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待人類的婚姻制度

（如是我聞）

進化也可以是一件很快的事情。早在進化論問世之前，毫無生物學素養的園丁和飼養員們就培育出了很多新奇的動植物品種。人工育種可以把自然選擇向著我們想要的方向引導，這不是逆天行事，而是順水推舟。

其實真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一種順應自然之道的方式會很有效，連順水推舟都不需要，那就是廢除婚姻制度。我們必須認識到婚姻制度實在太逆天了，必須廢除才好。

我們看看自然界，雄性為了爭奪交配權，總要和其他雄性奮勇競爭，最後的結局常常是贏家通吃，壟斷一個族群裡的全部雌性。而那些落敗的雄性，如果不能捲土重來，或者不能偷偷摸摸地和某個雌性發生姦情，就不可能留下後代。這就意味著，只有最強的雄性才能留下後代。每一代都遵循這樣的規律，這個物種的「人口素質」就會不斷得到強化。

我們在黑猩猩的社會裡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新上位的雄性會殺掉所有的幼年黑猩猩，那情形正如人類社會裡的改朝換代。

在經濟學裡，最為基礎性的概念就是稀缺。因為資源永遠是稀缺的，所以才有如何配置稀缺資源的問題。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社會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對於雄性來說，雌性，尤其是又漂亮又能生育的優質雌性，永遠都是最為稀缺的資源。雄性對許許多多資源的爭奪，本質上都是爭地位，而爭奪地位的本質，就是爭奪雌性，有了更高的地位才有更高的交配資格。如果把優質異性看作稀缺資源的話，那麼根據科斯定理，誰用得更好就歸誰，這最自然不過。

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正是這樣的，即便到了大社會的時代，皇帝有三宮六院，大戶人家有三妻四妾，窮人討不到老婆。基督教社會雖然要遵循一夫一妻的神諭，但國王、領主和主教們總還是有很多公開或半公開的情人，相應地也就有很多的私生子。

如果徹底廢除婚姻制度，扯掉最後一塊遮羞布，任憑所有人以最自然的方式選擇配偶，似乎不難達到優化種族的效果。當然，這樣的社會很有必要設置一些低檔、廉價的紅燈區，甚至可以有一些政府補貼，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治安隱患。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這樣做呢？

道德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顯然不會是最重要的。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理解婚姻的本質。那麼婚姻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

前些年熱議新婚姻法解釋的時候，很多人說婚姻的本質是愛情。當然不是，愛情並不需要婚姻，需要靠制度和法律來保障的愛情肯定不是愛情。

純潔的愛情不需要承諾和法律條文的保障，不需要證書和律師，不需要任何財產分配的方案。在現實生活中的情婦都知道，如果情人來到自己的身邊，那是因為他們願意來，而妻子們想的則是，丈夫除了和自己相處之外再不會有什麼別的選擇了。作為丈夫，一個人也許仍然愛著自己的妻子，也許已經不愛她了，但他們還必須在一起生活，因為婚姻已經把兩個人束縛在一起了。對情婦而言則不是這樣，她想知道的是，她的魅力是否還對那個男人有效，而非法關係的維繫正是愛情存在的證明；那個男人一定是崇拜自己才行，否則的話就不會為自己冒上這樣的風險了。女人或許會欺騙自己——也許她愛上的男人只是喜歡冒險，就像自己喜歡被誘惑一樣——但她可以告訴自己，當那個男人在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時候，完完全全都是出於自願。兩人之間的阻礙越多，也就證明了男人對自己的愛情越深。」

當然，這在今天絕對會是引發眾怒的觀點，但它也真的道出了婚姻的本質。

是的，本質上說，婚姻是一種財產制度，財產繼承問題才是婚姻當中的頭等大事。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即便是三宮六院的皇帝，正式妻子也只有皇后一個，而不會把所有妃嬪都封為皇后。只有皇后生的兒子才是嫡子，只有嫡子中的長子才有公認的繼承權。所以制度性的婚姻，一定是伴隨著私有制而來的。於是，即便是一對真正懷有純粹愛情的情侶，為了他們的愛情結晶能享受到無可置疑的繼承權，也會心甘情願地踏入婚姻的庸俗殿堂。

反過來也就意味著，在完全公有制的社會裡，婚姻制度沒有存在的必要。

佔有最多社會資源的精英們肯定不願意和窮人共產，而私有財產既然必須保留，婚姻制度也就只能無可奈何地保留下來。當然，就算你很明白婚姻只是副產品，結婚的時候也必須尊重「神聖的婚禮」。

1869年，英國《自然》雜誌刊發一篇署名「H」的文章，題為《達爾文主義與國民生活》，從「進化速度」這個很學術的角度出發，漸漸觸及「國民生活」這個很敏感的社會議題。

英國的《自然》和美國的《科學》是歷史悠久的兩大頂級學刊。直到今天，誰要是在這兩份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很露臉的事情。但這位H先生偏偏隱匿真身，這也難怪，他講的內容太過敏感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舉起道德的大棒喊打喊殺。

