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大使館舊址
在南京，頤和路街區已經成為一張城市名片，數百座民國時期的西式建築被列入歷史風貌區，作為建築文化遺產加以保護。然而，就在這片被譽為「萬國博覽會」的超級街區中，鳳毛麟角地散落著幾幢採用西式建築材料和結構體系，卻呈現出中國傳統外觀式樣的建築物，猶如出現在一場西裝革履派對中的幾位身著中山裝的紳士。
位於老菜市路和水佐崗路交叉口東南角的荷蘭駐中華民國大使館舊址，就是一座身著「中山裝」的老房子。
荷館舊址是諸多駐南京外交使團中，唯一選擇了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領事館建築，這樣的做法與英國大使館的殖民式建築、美國大使館的現代式建築形成了強烈反差。那麼，荷館舊址這座老建築背後，到底隱藏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對現有歷史資料的梳理表明，關於這座建築物的相關歷史信息零散稀少，這座2011年便被列入省級文保單位的老建築，僅門牌號碼就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建成年代則存在1935年和1936年兩種不同的說法。
為尋找新的第一手資料，我的目光轉向該建築最初的使用方——荷蘭駐華大使館，並向現駐北京的荷蘭大使館發去了電郵。我的請求迅速得到回應，荷蘭駐滬總領事鄱佩德（Peter Potman）先生不久後便帶隨員來南京，了解研究進展和疑問，並實地考察荷館舊址的現存情況。接下來，在鄱佩德先生的協助下，我從兩個渠道獲得了多份極有價值的原始資料：
第一個渠道是首任荷蘭政府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艾森男爵的家族收藏，包括多張歷史照片和原始圖紙。
第二個渠道是一位荷蘭獨立研究者張克雷（Vincent Chang）先生。他專程訪問了位於海牙的荷蘭國家檔案館，收集到16張歷史照片和四份地產權屬文件，包括籤署於1947年4月29日的「買賣地產契約」、南京市地政局籤發於1947年4月5日的「土地所有權狀」、南京市地政局籤發的地籍圖、籤署於1955年11月18日的「買賣契約」。
這些海外資料附著於房地產契約、照片、圖紙、電報、信函等多種形式，涵蓋了1930～1950年代的完整時間跨度，梳理這些資料，這座老建築最初的建造使用情況，也逐漸清晰地顯露出來。
根據艾森男爵1947年發往荷蘭外交部的多份電報可以確認，這座建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都是荷蘭外交機構從中國地產所有者手中購買而來。籤署於1947年4月29日的「買賣房地產契約」是此次交易的最有力證明。另一份「買賣契約」籤署於1955年11月18日，該地產由南京市政府從荷蘭外交機構手中購回。
張克雷在海牙荷蘭國家檔案館查閱到的資料中，有一份荷蘭駐華大使艾森男爵於1947年4月12日發往荷蘭外交部的電報，申請一筆總額為86000美元的經費，用於購買一座「全新的石結構建築」（艾森大使並非建築專業人士，很可能使用此詞來代指當時新式的磚石建築結構，以便同那些採用木框架結構的中國舊式建築物加以區別）。隨後的文字進一步解釋說：「這座很快將會完工的建築物，看起來不僅非常適合作為一座大使館的用途，還可以為大使與其家屬、兩位荷蘭職員，以及大部分中國籍僱員和服務人員提供住宿的場所。」電報附件中的照片顯示，建築前方還有人在清理新鋪的路面，磚砌的路牙尚未出現，樹木還是幼苗狀態，草地仍未鋪設，露臺上方還有毛竹製腳手架，這表明建築剛剛落成。
就在艾森男爵發回申請購館經費之電報的當月底，荷蘭駐華外交機構便正式和中國地產所有者籤訂了契約，將這處房產連同附屬設施一併買下，作為正式的大使館館址。1947年6月中旬，荷蘭大使館正式由其臨時辦公地點而進駐。
由籤署於1947年的「買賣房地產契約」和「土地所有權狀」可以確認，該地產原先的所有者均是一位名叫「蕭成夫」的中國人。有意思的是，艾森男爵稍晚發給荷蘭外交部的電報中，提到此處房產的出售者為一名「將軍（general）」，我遍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授予將軍全名錄」也未見蕭成夫之名。那麼艾森男爵口中的「將軍」究竟是誰呢？
通過對契約文件的進一步仔細檢視，筆者發現了其中有一位「見證人」名叫「蕭之楚」，這是一位著名的北伐、抗日名將，參加過北伐戰爭、中原戰役、長城抗戰、凇滬抗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衡陽會戰、桂柳會戰等二十餘次大小戰役，歷任四十四師師長，第十軍副軍長，第二十六軍軍長兼第十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第十九、三十集團軍副總司令、國民大會軍事席代表等職。解放後退居臺灣，1958年於臺北去世。
此契約籤訂的1947年，蕭之楚正在南京養病。蕭之楚解放後退居臺灣，其次子蕭敬人，筆名蕭逸，後成為臺灣著名新派武俠小說家，與香港的金庸並稱「南金北蕭」。蕭之楚的孫女蕭薔，則是臺灣著名演員。
綜合分析起來，艾森大使口中的將軍——蕭之楚，極有可能是此處房產背後真正的所有者，而契約中的所有者蕭成夫，很有可能是蕭之楚將軍的某位近親。至於蕭之楚將軍為何要將自己這位近親推到前臺，來完成這筆地產交割，可能僅僅是這位身處亂世的將軍，出於避嫌的考慮而採取的一種遮掩手段。
至此，關於這座位於頤和路的「中山裝」建築物的來龍去脈，已基本釐清。依靠海外第一手資料得到的結論，最終顛覆了先前國內學術界對該建築的基本定位。希望通過本文的研究，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將建築遺產作為歷史的見證，在關注其建築實體及空間態所具有的藝術價值的同時，去努力發掘它作為歷史場景所承載的與之相關的物與事件，揭示百年建築變遷背後的歷史和人文價值。
（作者為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荷蘭大使館舊址保護規劃設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