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島）北京時間7月22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導，作為矽谷億萬富翁之一，彼得泰爾（Peter Thiel）是一名信奉自由意志的未來主義者。此刻，他正從口袋裡掏出iPhone，並說道，「和阿波羅太空計劃相比，我認為它不算是一項技術突破的產物。」 泰爾是一名職業套保基金人，同時在經營一家風投企業，此刻正在位於帕洛阿爾託最熱鬧地段大學街（University Avenue）的Café Venetia咖啡館等候區等位。大學街（University Avenue）是矽谷科技產品發布的前哨港。放眼望去，這家咖啡館的客人都是一些使用蘋果設備、穿著不太講究但精神飽滿的人，他們的討論話題都離不開自己的創意點子和風險投資。十年前，泰爾就在這家咖啡館的同一個位置和朋友艾倫馬斯克（Elon Musk）見面討論PayPal，最終決意讓這家在線支付公司PayPal上市。在上市不久後的2002年，PayPal以15億美元的價格被eBay收購，而泰爾也獲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5500萬美金。
泰爾的大部分產業幾乎都設立在Café Venetia附近。PayPal最初的辦公室就在離這條街只有5個街區的一家自行車商店上層。街對面就是大學街156號，即Facebook最早的辦公總部。2004年夏季，泰爾為哈佛輟學生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投資了50萬美元，這是Facebook獲得的首筆外部投資，這次投資為他贏得了7%的Facebook股份，並成為公司董事會成員，如今他的股份估值為15億美元。搬入Facebook辦公室舊址大學街156號的是帕蘭提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旗下軟體能夠辨別出信息流細微不同的模式，從而幫助政府機構追蹤恐怖事件、欺詐行為等犯罪活動。泰爾是這家公司的聯合創始人，他為此投資了3000萬美元。現在這家公司市值為25億美元，泰爾任公司董事會主席。可以這麼說，泰爾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為成功的技術創投人。
資訊時代為泰爾帶來了巨大財富，但是他仍然對此失望。他認為，網際網路技術革命沒有創造充分多的就業崗位，也沒有提升製造業水平和社會生產力。一個個虛擬世界的創新並不能取代現實世界的技術進步。他認為，「網際網路對我們是有利的，但是影響並不大。蘋果是一家創新型公司，但是我認為它更著重於設計上的創新。」 Twitter用戶很多，但是為其工作的美國員工卻很少。「雖然未來十年將有500人獲得就業保障，但是這個數字對於整體經濟來說只是杯水車薪。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美國民眾未來一二十年生活標準。」不過，泰爾認為Facebook「從整體上考量是成功的。」因為Facebook從根本上瓦解了社會結構，以至於在中國遭到禁止。這就是泰爾對社交媒體時代所做的大部分評價。
泰爾甚少更新自己的Facebook頁面。他也「不習慣使用BlackBerry、iPhone或者電子郵件這類東西。」甚至直到一年前，他才開始發簡訊。他擁有一臺跑車，但是卻不是很精通車上的語音識別系統。他在舊金山海濱區有一處價值700萬美元的住宅，並在毛伊島購置了一套價值2700萬美元的海景房，但是他卻認為矽谷越來越高的房價並不能說明它的進步，而只是「人們很難跟上它的步伐」。在Café Venetia從來都是人滿為患，大學街其他店鋪也一樣，這讓附近的房價也高得讓人瞠目結舌。矽谷的繁榮，不過是又一個精英們狹隘思考的產物。
泰爾出身中產階級，並持有斯坦福和斯坦福法學院的學位，曾經就職於美國上流階層的紐約律師所，還在華爾街投資銀行工作過。目前，他有兩名助手和一位廚師，閱讀的書目有些晦澀難懂，是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的哲學著作。他厭惡所謂的精英階層，認為「精英階層總會有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以樂觀的態度來曲解事實。如今這個問題更加嚴重了。如果你出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你的收入排在全國前10%的位置，可以預見接下來20年你的生活將是一帆風順。到60年代晚期，你會去一家不錯的研究所就讀，70年代晚期就可以在華爾街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然後你還趕上了經濟大繁榮。這是一個61歲老人艱苦奮鬥的勵志故事。可是，並不是每個美國人都有這樣順風順水的人生。其他的同齡人的故事並不是這樣。」
泰爾雖然質疑網際網路的重要影響力，但是卻同樣關注著技術的發展，事實上，他對技術很著迷。他認為，曾經發明了現代流水線作業、摩天樓、飛機和個人電腦的美國，現在卻失掉了對未來的信仰，對此他很悲哀。泰爾認為，如今的美國是各種小打小鬧的電子科技玩意兒的天堂，卻忽視了科技改變世界這樣更加壯闊的理想。他懷念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在那個美國科技普及的全盛時期，對未來世界發展各種可能性的討論成為人們日常對話的常見主題。泰爾深受《美國之挑戰》（The American Challenge）這本書的影響，本書由法國作家薛文舒瑞伯（J. J. Servan-Schreiber）所著，出版於1967年，是一本享譽全球的暢銷書。舒瑞伯提出，美國所掌握的先進技術和教育將把世界上其他國家遠遠拋在後頭，並預言了2000年後工業時期的美國烏託邦社會。那時，時空將不是溝通的壁壘，人們收入差距將縮小，電腦將解放全人類，「一周將只需工作4天，每天只需工作7個小時。一年中將有39個工作周和13個假期周…所有這些將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實現。」
