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7日訊,提起公安機關的出入境管理處,很多人會說,那不就是辦護照、港澳通行證等各種出入境證件的地方嗎?其實,這個部門可不那麼簡單。
旅遊的、就業的、探親的……每年都有大量外國人來到北京,如何為他們提供社區管理和服務?當他們遇到麻煩和危難時,如何提供及時有效的幫助,救急扶危?對那些在中國違法犯罪的外國人,如何破除語言障礙,開展有效的偵訊?這些都要靠出入境管理部門精通各種外語的中國警察來解決。西城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隊境外人員管理中隊副中隊長胡辛就是這樣一個英語「奇才」。
胡辛也許算不上北京英語說的最好的警察,但他的「奇」在於那些外國黑話、俚語甚至是一些犯罪分子的暗語爛熟於胸。
2012年3月的一天,胡辛配合禁毒單位辦理一起多名外國人吸販毒案件。與禁毒民警衝入現場時,他同時查驗三個外國人,當時也不能準確知道誰就是有問題的那一個。胡辛向三個人要了護照號碼,出去待了一會兒。回來之後,他用英語跟這三個人說了句糙話 "You guys got no prior- lily-white"(你們幾個都沒「科兒」)。
其中兩個人沒聽明白,面面相覷。而另一個人卻興奮地問自己是不是可以走了?胡辛一笑,把他扣下來,經重點盤查,這個人恰恰是有問題的。
一句外國糙話怎麼就能幫助民警指向可疑的人?記者對這個奇人充滿了好奇。胡辛解釋說,他說的那句話意思是「你們很乾淨,沒有犯罪前科」,在英語裡是俚語,而且不友好、不禮貌,如果不在壞人圈子裡,不太可能說到或者聽到這種亂七八糟的話,也就沒有那麼快的反應。所以那個立即聽明白的人才需要重點盤查。
讓記者著實有些意外的是,這樣一個外語專業人才卻並不是學語言出身的。胡辛雖然畢業於第二外國語大學,但學的是工商管理專業。碩士畢業時也只是六級水平。
胡辛告訴記者,大學還沒畢業時,他曾經到公安局實習,做些翻譯工作。「一開始我根本聽不懂嫌疑人說的話,語言很含糊、吃音也嚴重。」胡辛回憶說,起初老外事民警告訴他,根據國際慣例,嫌疑人有權要求用母語詢問,而事實上,外籍嫌疑人尤其擅長以「語言不通」來給問訊工作設置障礙。
有些外籍涉毒違法人員談及毒品時說黑話,比如"big h"、"brown sugar"等是指海洛因,"crystal"、"ice"指冰毒,"fix"不是字典上「修理」的意思,而是指靜脈注射。即便是英語好的人,聽到也得暈菜。
胡辛從警後就想,「這東西得有人琢磨啊,不然這活兒幹不好。」可是,要學外國壞人的黑話、俚語?打哪學呢?
「看大量國外的東西,當地的書、類似咱們這兒《法制進行時》的那種電視節目、紀實片、外宣節目、網上的資料,發現裡面某句話在我遇見的案件中也可以用,就記下來,每天一點點的積累。同時再查字典,有些俚語的意思往往都是大辭典裡第十八、九個詞條才看得到的解釋。
從2009年到現在,胡辛每天都給自己定個計劃,不能讓任何一天白白度過。比如每天必須看兩個小時的資料,即便他值班,出完勤務和現場,夜裡一點半才坐到桌前,那也必須看到三點半,沒什麼可商量的。
幾年邊工作邊學習的積累,胡辛從各方渠道收集大量英語專業詞彙,毒品專用名詞、各類刀具名稱,小到一個動詞drag/haul(拽)、lift(抬)、shoving(搡)、stab(捅)等,以及一些俚語、暗語如「抽張」、「粘活」、「踩點」、「溜冰(吸食冰毒)」、「撈一把」等等。
胡辛說,如果我們說的話都是嫌疑人的「行話」,就能讓他們知道,他們面對的不是那種只知道考試外語的人,既然語言不是障礙,用「我聽不懂」就逃避不了了。
在胡辛剛開始研究警務英語時,消除語言障礙是最初目的。而隨著工作觸角的延伸,語言漸漸超越了翻譯的範疇。他沒想到,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一個單詞,關鍵時刻能為救人助一臂之力。
美國女青年凱莉到中國來求學,她想當然地認為在中國考取博士學位會比較簡單。可來了中國她才發現,別說考博士了,博大精深的中國話就先讓她崩潰。
學業遭受嚴重打擊的凱莉吃了大量安非他酮,又喝了很多酒,準備自殺,在網上和家鄉的朋友訣別。遠在美國的朋友得到消息後,迅速在當地報警。美國警方通過各種途徑聯繫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大使館工作人員又緊急向北京市公安局求助,緊急救助的工作指令隨即部署至西城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隊。
