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是任何千奇百怪的規矩都隨時可能出現的地方。一個普通高校教師去往美國重刑監獄教漢語，而由犯人組成的辯論隊竟擊敗了哈佛大學校隊，真實版的《放牛班的春天》在「鐵窗大學」裡上演。
「湃客Talk」第3期請來了江嵐老師，在「湃客讀者群」內分享了她
在美國重刑監獄教漢語的體驗。在獵奇之外，我們仍需知道，監禁和勞動從來不是救贖心靈重塑人生的有效方式，教育才是。
這是任何奇怪的規矩隨時會出現的地方在監獄裡教書，有一些規矩是很嚴格的。它把一些本來很簡單的事情，搞得比較複雜，比如要求每天提前15分鐘到。通常來講，上課提前15分鐘到教室，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大部分的教授都會這麼做的。可是問題是，在外面的普通高校，沒有人給你這種規定。一個教授是否提前到教室，提前多少，哪天遲到，也沒有人查你。
監獄可就不一樣了。我們要提前15分鐘到大堂去集合，過安檢，然後有警察把我們帶進去。在我們通過整棟大樓到教學區的這一路，走廊裡是不能有犯人走動的。所以你要是遲到了，錯過了這一波，就要再安排一個警察來帶你，還要安排清理走廊，興師動眾。你遲到一回，整個監獄都知道了。當然也不會有人說你，可是你自己就丟不起那個人，不是嗎？
上課的時間也是排定了的，我們只能在那個時間段內呆在監獄裡。如果你需要給學生補課，得事先報批。有一個學期我是上午下午都有兩節課，中間就不能呆在裡頭，必須出來。監獄周圍很荒涼，反正不管怎麼著，你得自己想辦法去吃飯，混過一個多小時，然後再回監獄去。
那天中午我回去，有個老教授跟我一起。他是英美文學的教授。那時候已經是期末了，他要給學生加一個下午的輔導，他原本下午是沒有課的。可是按點不讓他過去，他就急了。他說上個星期就申請了，也批了，怎麼就不讓進去了？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是電腦系統或者是某個環節出了什麼問題，他的進入批准就是沒有到大廳。老教授急得都快掉眼淚了。他說，這都期末了，我那些學生都是大四的，我要指導他們的畢業論文，耽誤不起。
可是沒有用。安檢就是不讓進。這個老教授在BPI上課已經快8年了，不是一天兩天。大廳裡的警察是認得他的。可是規矩就是規矩，和哪個警察認不認得你沒關係。
還有一回，是監獄裡教育部門的主管帶著我們一起進去的。我們幾個人邊走邊說話。那個主管就說，今天你們幾位教授只能上課，不許說話。我一聽就懵了，什麼叫只能上課不許說話？不說話怎麼上課？他一看我滿臉無辜就樂。他說只不過是開個玩笑。這樣的玩笑在普通校園裡，根本沒有人會信，可在這裡就不一樣了。這是一個任何一種千奇百怪的規矩都有可能隨時出現的地方。
而且這些規矩，它直接針對的是我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有些教授受不了，認為這是一種侮辱。他們就呆不住，教了幾次課就走掉了。實際上這些執行的警察，針對的是作為一個外面的普通人，要進入到那樣一個地方去這件事情，不是針對我們當中的哪個人。普通校園對教授也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要求，它針對的是我們教學的情況，對學生的態度等等，可是它往往更加繁瑣。
只有教育才能讓他們從狹隘的漩渦裡頭跳出來這個學期，我回到了普通課堂。月初，新學期開學前，系裡照例開會。我走在校園裡，碰上了德語的老教授。他幾乎認不出我來。然後他很認真地追問：「你怎麼都沒變？好多年了，你怎麼可能不變呢？」我就樂。我說：「因為在監獄，不用應付那麼多FARPA垃圾。」 FARPA（家庭教育權和隱私權法案，全稱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是大西洋地區高等教育監察委員會（The Mid-Atlantic Region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監察的主要內容，那是戴在我們這些高校從上到下一干人等頭上的緊箍咒。這個可愛的老教授聽了就點頭。
在監獄裡面教書呢，它就只管教書，平時不用開會，同事之間也沒有那麼多的明爭暗鬥，沒有辦公室政治。所以在監獄裡這幾年，我覺得比較自由，比較輕鬆，不完全是開玩笑。當然越到後來越能感受到自己的教學對於這些犯人學生的意義，這也是我能堅持下來的重要原因。
在普通的高校裡面，學生們基本上都是每個學期換一波。我們能帶一個本科學生，一帶帶好幾年的情況並不多。監獄裡就不一樣，這個課程全部就是我一個人。所以大多數學生跟了我很長的一段時間，師生關係就跟外面不太一樣。
我在文章裡提到過，我們不能去打聽學生們入獄的情由，他們也不能主動向我們透露。可是在教學過程當中，尤其是這種文科的教學，我們多多少少對他們的家庭情況會有一點了解的。
