殿就更早了。由於同屬成湯所為，挖溝建宮顯然不能早到二里頭三期，因此，到90年代初，發掘者據此進一步判定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具體相當於二里頭四期，早於鄭州商城 ，放棄了相當於二里頭三期的最初推測。然而，80年代在 「大灰溝」內所獲的最早遺物並不豐富，基礎證據仍顯薄弱。所以，到「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偃師商城做為該工程的重點課題時，新一屆發掘隊延續上屆的構想方案，把補充偃師商城最早的商文化堆積列為重點問題，對「大灰溝」再度進行了發掘。依發掘者言，再度發掘的結果非常理想，為「探索偃師商城始建年代和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材料」 。可見，把「大灰溝」的成因與用途解釋成建造宮殿取土形成並再作為垃圾場使用的推測是何等重要。然而，隨著發掘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最後得知此「大灰溝」並非用來作為專門儲存宮殿區內生活垃圾的場所，其內分區掩埋大量動物，而是屬於神聖的祭祀遺蹟 。祭祀場當然比垃圾場重要，因此，到目前為止，沒人再強調「大灰溝」是垃圾場了，它的性質在完成對宮殿始建年代推斷的任務後，亦實現了華麗轉身，由垃圾場變為祭祀場。

其實，最初獲得的田野考古信息已經表明這個「大灰溝」比較特別，簡單地當作垃圾場對待很是可疑，比如它緊鄰宮殿建築，形制規整，周圍有夯土牆，且牆上設門等。如此講究的垃圾場在已經發掘的夏商周三代大型建築近旁還沒有發現過，對此，我曾經提出過疑問 ，茲不贅及。為什麼要把位於宮殿近旁，已經出現特殊現象的遺蹟解釋成垃圾場？對當時偃師商城的工作者而言，可能不是缺乏田野考古經驗的問題，原因當與發掘者受已有學術觀點的制約有關，即老想著這裡是亳都，這裡的城牆、這裡的宮殿建築都早於鄭州商城；老想著如何把本商城的始建年代提早。是先入之見影響了正常思維，影響了正常判斷，這也是從事田野考古工作需要注意的。

現象之七——岐山周公廟陵牆與雍城秦陵兆溝的寓意

周公廟遺址又稱鳳凰山遺址，自2004年開展田野考古工作以來，共發現西周時期墓地7處（有的上限或可到先周）。這些墓地多位於遺址外圍，有明顯的等級之別，其中陵坡墓地規格最高，位於遺址之北鳳凰山前「五爪梁」的「東一爪」山梁上，共探出各種形狀的墓（可能含車馬坑等）36座，其中有墓道的墓22座，包括10座四條墓道的墓 。西周時期四墓道之墓尚未見過，因此，周公廟陵坡墓地是現知西周時期規格最高的墓地。2005年，發掘了位於墓地中部偏下的兩座大墓LM18和LM32，分別是四條墓道和兩條墓道的墓。兩墓均遭盜劫，由墓葬結構與殘餘物可知，時代屬西周中晚期 。據此，並結合墓地的分布等相關信息，可知整個墓地應屬西周時期。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陵坡墓地的北、東、西三面還依山脊或山梁的邊緣築有夯土牆，由上而下，大致呈「∩」形，全長約1750餘米，時代亦屬西周，顯然，它應該是陵坡墓地的圍牆——陵垣，若此，這是現知最早的陵垣。

經勘探，南面沒有發現陵垣，是原本就沒有？朝南敞口，還是有而被毀？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由周公廟陵坡墓地陵垣的敞口現象聯想到了雍城秦公陵區的兆溝。雍城秦公陵區位於秦雍城之南，二者隔雍水河相望，最近處相距約1公裡。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上世紀末，陝西考古工作者對該陵區進行了三次大規模考古鑽探和發掘 ，得知整個陵區東西長12公裡，南北寬約3公裡，面積達到36平方公裡。陵區內共發現各類形制的大墓49座 ，依墓葬分布規律和兆溝的設置，又分14個相對獨立的陵園，可謂分陵園。其中1號至13號陵園彼此相距較近，即相對集中，居整個陵區之西；14號陵園則距其它陵園稍遠，獨居陵區之東（圖一七）。陵區的兆溝分三類，由外及內，最初稱為外隍、中隍和內隍 。內兆溝見於部分大墓墓室外圍；中兆溝則見於大部分分陵園的外圍，是分陵園的外圍邊界；外兆溝是整個陵區的外圍邊界，但現知部分並未把整個陵區圍攏，而是僅見於陵區西端局部，形制不規整，由相連的西、北、南三部分組成。以下主要討論外兆溝，其基本情況如下。