「當時我們得到的信息只有:美國人凱莉,住在廠橋地區,準備服藥自殺。」胡辛說,他們藉助社區外國人管理系統,迅速查出凱莉在北京暫住地的門牌號,協調屬地派出所社區民警和急救中心共同趕往現場。
找到凱莉後,胡辛從現場的藥瓶貼紙標籤上,迅速辨認出凱莉服用的藥品--美國醫院開具的處方藥安非他酮,用於治療抑鬱症,在與酒精同時作用下會導致劇烈抽搐。
藥品名、商品名、通用名、化學名、藥理效果、過量反應、警示信息……藥瓶說明上花花綠綠字體的標識信息,被準確提供給醫療救護人員,為緊急處理贏得了時間。凱莉在大家的共同施救下轉危為安。
雖然胡辛不是做病理專業的,但是因為會處置外籍人員自殺等事件,像抗凝血劑、安非他酮等一些慣用藥物的藥名、性狀、禁忌等,他都做了研究和總結。
「在現場的那種環境下,你往往沒時間去求助網際網路、或者抱著本字典現查。我們雖然不是急救人員,但可能最先抵達現場,如果我能知道一些最基本的常識,準確報告重要信息,就能贏得一些時間。」胡辛說。
胡辛已經不滿足於弄懂一些俚語、隱語、黑話,只要是他覺得出警時能用得著的詞彙領域,都列進了他的學習計劃之中。
由於很多案件中都會出現作案車輛,為了掌握車輛特徵的專有名詞,胡辛跑遍了北京的4S店聚集的汽車市場,只要在售車輛有英文介紹的。全拿過來,研究車輛特徵特性的詞彙。
他覺得警務英語中應該有設計槍械的章節,便讓旅居國外的親戚在當地搜集整理了好多有關槍械的說法,給他發回郵件。
胡辛並不滿足於自己一個人的得心應手。他把現場執法和服務的實用英語做了總結,把自己的經驗和收集來的國外的資料,用了兩年時間匯總超過100萬字,並最終出版了38萬字的《用英語辦案》一書,成為最前線警察用英語辦案的實用指南。
在胡辛收集的國外資料裡,有一張小小宣傳單給他觸動很大。那是美國警方在華人社區發放的,標題叫《維護你小孩的安全》。其中用中文寫道:「孩子不系安全帶會破損,幫他緊牢。」
「這可能是當地警方漢語最好的人寫的,你說看的懂看不懂,看的懂,可總覺得哪兒有點不對勁,怎麼那麼彆扭。」美國警方的蹩腳漢語宣傳卻時時讓胡辛自省,「工作中要儘量避免這種事。」
二外教授杜大衛博士是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顧問,被稱為「英語警察」,在公共場所到處給人糾正英語錯誤。胡辛在電視上看過杜大衛的報導,剛好他也住在二外,就想拿著初稿去碰運氣。
「有一天他出校門,我正好經過,一眼看見他,這不就是那個『老杜』嗎?」胡辛興奮地把車橫在教授前面,激動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地說:「嘿!老杜,這是電視上說的那位到處給人改錯的先生嗎?」杜大衛博士就這樣被胡辛「楞認識」了。
杜大衛看了胡辛的書稿,覺得很有意義,幫胡辛校對,挑了不少錯。「他說我有的話太痞了,問我這是打哪兒學的?我說美國警察寫的宣傳材料啊。老先生說,哎呀,美國警察有的高中畢業就能幹的,說的話有些很不講理,糙得很,不能什麼都拿來用的。」
胡辛和外國專家的緣分,讓他的書得到了最專業的指導和斧正。
每年,胡辛都會收到一些外國當事人的感謝信及問候卡片,其中一張是一個日本人寄來的。幾年前,他來北京旅遊時行李被盜,那天正好是9月18日。
這一天對於這位日本遊客來講太過敏感,他硬著頭皮走進了西城分局出入境大廳。
接待他的正是自學了日語的胡辛。
讓這位日本人沒想到的是,胡辛不僅會日語,服務更好,耐心細緻地幫他辦理了各種手續,又協同刑警為他一家做筆錄。另一邊,刑警也調取了案發地的監控錄像,盡力查找破案線索。
回國後,他特意給胡辛寄了一張卡片,上面寫道:「我第一次接觸中國公務員,中國的警察,才知道中國的公務員是如此值得人們信賴和尊敬。我們甚至應該去感謝那個小偷,否則就不會遇到這些警官,了解到真實的中國。」
從落款上,胡辛才知道,這位日本人是當地政府機關的高級官員。
語言在胡辛這兒不僅是出色完成工作的利器,更是文化交流、展現中國警察形象的方式。
每每提到這些,胡辛顯得特別滿足。在用外語辦案的特殊警察角色中,他收穫了認同感,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