那個時代，《傑森一家》和《星際迷航》風行，很多美國人都堅信不用太久遨遊外太空將會變成平常事。人們盡情發揮自己的想像力，產生了一些奇思妙想：修建水下城市；變沙漠為森林；發明機器人提升人類生活質量；改造舊金山灣成為兩個巨大的淡水湖，由大壩隔斷，堤壩上修建多條高速公路。那個時期小孩子都徜徉在科幻世界的海洋，他們的心中裝著阿西莫夫、海因萊因和克拉克等科幻作家的作品，對於他們來說，這個科幻世界似乎比現實世界都更加真實，並最終將取代現實。
泰爾認為，人們對未來熱情的退卻始於1973年的石油危機，自此，我們放慢科技發展的步伐。今天，60年代的科幻小時看起來就像是從遙遠的年代穿越而來的古董。「從科幻小說的衰落我們也可以看出未來主義理念的瓦解。如今的技術要麼就沒用要麼就是對社會不利。1970年的25篇最佳科幻故事選集中都是類似『帶我的機器人朋友月球漫步』這樣的故事，而到了2008年，則變成了「在由原教主義者穆斯林聯盟統治的銀河系，很多人獵殺行星，並以此為樂。』」
在泰爾創辦的風投企業Founders Fund網頁上有一篇《宣言》，「曾經我們想要的是飛行汽車，而不是短短的140個字符（指微博）。」他認為，是想像力的喪失導致了美國製造業崩潰、工資停滯不漲到金融業的過度膨脹等諸多問題。他說，「這些改變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卻不是進步。」
關於成長和進步，泰爾也有親身經歷過的故事。他的故事開始於黃金時期末期（1967年），地點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一歲時，因為父親克勞斯（Klaus）的緣故舉家搬遷到美國的克裡夫蘭。父親克勞斯多次跳槽於幾家大型的工程企業，因此全家也跟著去了很多地方，比如南非、納米比亞等多個國家。泰爾先後在7個不同的地方上過小學。最終在五年級時他在舊金山灣福斯特市穩定下來。早期的成長環境讓泰爾充滿了自信、聰明，也獨自享受著孤獨。他是一個數學天才，也是一位象棋高手，在他的棋具上貼著的人生格言「生而為贏」。青少年時期，他最愛的讀物是「指環王」，他也反覆閱讀這本書。之後，他喜歡索忍尼辛和蘭德的作品。高中時期，他開始信仰自由意志主義，甚至成為自由意志主義的極端信徒。
泰爾現年44歲，我們不難想像他的青春期到底是什麼樣的。他走路的姿態稍稍前傾，身體對於他來說就是負擔一樣。他有一頭紅褐色頭髮，鼻子高挺而豐滿，一雙漂亮的藍眼睛，潔白的牙齒。他愛穿T恤和拖鞋，喜歡和朋友在咖啡館聚會。在電影社交網絡中有提到他，對於那個出鏡34秒的泰爾扮演者，他認為扮得太老，他本人更年輕，電影中的扮相更像是投資銀行家的裝扮。如同21世紀的大多數富有人物一樣，他擁有很多奢侈品，但是他仍然沒有養成奢侈消費的習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嗓音，深邃而扁平，仿佛有金屬卡在喉嚨。在思考的過程中，他可能被思緒卡住而陷入沉默，或者會結結巴巴地說上40秒，「我想說，嗯，它是，嗯，你知道，它是，是的，我基本同意-我基本-我基本上同意這點。我不-嗯-我不-嗯-存在一種無功利性的政治觀點。」泰爾從來不中傷別人，也不說人八卦，很少開玩笑，卻樂意為別人的玩笑捧場。私下裡，他為人坦率，同時讓人難以捉摸。你可以向他提出任何問題，他會事無巨細一一解答，但是他都會以自己的思維方式來回答，以至於你很難弄懂他到底在想什麼。
說起泰爾最親近的朋友，得要追溯到PayPal早期（90年代晚期），或者說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斯坦福求學時期（80年代末）。他們倆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都是男性、保守派、在數學和邏輯思維領域都具有極強天賦。他們的友誼在一次次的抽象辯論中逐漸加深。泰爾的這位朋友就是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他於2002年離開PayPal ，現在經營著一家商業社交網絡網站Yammer。兩人在斯坦福求學時期結識，那時候倆人都是學校一個吃貨俱樂部的成員。倆人討論的主題非常廣泛，包括進化論、自由意志哲學、人擇原理（人擇原理認為，某程度上是因為這樣的宇宙才允許類似人類的智慧物種存在，才有可能會有生物意識到有宇宙這個概念）。「他總能在5分鐘之內駁倒你，就像下象棋一樣。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但是他也會問類似『核武器交易市場的存在合法嗎？』這樣的問題。他總是深入的挖掘論點，並找到你的漏洞。他喜歡贏。」
1998年夏季，剛剛來到舊金山區的23歲烏克蘭程式設計師馬克斯列夫琴（Max Levchin）在史丹福大學聽了一場泰爾關於貨幣交易的演講。第二天，他們在帕洛阿爾託見了面，他們希望打造一個電子支付系統，讓電子商務交易變得簡單、統一和安全，這就是日後PayPal的雛形。列夫琴說，「我喜歡結交聰明的人，我發現自己喜歡和泰爾呆在一起。」在開發第一款PayPal模型時，倆人總是拿出古怪刁鑽的數學題，希望難道對方。列夫琴表示，「就像是情侶之間古怪的取悅方式一樣，這是我們這種怪人取悅彼此的一種方式。」
2005年，泰爾與埃利澤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相識於前瞻協會（來自帕洛阿爾託的納米技術智囊團）的一次聚餐上，後者是一名人工智慧研究師。兩人辯論的主題是，在股票市場，是否可以避免技巧，是否愚蠢的反面就是智能。尤德考斯基說，「我記得，我們之間的辯論非常愉快，觸及的知識面極其廣泛，這種體驗只能在IQ測試時才可能有。」
在矽谷，極少有人能夠像泰爾一樣，既能在商業版圖上馳騁，又在哲學上有廣博見識。他不遺餘力、克服重重困難打造PayPal，目的就是為了發明一種全新的可以脫離政府控制的在線貨幣。（雖然PayPal在商業上成功了，但是卻沒有實現自由主義意志的理想。泰爾把這次失敗歸因於911之後人們擔心恐怖主義者會利用電子貨幣系統）。在斯坦福求學期間，泰爾深受法國哲學家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的影響，吉拉爾認為人類有「趨同欲望」(mimetic desire)，即有學識的人想要同樣的東西，這可以用來解釋各種社會衝突和社會暴力。想像一下在各個方面，人們像動物群落一樣扎堆，這是多麼讓人不安啊！趨同理論會讓不得不思考這個事實，而這個事實卻基本上被隱藏和屏蔽掉了。作為一名創業者兼投資人，我總是試著做些逆向投資，反對隨大流，在一些鮮有人關注的領域尋找機會。」