我的這些學生年齡區間都在二三十歲，最大的也不會超過四十歲。這麼年輕就犯了這麼重的罪。他們經常會感慨一句話：If only I was taught better when I was young。意思是說如果我小的時候有人好好教過我就好了。我們經常說一個詞，叫做「年少無知「。而「年少無知「這個詞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一種極端效應。因為年少，所以就魯莽。因為無知，所以矇昧。這種魯莽和矇昧疊加到一定的程度，一個人就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就會變成毫無顧忌、毫無節制，也毫無底線的這種為所欲為。
他們進入到這個項目以後，知識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無知。這種認識反過來又推動他們更加渴望用知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自己對人對事的態度，也改變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角度。有一個很著名的教育學家John Henry Newman，他在他的著作The Idea of University（《大學的理念》）裡面寫過一段話：
「只有教育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驚醒和自覺的認識。教育讓人看到世界的本來面目，切中要害，解開思緒的亂麻，識破似是而非的詭辯，撇開無關緊要的細節。」
我想這也是BPI這樣的項目存在的意義，通過教化的手段改變這些犯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讓他們真正地去覺醒，從個人狹隘的愛恨悲喜這種漩渦裡頭跳出來，去關注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去做對於個體的生命尊嚴更有意義的事情，進而去學會擔當作為一個社會人錯綜複雜的責任。
對於這個社會來說，也只有幫助他們，更多的像他們這樣的人實現了這種轉變，才是對我們總體的社會安全更有效的保障。光是把他們關進去，僅僅讓他們從事高強度的勞動，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
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超過我們的想像說到這裡就牽扯到這篇文章刊發之後，有不少讀者問到這樣一個問題：讓他們學會漢語就能達到這種目的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首先明確的一點是，我不僅僅是教他們學說中國話。實際上要學說中國話，要學會說，能夠用漢語和人交流，不了解漢語的語用環境是做不到的。
那麼和這個語用環境直接關聯的就是中國文化。所以不僅是他們專業課程的構成當中必須有文化課的內容，語言課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文化知識背景才能夠撐起來。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教他們漢語和中國文化有什麼用呢？他們學會了漢語，了解了中華文化幹什麼呢？
一說到西方人想要了解漢語和中華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他們要到中國來。想要到中國去肯定是一種原因和動機，但並不是所有人的原因和動機。喜歡中國文化，想學漢語或者學過漢語的人們並不見得都到過中國。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英國詩人兼東方學家，他的詩歌得過英國女王詩歌獎，名字叫做Arthur Waley。他精通日語和漢語，他翻譯過大量的中國古典詩歌，他對李白和白居易的研究到今天，還沒有其他的西方學者能夠超越。這個人就從來沒有到過日本，也沒有到過中國。
其實這件事情就像我們很多人喜歡日本動漫，也不一定非要去日本不可；喜歡大小仲馬，也不一定必須要到他們的國家去一樣的道理。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如果這個文化只存在於本土、本民族的範疇，那就談不上多少魅力，更談不上推動文明的發展。
中華文化綿延幾千年不斷絕。其影響力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已經抵達西方了。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幾次成為西方文化大發展、大變革的借鑑。所以中華文化，它本身的影響力之強大，很多時候超過我們這些身在其中的人的想像。
