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記者_黃修毅 實習生 郜藝 攝影 劉林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意象優美，對現在的小學生吸引力絲毫不減。
20個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關於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新書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學者、媒體以及更多是家長們的廣泛討論。
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
這是1917年版《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17課《請問尊姓》的全文。現在上海市江灣中心小學讀二年級的蔡亮，盯著右下方一臉懵懂的永兒肖像咯咯直笑。書頁在她手中輕快地翻動，《語文》課本反被拋在了一邊。
「如果拿現今的課本與此讀本相比較，知道了什麼才是孩子喜歡的書籍課本。」
「這本書孩子看了幾頁後，甚是喜歡。這更讓我們家長明白好書籍才是孩子的良師益友。」
「目前海外的許多華人家庭和臺灣地區，還以此書來教育孩子。」
當當網讀者對這套再版書的評價頗具代表性。
這套顏體字排印，淡墨著畫，一課一圖的教材，是民國初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館長張元濟親自擔任校訂。自1917年問世後的十年裡，總發行量達到七千多萬冊。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針「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國文課本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此後的五年裡，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葉聖陶、豐子愷、朱自清、呂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熱心於小學課本的編撰，負起「這擔責任的事」。
編得太用心了，小孩怎會不喜歡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原名《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薄薄八小冊，素色封面上乾淨的豎排文字，別無他飾。
陳寧寧五年前從舊書堆裡刨出它們的時候，還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擔任編輯。她1983年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即從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現在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所在地，一棟法式洋樓，原是張元濟、顧廷龍等開辦的合眾圖書館。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還收藏了不少民國年間出版的「舊平裝」。
這些當年被當成「新書」搜羅的古舊書籍，還來不及細加甄別、保護和收藏，「有的亂七八糟堆得一塌糊塗」。但憑著對館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國叢書編目》，陳寧寧從「舊平裝」裡，翻尋出全套1917版《商務國語教科書》。
在這個過程中，還勾連出了開明書店1932年版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1930年版課本。三個版本均插畫精美，陳寧寧兩隻手指掂著黃脆的書角，嘖嘖稱奇，「這種書編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麼會不喜歡。」
為了揀選出幾部合適的老課本再版，當時，她的案頭堆滿了各種蒙學讀本和新式課堂教材。有《三字經》的民國新排本，做成了識字卡片的樣子；也有清末的欽定新式讀本，少不得講經尊孔。
最後選定再版的這三套老課本裡，「最先確定的是葉聖陶和豐子愷一起編寫的開明書局版」。為此陳寧寧還聯繫上豐子愷的女兒，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的豐一吟，「沒想到那麼多年過去，她對這套課本的記憶還很鮮活。」
陳寧寧的老同學吳遵民，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這幾套老教材的價值：現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於去編纂小學課本，既沒有名又沒有利，也沒有人出來邀請，他們很難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師們，編了一個好教材，就滋養了一代人。
由葉聖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餘版次。
這套意象優美的課本，選文獨多自然與人、花鳥魚蟲、乃至貓貓狗狗的題材。《田裡的麥熟了》、《一籮麥》、《我被縛住了》……幾乎構成了一組兒童田園詩，也符合1929年《國語課程標準綱要》制定的「選文要蘊涵文學趣味」的要求，「因為少年時期的學生，正是心性活動的時候，讀有興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勝。」
課本經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為「第一部經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教育部的批語說：「插圖以墨色深淺分別繪出，在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創一新例，是為特色。」
不用教，一讀就能成誦
開明等三套老課本再版後，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學、上師大第一附屬小學引以為課外讀本。「幾乎不用教，孩子們一讀就能成誦。」高老師舉出佐證：
《綠衣郵差上門來》，「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
貼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個年代小學課本編寫的一個共識。「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但是這還不夠。」葉聖陶在《開明課本》的「編輯要旨」裡寫到。
民國時期的語文課本洋溢著開放的精神，有些問題並不設置惟一正確答案，以引導小學生主動探討問題。1932年版的《新選國語讀本》有篇《兩個疑問的信》。課文這樣寫：「平之：先生時常對我們說，進退要守秩序，應對要有禮貌。但是也有人說，秩序，禮貌，是束縛自由的東西。照你看來，究竟應該怎樣呢？」
這樣的問題對一年級小學生來說似乎深了些，但這種尊重小孩子，並鼓勵他們進行討論的平等思想很讓人服氣。尤為可貴的是，有些課文不僅告訴孩子們道理，還會教給他們方法。
最能夠體現當時孩子的神採的，是這樣一篇應用文，出現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書國文讀本》第一冊：
《致某校足球會書》「某校足球會諸君公鑑：經啟者，會自組織以來，只有兩月，素乏練習，無從觀感。久仰貴會熱心體育，成績卓著，原定於本星期六午後三時，擬約貴會諸君，在公共體育場比賽足球，俾得取法大雅，並以聯絡感情；想諸君亦必樂於贊同也。如荷俯允，請先示復為盼。此上，即頌健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足球會謹啟。」
「這就是當時孩子們的日常應用文，這樣的溫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氣度，讓你情不自禁地讚嘆。」媒體人潘採夫感慨，讀者都是明白人，這樣的課文，對於大國之中的寡民，是多麼稀缺的珍品，對培養我們的獨立思想的小國民，又有著多麼巨大的價值。