泰爾敞開懷抱接納新事物，他的朋友們對此評價是知識分子的古怪性格。艾倫馬斯克（Elon Musk）離開PayPal後創建了私營太空公司SpaceX（主要製造低成本的火箭和太空飛船）和電動汽車製造公司Tesla，他對泰爾的評價是，「他從不墨守成規。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擁有不受限制的批判性思維。大家不是通過類比思考就是隨大流。泰爾更喜歡以第一性原理來看待事物。我也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但是泰爾是一名更加徹底的自由意志主義者。」
不過，在個人性格上，泰爾有些缺陷。他像一個早熟的少年，總是對世界充滿著不安。有一位認識他十多年之久的人說，「他非常理性，我不知道他對於人類感性情感的重視程度。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他有任何情感表露。感性確實不是他人格中最為發達的一部分。他身上有很多矛盾和衝突的元素。」 他既是同性戀者，又是一名基督徒，這兩個事實他不會在公共談話中透露，也不會在私下裡說起。雖然他喜歡和人競爭，但是他卻很討厭衝突。身為PayPal的CEO，他通過授權的方式避免了人員管理過程中的人際摩擦。他僱傭的人都是思維相似的朋友，因為他認為人與人之間要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實在是太難了。
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泰爾的另一位朋友。雷德和泰爾也是斯坦福的校友，那時候倆人就在財富創造中個人和社會哪一個更重要展開過辯論。泰爾常常引用柴契爾夫人的一句話，「根本就沒有社會這樣的事物，有的只是獨立的男人和女人們。」 霍夫曼比泰爾更左傾，反駁道，財富組成社會的結構。1997年，霍夫曼把自己信仰的這種社會理念付諸實踐，推出了一個在線交友服務SocialNet，泰爾稱之為「第一家社交網站公司」。雖然用戶最終接受了這種虛擬的在線身份，但是大部分人並不想以這種方式在線聯繫。後來，這個模式失敗，霍夫曼隨之加入了PayPal董事會，成為公司對外關係副總裁。
2002年，PayPal 被eBay 收購，泰爾開始涉足投資領域。他設立了避險基金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 ，自己私人注入了1000萬美元。2004年夏季，霍夫曼（那時候他剛剛創建LinkedIn）和矽谷頑童肖恩帕克（Sean Parker）把泰爾引薦給了扎克伯格，當時扎克伯格正在為Facebook尋找主要投資人。泰爾總結，在大部分同類公司都失敗的情況下，Facebook卻成功了。他覺得，這筆投資可以算是自己對朋友霍夫曼哲學爭論上的讓步。「儘管如此，我仍然堅持認為，如果一個社會被極權主義統治，或者極權主義統治一切的社會是病態的。如果我過去就是一名徹底的自由意志主義者，那麼我不會投資Facebook。」
Clarium就像是一顆墜落在對衝基金領域的隕石。泰爾和同事們開始實踐逆向投資的理念，當其他人都在拋售的時候，他們購買了日本政府債券，當其他人都能源業時，他們卻大量買進，因為認為石油資源正要耗盡。他們還發現了美國房產市場日益增長的泡沫。2008年夏季，Clarium資產超過70億美元，六年之內增長了七倍之多。泰爾在投資業界名聲鵲起，被譽為投資天才。同一年，美國自由意志派雜誌《Reason》採訪了泰爾，「我樂觀的相信，即使政治是反自由意志主義的，但是這正是世界變得更加自由意志主義化的體現，可能它只是事物變得更好的體現。」2008年9月，Clarium把大部分的業務轉移到了曼哈頓地區。
也就在2008年9月末，金融市場崩潰。Clarium基金開始虧損，逆向投資成為泰爾的敵人。他一直在買進股票，因為他相信會有國際資本介入來穩定全球經濟，可是股票卻一路狂跌。2009年，他賣空股票，後來股票卻上漲。投資人開始收回投資。一些投資人開始抱怨，雖然泰爾有不錯的點子，但是卻不會把握時機，也不會處理風險。甚至有一名最大投資人說Clarium基金就像是為了泰爾搞個人崇拜而設立的，裡面的員工都是一些年輕的文化人，他們敬畏老闆泰爾，模仿他的政治主張、西洋棋下法，以及像他一樣鄙視電視節目和體育活動。Clarium繼續痛失血本。2010年中期，泰爾關閉了紐約辦公室，把Clarium搬到了舊金山地區。這一年，Clarium市值只有3. 5億美元，其中2/3屬於泰爾本人，這也是他所有的流動資金。「Clarium對於泰爾來說是公司也是家。他十分善於和人競爭，在2008年夏季差一點就躋身於世界級別的對衝基金領域，成為約翰鮑爾森（John Paulson）這樣的對衝基金大師一樣的人物。不過，很可惜他錯過了，」泰爾一位同事如是說道。
泰爾第一次遭受職場上的失敗，但是他卻坦然處之。他沒有因為失敗而攪亂整盤棋局。不過，隨著個人財富的減少，泰爾開始秉持一種悲觀論調，那就是科技發展速度正在逐漸放緩。他開始相信，沒有新的技術革命，全球化進程將會放慢腳步，這將會導致更多衝突和矛盾，可能會是世界範圍內的衝突。
泰爾和帕克以及其他四人一起經營著一家Founders Fund基金，此外，泰爾全身心投入力量到幾個有風險的項目上，這些項目與其說是為了經濟回報，不如說是為了烏託邦似的夢想。他還注資在納米技術、外太空探索和機器人研製上。他成為奇點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的主要捐助人，這個智囊團機構由他朋友尤德考斯基聯合創辦於2000年，之所以注資於這家公司是因為泰爾相信，比人類更加智能的電腦將比其他任何技術都能更快速地提升人類的生活。一直以來，這家機構致力於打造一種機器，這款機器可以製造比本身版本更加智能化的機器，同時也確保這種智能化爆炸技術能夠「對人類保持友好」。泰爾還為Methuselah Foundation投資了350萬美元，這家機構致力於抗衰老研究。他是海洋家園協會（Seasteading Institute）早期捐助人，海洋家園協會是一家基於自由意志主義的非營利性機構，由Google前工程師和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孫子創建於2008年。Seasteading意即海洋家園，是指在漂浮在國際水域的新國家，住在這個水上社區的公民可以不受任何國家法律法規的約束。此舉的目的是為了創生一個極簡主義形態的政府，以此刺激現存的社會政體在競爭的壓力下進行改革。泰爾對這個點子很著迷，並且為此項目捐助了125萬美元。