文章一開始就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雖然很重要，但人們還是沒有充分意識到它真正的重要性。我們知道，既然最適應當地環境的生物一定在物競天擇當中成為贏家，那麼一種高級生物之所以生存下來，進化的每一步都必須依賴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一個變種出現了，比那些未曾發生變異的同伴們更適應周圍的環境。

第二，它在死亡之前有足夠的時間和異性交配，生育後代。

第三，它的交配對象一定足夠合適，以確保它的優勢性狀不會被中和掉。

搞過人工育種的人對這些內容都不會陌生，因為人類改良動植物品種，用到的方法就是控制好這三個條件。控制得當，進化就發生得很快。所以家養動物的進化速度明顯快過野生動物，我們人類的進化速度介於兩者之間。在《物種起源》出版的9年之後，《達爾文主義與國民生活》刊發的一年之前，達爾文發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以寵物貓和寵物狗的品種作為切入點，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

這是不是可以導出什麼結論了呢？

既然動物和植物可以被我們優化品種，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自己優化自己的品種呢？

H先生痛心疾首地陳述如下觀點：長期以來，我們在婚配問題上太任性了，但既然我們已經清楚了進化論的原理，就應該把這種先進的科學知識應用到我們的生活當中，通過立法或非立法的手段改變我們生活的環境，讓智力和體能更優秀的人有更合適的發展空間，促進更高等的個體彼此婚配，多生多養。國會應當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肩負起引領民族發展方向的責任。

因為明智的貿易政策，英國已經在工業生產和海外貿易方面有了繁榮興盛的局面。但是，其他國家有樣學樣，已經紛紛趕上來了，英國原有的核心優勢已經越來越靠不住了，在未來的國際競爭裡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人口素質。人口素質表現為民族特性，民族特性當然有一部分是自然環境造成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政策法規的環境造就的。

H先生拿當時的愛爾蘭人舉例：愛爾蘭的主體經濟是農業，礦藏資源不如英格蘭豐富，這是先天上的不足，但這個先天不足比起後天的不利因素來就不算什麼了。英格蘭對愛爾蘭長期的高壓統治造就出愛爾蘭人對壓迫者的刻骨仇恨和性格裡的驚人隱忍。這兩種特性不斷地自我複製，只要外部環境不變，就會在年復一年中同化更多的人。儘管在大半個世紀之前，英格蘭人就已經在愛爾蘭廢除了以往那些苛政，但人們還是可以在愛爾蘭人身上看到那兩種很醒目的民族特性。

相反的例證是美國人。美國人從一開始，身上就帶著英國人的民族特性，而數百萬超出各個種族人口平均水平的移民極大強化了這些特性，新大陸幾乎無限的土地資源特別激發出他們身上自強不息、自力更生的情操。

H先生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會饒有興味地探究朝鮮和韓國在民族特性上的差異，重要的是，要看看這種差異是不是可以被遺傳的。

這是1883年，達爾文去世的第二年，弗蘭西斯·高爾頓發表名著《人類的才能及發展》。在這部書裡，高爾頓從希臘語當中表示「優秀」的「eu」和表示「生育」的「genics」拼合成「eugenics」，中文翻譯成「優生學」，它很可能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對人類的生死存亡影響最大的一門學科，很多重大的社會思潮與社會事件都可以或明或暗地關聯到高爾頓身上。

1822年，弗朗西斯·高爾頓出生於英國一個顯赫的財閥家庭，自幼就以「神童」聞名。在這位小神童長到16歲的時候，父親安排他學醫，但手術臺上的景象把他嚇得掉頭就跑。看來學醫是一條可怕的荊棘路，人生到底應該何去何從，不如去請表哥指引一條明路。

當時高爾頓的表哥剛剛隨著皇家海軍小獵犬號完成了一趟環球科考，在心力交瘁之下勸慰這位小自己13歲的表弟：「數學才是你的方向。」

當你聽到「小獵犬號」和「環球科考」，是不是已經想到了這位表哥的身份呢？

是的，他就是查爾斯·達爾文，這一家人的三親六戚當真稱得上滿門忠烈。

高爾頓於是去劍橋大學攻讀數學，但太不適應那裡的學習氣氛，很快就病倒了。一個學無所成的人將來到底能做什麼職業，這種問題稍稍想想就會令人陷入無盡的憂慮，但是，命運的轉機在毫無徵兆中出現了：在高爾頓22歲那年，父親去世，留給他一筆豐厚的遺產，使他不靠李笑來老師的指引就一步踏上了財富自由之路。從此再沒有人約束他，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過自己想過的日子。

斯賓塞是靠叔父的遺產，達爾文是靠啃老，卡文迪許是靠家族遺產，迪斯累利傍上了富婆，如今高爾頓竟然又是一個年紀輕輕就有大筆遺產可以揮霍的人，怎不讓寒門子弟血灌瞳仁，暗恨王侯將相確實有種呢？

遺產確實是推動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大助力，但之所以很多人在年輕時代就能夠獲贈遺產，使自己能在最好的年紀發揮最大的創造力，這還必須仰賴另外的一大助力，那就是普遍低下的醫療水平——就連金字塔尖上的富人也難免英年早逝。如果醫療水平高，人均壽命長，青年才俊普遍要熬到中年以後才能獲得遺產的話，文明發展的腳步一定會放緩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