監獄裡的這些學生們對於漢語和中華文化的興趣不是一個特例，而是很常見的現象，普通高校裡這樣的學生多的是。相對於西方文化傳統中強調個體利益，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而言，中華文化強調以集體利益為重，強調個人要服從集體，也就是說，它更強調一個人作為社會人的責任。
我們的成語裡面就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並肩作戰。俗語裡面就更多了，比如「眾人拾柴火焰高「「三個臭皮匠勝於諸葛亮」之類的。如今都說現當代的美國教育，從幼兒園的階段開始，就注重讓孩子們做teamwork。那teamwork是什麼？是團隊協作。通過團隊協作，要培養的就是一個人的集體意識。
現在大家都覺得好像這個現象多麼值得學習。實際上這個現象並不說明美國教育比我們先進多少。它恰恰說明的是西方文化自身的傳統理念中「從小就培養集體意識」這個部分是缺失的，現在意識到問題嚴重了才要提倡。如果本來就有，有什麼好提倡的呢？
而強調一個人的社會責任、公共道德，對於監獄裡的學生來說就格外重要。所以後來，我把他們中國文學課裡的內容重心轉移到唐詩，放棄了原來計劃的《紅樓夢》。
這並不是因為《紅樓夢》不好，而是相對於《紅樓夢》裡面的一些私己的小兒女的牽牽扯扯，或者某一個家族如何的鮮花著錦，烈火烹油這種生活來講，這些學生更需要體會的是一種更深廣的自我期許，像魏徵說的「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一種更宏闊的視野：「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還有一種更堅定的生命信念：「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還有一種更沉著、更穩定的人生態度：「悠然天地內，皎潔一般心」。
總的來說，就是道家的自然精神和儒家的入世哲學，這些部分是西方文化裡沒有的。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道」是世界的根本，它是自然，它就是自己原來的樣子，獨立不變。生活的事件和社會的變遷不斷地在發生，常常背離了「道」，也背離了自然。人如果被這些短暫的、相對的變動所左右，必然痛苦。所以我們應該超脫，回到自我的本真，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能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求全、不責備，以不變應萬變，去迎合恆常不變的自然之道。
他們學會這些到底有什麼用呢？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回到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大學教育的理念。大學不是技校，大學的教育當然要培養一個人的技能，但絕不能夠僅僅止於技能，而是讓一個人在掌握一定技能水平的同時，獲得他自身素質的綜合提升。
也就是說在監獄裡或監獄外，我的這些學生們，他們選擇學習漢語和中華文化，實際上沒有那麼強的功利性和目的性。Carl他們代表辯論隊擊敗美國的其他高校，拿到冠軍，他們靠的不是多麼牙尖嘴利，而是一種快速的反應、嚴密的邏輯、廣博的知識積累，這些就是我說的綜合素質。
所以去了解我們人類文明當中最根本的思想、最重要的一些理念、最有價值的創造、最美妙的表達方式、最震撼人心的藝術作品，很可能不會馬上給我們帶來多少可見的，尤其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好處，但是一個人的一生確實應該都要從這些東西當中汲取養分來充實自己，這才能叫做健全和完整。
雖然說我離開監獄以後，不見得能夠跟他們仍然有聯繫。也就是說實際上，我不太知道他們從監獄裡頭出來，我所講過的東西，我教給他們的東西到底能夠對他們產生多大的作用。但是我想，我在這幾年當中，我盡到了我自己的責任，也就是回到我剛才所說的，所謂道法自然，就是我做到我自己能做的、該做的這一部分。
當提到要做這期分享的時候，我去找了一幅畫。這個是某一年的聖誕節，我這個班的學生給我畫的。他們說這個是作為我的聖誕節禮物。大家可以看到圖片上的我不僅站在講臺上，腳下還要墊一本書。因為他們絕大部分個子都比較高，學生們後來就叫我「Short Professor「。他們經常嘲笑我個子矮，那麼我就站在這個講臺上，墊上一本書，手裡拿著一把戒尺，把最前面的學生頭上打出一個大包。
嘴裡還在叫：That third tone is not 「Chinesey」 enough. You fix it or I fix you。意思就是說，這個字的第三聲根本就不夠中國味道。你如果不糾正這個發音，我就來糾正你。我想這幅畫能夠比較典型地代表我在他們課堂上那種兇神惡煞的態度吧，就是手上總是拿著一把戒尺。
以下為讀者群問答：大文化差異下的兩個小基模@苗：針對中西文化的差異，您是怎麼給那些學生教授的？您覺得他們原有的知識儲備會影響對這種差異的快速理解嗎？如果有，您在課堂上是怎麼處理的呢？