對於科技正放緩發展步伐，泰爾的答案是，那些企業主力量太過單薄，也過於魯莽，被發展的憧憬蒙蔽了雙眼，以至於忽視了了無知大眾的需求。2009年，泰爾在卡託研究所網站上發布了一篇文章《論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養成》（The Education of a Libertarian）。他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自由意志主義者偉大的任務就是逃離政治的所有束縛形式，從極權主義、原教旨主義到盲信的所謂社會化民主…目前我們正處於技術和政治殊死搏鬥的時代…世界的命運取決於某個人的努力，取決於某人是否建立和傳播自由主義的理念，讓這個世界更好地適宜於資本主義發展。顯而易見，這裡的「某人」是指誰。
這是矽谷一個平常下雨天，泰爾身著風衣和牛仔褲，駕著深藍色的奔馳SL500，正在101國道和海灣之間尋找著某個工業園區。他要找的地址是一家致力於抗衰老研發的叫做Halcyon Molecular的公司。泰爾是這家公司最大的投資人和董事會成員，此刻他開車前往此處，可是並沒有系好安全帶。「我總是在系還是不系安全帶上搖擺不定，」他說道。
我問他為什麼會猶豫。
「心中就像有兩個小人在打架，贊成一方認為繫上安全帶會更安全，反對一方則認為，如果不系安全帶將會更加小心的開車。」他來了一個左轉彎，然後系好了安全帶。他說，「經驗告訴我，如果系好安全帶，同時也小心地駕駛，那是最為安全的，我是認同這個觀點的。」
泰爾講述了他第一次意識到死亡的故事。雖然這件事發生在他9歲時，可是這件事如同發生在今早一樣歷歷在目，那時候，他正坐在父母在克裡夫蘭公寓裡的牛皮地毯上。他問父親這些地毯是從哪兒來的？父親告訴他是取自於牛身上。他問，牛怎麼了？父親答道，牛死了。他又問，這是什麼意思？死亡是什麼東西？父親告訴他，所有的牛都要面臨死亡。所有動物和所有人類都要死的。「那是一個非常非常鬱悶的一天，」泰爾回憶道。
他從來沒有停止過煩惱。甚至成年後，他對死亡還是無法釋懷，或者對他所謂的每個人都將無法避免死亡的想法無法釋懷。泰爾認為，對於數百萬人來說，接受死亡的必然性意味著必須忽視和刻意遺忘它，這是民眾自己發展的一套生存哲學。泰爾把死亡看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越早解決越好。在現有的醫療研究水平上，他希望自己能夠活到一兩百歲，這是他在綜合考慮現在最長壽命可能性折中後的結果。
2010年，他在Founders Fund的另一位朋友兼合伙人盧克諾斯克（Luke Nosek）告訴泰爾，有一家生物技術初創公司正在進行一項研究，即通過一種方法利用電子顯微鏡讀取整個人類基因組DNA排列順序，其發展前景是讓醫生快速地了解患者基因組成，而成本只需一千美元。Halcyon Molecular公司的目標就是徹底改善遺傳病檢測和治療的質量，泰爾決定通過Founders Fund為其進行首次注資。他注意到Halcyon年輕的科研者們充滿了天份和熱情，因此當他們問他是否能夠提供5萬美元注資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為Halcyon第一輪融資投入了50萬美元。
泰爾最終找到了Halcyon公司的辦公室地址，停好車後，他匆匆忙忙地進去了。在過道裡，有一組海報上寫有「如果給我們更多時間？」還有一張未來主義圖書館的圖片，一排排巨大的書架，標題是，「129864880部名著，你能讀多少？」會議室正舉行全體會議，大約有40個與會人員，大部分年齡都在二十到三十歲左右。他們輪流進行幻燈片展示，創始人威廉安德雷格（William Andregg）偶爾會提出問題。安德雷格28歲，是個瘦高個兒，身著工裝褲和一件皺巴巴的襯衣。當年他在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天他寫了一個清單，上面列出了人生中想要做的事情，其中包括去太陽系之外旅行。他後來意識到，如果人類壽命不能延長，那麼這個夢想完全不可能實現。為此他鬱悶了好幾周，之後，決定把「對抗衰老」列為清單之首。起初他並不太提到這個詞，不過，泰爾建議把這個詞作為公司的廣告詞，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這很瘋狂，但是其他人會被此吸引。
在這次會議上出現的專業術語，泰爾都能夠應付得來。有一名員工的演示特別晦澀難懂，於是泰爾舉起了手問道，「我知道提這個問題有些冒險，不過我想知道的是原型A的進展。」
「在今年初夏完成了50%，夏末時候完成了80%，」演示人員答道，他一手拿著雷射筆。
「很好。」
我離開了一會兒，泰爾在他的黃色拍紙薄做了筆記。「把大原子（鉑或金質）吸附在DNA上，因此它們就能在顯微鏡下顯示出來。」
作為例行周會，幾名員工做了一些關於個人的演示。Michael Andregg是威廉的胞兄兼公司的CTO，他展示了自己的愛好和興趣，如下：
人體冷凍法，如果其他技術最終失敗的話
玩閃躲球
自我提升
個人化的電子檔案化
基於人工智慧或者上傳創建超級智能
「上傳，」我後來知道，這是指用一臺電腦來仿真人腦。
在出口處，泰爾開始為員工布置功課，公司每位員工須在下周一時列出自己所知的最為聰明的三個人。他對這個團隊說，「我們應該儘可能的藉助既有的渠道和網絡打造一些東西。」這就是他創建PayPal的方法。「我們必須充滿激情來創業，心中需堅信它一定會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一旦到達拐點，老員工可能會為公司帶來很多壓力。」
下一站是另一個工業園區，離這裡數英裡之遠。那是一家研製病毒性疾病診療技術的公司，他們通過構建一種「液態電腦」來實現這個目標，它裝有數百個分子系統，能夠處理基本信息。如果這個項目順利的話，進入細胞內的液態電腦將能夠辨別出有病毒的標記，通過短路操作消滅掉那些被標記的病毒細胞。目前尚不能透露這家公司的名字。公司有3名男性和3名女性員工，他們的辦公室有點擠，在自己的小廚房吃三明治和喝葡萄酒，廚房底下是一間實驗室，裡面擺滿了DNA合成器、流式細胞儀等設備和儀器。這一群人也是畢業於研究院，帶點反叛性格的人，這正是泰爾所欣賞的一點。