西兆溝南北長2170米，寬5﹒6、深2﹒9米；北兆溝由西兆溝北端先向東，再折而向北，長 1530、寬 3﹒2-5﹒6、深 4﹒2-6 米；南兆溝走向很不規矩，有多處轉折。自西兆溝南端往東，至三號陵園南部時，向南微呈弧線饒過三號陵的南兆溝，之後繼續向東與八號陵的西兆溝北端相接，又利用八號和十二號陵的西兆溝與南兆溝為外兆溝的一部分，再後順著十三號陵的南兆溝向東繼續延伸一段又向南折行，一直通到塬塄。南兆溝長3320米，寬3﹒2、深2﹒9米。已知全部外兆溝總長約為7020米，規模甚大。以上信息主要引自第一次秦陵的鑽探和試掘簡報 ，因為後來公布的田野考古資料再未見這方面信息。總體來看，外兆溝將整個陵區西半的局部封閉，至於北兆溝往北及南兆溝往南如何，是原本都已到頭，朝東北敞口？還是有而沒有勘探出來？因後來公布的田野考古資料再未涉及，不得而知。從現有的狀況看，它與上述周公廟陵坡墓地的陵垣有點類似，及都沒有封閉，都朝某個方向敞開。因此，雍城秦陵外兆溝究竟原本是何模樣，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無論周公廟的陵垣，還是雍城秦陵的外兆溝，當初實況究竟如何，要使問題得到解決，當然需要繼續開展考古工作。但在新的工作開展之前，我們可根據已有信息，對其當時的實際情況作如下推測，不外兩種可能。其一，當時都是圍攏封閉的（通道除外），有如戰國晚期以來的陵垣或兆溝，似容易理解。其二，當時確實是敞口的，如此，因與戰國晚期以來封閉的陵垣或兆溝不同，似難以理解。不過，我以為後一種可能還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先看周公廟的陵垣。由於周公廟的陵垣建於地上，確實易於毀壞。但是，若當時確有南垣圍攏，則有兩點難以解釋。一是南面敞口很大，東、西垣南端直線距離達500米以上，若沿墓地南邊計算，二者距離遠大於此數。在如此之長的地段內，陵垣全部蕩然無存，毫無保留的可能很小。二是經發掘得知，陵垣的始築年代不晚於墓地的使用年代，是在墓地使用期間修築的。這樣就存在一個問題需要解答，即當最初修築陵垣時，是按照什麼理念規劃的，是按照子子孫孫永葬於茲的理念？還是按預設若干代就終結的打算？若是後者，可以劃定陵園範圍，確定陵垣位置，有如中山王墓兆域圖那樣設計。可任何一個家族都希望本家族子子孫孫無窮盡也的傳下去，在行嫡長傳承制和集中埋葬的前提下，無法預設若干代就終止而另擇墓地。所以，朝南不築陵垣也是合理的。在作出這一推測的同時，還應考慮到該墓地畢竟還是在周代終結了，即現在看到的樣子，那為什麼還敞著口，不予封閉？這應該與犬戎入侵，西周滅亡的突發事件有關。較多學者認為，周公廟遺址最大可能是周公的採邑，則陵坡墓地就是周公家族的墓地。隨著西周的滅亡和周王朝的東遷，該採邑迅即廢棄，陵坡墓地不僅未能子子孫孫無窮埋葬，而且連繼續修築陵垣的機會也沒有了。

圖一七 雍城秦公陵園

（引自《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4期第10頁圖二）

至於雍城秦陵外兆溝，已知部分僅限於整個陵區西端外圍部分，往東全部外圍沒有發現，如果把十四號陵園也圍攏在內，至少尚有已知部分的兩倍之長方能實現，即至少尚缺14000多米。對此，筆者專門請教過田亞岐先生，了解近年來是否在陵區東半發現有外兆溝，答曰沒有發現。因此，我以為外兆溝即使沿著已知的南北兩個端點繼續探尋出一部或大部來，仍有朝東敞口不圍攏的可能。因為兆溝不同於陵垣，它是挖在地下的溝狀遺蹟，更難徹底破壞，若當時全部圍攏，則在1萬多米長的地段內很容易發現。雍城遺址的考古工作持續不斷，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陵區附近也開展了很多，而外兆溝一直沒有新的發現，故朝東不封閉的可能很大。