江嵐：中西文化的差異的確是很大，這中間有很大的鴻溝。那麼我在講的過程當中，每一次都會定一個主題。在這個主題上，中華文化裡的這個理解應該是什麼樣的，我主要是講述中華文化這一邊的事實。然後對比由他們自己去做。至於對他們的西方知識背景有沒有影響，那肯定是有影響的。
上個世紀初，心理學出現了認知理論。認知理論的出現後來影響了各個學科對於人的認知這個問題的理解，當然它也影響到了教育。這個認知理論最基本的情況就是說，人所有的認知是由最初一個一個的小schema（基模）形成的，這些「基模連成一個一個的網絡，語言有語言網絡，行為有行為網絡。這些網絡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固定。也就是說，你的年齡越大，你既有的知識儲備對你現有的行為方式和你對新的知識的認知影響就越大。
他們已經到了這個年齡，行為基模或者語言基模已經很固定了。那在這種固定的情況下，你要給他建立的實際上是另外一套基模，也就是從一開始另外建立一套架構，然後讓他自己在判斷分析的過程中達成兩個基模之間的橋梁，讓自己的兩個基模在自己的思維系統裡融合。
在講授的過程當中，或者是說在跟這些學生互動過程當中，我越來越感覺到，不只是和監獄的這些學生，包括和普通高校裡面的學生，以及和一些同事的交流，我都覺得我們一味地強調差異，其實難免偏頗。當然文化就是某一個族群特定形成的，它有族群自身的特點。但是從世界文化的這個角度來說，人類的這個共性，還是要比差異性要多得多。
@琳琳：在您的寫作和教育實踐中，您是怎麼將漢語文化的影響力傳遞給監獄學生的呢？
江嵐：關於中華文化自身的影響力，我想在講述的過程當中，我們首先要對這個文化本身有相當程度的自信，就是說你得相信這個文化本身是好的，或者說它有一些精華的部分，而不全是我們總說的封建糟粕。我們首先要對這個文化有足夠的自信，然後才能夠把它傳播出去。
@自由飄逸的雲朵：您給這些監獄學生上課與給普通高校學生上課有什麼區別呢？
江嵐：最大的差別，我覺得對於我來說，就是在教學的過程當中，你什麼東西都沒有，就連一支毛筆，都沒有辦法帶進去給學生看的。你就是完全靠自己，那我們講到中國文化來，比方說你講京劇，我就得哼京劇。你要是講書法，我就得自己去寫。它跟你在外面不一樣，在外面有很多資源可以利用，在裡面是不行的，全靠自己。這一點我覺得是最大的區別，當時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他們對人的關心，不異於監獄外的人@Sophia：監獄常給人一種比較壓抑的想像，您和學生的接觸過程中他們的精神面貌怎麼樣？
江嵐：我看不到他們平時監獄生活的情形，可是在課堂上他們都很活躍，很聰明，他們的精神態度其實很正常，跟外面的學生沒有太大的差別。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差別不是他們的精神狀態，而是他們學習的態度特別認真，這是我感受到最大的差別。
還有一點就是在監獄裡師生的關係不太一樣。一來是我帶他們的時間比較長，二來我們這些教授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裡，在他們修課的過程當中，我們是他們通向外界的一個窗口。所以這兩方面的原因疊加起來，他們會對我們特別關心。
比方說我開車到監獄去單程路上要一個半小時。這一個半小時，平時不太覺得長，但是有時候我會遇到一些狀況，比如冬天下大雪，或者突然間野地裡頭跑出來一條鹿撞在我的擋風玻璃上，這種情況我就去不了了。我就要打電話通知監獄，監獄會通知我的這些學生，讓他們到小圖書館裡去自習，他們不能解散。就是說上課時間他們必須呆在教學區，他們不能再回到其他地方去。可是他們是不會知道我為什麼不能去的。
所以到了第二次我上課的時候，他們就會站在自己的牢房窗口看著監獄門口的路，等著我的車出現，怕我出事兒。他們對人的這種關心，其實與外面的人相比，我沒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長社：監獄課程真的改變了這些學生嗎？比例大約有多少呢？
江嵐：在紐約州的統計裡面，犯人出獄以後，由於沒有一技之長，又受到社會的歧視，沒辦法再回到這個正常的社會當中。沒有辦法立足，他就只能又回到原來的幫派裡面，或者又跟原來的人混在一起，或者是說加入新的幫派，然後重新犯罪。所以二次入獄的機率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國內的統計數據是怎樣，反正紐約州的統計是很大的。
可是在BPI出來的這個學生裡頭，重返監獄的比率是零。我想這個數字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我沒有辦法去跟蹤我自己的那些學生。但是BPI這個項目到現在為止已經二十年了，零這個數字是有相當大的可靠性的，就是說它是能夠相當程度上說明問題的一個數據。