布萊恩（Brian）是公司兩名創始人之一，就在前一年，他還在斯克裡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攻讀博士學位，在離他博士論文答辯的前13天，他的導師發現他正準備放棄學術研究轉而創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布萊恩告訴我，「他當時非常生氣，為我的博士畢業增加了一些困難。為此我得放棄，無法結業。」（當然，最終布萊恩還是獲得了學位。）在布萊恩看來，改變世界最好的方法是創建一家企業，「激勵每一名員工達成公司的目標。」 D.J.是公司另一名創始人，他是史丹福大學的輟學生。以他的經驗，即使是最好的大學也能把有獲得諾貝爾獎潛力的大學生打磨成安於現狀的專家。
2010年6月，布萊恩和D.J.計劃開車到匹茲堡，在那裡他們的母校卡內基梅隆大學（Carnegie Mellon）創建一家企業。因為布萊恩的胞兄曾經在PayPal聯合創始人列夫琴的手下做過實習，因此出發之前他們有機會和列夫琴進行了交流。列夫琴把倆人引薦給了泰爾，泰爾對他們說了一番話，「你們不應該把公司開設在匹茲堡，而是在矽谷。給我一周時間，我可以向你們證明我是對的。」最終倆人在矽谷創建了這家公司，同時獲得了來自泰爾和列夫琴的投資。
泰爾認為，教育是美國經濟的下一個泡沫。他把大學管理者比作是次貸經紀人，並把負債纍纍的大學生稱作是發達國家的最後一批受契約束縛的工人，即使是宣布破產也無法獲得自由。人們對待學位的追求非常盲目，為了讓孩子能夠進入好學校，人們到處搬遷。大學教育變成非常昂貴的保險單，泰爾認為，證據就是創新止步不前。在經濟蕭條時期，教育成為了一種拼身份的遊戲，「對於個人和社會來說，教育的作用在減弱。」
批判高等教育很容易，它讓學生負債多年，從而使他們走上自己不喜歡的職業生涯，比如進入法律和金融這些行業。擁有一個大學學位在如今這個階層日益分明的社會變得異常重要。不過，泰爾想得更遠，他不喜歡那種「大學能夠幫助學生找到專業愛好」的整體論調。雖然通常大家都默認選擇法學院，但是作為人文專業學生，會讓人覺得不太理性。專業性的科學也很可疑，視野狹窄而保守，視野不會超過自己領域之外，更別提做出突破性的科技探索。最重要的是，大學不會教授你任何關於創業的知識。泰爾認為，那些年輕人，特別是有天賦的年輕人，應該在早期階段就定製人生目標和計劃，他特別欣賞那些有「創建科技公司」計劃的年輕人。
泰爾想過要創建一所大學，但是最終他放棄了，因為覺得很難說服父母這所學校比常春藤和斯坦福更好。去年9月份，在飛回紐約的飛機上，他和諾斯克想到了一個點子，即為那些輟學創業有天賦的年輕人提供獎學金的計劃。泰爾迅速開始著手實施這個計劃，第二天，在舊金山舉行的一年一度的TechCrunch Disrupt會議上，他宣布了泰爾獎金計劃，為20歲以下的年輕人每人提供10萬美元的創業資助。這個項目成為新聞頭條，很多人批評泰爾此舉是誘使年輕人拋棄學業轉而去追求財富。他辯解道，贏得獎學金的人可以在項目結束後回到學校繼續就讀。的確可以，不過這種說法有點討巧。他的野心不小，是想要從頂尖大學搶走一部分最好的學生資源。
Founders Fund、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和泰爾基金都位於舊金山要塞公園（Presidio Park）附近一棟現代風格大樓的四層，從這裡可以眺望到惡魔島和金門橋。盧卡斯影業（Lucasfilm Ltd.）總部就設立在公司的下層，第一層擺著達斯維德和尤達的雕像。巧合的是，泰爾最喜歡的電影就是《星球大戰》。
在訪問生物技術初創公司之後，泰爾接下來該對50多名獎學金申請者進行面試了。第一位候選人是一名ABC，來自華盛頓州，叫做安德魯許（Andrew Hsu）。此刻，他正坐在有點昏暗的會議桌旁。這名19歲的天才帶著一副牙套。 5歲時，他一直在解簡單的代數問題；11歲，他和哥哥一起聯合創建了一家非營利組織，世界兒童組織(World Children’s Organization)，致力於為亞洲國家的兒童提供教科書和疫苗接種；12歲時，他進入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就讀；目前，他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哲學博士課程，他希望能夠開設一家公司，能夠基於最新的神經學研究成果來製作教育視頻遊戲。「我的主要目標是瓦解傳統教育和遊戲領域，」他說起話來的感覺有點像泰爾。
泰爾表示，這個項目將能夠吸引到很多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人，他們為覺得，「我不是在賺錢，而是在做好事，因此我們可以慢慢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普遍而又很難做好的課題，比如清潔科技行業，就吸引了很多有天賦的人，他們相信自己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他們工作不努力？」 安德魯問道。
「你有沒有想過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那麼你的意思是，僅僅因為公司對教育領域的偏見，這就成為一個問題？」
泰爾回答，「是的。我們對於投資這類公司的偏見就是，你最終吸引到的將一些工作不太努力的人。這也是我認為這類項目最終無法成功的原因。」
安德魯很快領會了泰爾的意思。「是的，但這是一個遊戲公司。我並不把它稱作是教育公司。我更喜歡把它說成是一家遊戲公司。我想要招募的是一些充滿熱情的遊戲開發者。因此，你說的那種不夠努力的員工不在我的考慮之內。」
安德魯最終將獲得泰爾獎學金。同時獲得獎學金的還有一名來自史丹福大學的大二學生，他自從9歲開始就對如何解決能源和水資源短缺的問題著迷，他曾經試圖打造第一款永動機。（這名學生並不想透露自己姓名。）他告訴泰爾，「在兩年內嘗試了多次失敗後，我意識到，即使永動機研發成功也沒有什麼用，因為成本太高。太陽供給地球源源不斷的能源，但是我們沒有充分的利用它。因此我開始著迷於探索節省成本的可能性。」
17歲的時候，他知道了光伏定日鏡或者叫做太陽追蹤器，是「一種可以把太陽直射光反射到一點的雙路追蹤鏡片」。如果可以找到足夠低廉的太陽能制熱法，太陽能將比煤燃料更具有價格優勢。在史丹福大學，他就開設了一家致力於解決此問題的公司，但是學校拒絕把他的這個項目納入學術成績考評中。因此，他離開了學校，並且申請了泰爾獎學金計劃。
我問他是否擔心錯失掉大學教育的某些福利。「我認為我將能在史丹福大學之外獲得最好的東西。我現在呆的這個地方叫做黑盒子，裡面有多家創業公司。它離我學校只有12分鐘的路程。因此，我覺得以後將是非常好玩的，因為這裡離我們的辦公室很近，還有熱水浴缸和遊泳池，然後我還可以在周末回學校探望我的朋友們。你不僅可以投身於自己熱愛的事業，而且還能以最佳方式保持著原有的社交關係。」