依歷史文獻記載，葬在雍的秦公，第一位是穆公（公元前621年），最後一位是出公（或曰出子） ，即相當於春秋中晚期之際到戰國中期。那麼，外兆溝始挖於何時？依考古現象分析，外兆溝之南溝避開三號陵園，特向南微呈弧線饒行，並利用八號和十二號陵園的西兆溝和南兆溝為外兆溝的一部分，說明在構建此溝時，三號陵園、八號陵園和十二號陵園已經存在。依韓偉先生意見，三號陵園兆溝（中隍）設施的構建時間當在戰國早期 ，由此可知，構建外兆溝的上限年代不早於戰國早期，即在陵區使用較長時間之後才構建。究竟外兆溝始建於戰國早期以來什麼時候，是陵區繼續不斷葬入秦公的使用期間？還是陵區停止葬入秦公之後？這是需要今後田野考古解決的問題。如果田野考古不能得出確切結論，則外兆構的敞口與封閉應該是回答問題的重要憑籍。

雍城秦陵與周公廟陵坡墓地終結的原因有所不同，後者的原因上文已論及，與西周滅亡的突發事件有關，周人故地難返。而前者不然，雍城秦陵的終結與孝公遷都鹹陽有關。雖然遷都，另闢陵園，但雍城仍然是其重要城邑，完全有條件為這裡的陵區挖建完整的外兆溝。究竟外兆溝是圍攏，還是敞口，我們期待今後的考古工作給出明確的答案。圍攏，則是陵區終結後挖建；敞口，則是陵區使用期間挖建，若終結後挖成敞口的樣子，除非「豆腐渣」工程，否則就另有特殊原因。

以上是就現有考古材料，對周公廟陵坡墓地敞口陵垣與秦都雍城附近秦公陵園敞口外兆溝的分析，如果都是使用過程中構建，那就有另一問題還需要考慮，即這敞口部分當時有無其它物體作為臨時邊界，以與陵外區分，我以為也是應該有的，可能也類似於人工藩籬之類。

如上所述，周公廟的陵垣屬西周時期，是現知最早的陵垣。雍城秦公陵園的外兆溝的始建年代雖不能確定，但在同類遺蹟中也是偏早的。二者都屬於「集中式埋葬陵區」的產物。到戰國中晚期，特別是各諸侯國紛紛稱王以來，陵區範圍擴大，各諸侯王的陵墓有了自己的獨立陵園，且彼此相距較遠，形成了「分散式埋葬陵區」。如邯鄲與永年間的趙王陵區；臨淄與青州間的齊王陵區。由於範圍太大，而且各王有了自己的獨立陵園，整個陵區外的陵垣或兆溝就消失了，這是中國古代陵墓制度的一大變化。

以上從兩各方面，就如何依殘存遺蹟復原當時地面，依已知遺蹟現象推測當初實際狀況進行了分析，都是很具體的問題。分析未必到位，也可能錯誤，歡迎批評指正。希望大家在忙於從宏觀的角度，或曰高層次的角度探討問題的同時，對上述這類具體的、微觀的問題也給予重視。

附記：本文的一部分內容，在2014年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召開的 「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5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過。

注釋：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上），第167頁，科學出版社，2001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藳城臺西商代遺址》，第26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天馬-曲村》（1980-1989第一冊），第189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天馬-曲村》（1980-1989第一冊），第186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張明東：《黃河流域先秦陶窯研究》，《古代文明》（第 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世紀50年代在山西平陸南盤村發現一窯箅式升焰窯，被定為仰韶文化時期。此後，在二里頭文化時期之前的眾多仰韶與龍山時期的遺址發掘中，再未見到這種窯。而南盤村遺址還有大量西周時期遺存，該窯距地表30釐米，即耕土層之下就出現了，很可能屬西周時期，暫存疑。見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河南分隊：《山西平陸新時期時代遺址複查試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8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輝縣孟莊》，第250-25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著：《華縣泉護村》，第30頁，科學出版社，2003年。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天馬-曲村》（1980-1989第一冊），第183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寧家坡兩座陶窯的結構比較特殊，上口很小，難以出入放取陶器，故另在窯門上方的窯室之壁上特開一口，可謂窯室側口。此口則是放取陶器的專用之口，放取時打開，燒窯時封閉。而常見的升焰窯窯室沒有此口，僅有上口。因此，若窯床面積相等，則寧家坡兩座窯窯室的高度可能要比常見的無側口的陶窯窯室高一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西侯馬東呈王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91年第2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鄭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發掘報告》，第390-391頁，文物出版社，2001年。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編著：《寧夏菜園——新石器時代遺址、墓葬發掘報告》，第73-91頁，科學出版社，2003年。

發掘報告誤為1.2-1.85釐米。

蒙古考古研究所編：《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集》，第37-38頁，第39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報告的平面圖上，院落除與主室窯洞相通和東北角開口外，其餘部分是封閉的，北壁應該有一定高度，可剖視圖顯示的北壁成了大敞口，沒封閉，疑此圖有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第49-52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第31頁，文物出版社，1992年。