@caoyubei：我們如何才能加入到這些幫助類的活動中呢？
江嵐：現在美國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項目，光是BPI的項目就已經拓展到紐約州監獄以外的其他弱勢群體了，比如說女性、少數族裔、輟學群體。這裡的理念是有點防患於未然的，在他們走投無路去犯罪之前就先讓他們受教育了。
參與的方式其實是很多的。有人出錢，有人出力，也有人像我們這樣去教書，也有人義務幫助這些接受了「鐵窗教育「拿到文憑的人去找工作。
@楊柳：這樣的項目可以引進國內來嗎？
江嵐：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我大學畢業就出國了，我在國內沒有工作經驗，對國內的情況也不了解。實際上，對於國內的司法系統和監獄裡的運作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沒有線索來回答這個問題，不好意思。
寫作的過程也是不斷回憶那些日子的過程@湃客小助手：能介紹下這篇作品的成文過程嗎？
江嵐：最近這幾年我的散文創作都集中在西方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方面，和我自己的研究方向直接相關。
我起初其實也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這個經歷寫下來。兩三年前香港有一個《文綜》雜誌向我約稿，我就記下了最初進監獄的一些感受。其實文稿很感性，篇幅也不長。文稿交給《文綜》雜誌以後就刊發了。
後來我看到澎湃的非虛構類寫作徵文的消息，因為國內和海外的發表版權是不同的，所以我補充了一下原來的文稿，就送出去參加徵文大賽了。當然結果自然是落選了。和進入終選的那些篇目相比，我知道自己這篇的確有很多不足。但是當時也沒有認真去想究竟怎麼樣才能寫得更好。
接下來我就回國講學了，也沒有想到後來雍樂會主動跟我聯繫，說這樣的內容其實應該好好寫出來，而且她提出了很詳細的修改意見。我非常感激她的專業建議。因為我雖然喜歡寫，也一直利用業餘時間在寫。可是就非虛構這種文體的創作來說，我慣性的創作思維方式有著典型的文科生的弱點，就是缺乏理性，也缺乏邏輯的嚴密性。
鏡相欄目的很多作者，包括上期分享的
老年人性關係與婚姻的三位作者，他們整個策劃、採寫，在非虛構寫作這個真實性要求的前提下，文章的邏輯結構、行文的強弱秩序安排，要比我理性得多。
雍樂提出的修改意見幫我理清了思路。根據她提出的意見，我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把這篇文章幾乎全部改寫了。修改稿交給了雍樂，也還是靠她調整了行文的一些段落，這篇文章才有了後來大家看到的樣子。寫作的過程當然也是不斷回憶起那些日子的過程。
@湃客小助手：想問編輯一個問題，你當時是如何發現這篇作品的呢？
薛雍樂：其實我們是在鏡相·寫作大賽的投稿裡面大浪淘沙，江老師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是《到美國監獄教漢語》，感覺非常驚奇，因為這好像一件聞所未聞的事情。
當時我記得文章比較開頭的地方，就寫到說她去監獄教漢語的契機是監獄的學生寫了一個請願書，說是想要找中國老師教他們去讀《紅樓夢》。這是一個非常不同尋常的要求。文章裡面我覺得也充滿了很多的戲劇性和矛盾衝突，所以感覺這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題材。
那麼很遺憾的是，當時大賽競爭也比較激烈，這篇文章沒有能夠入選得獎。但是我不想浪費這麼好的題材，所以聯繫了江老師去進行一些改寫，升華一些裡面比較有意思但是可能本來沒有展開的細節。
@湃客小助手：什麼樣的作品能讓你眼前一亮？
薛雍樂：我覺得首先可能題材還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我們畢竟是在看一個故事，基本的文筆也是很重要的。這樣你才不是在報流水帳，而是在好好地去講一個故事，一個有美感的故事給大家聽。
那麼還有一點，我覺得可能就是故事背後的一些深意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江老師後來的改寫，就是大家看到的這個成稿裡面，我覺得非常讓我感動的一點是這些學生的一個救贖的感覺。他們在學中文的時候，不止是在學一個語言，而是在去挑戰自己，去真正做好一件非常難的事情。這麼難的事情都能做到，那還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呢？他們就可以去重新面對他們自己的人生，這件事讓我非常地感動。
本期嘉賓/ 江嵐
整編/ 周雙玲 羅煒熠（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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