接下來是兩位來自斯坦福的大一新生，創業人史丹利湯（Stanley Tang，中文名湯瑋銳）和程式設計師託馬斯施密特（Thomas Schmidt），他們想要開發一款移動應用QuadMob，它允許你在地圖上實時定位最親密的朋友。來自香港的史丹利說道，「你只需掏出手機就能知道朋友此刻的位置，知道對方是在圖書館還是在健身房。」他曾經出版過一本書，書名為《網際網路界富翁： 14名網際網路界百萬富翁背後的故事》（eMillions: Behind-the-Scenes Stories of 14 Successful Internet Millionaires）。他接著補充道，「每個周五晚上，我都去參加派對，有時候你會和朋友們錯過，因為他們可能去參加了其他的派對。所以，我總是會簡訊給朋友，『你在哪兒，在幹啥，現在在哪個派對？』之類的問題，一般我差不多會給10個好友發簡訊詢問，這非常痛苦。」
當問及QuadMob如何能改變世界，他回答道，「它將重新定義大學生活，把人們聯繫在一起。一旦它拓展到校園生活以外，我們將重新定義社交生活。我們喜歡把自己看作是縮小數字世界和真實世界差距的橋梁。」
泰爾對此表示懷疑。因為有太多初創企業希望能從Facebook和Foursquare的夾縫中尋求新的創業模式。無疑，這很難把美國從科技發展放緩的泥沼中拯救出來。因此，QuadMob兩名創始人申請泰爾獎學金失敗了。
1992年，斯坦福學生基思拉布伊斯（Keith Rabois）進行了一次旨在測試言論自由極限的行為試驗，他在導師宿舍外面狂喊，「同性戀！同性戀！希望你們得愛滋死掉！」這次挑釁事件最終讓拉布伊斯離開了學校。泰爾當時也在法學院，他身任斯坦福聯邦主義協會主席兼《斯坦福評論》創始人，後者比臭名昭著的激進派刊物《達特茅斯評論》文化氣息更濃厚一點。這次事件後不久，泰爾決定和好友大衛薩克斯一起合作寫一本書，揭露校園裡政治正確性和多元文化論的危險性。薩克斯說，「泰爾很早之前就想寫這樣一本書，過去你如果問我『他將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肯定會說，『他將成為下一個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或喬治威爾（George Will）。』不過，我們知道他想要賺錢，而且不是小數目。他就像是巴克利打算先成為億萬富翁，然後開始做學問。」
最終，《多元化神話》（The Diversity Myth）於1995年正式出版，這也是泰爾的唯一著作，比起巴克利所著《上帝和耶魯人》（God and Man at Yale），這本書倒是更具有蒂尼西D'索薩（Dinesh D'Souza）的文風。作者在書中列舉了一個又一個例子，來表明認同政治在校園內的過度盛行，並警告這種認同政治將導致美國走向偏狹，如果說不是集權主義的話。他把拉布伊斯事件看作是一個面臨政治迫害時所展現出個人勇氣的案例，他這樣寫道，「他的舉動直接地挑戰了我們最為根本的禁忌之一，即為同性戀行為和愛滋建立關聯意味著，多元文化論者最喜歡的生活方式之一可能增加他們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意味著並不是所有生活方式都合乎情理的。」
泰爾並沒有告訴薩克斯自己性取向的問題。薩克斯回憶到，「那時候泰爾還沒有出櫃。」事實上，直到2003年泰爾才向自己的朋友公開自己是同性戀，那時候他35歲左右。他問朋友，「你知道有多少金融業的人會出櫃嗎？」他不想自己的性取向問題會對工作造成影響，他解釋道。
雖然他從和不和別人討論同性戀話題，但是泰爾表示，他希望自己從來沒有寫拉布伊斯的那次事件。他說，「在我腦海裡，身份認同以各種細微不同的形式存在。我認為，同性戀者、黑人和女性對此都有深刻而不同的體會。我也認為，大家對此有誇大的趨勢，把它上升到了意識形態領域。」但是，他十分反感所謂的政治正確性，他認為這種意識形態是十分狹隘的。《多元化神話》這本書如今可能會讓泰爾有些尷尬，因為裡面提及的校園內的政治正確性比起目前美國這個國家的諸多問題根本不算什麼。
泰爾在一個基督教家庭裡長大，他本人信仰基督教，不過，他形容自己的信仰「多少有點異端，」這和他信仰文化自由主義有關。他說，「我信仰基督。但我並不試圖勸服其他人也保持和我一樣的信仰。」（很難想像泰爾會針對其他話題說出這樣的話。）索尼婭阿里森（Sonia Arrison）是《100+》一書的作者，這是一本研究關於如何延長人類壽命的書。二人相遇於2003年，那時候泰爾正在就美國憲法的失敗舉行一場午餐演講會。8年之後，倆人成為了好朋友，不過索尼婭表示並不了解泰爾的宗教信仰。她表示，「他從來都不會談到這些。他認為我應該知道。他從來不會說起他信仰上帝。」
泰爾認為，信仰之於經驗論就像是技術之於全球化進程。他解釋道，「技術能夠導致奇蹟般的超自然創造，全球化則導致自然的均變演化。技術能夠創造出本來不存在的新事物，而全球化進程則是不斷地複製本已存在的事物。」對於擁有同性戀和基督徒的雙重身份，泰爾表示，「很明顯這讓我變得很複雜，但是我仍然不喜歡以意識形態的方式來處理事情，因為這種方式將意味著你必須放棄所有信仰。」
朋友們都認為，他的多重身份並沒有對他最重要的理念產生影響。他本人也不喜歡分類貼標籤，他自我解嘲道，「我能想到一些案例來說明人們是如何貼標籤劃分彼此的，但是我覺得那沒什麼意思。同性戀身份可能讓你在某種程度上覺得自己是個不被社會接納的局外人，關於同性戀有好也有壞。但是，它也會讓你感到不自然。可能因為我有天賦且有點內向（而不是因為同性戀身份）才更加深了我這種局外人的身份。可能也是各種因素的綜合才變得這樣。也許我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局外人。」
「意識形態」是泰爾最討厭的詞語之一，另外一個詞是「政治」。但是，泰爾早期在舉辦《斯坦福評論》刊物時也曾經積極地投身政治。他於斯坦福法學院畢業後，曾經擔任美國聯邦法官書記員的職務。後來，他先後向大法官安東尼斯卡裡亞(Antonin Scalia)和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遞交過最高法院書記員的申請，均告失敗。日後在商業上的成功為泰爾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這讓他在美國共和黨政治中產生了影響力。2008年總統競選初期，他向來自德州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代表羅恩保羅（Ron Paul）進行了捐助；在普選中，他又對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進行了捐助。他還對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吉姆德明（Jim DeMint）和維吉尼亞州的代表埃裡克康託爾（Eric Cantor）進行籌資，兩位都是反政府的茶黨領袖。