許宏：《最早的中國》，第 75-77頁，科學出版社，2009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貳），第582 頁，文物出版社，2014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貳），第590-591頁，，文物出版社，2014年。

陶淵明《飲酒》詩中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句，此東籬或指院落東籬笆牆。若是土或磚牆，就很難看得見南山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壹），第 38 頁，文物出版社，2014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壹），第 154 頁，文物出版社，2014 年。

a.許宏：《何以中國》，第 115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二里頭·1999-2006》(壹)，第 38 頁，文物出版社，201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隊、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東城牆發掘簡報》，《考古》2009年第2期。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鞏義市花地嘴遺址「新砦期」遺存》，《考古》2005年第6期。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 《新鄭望京樓·2010-2012年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上），科學出版社，2016年。

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編著：《登封南窪·2004-2006年田野考古報告》（上），第20-26頁,科學出版社，2014年。

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縣博物館編著：《垣曲商城·1988-2003年度考古發掘報告（二）》(上冊)，第 616頁,科學出版社，201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豐鎬考古八十年》，第60—61頁，科學出版社，2016年。

段宏振：《趙都邯鄲城研究》，第108、第192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2007年，在趙王城南垣以南1000米處，發現人工開掘的東西走向壕溝，與南垣基本平行，總長2700餘米。其中東半為單溝，西半為三重平行溝。段宏振先生推測，此溝可能與趙王城西、北、東三面的天然河流共同構成更大範圍的防禦系統，是頗有道理的。

周公廟考古隊發掘資料。

偃師商城的發現與第一次發掘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洛陽漢魏隊的先生們。從第二次發掘開始，改由新組建的考古所河南第二隊負責。

趙芝筌、劉忠伏：《試談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併兼論夏文化的上限》，《華夏文明》（1），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依王宇信在1984年3月為《華夏文明》（1）撰寫的後記得知，本文撰寫於1984年3月前，當時出版周期長。

黃石林、趙芝筌：《偃師商城的發現及其意義》，《光明日報》1984年4月4日

a.劉忠伏、徐殿魁：《偃師商城的發掘與文化分期》，《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b.趙芝筌：《論偃師商城始建年代的問題》，《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召開於1995年，劉文和趙文都寫於開會之前，劉文將偃師商城分為2期5段；趙文則分為3期6段。此時，他們已把偃師商城的始建年代確定在二里頭四期，認為二里頭三、四期之交是夏商分界。

杜金鵬：《偃師商城初探》·自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a.王學榮等：「偃師商城發掘商代早期祭祀遺址」，《中國文物報》2001年8月5日第1版；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師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遺址》，《考古》2002年第7期。

劉緒：《夏商文化分界探討的思考》，《考古學研究（五）》（上冊），科學出版社，2003 年。

a. 徐天進：《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2005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第63-69頁，文物出版社，2006年；b.鳳凰山（周公廟）考古隊（劉靜）：《2004 年夏鳳凰山 （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第6卷），第 273-324 頁，文物出版社，2007 年；c.《周公廟西周墓葬群重大發現專家談》，《文博》2004年第5期；d.考古隊內部資料。

LM18劫餘物有玉覆面構件、波帶紋車軎等，都不早於西周中期。

a.韓偉：《鳳翔秦公陵圓鑽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b.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韓偉、焦南峰）：《鳳翔秦公陵圓第二次鑽探簡報》，《文物》1987年第5期；c.韓偉、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發掘研究綜述》，《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5-6合刊；d.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漢考古研究部：《陝西秦漢考古五十年綜述》，《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6期；e.田亞岐、耿慶剛、袁文君：《雍城秦公陵園2009年考古勘探新發現》，國家文物局主編：《2009中國重要考古發現》，第72-75頁，文物出版社，2010年。按：本文有兩張平面示意圖，第1張按實際比例繪，加幾個示意方框，第2張不然，14號陵園西移很多，但此後發表的資料一直用後一張，且去掉了「示意」二字，應注意；f.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鳳翔縣博物館：《雍城十四號秦公陵園鑽探簡報》，《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4期。

大部分發掘信息是大墓49座，個別信息是51座，後者見田亞岐：《秦都雍城布局研究》，《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5期。

a.韓偉：《鳳翔秦公陵圓鑽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b.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韓偉、焦南峰）：《鳳翔秦公陵圓第二次鑽探簡報》，《文物》1987年第5期。

韓偉：《鳳翔秦公陵圓鑽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所附《秦紀》作「出公」；《史記·秦本紀》作「出子」。

轉載自 《南方文物》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