2009年，他為一個保守自由派組織捐贈了1萬美元，之後，這筆錢被該組織用來資助年輕的激進主義政治家詹姆斯奧基弗（James O』Keefe）。奧基弗隨後製作了秘密視頻影像，在這個視頻中演示的是教授人們如何偷稅漏稅、販賣人口和從事兒童色情活動。這個視頻的內容被認為是誤導了大眾，遭到各方面的聲討，泰爾在接受《村聲》（Village Voice）雜誌採訪時表示，他之前對這個視頻內容並不知情，不過他並對此並不反對，但是人口販賣這類活動除外。去年，他在自己位於聯合廣場中的曼哈頓公寓中舉辦了一次募資活動，旨在為保守派同性戀群體GOProud籌款，還邀請了右翼評論員安寇特（Ann Coulter）為特約演講人。（去年，他參加了一個針對同性戀婚姻的籌款活動，他還為保護記者委員會進行了捐助）。泰爾還時常會因為某些話語激怒公眾，比如下面這段摘自他的文章《論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養成》中的一段話：
上個世紀20年代，是我們得以對政治抱有希望的最後十年。自此以後，福利的受眾開始大量增加，女性也開始獲得投票權，這兩股力量使自由意志主義獲得選票變得更加困難，這也讓資本主義民主的概念變得自相矛盾。
雖然米歇爾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曾經把同性戀說成是「個人化的奴役」，裡克佩裡（Rick Perry）則把這種行為方式比作是酗酒。不過，泰爾說，比起布希和卡爾.羅夫之前的政治主張，2011年的共和黨的主張更具有開放性和容忍度。泰爾相信，同性戀婚姻不再是共和黨競選中製造爭端的話題，對於那些對同性戀充滿敵意的保守派們，他說，「很多人情感上有些問題，政治是抒導的一個途徑。」對於共和黨不相信科學，他也覺得不是沒什麼了不起。泰爾自己，可能處於逆向思維的習慣，他對於達爾文進化論也不完全相信，「我認為它是可信的。但是，也有可能它還不完整，它可能需要一些補充，儘管可能是一些不那麼重要的內容。」全球變暖也「應該是真的，」但是由於政治的籠罩，讓人們無法客觀地處理這個問題。在泰爾看來，科學離政治越近，就會變得更加模糊不清，也更加不確定。
可能正是因為這些早期的政治活動，讓泰爾逐漸開始對政治反感。他對於政治能夠解決最根本問題表示懷疑，認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不能贏得選舉的勝利，因為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會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投票。「樂觀點說，政治很遭，最壞的說法是，政治是醜陋的伎倆。因此，我覺得，如果我們過去少搞一點政治，現在情況會更好。迪斯雷利曾經說過，所有職業政治家都將以失敗而告終。」（其實這句話的原作者是英國政治家伊諾克鮑威爾，原話更讓人絕望，「所有職業政治家的生活都將以失敗而告終，除非在春風得意的當口隱退。」）後來，泰爾沒有參與2012年的選舉資助活動。他把時間和錢財花在打造「自由的機制」上，這樣技術才有可能打贏這場仗。
三月末，泰爾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宴會。他的房子坐落在要塞公園和海灣之間，毗鄰舊金山藝術宮劇院。一個裝滿科幻小說和哲學書的書架、一副棋盤，似乎在訴說著住在這裡主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一邊是起居室和餐廳，裝潢得很得體，可以顯出主人無可挑剔的品味。泰爾的個人助理，幾個身穿黑裙的金髮女郎，不停地為客人斟酒和帶領剛剛到達的客人就坐。一共會有三道菜，其中一道菜客人可以從清蒸野鮭魚和平底鍋煎甜椒玉米餅中自發選擇。
這是一次隆重的燭光晚宴，這種場合讓泰爾的客人和泰爾本人都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泰爾的客人有薩克斯，他是泰爾在斯坦福的好友兼《多元化神話》一書的合著者；有諾斯克，他是任職Founders Fund的一名生物科技專家；有尤德考斯基，一名人工智慧研究者，此外，他還是一名自學成才的典型，8年級時輟學，出版過一本網絡同人小說《哈利波特和理性之道》，這本書改寫了原著，從科學方法的角度來解釋哈利所擁有的魔法力量；還有帕特裡弗萊德曼（Patri Friedman），他是海洋家園協會（Seasteading Institute）的創始人，此人個子不高，頭髮烏黑蓬亂，有一撮小鬍子，他的打扮像Raskolnikov一樣古怪得不合時宜。他住在矽谷一個代表自由和愛的自由意志主義社區裡，這個社區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關於這個社區，他經常發布博文和微博，「就像是多妻制一樣，它可以刺激政府更具競爭力：更多的選擇和競爭將產生更多挑戰、改變和成長。」
談論的話題主要有兩個，創業的優越性和高等教育的無用性。諾斯克認為，最棒的企業家應該為一個創意拼盡全力。Founders Fund支助這些有理想的人，讓他們自己打理公司，保護他們免於其他風險投資家的幹預。一般這些投資人希望讓那些沒有創造力的管理者來經營公司。
泰爾開始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在美國，有夢想的年輕人愛去的四個地方是：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矽谷。如今前三個都已經飽和了；華爾街在金融危機之後逐漸失去了吸引力。如今只剩下矽谷能夠吸引有夢想的年輕人，雖然他們的創意有時候會被高等教育抹殺掉。泰爾獎學金就是為了幫助那些有野心的年輕天才們實現改變世界的夢想而設立的，在他們的稜角還沒被完全磨礪之前。
我提出，在學校也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比如閱讀文學和哲學作品，比如和不同觀點的人進行辯論的樂趣。畢竟，這是泰爾自己的經歷。在《多元化神話》中，泰爾和薩克斯這樣寫道，「多元文化論的解藥是文明。」我不反對這個觀點。信奉自由意志主義的企業人難道不是另一支自貼標籤的認同政治力量嗎？
我的話一出，很快受到了大家的反對。尤德考斯基說，對於我剛剛提到的巨著他感到一陣不適的生理反應。而諾斯克的不悅之情則更加明顯，在伊利諾斯州上高中時，他英語就不及格，因為老師說他沒有寫作能力。如果泰爾獎學金那時就存在，像他這樣的學生將會少走很多彎路。
泰爾面帶微笑，對於飯桌上的話題走向感到十分很滿意。他向後推了推自己的座椅，說道，「大部分晚宴持續時間不是太長就是太短。」
脫離政治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權利，同時也是作為億萬富翁才能享有的特權。泰爾承認，「總會有人問及，逃離政治是不是一種自私的行為。你可以說，整個網際網路就是逃避主義者的世界。看看過去十年內發展起來的網際網路公司，你會發現經營者們多多少少都有點自閉。現在，罹患阿斯伯格症的輕微患者不少。你不需要銷售，這些公司本身就有點反對社交。」但是，他接著說道，「在一個大部分事物都不夠好、很多東西都功能失調的社會，網際網路創業是你施展價值的最好方式。你可以說這是逃避主義者的做法，或者是因為不願參與政治所作出的舉動，但是可能這也是你能為這個國家提供幫助的最佳方法。」
和許多矽谷投資人不同，泰爾明白，東邊30英裡之外的人們情況不好，這個問題遠比「誰是下一個社交媒體公司」來得重要。他也知道，很多企業也為此進行了各種嘗試，目前仍然是沒有答案。「企業的失敗可能會導致我們進入馬克思主義；或者讓我們實現自由意志主義的理想。看起來似乎能以不同於傳統企業的發展模式發展，不過，未來的發展模式還不確定，以至於我們無法預測它最終的發展方向。」
當人們嘲笑他的風投產業的時候，他也會開心地笑起來，不過，他仍然信奉這個錯誤的理念（即跟大眾相反的逆向思考方式將永遠是對的）。在拉布伊斯事件之後，他為這個站不住腳的觀點進行辯護，就像是一個人和整個世界對抗。他對布希的厭惡直到後者陷入低谷後才減少，對於歐巴馬也一樣。泰爾在金融危機中損失了幾十億美元資產，因為他拒絕隨大流，希望以逆向的方式處理危機。如果說人工智慧和海洋家園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原因不會是政治家和教授們對它們的嘲笑和恐懼，泰爾的烏託邦計劃希望到底有多大現在也不是很清楚。
創新缺口導致經濟發展放緩能夠解釋很多事情，但是它不是真理。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火車和飛機技術幾乎沒有發展，平均工資水平也沒有什麼漲幅。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黨美國工人生產力大大提升的那些年，中產階級開始塌陷。（泰爾說，「我不相信那些生產力數字，我只看投入，而非產出。」）那麼，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技術突破會扭轉這種趨勢嗎？「是的，機器人革命會讓很多人丟掉工作，因為同樣的工作你需要的人數更少，這將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這將把人類解放出來。雖然對於這種社會轉型人們會有些不適應，但是我認為它不會持續很久。我們過去也有過全球化的問題，」泰爾回答道。
不過，如果矽晶片製造能夠外包，那麼抗衰藥物製造是否也可以呢？在一個缺乏規範的市場裡，這些藥物能夠公平進行分發的保障是什麼？技術性的突破不一定每次都能夠減少不公平的事情發生，有時候反而可能會增加不公平事件發生。延長壽命就是一個很貼切的例子，正如泰爾所言，「最極端的不公平是來自活人和死人之間。」很大的可能性是，第一個依靠這種藥物活到一兩百歲的人肯定是有錢人。
對於苦苦掙扎在生活水平線之上的美國人來說，能源和食物是兩個急需技術突破的行業，前者控制國家經濟，後者則決定著物價水平。泰爾說，「我對此並不是很在意，因為它有很重的政治意味，我有一種想要躲著它的本能。」在泰爾構想的科技烏託邦中，住著幾千名美國人，他們擁有由機器人駕駛的汽車，每個人都能活到150歲，而其他人則會被比他們聰明的機器人擠掉工作機會，然後60歲就死掉。
下一場偉大的技術革命馬上就要來臨，但是它不會自動地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它需要政治的參與，雖然醜陋，但是卻是不可或缺的推動要素。自由意志主義者崇拜個人自由，鄙視社會規範，這對那些不想長大的人來說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泰爾特別喜歡「瓦解」和「風險」這兩個詞，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並不關心普通民眾的生活，對於他們因為無聊的工作、債務危機和孩子們不高興而產生的心碎和挫敗感無動於衷。泰爾和他在矽谷的圈子一起暢想未來藍圖，這是其他人不可能體驗到的。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觀點找到邏輯和分析上的支持，但是一個個體的個人哲學通常會受到早期對世界印象的影響，即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泰爾也不例外，他想要永遠活下去，選擇逃到外太空或者海洋城市裡，和一個能和他討論託爾金的機器人下棋，這些都是他童年時代都想像過的夢想。
無論如何，泰爾的這些夢想都是為了改變世界。「長時期以來，我們都把問題弄錯了。我認為能夠提出『如何能讓美國變得更加美好？』這樣的問題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儘管最近發生的很多事情都進展不順利，但是我卻對此很有樂觀。目前我們正經歷著一場危機，不過並不清楚它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至少每個人都知道了世界正在腐爛。這就比生活在一個腐爛的世界但全然不知甚至還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況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